梦中的华一村

刘翔

　　重庆市渝中区华一路上这所名为重庆市实验学校的前身是陕西路中学，现在在校读书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可能很多人都是知道的，但我估计他们中的许多人不知道，在四十多年前这里曾是一所小学校，那时叫华一村小学。

我1952年出生后就是在华一村小学校园里长大的，直到1968年的夏季之前才离开那里，在我的记忆中，华一村小学以前的门牌号应该是华一新街11号。现在这所学校不光是校门校名改了，里面的校舍也全部都是新建的了，门牌号也变成了华一路41号，除了门口这条公路以外，整个地方再也找不到以前的任何痕迹了，真可谓是现代版的沧海桑田。

华一村小学是我接受启蒙教育的母校，1966年夏季我在那里完成了高小学业，那时全校6个年级共有40个班，光是在校学生就有两千多人，而且全部是全日制教学，据我所知，那个在校学生人数的体量在当时的重庆市市中区里应该算得上是规模最大的一所小学校。但时间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时，这个学校竟因缺乏生源而被区教育局拆校了，于是以前的华一村小学从此消失了，变成了现在这所实验学校，实在是令人唏嘘。

这是现在重庆市实验学校的校门。

　　这是进入重庆市实验学校的车道，这条车道的位置就是以前华一村小学老校门的位置，现在实验学校的校门那里以前是一段围墙。

那时华一村小学的校门外是两段台阶，在两段台阶中间有一条向左边的小道，从那条小道可以通往华一坡或附近的一匹山。

　　从我记事起，一直到1968年夏天前，我们家就一直是住在华一村小学校园里的。文革前有一些教职员工也是住在校园里的，学校不上课的时候，有一些家住附近的老师的孩子和一些家住附近的学生平时也是喜欢在学校里来玩，所以感觉当年学校里还是很生机勃勃的。特别是暑假期间，有些附近住的老师会带着孩子们到学校里来避暑，那时校园里就会显得异常热闹，当年学校那幢旧教学楼的底楼教室里是相当凉快的，课桌就可以当床。最热的时候，还可以直接在校园的露天去睡觉，点上一支蚊烟，看着满天的星斗慢慢进入梦香，现在回想起，还蛮有点诗情画意的。那个年代的星空是非常漂亮的，在天气晴朗的夜晚，可以看见满天的星斗，那真的是名符其实的银河，至今还记忆犹新，遗憾的是现在城市里的孩子们再也看不到那种景象了，不光是他们看不到了，我们同样也是看不到了。

美丽的星空。（图片来源于网络）

　　当年学校的对面是公路养护处，记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时，那里经常停得有一台使用蒸汽机为动力的压路机，我看到过那台压路机工作的，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是一台真正的老古董级别的压路机械，起码应该是民国时期进口的，记不起是何年公路养护处的压路机换成内燃机的了，那台烧煤的老压路机估计是当废钢铁处理了。我在想，如果那台老压路机能够保留到现在，放进博物馆里，应该是件很不错的工业藏品。

这是现在在网上找到的一张同类压路机的图片，供大家怀一下旧。（图片来源于网络）

　　学校的左边是座小山，当年叫一匹山，现在开发房地产后，那座山已经被推平了。那座山上的小道是学校通往临江门的一条捷径，以前我们进城时经常就是从那里走。记得当年山坡上种了不少夹竹桃，夹竹桃花有红色、黄色和白色的，开花的时节山上的景色很好看，我们小时候也爱到山坡上去玩耍。记得有次我们去玩耍时，那时我还小，还未入学，同行的人中有一个我哥哥的同学，在半山坡小道上行走时，他超过我时挤了我一下，我偏出了小道后就滚下了山坡，一直滚到山下一家住户墙边的沟里才停下来，把大家都吓坏了。当时我的感觉是被滚得天旋地转，整个人都是晕的，我家保姆闻讯赶来把我带回了家，经过检查，除了衣服弄脏了，身体还好无恙，真是福大命大。

夹竹桃花（图片来源于网络）

　　学校门口有个书摊，里面的小人书永远是孩子们的最爱，课余时间手里又有点零花钱的孩子是那里的常客，老点的书一分钱看一本，新来的书三分钱看两本，租一本回去看第二天还好像是五分钱，新书不出租。那时孩子手里的钱都很少，经常会在老板不注意的时候互相偷换手里的书看，这样一分钱就可以看到两本书了。记得在有一年的假期里，班主任在一些住房相对宽裕的学生家中组织成立了一些校外学习小组，实际上就是大家在一起做假期作业。有一天，一位同学在那个同学家房边的沟里发现了一只青蛙，于是同学们就抓住了它。这时正好有一个成年人路过那里，他看到后硬说那只青蛙是只癞蛤蟆，叫我们卖给他拿去做药，于是一角钱成交了这笔交易。随后我们去老虎灶那里把那一角钱全部换成了分币，发现青蛙的那位同学分到了两分钱，其余的每人一分钱，结果那笔飞来之财全部拿去贡献给了书摊，大家都皆大欢喜！

　　小人书书摊的老照片。（图片来源于网络）

　　学校附近有个菜市场，那里的蔬菜摊点都是属于蔬菜公司的，不过学校有食堂，我们极少去买菜，记得一般只是在蕃茄上市时去买些回来当水果吃。菜市场的左边第一家最初是个煤店，记得那时主要是卖蜂窝煤，全是手工制作，我们去买过。后来煤店搬到菜市场另一头去了，那里就改成了茶馆，晚上有人说评书，很闹热的。隔壁是个老虎灶，5磅的开水瓶一分钱一瓶，如果是8磅的开水瓶是三分钱两瓶，交三分钱打一瓶后会找补一个小纸牌，下次可以凭牌打一瓶。我们小时候几乎每天都会去打开水的，因为那时家里除星期天外，基本上是不会生火的，而且那时家庭里也都没有烧开水的家用电器。老虎灶旁边是个理发店，开理发店的是夫妻俩，他们的儿子是我哥哥的同学，女儿是我的同学，现在同学聚会时都还能见面。记得还有一个药房，是在菜市场这一边的那一头。

　　这是一张老虎灶的老照片。（图片来源于网络）

　　菜市场的右边有个油腊铺，除了卖酱油、醋和菜油以外，还兼卖些糖果糕点。那时打酱油、醋和菜油的量具全是竹筒制作的，以竹筒的高度来区分量具的容量。酱油分8分、1角2和1角8三种，前两种类似于生抽，后一种类似于老抽。我们很小就会打酱油了，谁知这句话现在竟成为了一句流行语，呵呵！记得从那三年困难时期开始，买很多东西都是要票证的，在那个油腊铺里买糖果糕点就有一种专门的糖果证，买了后售货员会在那个证上盖上章的，不能多买。对于孩子们来说，那个糖果证在当年是个很宝贵的东西，实在馋得很了才会动用一下。

　　这是一张老油腊铺的照片，不过华一村菜市场里那个油腊铺的规模比这个油腊铺要小得多。（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菜市场右边的最里面是个小餐馆，当年我光顾那里的时候很多，不过基本上都是去买碗小面而已。记得母亲生了小妹后，身体一直不太好，主要是胃口不好，经常叫我去那小餐馆给她端小面。在计划经济年代，驰名已久的重庆小面永远是二两粮票八分钱一豌，在家里带上一个大口的搪瓷盅盅，在柜台交了粮票和钱后，收银员会往后厨大喊一声，“二两清汤，外走”，然后拿上收银员给的那个小竹牌子到后厨去交给厨师，厨师接过盅盅打好作料，煮好面条装进盅盅里，一路上闻着重庆小面的香味回家，真是垂涎欲滴，还好是已经吃过饭了，否则真的可能会挡不住那种诱惑，那个情景至今依然还历历在目。

记得在五十年代时，在华一村菜市场口对面的街边存在着一个消防队，那不是现在这种职业的消防队，应该是一个属于当时地段上管理的小消防队，设备相当简陋，主要设备就是一台双人操作的手压式抽水泵，没有专职的消防人员值守，消防队员全是社区的居民，类似于现在的预备役，消防队那大门平时是锁着的。我曾看到过消防队搞过一次消防演习的，那时菜市场前面是一条断头公路，在公路边有个粮店，粮店对面有个蓄水池，水源来自地下水，演习就是在那里搞的。记得当年消防队员是有专业服装的，衣裤记不清了，但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头上戴着的竟是一顶漆成红色的尖顶竹壳帽，很像现在清宫剧里的那些士兵，感觉有点搞笑。消防队员们将水泵连接上消防水带后，两个人用力抬压抽水泵，水龙头就喷出了高高的水柱，孩子看到都感到很震撼，同时也觉得很好玩，不知我的那些同龄人们是否还有此记忆？

　　学校每年都有寒假和暑假两个假期，寒假很冷，而且有个春节在里面，时间很短，年过完了就要开学了。那时感觉只有暑假才是全年最好玩的假期，记得我们当年在暑假里最热爱的活动就是在教室里搭地道玩。那时各个教室都没有上锁，我们会选择一个教室，用课桌隔断构建成各种曲折的通道，並形成楼上楼下的空间，然后每天在里面钻来钻去，乐此不疲。

当年上房顶里掏麻雀窝也是我们的活动之一，学校有幢教学楼的房顶里面经常有麻雀在里面筑巢，我们搭上桌凳钻进楼顶的天棚里去寻找鸟巢和雏鸟，有时也会得手，雏鸟都不会飞，最后被我们玩死，现在想起来当年真的有点在造孽，不过那时只是觉得很好玩。尽管暑期天气很热，但我们一天还是玩得不亦乐乎，以致于直到开学前才熬夜去赶着做那些该死的暑期作业。

我们那个时代孩子们的功课都没有现在孩子们那么重，在我的记忆中，那时从来都没有需要家长辅导孩子做作业的事。记得那时上午是四节课，每节课45分钟，课间休息10分钟。第二节课的课间休息时间要稍长一点，但要集体做课间操。一般上午放学前任课老师会布置一些作业，但那点作业只要中午抓紧点时间大都能完成。下午一般只有两节课，四点钟就放学了，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玩到吃晚饭那时。学校里设有食堂，有些学生也是在食堂搭伙，用不着自己做饭，玩的时间相对就比较多一些。实话实说，我们那时除了没有现在的孩子们吃得好穿得好，但比他们生活得快乐。

记得文革前学校里学生们的兴趣活动也是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各种兴趣班中最热门的还是潘老师组织的那个合唱团，前往报名的人很多，但潘老师要一个一个地面试，当年学校里有个全校闻名的瓮鼻子学生，没想到五音不全的他竟也前去报名，可见学校当年的合唱团是多么吸引人，当然他是不可能被录取的，不过很佩服他的勇气，确实是精神可嘉！他参加面试时的那些情景，记得那时曾被他的同学们笑谈了很久。那时学校合唱团排练出的节目，在学校历年的各种庆祝活动时都是最精彩的压轴节目。

我当年选择的是无线电兴趣班，记得是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组装一个简单的矿石收音机，只能用耳机接听，当第一次在耳机里听到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声音时，心里是充满了惊喜和成就感。那时没有网络，没有电视，只有空中看不见的无线电波，除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也有地方广播电台，那个年代拥有一台真正收音机的家庭是极其罕见的，我家就没有。不过那时学校里有广播器材，除了开大会时和做课间操时使用外，不上课的时候也会播放新闻和一些音乐，由于当年学校的广播器材就是安放在我们家里的，所以我也学会了开机播放，那时播放音乐都是用电唱机的唱片放，记得学校那时唱片很多，不过当年最喜欢放的唱片好象是《十送红军》。那时电台里每晚的新闻联播节目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种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类似于现在央视的新闻联播。记得文革前新闻联播节目的开始曲是奏的国歌，节目结束后奏的是国际歌，感觉特别庄严肃穆。

制作矿石收音机其实很简单，主要零件就是那个矿石，那个矿石分为固定矿石和活动矿石两种，制作时是把矿石固定在两个支架上，支架就固定在木板上，然后用导线连接电路。使用固定矿石时不用调校，但效果可能会不太好，活动矿石可以适当调校接受效果的灵敏度，调校得恰当时收听效果会比固定矿石要好一些。其实接听效果最好的器材就是直接使用二级管代替那个矿石，但当年学生们的经济承受能力都很有限，所以一般都不会去选择二级管。

　　当年华一村小学里学生多，教职员工也相对比较多，老师里面是人才济济，除了有当年重庆市百面红旗之一的张佳敏老师外，在我的印象中，教音乐课的潘老师也算得上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那些年里学校里的文艺活动因为有他而搞得是风生水起，许多老同学们都还深有记忆。记得当年他还组织学校里的青年教师们编排了一个反映抗美援越内容的舞蹈节目《椰林怒火》，那时晚上他们经常在学校里的那个小操场上排演，我因为住在学校里，于是就是他们的忠实观众。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他们那充满青春活力的舞姿就是那个时代里的芳华，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至今难以忘怀。

1966年夏天我们从华一村小学毕业后，因为文革停课，没能升入初中，直到1969年复课后，我们这届小学毕业生才进入了巴蜀中学学习，那时叫四十一中。按当时市革委有关部门的划分，我们这批小学毕业那些在1953年4月11日以后出生的叫适龄生，他们在九月份开学就入学了。1953年4月11日以前出生的，叫超龄生，是十月份才入学的，我就属于超龄生，进的是超龄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当时在学校里的学生一共编成了9个连队，1-6连为适龄生，共60个排，7-9连为超龄生，共20个排。

　　我们入校后不久，学校里组建了红卫兵团，我们连队也组建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因为宣传队里有不少队员就是原华一村小学的毕业生，所以我们就请了潘老师作我们宣传队的舞蹈编导，在我们那个宣传队活动期间，我们得到了他非常热心的帮助和辛勤的指导，至今宣传队的那些老同学们都还很怀念他。华一村小学拆校后，他去了人和街小学，听说他在那里发展得更好，他在那个学校里组织的文艺活动就曾多次获奖，真是应了那一句俗话，是金子放到那里都会发光。

我在校时高年级的美术老师姓胡，当年学校里墙上的各种宣传画都是出自他的画笔之下，记得当年他的有些画作还被放在解放碑夫子池那里的厨窗里公开展出过，我们都很崇拜他。后来他迷上了打太极拳，当年我还跟他学过几手，不过没有坚持下去。听说他退休后曾去当过打太极拳的教练，可见他是一直坚持下来的，而且造诣还比较高。

有位姓李的老师，是后来调到学校来的，当年任我们高年级的体育老师，这位老师不光蓝球打得好，而且多才多艺。记得文革初期时搞了一个红海洋运动，也就是到处墙上都书写上毛主席的语录，我们学校也不例外，校园里墙上也到处都是毛主席语录，那时都是用油漆书写的，因为只有那样字体才能在墙上保持得比较久，我看到当年学校里的那些毛主席语录都是胡老师和李老师书写的。

　　这是1965年红五月歌咏比赛后学校六年级五班的一张集体照，因为临近毕业了，也算是毕业照。右边坐着的那位男老师就是胡老师，他身后站着的那位就是潘老师。

当年学校里的男老师们还组建了一个男子蓝球队，潘老师、李老师、胡老师都是在其中，照片最上面那个张老师和吴老师也是蓝球队的，他们经常在校内组织比赛。受他们的影响，文革前我们六年级的有些学生也组建过一个蓝球队，我也在其中，当年我们周边的小学校没有谁是我们的对手，我们那时还与附近初中的一些班级队比赛过，互有输赢。

华一村小学的对面有个单位叫科技情报所，这个单位有一个毗邻的单位叫钢铁计设院（记得那时也曾叫过黑色冶金设计院），那两个单位都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北方人居多，因为他们大都说普通话，所以当年我们本地人都统称他们为东北人。他们的子女有许多就是在华一村小学里就学的，我复读六年级的那个班级里就有三位。科技情报所那个地方曾是建国初期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的办公地点，所以我们当年也习惯地叫它公安部，那里有个大礼堂，礼堂上面还有贺龙元帅提的字。由于有情报所的干部员工的子女在校读书，我们学校也曾借用那个礼堂搞过一些庆祝活动的，当年能进入那个礼堂开会和表演节目，孩子们都是很兴奋的。记得1970年我在四十一中超龄生学习班时，我们那个连队宣传队为了答谢潘老师的指导，还到那个礼堂去为学弟学妹们汇报演出过。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都是很能吃苦的，那个时代的人都有着一股很强的精神力量，我看到当年学校的部份围墙就是老师们自己动手建的。当年学校有些围墙是打的土墙，筑墙时就是往木模里填上土，然后夯实，一层一层地加高，建好后在表面抹上三合土防水。那时那些年青的老师们在工地上干得是那么的热火朝天，现在回想起真是令人感叹！那场面确实永远难忘。

这是一张打土墙的图片（图片来源于网络）

　　1958年是个大跃进的年代，当年全民大炼钢铁的场面同样也走进了我们那小小的校园里，不过那时我尚年幼，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去年在福利院里曾听我母亲说过，学校当年在厨房后面的猪圈那里曾建过一个土高炉，炼铁的过程中差点造成了火灾，她那时是学校领导，被吓得不好。

这就是当年大炼钢铁时群众建的一座土高炉（图片来源于网络）

　　随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全校教职员工们同舟共济，老师们经常利用休息日到郊区山上去挖土茯苓，那东西实际上是一种植物的根茎，我看到每次他们回来都收获不小。那土茯苓需要洗净晒干后磨成粉状，然后按一定比例加到面粉里，蒸出来的馒头变成了红褐色，不仅口感不太好，而且还容易造成大便结躁，不过添加了土茯苓后可以适当增加些馒头的份量，为了能填饱肚子也只有克服。那些年为了增加营养，还发明了制作小球藻，我们学生们都参与了的，每天给玻璃瓶里的小球藻吹气晒太阳，记得当年真正能做成功的极少，孩子们只是觉得很好玩而已。

　　当年学校里有个食堂，食堂的大厨是一位姓冯的老伯，我们都称呼他为冯伯伯。我母亲晚年卧床在福利院里时，与我摆谈起学校的往事时，她曾告诉我，那位姓冯的大厨以前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解放前曾是个什么理事，在当年应该算得上是个很有身份的人，没想到解放后竟因为那个身份而沦为了大厨，确实是时世造人啊！不过冯伯伯确实是个很称职的好厨师，红案白案都是好手。食堂的炊事员里有一位姓陈的阿姨，我们称呼她为陈孃孃，还有一位年纪稍大点的张阿姨，我们称呼她为张孃孃。当年食堂里除了冯伯伯是正式职工外，那两位阿姨当年都是临时工，不过后来陈孃孃转为了正式工。学校里还有一位姓刘的校工，是个驼背，按现在的标准应该属于残疾人，他负责学校里的水电维修，那是个很能干的人，我们称呼他为刘叔叔，他当年就住在学校大门口的那间房里，一直没有离开过学校，食堂里忙的时候他也会到厨房去帮厨。

当年学校的食堂后面建有一个猪圈，记得那时还曾养过一头母猪，配种后生下来的小猪就在那里长大，我们小时候经常去那里玩，觉得小猪们很可爱，不过等到小猪们变成二师兄了后的结果却都是同样的，有点悲催。母猪配种的那个过程属于少儿不宜，大人们是不准我们小孩们去观看的，记得当年老师的孩子中只有达文哥去看过，虽然那时他也算是个孩子，但比我们要长几岁，后来曾听他说过配种的那个场景，那时觉得很是神密。

我现在一直都那么认为，学校食堂里的那些炊事员们当年都是些很能吃苦耐劳的人，他们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以外，还要饲养那么多的猪，确实是很不容易。特别是陈孃孃，我看到当年喂猪的事基本上都是她一个人干的多。

（图片来源于网络）

　　猪养肥了当然就得杀，逢年过节时学校里杀猪的那个场面是非常热闹的，至今难忘。现在回想起，那么血腥的场面我们当年居然还那么喜欢去看，现在想起来真是觉得不可思议。

当年杀猪的主要操刀手是冯伯伯和刘叔叔，有些身强力壮的青年男老师也会当帮手，记得平时基本上都是每次只杀一头猪，但最多的一次也曾杀过四头猪的。猪杀死后，下一道工序就是刨毛。那时刨毛前是先用刀在猪的后小腿上割一条小口，用一根长长的铁钎捅进去，在猪的皮下贯捅好几处地方，然后就往猪腿里打气，有时也看到用嘴吹的，但用嘴吹很费力。等到把死猪吹成气球状时，就用开水烫了后刨毛。毛刨干净后，抬到厨房里挂在梁上剖开，取出内脏后分解猪肉，大功告成。猪肉多的时候，除了留下聚餐的部份，会分给教职员工们的，大家皆大欢喜，在那个猪肉凭票供应的年代里，也算是很好的福利了。

我记得学校里在早些年还饲养过一些兔子的，由于年代久远，我已经记不起究竟是哪些年的事了，我只记得那些兔子是由魏老师在具体管理，兔子窝就在那间大办公室楼下的那间类似地下室的小屋内，那时那间屋子里的地面全是土，斜埋了一些坛子在土里就作为兔子窝。

那些年学校里还有一些菜地，种有南瓜之类的一些蔬菜，我们小时候就曾把小南瓜摘下来玩过，现在回想起当年真的是太淘气太不懂事。

　　这张照片上右边那位老人就是当年华一村小学大名鼎鼎的张佳敏老师，左边那位是当年教委安排照顾她日常生活的一位保姆。

　　谈华一村小学的历史就离不开张佳敏老师，只要是文革前从华一村小学毕业的学生没有不知道她的，由于师生们都很尊重她，当年竟还有学生误认为她是校长。那时学校里姓张的老师比较多，为了区别，我们那时背地里都习惯地称呼她为老张老师。

当年她因工作特别出色而被重庆市市委市政府树立为重庆市的百面红旗之一，这在当年的重庆市里是个极高的荣誉，学校也因她而增辉。记得1965年川黔铁路建成通车时，重庆市曾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去参加了那个通车仪式的，张老师就是代表之一，后来听她说过，当年《红岩》小说里华子良的原型人物韩子栋也是在那个代表团中的。

张老师一生未婚，所以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予了她的学生们，这恐怕就是她一生中最值得称道的品质。

在我的记忆中，张老师永远是华一村小学一年级一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她算得上是许多孩子的第一位启蒙老师。记得在她那个班级里有个姓包的学生，比我年长一点，家住附近华一坡上，那个孩子在学习的智力上有些问题，老是留级，所以在一年级一班里呆的时间最长，与张老师在一起的时间也就最久，张老师一直很关爱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那孩子与张老师的感情也最为深厚。张老师逝世后开追悼会时他也到了场的，並燃放了他自己买来的鞭炮，在后面那张追悼会后老师们合影的集体照中也有他的身影，可见那孩子成年后还是一个很有感恩之心的人，在这里我要为他和张老师点赞！记得在我进入老年后有次乘坐公交车时还曾遇到过那位姓包的同学，真没有想到那时他竟还认识我，主动与我打招呼，在车上与他交谈中居然没有感觉到存在任何障碍，要知道当年在学校时他就是远近闻名的“包傻儿”啊，可见他成年后的智力比小时候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真心地为他感到高兴！

其实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张老师实际上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实事求是地讲，她除了有很优秀的一面以外，也存在着一些缺点，我就觉得她对人过于严厉，缺少温情，並且还有很严重的洁癖，这也可能就是造成她一直未婚的原因。我们那些在校园里长大的孩子们虽然都很尊敬她，但也很畏惧她，在校园里见到她时能绕道走就尽量是绕道走。实话实说，单就教学水平而言，当年学校里在教学造诣上比她高得多的老师是大有人在的，对那些恩师们的教诲我一直都是心存感激的，是他们给了我知识的力量，让我有能力在这里留下这些文字，深深地感谢他们！

我离开学校后张老师也退休了，听说从学校搬出去后与她一个多年独居的老朋友生活在一起，后来那个老人离开了本地，她就是一个人独居了，区教委专门安排了一个保姆照顾她的生活。张老师是在1983年5月突然逝世的，我听说她是摔死的，我个人估计她逝世前极有可能已经患上阿尔茨海默症了，並且已经进入到严重的抑郁状态，那个时代的人对那种老年人的精神类疾病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如果能早期进行一定的医疗干预，她应该是不会去世得那么突然的。

　　这张难得的老照片是华一村小学拆校后老师们的一次大团聚，遗憾的是当时有一些老师缺席，他们有的已经离世了，有些是有事无法脱身而没来参加。那次拍照是因为张佳敏老师的突然逝世，大家赶来送了她最后一程，在张老师的追悼会结束后就留下了这张宝贵的集体照。我小学一、二年级的班主任张友素老师，三年级的班主任兰成亮老师，五年级的班主任沙开瑞老师全在照片上，那位姓包的同学就站在后排中间。

　　尽管时间过去了这么久，但我至今仍然记得在校园里生活过的那些岁月。三年困难时期过了后，生活在逐渐好转，父亲从云南调回重庆后，家里又添了一个小妹妹，一家人其乐融融。尽管那时什么都还是凭票供应，但毕竟比困难时期好得多了。那时每年春节前会凭票供应些年货，采购那些年货时是非常高兴的，因为过年就意味着比平时要吃得好一些，这是当年所有孩子们最期盼的事。记得有一年春节前父母买回过一个做成蝶状的腊猪头，悬挂在室内墙上，每天进屋就能看到，曾让我们兄弟俩垂涎了好久。那时泡糯米磨汤圆面是每个家庭春节前必做的功课，虽然磨汤圆面的整个过程很辛苦乏味，但从那个过程中却可以感受到一种浓浓的年味。那时学校食堂里有一个石磨，每年一到磨汤圆面的时候大家都会排队轮着去磨，这家磨完了那家接着磨，磨好后装进口袋里吊在室内滤干，年初一就能吃上汤圆了，感觉那时的过年才能感受到那种真正的年味。

　　搬出校园后，1969年4月中共召开了九大，文革也由“斗批”进入到了“改”的阶段，工宣队、军宣队也都进入了校园和工厂，社会秩序正在逐渐恢复。10月份我也进了四十一中的超龄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直到1970年9月去参加工作，从此就与华一村小学校园彻底脱离了。不过印象中，我家搬出校园后，在1969年和1970的夏天我们还是去学校里避了暑的，重庆的夏天确实是太热了，那时不但没有空调，电风扇也没有进入家庭，当年大家唯一的降温工具恐怕就是手里的大蒲扇。

在我参加工作前，学校就成立了校革委，母亲作为被解放的革命干部，回到了学校的领导岗位，当年驻校的工宣队是四德村口那个汽修二厂的工人师傅，听母亲说过，工人师傅们都很不错，通情达礼。唯一使母亲不爽的是那个军宣队的年青小兵，那人那时左得可爱，阶级斗争的观念极其强烈，经常斥责我母亲是个老右倾。那时正是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时期，有一些出身不好或历史上有些问题的老师就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对待，曾让母亲很是为难。记得在我参加工作时，有个老师的孩子也是超龄生，本来他已经通过了重庆铁合金厂的招工体检，但就是由于他母亲的问题在政审上没有得到通过，后来他还到铁合金厂驻渝办事处去哭闹过。不过后来他被另一个招工单位录取了，那个单位比我们那个铁合金厂好得多，他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记得在1977年，那时学校里曾经发生过一个命案。在我们以前夏天避暑歇凉的那个老教学楼的底楼里，有一间闲置的教室里曾堆放着一大堆建筑用的生石灰。那时有一个在学校附近住家的小女孩突然失踪了，报案后一直没有找到人，过了一段时间后，在使用那堆生石灰的时候，突然在石灰堆里发现了那个小女孩的尸体。警方马上立案调查，那时居住在学校里的男性都是被列入了怀疑对象的，最后警方锁定了的重大犯罪嫌疑人就是那个刘叔叔，第一他是单身男人而且住在学校里，没人能证明他那段时间的行踪，第二案发后他确实存在着各种反常的行为，于是警方就刑拘了他，当年我们都认为他进去后肯定是死定了。谁知最后的结局让人大跌眼镜，两年后他竟被无罪释放了。看来在看守所里他是一直都没有招供，警方那里也一直没有找到确戳实锤的犯罪证据，只好把他给放了。实话实说，直到现在也没弄明白，当年到底是冤枉了他，还是他侥幸地逃脱了法律的惩处？

记得后来在上世纪九十年后期我曾进过一次校园，那时那里早已经是实验学校了，以前学校前面那两幢教学楼已经拆了重建过了，不过文革前建的那幢新教学楼还在，操场也还在，当时的感觉是校园里的场地怎么竟然那么小，是不是因为是我人长大了的缘故？想当年，全校可是有两千多学生在这个操场上做课间操啊，不知这么一个操场当年是怎么能站得下那么多学生的？遗憾的是那时没有智能手机，当时也没带相机去拍照，结果没能留下任何影像资料，同时也就留下了这么一个终身的遗憾。

　　这张照片是我所在的班级在1964年的11.27纪念日去烈士墓扫墓时拍下的，那时是六年级二班。随后在1965年的上半年我因病休学了半年，离开了这个班级后于1965年的下半年又复读了一个六年级。这个班级的其他同学都在1965年的夏季毕业后升入初中了，最后因是老三届中的初68级学生而成为了知青，于1968年底-1969年初走上了上山下乡之路。而我则于1966年小学毕业后成为了超龄生。

　　这是1966年学校举办歌咏比赛时，当时六二班同学的一张集体照。记得他们班演唱的歌曲是当年很热门的一部电影《花儿朵朵》中的那首主题歌《花儿朵朵向太阳》。

你看那，

万里东风浩浩荡荡，

万里东风浩浩荡荡。

你看那，

满山遍野处处春光，

满山遍野处处春光。

青山点头，

河水笑，

万紫千红百花齐放。

春风吹春雨洒，

娇艳的鲜花吐露芬芳。

抬起头挺起腰，

张开笑脸迎太阳。

花儿离不开土壤，

鱼儿离不开海洋。

少年儿童千千万万，

离不开亲爱的领袖，

离不开亲爱的党。

花儿朵朵向太阳，

颗颗红心向着党。

红色少年的心中，

长上了红色的翅膀。

准备着，

准备着，

时刻准备着，

奔向那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这部在1962年上演的少年儿童题材的电影，恐怕我们这些同龄人中很多都还有些记忆的，看着歌词我就会回想起那熟悉的旋律。

　　这是华一村小学何本健老师保存下来的一张老照片，从照片上的题字看，拍摄于1956年7月，距今已有65年多了，照片上的学长们如果还健在的，最小的应该都是接近8旬的老人了，真心希望他们能看到这篇文章和这张照片。

　　这也是何本健老师保存的一张老照片，距今已有60年多了，学长们可安好？

　　这是我母亲相册里保存的一些老照片。

　　在文革中，许多学校改变了原来的校名，记得在文革初期华一村小学曾改名为“赤卫小学”，文革后期改名为“市中区第三十五小学校”。

那个时代曾经推行过一段时间的小学带帽初中班的教育改革制度，这三张照片就是当时初中带帽班的学生们。

　　这是1971年时的初中连一排的学生。

　　这是1971年时初中连六排的学生。

　　这是1975年时初中一年级三班的学生。

　　这是文革前某个班级的毕业照，知道的校友请提供一下班级的名称。

　　这是华一村小学老师们聚会时的一张照片，我父亲也在其中，看了一下，坐在第一排的那些人现在应该是只剩下吴老师一人还健在了。

这是2012年10月一次聚会的纪念照

　　这是华一村小学校园里当年的那些小伙伴们，全都是老人了。照片摄于2017年10月21日。

照片摄于2019年1月28日

照片摄于2019年5月12日。

　　一转眼，时间已经进入到2022年了，华一村小学已经消失了四十多年了，当年风华正茂的老师们全都变成了耄耋老人，並且已经走了不少，九旬以上的现在所剩无几，大多已经八旬高龄了。在那个校园里长大的那些小伙伴们除了那些巳经永远离开了的以外，剩下的已经是年过古稀或是年近古稀了，最小的也是年近花甲了，都加入到了“研究孙”的大队伍中。尽管现在他们生活在外地或者生活在本地的各个角落，但只要一提起华一村，就会引起大家的共鸣，那是一个令我们大家都魂牵梦绕的地方，尽管它现在早已面目全非。

在做这篇文章时，回想起了许多往事，常常使我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仿佛就是沉浸在一场梦中，哎！梦中的华一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