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然禅静的美篇

安然禅静

我的一九七零

那年，全国各地恢复了高中。上高中的学生条件是家庭出生好，本人表现好，我够条件。那年，县里恢复了三所高中，但按要求全部办在下面三个镇上。县城够条件的学生大约六十多人，这六十人中有五人到石花镇，十几人去了庙滩镇，剩余的四十多人都在盛康镇，我是四十多人其中之一，属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批高中生之一。

接到入学通知后，爸妈和我（当时哥哥姐姐们全都不在父母身边，弟弟妹妹年幼）都沉浸在兴奋之中，因为我是我们家第一个高中生啊，是一份光荣，所以爸妈非常高兴。那几天里母亲一边为我准备所需物品，一面叮嘱要好好学习、尊敬老师、和同学搞好团结等等等等，说了好多现在都不记得了，上学那天，母亲给我口袋里装了50元，开学才一星期，50元全部被我花光光😜。

当时还处于文革后期，那个年代“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因要有战备观念，所以班级称谓排。全校共四个排，我被分在二排。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全国所有的学校因学生闹革命早就“关门歇业”，商业机械等等一切都停止了运转，所以开学好长时间了我们都还没有正式的学习书籍，上课所学的是事先要求我们带去初中学过的《工农业基础知识》读本。

高中才开始的那几个月里，真的没有书可读，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劳动，学校设施有好多需要完善，在“节约闹革命”口号的鼓舞下，男生成了“泥瓦匠”，女生则是“搬运工”，而且每个星期每个排还要轮流派人到学校食堂帮厨做饭，遇到农忙时，就集体去帮农民割麦子、插秧.......，觉得那时的我们不像学生，倒像个农民。当时的我耐受力差极了，经受不住那种磨砺，长这么大也根本没有干过那么重的活，真是有点忍受不住了。

在这个时候，闻讯全国各地举行文艺汇演，选拔文艺人才。学校要成立宣传队，我一听说高兴极了，在组织人员时，我好想去（从小学到初中，我一直都是学校的文艺骨干，每个春节都是在大街上度过的，在各个街道巷口演出节目）。说实话，在那个年龄段，我也没有别的什么想法，只是因为体力不支想逃避劳动而已。当时第一个被挑进宣传队的是女同学葛艺萍，我和她小学到初中都不在一所学校，但因她妹妹和我弟弟是同班同学的缘故，我和她有距离的相互知道彼此，所以，当时对我有点熟悉的她，便首当其冲的拉我进了学校宣传队。这样，我就顺理成章躲过了体力活，就不用成天搬砖运瓦，辛苦劳累了。

那时革命样板戏正风靡全国，学校宣传队按照上级要求，紧跟党中央的精神不掉队，排演样板戏。演不了一个整场的样板戏，就排片段，经过筛选之后，决定排练京剧《智取威虎山》的第三场——《深山问苦》，宣传队让我扮演小常宝，虽说原来在小学初中宣传队里蹦蹦跳跳的演节目，但扮演这样的个性角色我还是第一次，真有点紧张啊，害怕演不好，就提出不干，但是被拒绝，只有硬着头皮学演小常宝了。男同学吴敏扮演少剑波，龚庆国演常猎户，我们排练的很认真。

这时段盛康镇中学里也在排练这一场，但是她们不参加县里汇演，所以我们没有危机感。扮演小常宝的叫朱月光，长的漂亮，有点像现在的当红影星殷桃，那时月光大大咧咧的性格感染过我，因为“小常宝”我俩成为朋友至今。

我清楚的记得，离开学校到县里参加文艺汇演的那天是七月十六日。参加汇演的演员全都住在县招待所，我家虽在县城，但是组委会强调统一住宿，所以就吃住在县招待所。那些天里我们是一边看演出，一边积极准备自己的剧目。我是个闲不住的人，空闲时间就蹦蹦跳跳的跑到各个演出队去转悠，看人家化妆，揣摩人家表演。我扮演的小常宝，剧情的开始是女伴男装还要装哑巴，我接独辫子用的是黑棉线，编成一条又粗又长的独辫子盘在头上，然后戴一顶虎皮帽子，感觉头上热乎乎的，很难受，表演中小常宝向少剑波诉说，需要摘掉帽子，露出的辫子自然坠在一旁的唱道：“八年前，风雪夜，大祸从天降.......”。我们的节目还没轮到之前，我看了一场石花队演出的京剧《红灯记》片段――《说红灯》，剧中的铁梅也是独辫子，当时我感觉到挂在铁梅胸前的辫子在舞台上效果好好哟，我决定向她们借用这条独辫子，等她们演完后我就跑过去借，那个扮演铁梅的很爽快的借给了我，拿过来一看是用苎麻编的辫子，再用染料染成黑色，硬邦邦的，怪不得在舞台上远看是那么的有立体感。演出前，让同学给我接上了这条让我喜欢的“铁梅”用过的辫子。

我们的演出安排在下午。那天演出中，当我扮演的“小常宝”摘下帽子扔掉后一声：“叔叔，你听我说.....”，舞台下面顿时哄堂大笑，我一下子紧张起来，不知道下面笑什么，我想一定是出现了什么纰漏，但那时的我，也不知道咋都那么快的恢复了镇静，丝毫没有因台下的大笑影响我的认真表演，当剧情演到几个战士上场时，扮演战士的彭小云和葛艺萍走近我，很自然的将我的独辫子拉直溜。演出完毕，同学们告诉我说：“你一摘帽子那条大辫子就像一杆秤钩儿弯溜溜的钩在你的胸前，发梢翘在上面，很好笑，台下观众就是笑这个。”啊，我明白了，苎麻编成的辫子，没有下坠感，而“铁梅”只需将辫子放在胸前不动弹，我却忘记了“小常宝”和“铁梅”用辫子的不同之处。不过演出结束后，我听到的是县委领导的赞扬声：“这个小俩娃儿演的不错。”这次演出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们演出完毕，剩余的时间就是继续观看其他单位的表演。有一天下午，我在舞台下面看我母校城内小学演出的京剧《红灯记》——第八场“刑场”，剧中李玉和要先在幕后面唱：“狱警传、似狼吼，我迈步出监......”然后再脚镣手铐的迈步出场。扮演“李玉和”的男生嗓子好亮，“李玉和”上场一亮相，台下面的掌声“哗哗”的直响，我一看这个“李玉和”咋这么眼熟，我站起来看了又看，哇，我家小弟——因排行老五，大家都他“mw”，学名MYP。才十二岁的他在舞台上典型的小男孩儿个头，圆圆的小脸上，因剧情需要被画了一条鲜红的“血印”，一招一式演的是那么的认真，我是他的小姐姐，看到分别不到三个月的弟弟如此扮样和认真劲，有种“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感觉，我立马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兴奋不已的向前后左右看节目的人连连介绍，这是我的弟弟，大家都说：嗯，演的不错。

汇演一结束，全县汇演的人员有二十多个被留下来参加文艺培训一个月，我和弟弟以及我的同学吴敏等都在其中，葛艺萍则直接去了县广播站，做播音员（一年多后去了省公安厅，再后来调到公安部直至退休）。至此，她和我一样都没再回盛康高中，我俩正规的学生时代就此结束。

学习班期间，父亲让我回家告诉我说，县委书记和他谈话：现在文艺战线人才缺乏，你的两个孩子不错，都得留在县文工团。父亲说需要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我说我是个学生，还想继续读高中，不想这么早参加工作。父亲说县委书记也说了，万一不能留住两个，至少要留一个。父亲又说如果你不愿意留下来，那么就得留老五了。当时的我非常果断的说：如果必须留一个的话，那只有我到这算了，弟弟是男孩子，将来发展前途大，这么大点儿在这里“唱戏”，会耽误他前程的。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我咋就那么有远见，在兄弟姊妹六个中，我上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作为弟弟的小姐姐的我，为了弟弟的前途，放弃自己的学业，也为了父亲的做法能让县委书记满意，不然，按照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县委书记会认为父亲这个老革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再立新功。也没有想到父亲的三女儿这么富有牺牲精神。

就这样，学习班一结束，我被宣布留下来，记得当时吴敏问我:“maanjing，你为什么要留下来，难道你不想上学了吗?”我无奈的说：“如果我不在这儿，我弟弟会被留下来的。”

就这样，该留的留下来，离开了的都回学校继续读书。新组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导怕我们不安心在这儿，为了留住人、首先要留住人心，便加速对我们的培养，比如送出去速成培训学习(当年年底我们在武汉部队胜利文工团学习芭蕾舞基本功了一个半月)等等。那时的我们大都是涉世不深的学生，思想单纯，为了做一个”红色的接班人“，都是自觉的好好学艺好好表现。当年十月，我和几个表现突出的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革命生涯”从此开始。

这一年我十五岁。

写于二00七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