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知青岁月（一）

周立基

编者前言：作为老三届和四零后中的一员，我曾于1968年12月6日，与清华附中十几位同学连同亲友，一行24人去往山西太谷胡村乡西吾村插队，成为一名插队知青。一年之后，我即离开西吾随同父母回到老家湖南湘阴南湖洲乡南湖一队落户，成为一名回乡知青。

曾于2019年3月13日写就一篇拙文《回忆我的知青岁月》，大致回忆述说了我作为插队知青的那段经历。凭心而论，那是一段挺美好挺安逸的青春岁月，一则我们来到了民风淳朴百姓善良的西吾村，二则我们有交情篤厚的众多学友相伴相随。

然而，我在老家作为回乡知青的那段经历，却很少向人言说。即便提及，也是零散的不完全的，因为对有些事情讳莫如深，于是不愿尽述其详。今日受一位好友发文之启发，决定将《回忆我的知青岁月》做成一个系列文集，将已写成的那篇文章排序为一，再将之后所写文章加以逐次提升的排序。

此举并没有任何个人的企图和目的，只是为了牢记历史，不忘过去。列宁曾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那么我必须将自己与背叛二字脱钩。这便是制作此美篇及后续系列文章的缘起和由来。

回忆我的知青岁月(一

完稿于2019年3月13日

改稿于2022年1月13日

诸如"上山下乡"、“插队知青”等名词并不是与中国文字相生相伴的词语，而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一个特殊事件的有关词汇。自1968年上山下乡作为安置中学毕业生的出路以来，唯独中国才有的这类词汇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从去年年初开始，国内就启动了纪念上山下乡五十周年的宣传阵势。陆陆续续读到报纸、微信、网上的数篇文章，其中大多是批评愤青之作，鲜有认可赞颂之词。作为曾经的插队知青，此时的我却有一番与众不同的思考、心态和心情。

1966年6月1日，北大聂元梓等人写的第一张大字报，成为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发令枪。那天是我在清华附中参加高中毕业考试的第一天，上午考语文下午考政治，也就是说，我正在通向清华大学的路上按部就班的走着。完全没有丝毫预料和任何思想准备，上大学的路就这样戛然而止了。接下来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于中华民族和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政治大劫难。作为当时红卫兵发源地的清华附中，遂成为这场浩劫的重灾区。本该三年就上完的高中竟拖延了两年，而这两年除了不自觉的参与文革之外，再也没有了其他收获，以致风华正茂的我们陷入严重的迷茫和混乱。唯一尚存的清醒意识便是，我等进清华的梦已然彻底破灭了。

1968年的中期，来自总参防化兵部队的一连人马进驻清华附中组织军训。同时也开始了对在校学生的毕业分配。陆续分配的出路包括参军、去军马场、青海冷湖油田、北京铁路局、云南农场、北大荒农场等。军训连在学校待了几个月后就撤离了，当我决定回湖南老家务农并办好一切必要手续之际，清华附中革委会在1968年10月又一次发来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其实还是为了继续解决毕业分配的问题。这次复课一个多月以后，附中的两三百号同学，决定报名去往山西太谷插队。原属《井岗山红卫兵纵队》(简称《井纵》)的十几个同学，包括景晓东、王培新、刘家琛、王瑞利、李燕乔、秦嘉黎、彭承元、高王凌、宋启安、温琳、马莉莉、刘克芬、石路莉和我等人。已经决定结伴同行，于是我成了太谷插队这帮同学中的一员。

记得1968年12月6日我们去山西插队的那一天，入冬已经一个月的北京甚是寒冷，火车临近中午始离北京，送行亲友来的不多，只记得家琛的四姐和哥哥来了，燕乔的妈妈来了，我的叔伯小姨来了，景晓东的姐姐来了。既然是一种工作分配，既然还有许多关系亲近的同学陪伴，到哪儿生活还不是一样。所以，我们《井纵》的这帮同学并没有显露几分落寞和惆怅。我们乘坐的是一列慢行火车，十几节车厢坐的全是北京去山西插队的中学生，而与我们邻近的两三节车厢，坐着的全是清华附中的同学。因为是慢车，一段并不遥远的路程竟然走了十几个小时，那一夜我们在火车上度过。已经记不清我们这帮人在一起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只记得我们尝到了燕乔妈妈准备的笋干烧肉，吃到了许多人带上的小零食。将近午夜，听到隔壁车厢一阵喧哗，好像是高二的几个同学喝酒喝高了，正在撒酒疯。虽说插队也是一种就业安置，但与我们多年形塑的理想，与我们进清华附中的初衷，却是如此的南辕北辙。真的是不甘心不情愿啊!那么借酒浇愁发泄一通也就无可指摘了。

次日清晨，我们这帮附中同学从火车站乘坐几辆卡车，来到了太谷县县委招待所，用过早餐后，太谷县委干部们组织召开了知青欢迎大会，又安排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大家便各自西东了。分到太谷胡村公社西吾村的包括前述《井纵》的14位同学，加上温琳的哥哥，景晓东的弟弟，秦嘉黎的妹妹，家琛的弟弟及其一个同学，家琛的妹妹及其三个同学，以及次年才来插队的刘刚，西吾村一下子增加了24个村民。

到西吾村后，我们被分别安置到村里的两个生产小队，而所有同学都暂时安置到某些村民家中住宿。西吾村属平原地区，离太谷县城有十几里路，离最近的火车站北阳站只有两三里地，而在附近的中阳村就有一个供销社，可以买到肉类果蔬等多种生熟食品，以致西吾村成为太谷县生活条件最好的知青点之一。家琛妹妹带来

的两个同学来氏姐妹，有亲戚在太谷

县城工作，可能给县里和村里递过话，说我们这帮人的家长都多少有点儿身份和来头，让村民们不要亏待我们。之后，村里确实一直待我们不薄，我曾亲耳听到村支书张元义在支部大会上告诫大家善待我们的一番话。记得当年拨给我们每个插队同学一笔安置经费，是多少钱不记得了，反正村里没有挪用，在我们插队半年以后就为我们盖好了专用宿舍，那是中间隔有一个门洞的一字排开的12间平房，以这排房子为一面墙围起了一个小院，院里空间不大，除了宿舍对面的一角有个厨房和一口水井，另一角有个厕所之外，再无其他建筑设施。我们与村民们一直保持着和谐友好的关系，至少在我插队的一年期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或者其他不愉快的事情。

我们这群年级各异年龄不一的插友们自此开始了新的人生之旅。所有的人并没有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打算，都向往期待着各自命运终会有所改变，却又不知道我们的归宿在哪里?我们的前途在哪里?身体和生活的安顿相对还比较容易，只须慢慢习惯适应接受便是了，而心灵和青春的安放却绝非易事。落户西吾村一年的生活，大多平淡无奇，然而却有几件事情给我印象颇深，以致终生都不会忘怀。

第一件事发生在刚开始插队的那一个月。北方的冬季属农闲时节，我们并没有多少农活干，记得当时出工干的活一是积肥沤粪，二是收割储存大白菜，三是在村里的砖窑担砖。而不干活的时候，很多同学都在琢磨着买点儿肉、包顿饺子、喝口小酒、改善一下伙食。生活显得空虚乏味，百无聊赖。记得大家在一起度过69年元旦前的欢宴，我们包了饺子，炒了几个菜，然后一起喝酒痛饮，记得那酒是北京的二锅头和山西的汾酒。那天我们都喝了个痛快，我的酒量过人，白酒喝个三四两的一点儿事没有，但不少人都喝醉了，醉得最厉害的男生有李燕乔，还有温琳的哥哥温公达。女生喝醉的有温琳和马莉莉。温公达曾是北京26中的学生。北京26中属历史悠久的知名男校，公达也念到了高三年级，想必定有考大学求前程的一番志向，却因大学梦的断灭而只能选择插队。想到将进入一个全然陌生的群体，面对一个落差甚巨的全新环境，他又怎能不愁肠满腹，不喝个酩酊大醉?燕乔是被其母亲溺爱的小儿子，他任性又感性，也许是生活突然发生的巨变，使他无法接受才放纵自己，让酒去麻醉驱除无以解脱的痛苦心情。而温琳、马莉莉则是酒后吐真言，小声呢喃着藏在心底的话语。人啊，无论地位高下，无论年龄长幼，都阻止不了其对幸福快乐的憧憬和追逐。而又恰恰是这样的向往和追求，才使我们终能逃离那些不堪境遇，走出人生的逆境和低谷。

第二件事是在大家回家过完春节之后，我所在的二队除我和家琛之外都是比我们年轻的同学，他们的心还安定不下来，继续过着随心所欲无所事从的日子，相处时也多有争执和冲突。分在一队的景晓东和王培新决定召开会议来整顿一下大家的状态。那是一天的晚饭后，我们全体人员聚集在一间较大的宿舍里，并不记得会议的详细经过，只记得以景和王发言为主，他们说不管今后我们的境遇能否改变，我们都须振作精神，抓紧时间学习和充实自己。以不断成长和提升自我价值。从那以后，确实大家的精神面貌大有改观。工闲之时开始了读书、看报、吟诗、练字等等，偶尔全体同学聚在一起，多由景晓东出题测试大家，如同现在电视里的知识竞猜节目。出题内容包括历史、地理、诗词等知识，对大家的知识长进很有益处。我们习惯于将学习界定于有限时间的在校教育，其实学习是一件伴随生命而永无休止的事情。自这次会议之后，大家的心才终于平复了，正是对自我教育的提升和坚持，对个人修为的引领和自律，我们这帮同学才大多有了较好的归宿。景晓东76年写的悼念周总理的长诗《告别》成为烩灸人口的佳作，他曾是复旦大学哲学系77级学生，数十年来多有诗词文章等述作，其中于2009年写出的《失落的天网》，借探讨围棋的起源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蓝图及途径，堪称惊世之作。高王凌、宋启安、李燕乔、马莉莉和周立基（本人），后来都曾在大学任教。秦嘉黎于90年代初期就下海创业，成为远程教育、信息工程方面的先驱者并卓有建树。其实，我们无法决定和掌控个人的命运和遭遇，但我们可以坚持对生命意义的叩问和追求，可以决定和左右面对任何遭际时的态度和做法，以尽量接近和抵达我们欲求的目标。

第三件事是我被两个偶发癔症的同学"劫持"出走一夜的故事。那是夏季麦收后的一个炎热的晚上，来自另一个村的附中高二同学小杨和小郭来西吾村径直找到我的住处，她们随身带着许多吃的，主要是煮鸡蛋和蒸馒头。刚一坐定就开始吃喝起来，看样子饿得够呛，鸡蛋馒头的交替着吃个不停。吃完喝罢已近深夜，两人便要求我跟她们去往段村。她们说去段村有两个理由:其一，西吾村没几个好人，我是好人之一。那些"坏人"都在憋着劲施害于我等好人，故必须逃离他们。其二，段村才是一个红色根据地，那里聚集的都是好人。尤其是徐桓同学。

听着她们梦噫般的话语，我有些愕然，也有些惶恐，但我已经无力抗争，深深陷入了她们的精神控制。连穿鞋的功夫都没有得到，我穿着一双拖鞋就随着她们去往段村。那天的夜色很美，一轮明月泼洒着皎洁的月光，并非满天繁星，却星光熠熠。本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夜晚，我们三个人却在遭受如此不堪的境遇。短短的十几里路，我们却走了整整一夜。一路上小杨和小郭说个不停，不记得她们说了什么，只记得她们时而亢奋、时而抑郁、时而欢喜、时而忧伤的表情和语气。而我一直在寻找着摆脱她们的机会，我们走的是田间小路，路旁全是长满玉米高梁的庄稼地，庄稼都长得一人多高了，钻进庄稼地借机潜逃，该不是什么问题吧?当我这个念头刚刚闪现，不容我多想，她们就发现了我的心机。小杨立刻站在一个稍高的小土坡上，说道:"我是不可一世的凱撒大帝，你跑得再快也逃不出我的手心。”确实，这句话震慑到我了，之后我再也没有了脱逃的想法。

就这样我们于天明时分抵达了段村，进村遇到的一位同学把我们领到像是村委会的一个大房间里，并迅速叫来了徐恒。我们三人一定把他们惊到了，我永远忘不了他们看我们时那种异样的眼神。我仍在心有余悸，出离不了被挟持一夜的惊惶失措和疲惫不堪。而她们却真的如同到达了红色根据地，见到徐桓如同见到了大救星。她们的话语里顿时多了几分欢愉和温柔。正好我的同学和好友方位津，张琳、李筱聪也在段村插队，她们闻讯赶来把我带到她们的住处，我与她们聊了一会儿天，吃了一顿饭，位津就送别我回西吾村了。她在段村村头给我指了一条道儿，就让我独自离去。接近中午我回到了西吾，才发现我的彻夜不归就像朝西吾村丢了颗炸弹，许多村民和同学都拿着绳索、水桶等救援工具，准备四处寻找和搭救我呐。见到他们之后，我才把憋了一宿的恐惧、失意和痛苦发泄出来。事后，他们说我当时的表情和神态绝对可以归属精神病患者之列。

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这件往事让我每每谈及时总有截然相反的两种心境，或者是津津乐道视为笑谈，或者是讳莫如深视为禁忌。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了我和小杨小郭当时的共同心理。我们既为现实将梦想粉碎的遭遇悲哀，又为即将告别梦想直面人生的成长而欢喜，只是她们的心情以悲为主，我的心情以喜为主而已。

第四件事，是69年的冬天我差点儿因煤气中毒丧生，是上苍的眷顾让我挽救了自己还挽救了马莉莉。我觉得自己是死过一回的人，是从死神手里夺回了我这条命，不经意间完成了每个人应该受到的死亡教育，自己尚处年轻之时即堪破生死、参悟人生，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那是我们在新居里第一次过冬。大约是69年12月初的一日，许多同学都已回北京休假了，留在村里的同学已经不多，我和马莉莉住同一房间，各自睡在一张床上，当时我们靠烧煤块的火炉烧火取暖，炉上接着烟筒。每天睡觉前我们都须压上湿煤饼封火，以保证炉火不会熄灭。那天晚上不知是煤饼烧完了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当火即将熄灭之前释放出大量的煤气，引起我们的大小便着急或失禁。幸亏我属前种情形。腹部的一阵剧痛将我惊醒。尚有的清醒意识是我大便着急了，须赶紧去解手。可是，浓重的煤气已几乎将我窒息，我已经无法走出屋门了。拼出仅存的一点儿力气，我将窗户和房门打开，披着棉大衣，蹲在屋门口就解出了大小便。待我再走进房里时，闻到了满屋的臭气，发现马莉莉因窒息而休克已导致大小便失禁。我连忙喊叫着把她唤醒，帮她擦洗了身体。换上了干净的衣服，马莉莉才得以死里逃生。

　　第五件事，是69年秋收后我们几个知青在一队的场院干活，搬草垛、轧玉米高梁杆等。突然，一处稍高处的草垛燃起了火，略有小风的天气使火势逐渐加大并快速蔓延。见此状大家都并不惊慌，在一队队长的指挥带领下，我们组成了一个接力队，接连不断的将水桶传送到着火的草垛，同时切断电源、开启了紧急情况下须应用的灭火器。由于秩序井然有序，由于大家配合默契，火势得到了及时控制，并很快的被扑灭了。就好像上了一次战场，虽未见刀光剑影，虽未见硝烟弥漫，但是一种赴汤蹈火的壮士豪情，一种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却在身上和心里激越着挥洒着，我们为自己仍然鲜活仍然尊贵的青春生命而无比的自豪。

第六件事，是我们插队次年发生在冀村的一起凶杀事件。附中原初632班同学黄玉麟用菜刀杀了他的女朋友陈明。黄玉麟曾是附中田径队初中组的短跑主力，与我接触甚多。他中等身材，英俊的面孔却不失男子汉的阳刚之气，作为出身工人且为家中独子的他，本可以在北京找到一份工作与父母相守，可是他却为了爱情选择了跟女朋友陈明到山西插队。70年夏季的一日，黄玉麟认定陈明移情别恋背叛了他，气极之下就用菜刀将陈明砍杀数刀而致其丧命。行凶后他原想投井自杀却未遂，最终被公安机关逮捕，事隔一月之后就在山西被执行枪决，一对正值青春韶华的年轻生命就这样的香消玉殒了。更多的人会把悲剧的根源归结为文化大革命，以及接踵而至的上山下乡。而我却想说，这是中国长期以来人文教育缺失的惨重后果。一个未经爱的教育、生死教育的民族，又哪里来的对生命的敬畏和珍重?我为两个早逝的生命悲哀，更为中国人文精神和人性尊严的短缺而遗憾。

在西吾村只待了一年，就在1969年底，因父亲遭遇遣返回乡的冤案，我和兄弟跟随父母回到湖南老家，成为附中插友中第一个离开西吾村另谋出路的人。一年的时间不长，我却完成了人生必须的最重要的多重转变，让这一年成为我生命中承上启下的转折点，成为造就我无悔人生的动力和根源。第一，完成了从理想到现实的转变。第二，完成了从依赖他人到自力更生的转变。第三，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第四，实现了从“伟大”到平凡的转变。

撰写此文，对于50年前的上山下乡，不是认可，不是欢庆，只因怀念那段经历中珍藏的青春记忆，只为祭奠每个人只有一次却发生在那片广阔天地里的我们的大段青春。必须特别感谢西吾村的百姓们，让我们初次领略的人文景观真诚、善良且唯美，让我们的身心一直行走在正确的轨道上，那就是朝着寻找发现和复归本心的方向一路前行。

值此上山下乡五十周年之际，谨以此文奉上，献给所有健在的或逝去的插友们，以祭奠我们曾经激扬、永世芬芳，且无怨无悔的青春!

当年我在西吾村第二生产队插队，与一帮年轻的大多未婚的姐妹们，白天一起出工劳作，闲时偶尔一起进城或逛集市。以下是我们二队部分姐妹去到太谷县城留下的合影，其中只有本人（第二排左起第一人），和刘家琛（第三排左起第三人）是插队知青。

2019年10月18日，我们曾在西吾村插过队的北京知青一行九人，重访西吾。对我来说，告别西吾村已经过去了51年。当年的我们都已接近或逾过古稀，但西吾村留给我们的印象一直清晰难忘。所以当重新来到西吾村时，才会有西吾村已然面目全非的感觉。

站在西吾村的村口，想起了当年刚进村时的情景。载着我们和行李的几套马车，行至这里就受到村民的热情欢迎。润元兄弟说我还跳下车来带头高呼＂向贫下中农学习＂等口号，我已不记得了，但相信当时满怀激情的我完全可能有此举动。

村里最大的变化，是道路、院落、住房等都进行了重新规划设计和建设，让村里面貌焕然一新，增添了文化气息及与时俱进的勃勃生机。

这是村里的一棵老树，我们当年插队时它就在那里。相信树中还珍藏着我们的那段难忘的青春记忆。

这也是一所保留至今的老房子，是土地庙之类的房屋。虽然破败，但旧时风貌犹存。

村里的变化很大，所有的房屋都是拆除后重建的。唯有这个老戏台保留至今，记得到村里的第一天，村里召开欢迎会时，我就上台表演了节目，唱的是《人说山西好风光》这首歌。

我们当年居住的房子和小院，已被两个村民盖上了自己的住房和院落。这是我站在一个院墙外面的留影，这个院落正处于当年插队女生所住一排房间的位置。

在当年插队男生居住的房屋位置，建起了一个新的房屋和院落。这是我站在院中和房前的留影。

站在这个院子的大门前，与当年的好姐妹杨铁妮和张最弟合影。不是一娘生，胜似一家亲。

西吾村一隅。

2019年10月18日，我们曾在西吾插队的北京知青一行九人，再访西吾村。这是首批到来的四位同学与村领导及村民的合影，是在村委会办公楼内所摄。

先期到达的四位同学与村领导和村民的合影，是在村委会办公楼的门前所摄。

这是部分人在村委会多功能厅前的合影，上方滚动的电子标语字幕交相变换着，或者是欢迎我们返村，或者是表达西吾村的美好愿景。

站在村口的留影。

这是重返西吾村的九位同学与村领导的集体合影。

村中掠影之一

村中掠影之二

随意走入一家院落拍下的照片。

参加这次聚会的还有部分太谷知青，这是重返西吾的北京及太谷知青与村领导和村民的全体合影。

像这样的住宅院门多处可见。

温馨漂亮的村中一角。

这是村里老支书杨元安的私人住所，其子杨明富是现任村支书，他子承父志，正带领全村人在奔小康的路上阔步前行。

村里建有不少企业或工厂，这是我在其中一家企业《明生铸造》门前的留影。

这是我和温琳与杨明富在他的企业《鸿生钢构》门前的合影。

不念过往，不畏将来，安住当下。

夕阳无限好，何惧近黄昏。

惟愿岁月静好！祈祝苍生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