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辛丑年腊月 吴峰于西安</p> <p class="ql-block">母亲是1948年4月9日出生的。这一年这一天，戊子鼠年三月初一。当时人们习惯用农历纪年，因此母亲只过三月初一这个生日。实际上，母亲自己从来不给自己过生日。只是这几年，我们好像长大了，才记得给母亲过生日。母亲好像也不太配合，偶尔说，这一天是外婆难受的日子，不要庆祝。但母亲又很矛盾，我们几个，以及孙子们的生日，她即使远在老家，都要操办一下，吃面炸糕的，好不热闹。母亲今年75岁，我们都是幸福的孩子。</p> <p class="ql-block">母亲在人间，经历苦难多。三岁时，母亲得了肺炎，几乎没了呼吸。当时十里方圆没几个医生，家人一看无法救治，准备把她送到对面的沙梁，埋了。当时，外爷外婆已经有三个儿子了，母亲是女儿，更显珍护。家人哭天喊地，久久不能遗弃，舅舅还把母亲一直抱在怀中，不肯丢弃。母亲竟然在家人的哭声中活了过来。母亲获得重生，才有了王家的掌上明珠。七八岁的时候，母亲和家人一起到山上劳作，玩累了，大人就把她放在坡地的高处，安顿好。母亲睡着了，大人们继续干活。不经意间，大人一抬头，看见一匹狼正在母亲不远处，静静地看着母亲。一怔一惊之间，大人们开始呼喊，算是把狼撵跑了。母亲狼口脱险，又捡回一条命。母亲十一岁时，外婆去世了，母亲坠入了万丈深渊。母亲此后的梳洗、吃饭、纳鞋、穿衣，都是舅舅们照顾的。母亲二十九岁时，外爷去世。母亲当时在高镇一个叫油房头的卫校学医。闻听噩耗，徒步穿崖走畔，不顾鸮呼鸦叫，连夜奔丧，还身怀小妹，从远在百里外的卫校赶回来。母亲到家时，双脚已经磨成了串串水泡，先是匆匆看看熟睡的我和姐姐，随即奔丧。母亲没能见外爷最后一面，只能在对面沙坡上放声大哭一场。我们上学的时候，母亲大概四十岁不到。一次过年，母亲好不容易去西安和兴平，和远在外地工作的父亲过一次年。父亲把母亲安排在408厂的招待所。招待所用煤气做饭。晚饭后，父亲去上夜班。母亲闲来无事，想起几件未干的衣服，可以用煤气灶烘烘。于是她把煤气灶打开，一边等衣服烘干，一边在房间休息。等要起来关煤气时，身子没法动了。母亲这时意识到煤气中毒了，但无法挪动。不一会，就像睡着了一样。隐隐地，她听到有人从遥远处呼喊她的名字，声音那么微弱。她睁开眼，看到父亲在呼唤她，心里却埋怨父亲为什么声音这么低。那一天，父亲刚好下班回来的早一点。他见状，立即打开窗户，把母亲抱在阳台上，给母亲一阵人工呼吸，母亲才听到那来自遥远的声音。母亲再次留下来了。只是这次煤气中毒以后，母亲的记忆力好像不好了，偶尔觉得呼吸、眼神都有元气受伤的痕迹。2012年，我结束了长期驻外工作，从英国回来，新的岗位还没落实。我有机会陪母亲在老家待一段时间。这一年母亲65岁。考虑到母亲常年辛苦，加上思念我们，身体状况不好。我们就安排母亲在榆林北方医院做一个体检。母亲这次比较配合，但体检结果是，母亲肺底部有一个硬币大小的阴影。医生建议手术。我陷入了艰难的抉择。肺是人体最娇嫩的器官，一旦手术，即便是成功了，也会大伤元气。我最后冒险决定，不手术了。如果母亲肺部阴影只是良性的，或者只是一个钙化的结斑，那样更好。我在紧张中等待后面可能发生的一切。几年过来，至今，母亲安好。母亲和父亲这几年一直在老家生活，但过的安详自在，这都是我们的福气。有妈的孩子像块宝。</p> <p class="ql-block">母亲虽女辈，家务担当多。母亲和父亲结婚后不久，父亲是家里老大，应征入伍。大家庭由奶奶操持，小家就由母亲打理。爷爷是村里的会计，外边应酬多，协调很多事。奶奶主要把持家务，奶奶坚持家事以身作则，家庭还算平稳和谐。后来另家分户，妈妈的责任就更重了。八十年代开始，村里实行包产到户。当时爷爷奶奶，还有依然单身的二爸，三个人的地，算是家里的“公种地”，也要分摊给我家、三爸家和四爸家，每家再可分摊一人地。父亲在外地吃公家饭，没有指标。我们姊妹四人，母亲一人，加上分摊一人地，我们小家共分得六人地。地多虽然好，但只有母亲一人担当。母亲一个人，无法喂养牲口，没有得力农具，种六个人的地，实在周转不开。母亲是如何扛过来的，现在看，也无法想象。除了农活，母亲还要代父亲，伺候渐渐年迈的爷爷奶奶，供养我们姊妹四个上学。还有，二爸过着“乞丐般”的生活，每次来家里，母亲照样给做饭吃。只是一边还唠叨着二爸只知道吃饭，也不愿意干活等等。家里每年春种秋收，是母亲最难为的时候。村里人多是两口子都在家，加上有牲口犁地，有农具拉活，规模化生产，便利，也轻松。母亲只有借着人家不太农忙的“缝隙”，找人帮忙抢种抢收，完了还要给人家做一顿饭，表示感谢。母亲最自豪的时候，就是有人夸家里有吃公家饭的；最欣慰的时候，就是父亲从遥远的西安寄回来一袋面粉。按照惯例，母亲要给爷爷奶奶留一些；按照习惯，母亲也会给我们做一顿“面片子”。但终究，母亲过的是苦日子。母亲也有难过和委屈的时候。母亲从小没了自己的母亲，这样的苦不知她一个人是怎么独自承受的。我记得，母亲实在委屈的不行，偶尔去山里，大嚎一阵。母亲在不知不觉中离开家，也在不知不觉中回来了。这样的情景，我当时不理解，甚至反感母亲这样做。这样的情景，我现在也能回想起来，只是难受极了。母亲的担当，不仅在“受苦负重”，还有“思念”。母亲经历了种种相思。少年时，外婆去世让母亲陷入了天昏地暗般的思念。青年时，外爷去世，母亲经历撕心裂肺般的离别。中年时期，父亲先是当兵，再是当工人，母亲和父亲两地相思。九十年代，我上了大学，然后是在西安工作，后来在印度和英国驻外十年，2012年回来，我还是在西安工作，和母亲聚少离多。大姐、二姐、小妹和我，都去了外地工作或生活，成了母亲晚年的思念。</p> <p class="ql-block">母亲性子急，心底善良多。母亲的性子急，我一直想让她把一些事看开，她不听；母亲性子急，我一直想让她把一些事看淡，她不能；母亲性子急，我试图让她念念佛，她现在成了居士，有时还念念“阿弥陀佛”，但都语速依然很快。我一直觉得，母亲性子急，是由于她从小经历太多的苦，承受了太多的难，无法安静下来。母亲就像陀螺，没有停下来的日子。即使慢下来，也可能就失去了平衡。母亲性子急，很多小事看不开。过年时，父亲想给家里做一顿年夜饭，炒菜时，如果该放白菜时，先放了豆腐，母亲就急，埋怨几遍后，父亲悻悻地摔了勺把，结果还是母亲自己操刀造饭。母亲性子急，家里如果发生不愉快的事，母亲一般是不分青红皂白，上去就发泄情绪。奶奶在世时，说母亲是“猴脾气”。奶奶是有智慧和方略的。母亲看起来没什么“韬略”。母亲和自己的孙子们，也不时拌个嘴。看见母亲孩子们“吵架”，我倒觉得母亲也像孩子一样，没有城府，不用智慧，反倒简单。时间长了，我发现母亲这种“看不开”的急性子，是来自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善良。母亲继承外爷一家饮食习惯，一辈子“忌口”，不吃荤。鸡蛋是母亲的最爱。母亲主张不杀生，遇见爬虫之类的小东西，母亲一般是放走他们。母亲不忘娘亲，谁家生活困难需要接济，谁家闹了矛盾需要劝劝，总是尽心劝解，甚至夜不成寐。母亲在和村里人相处时，一般是“让着的”，愿意吃亏。母亲看不开的，都是些小事。我们回家过年，母亲总是要我们吃遍她做的饭。稍有不慎，有什么饭忘做忘吃了，他就哭。我在外边，偶尔遇到什么事，不能让她知道。知道了，就担心。这几天西安疫情严重，母亲一天一个电话，担心酒店隔离受冻，居家隔离受饿。母亲在大事上，一般都能看的开。三爸上高中时，家里困难。母亲支持父亲的想法，把结婚时戴的手表都送给三爸，也支持父亲每月发给三爸生活费和学费。四爸结婚时，里没有多余的窑了，父亲表示可以把他和母亲一起开凿的窑洞让给四爸结婚。母亲同意了。</p> <p class="ql-block">母亲是农民，链接职业多。母亲是农家出身，但母亲一生链接了很多职业。母亲刚结婚不久，父亲应征入伍。当时流行一个说法“一军二工三干部”，就是说年轻人最好的出路是当兵，然后是当工人，最后才是当干部。母亲选择了父亲，父亲选择军人，母亲自然成了军嫂。母亲父亲分开的日子多，但也有一些幸福和荣耀时光。爷爷奶奶寻思着母亲一个人长时间在家辛苦，安排母亲到部队探亲。母亲一个人，长途转辗，从陕北横山到甘肃兰州。这是母亲第一次出远门。母亲到的“部队”，实际上是兰州军区给探亲的家属安排的招待所。母亲说她一次见到那么好吃的馒头，一口气吃了五个。那时老家，正是吞糠咽菜过日子。父亲是两三天以后才见到母亲的，自然要在兰州市里带母亲转转。母亲也没多想，没多问父亲当兵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兰州军区给家里发来贺电，表扬父亲是神枪手，母亲自然很是荣耀。父亲退伍之后，到四零八厂当了工人。父亲在厂里工作近三十年。我们成了半工半农家庭，是不吃商品粮的“市民”。母亲虽然很辛苦，但荣誉感很强。父亲常年在外，视野宽阔，对我们学习抓的紧。我们姊妹四个的学业还算顺利。只是母亲更辛苦，干农活没了帮手。我们都是走读生，中午回家吃饭时，一般都见到母亲在锅台上留下几个粉笔字：饭在后锅，趁热吃。再补充一些当天需要叮嘱的事项。我和大姐二姐妹妹也习惯了，知道母亲这时还在地里。至于我们和父亲的联系，主要是写信。我三年级就开始给父亲写信，这在村里是很值得骄傲的。母亲偶尔也写，和我的信装在一起，或者在我的落款后边附言几句，寄出去。我上大学以后，家里感觉我不会回到农村种地了，发展思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父亲提前退休，让二姐接了班。我上大学期间就开始领“工资”了，尽管那是父亲的工资。家里的经济来源少了一大部分，父亲和母亲决定到城市发展。他们去了银川，那里有三叔在，可以帮他们找一个生意做做，或者干点什么。母亲在银川大概呆了近十年，给建筑工地做饭，看看大门，帮大姐看看粮油门市等等。我上大学期间，还请母亲来西北大学住了几天。母亲第一次看到大学，而且和自己这么近，她很自豪。好像一下子忘了多年的劳累。赤脚医生是上世60-70年代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母亲生了我不久以后，有一个当“赤脚医生”的机会，父亲也很支持。这样，母亲在村子里开始“行医”。我们家是半工半农，而母亲自己的一半，又是是半农半医。母亲行医，主要是给村里人打针，简单的诊断和开药，最艰苦的任务还是接生。村子里和我一般大的孩子，以及往后的孩子，有多半是母亲接生的。每遇谁家要生了，母亲毫不含糊，白天生白天去，半夜叫半夜去。母亲有时会讲讲一些艰难时刻，说谁家的孩子一生下来不会哭，就在小屁股上给一巴掌，有哭声了；谁家孩子不是顺产，脚先出来，胳膊先出来，还要经过一番调整，才顺产了；有的小孩被脐带缠住了脖子，母亲要想法解开纠缠。村里掌兵家的孩子，刚生下来就没气了。母亲果断给这个婴儿开始人工呼吸，孩子竟然奇迹般地活了。种种事情，产妇痛苦，家人揪心，母亲则要想尽办法要化解一个又一个危机。母亲常常想起这段经历，有一种自豪和欣慰。我们常说母亲佛心善果，会成神的。村里有座娘娘庙，九天三圣母娘娘两侧，有催生娘娘和送生娘娘，母亲大概是从两位娘娘手中接过新生的孩子的，母亲该是“接生娘娘”吧！不同的是，催生娘娘、送生娘娘在飘渺的“彼岸”，母亲在实实在在的“此岸”。</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