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轨迹：5.草原上的青春之歌

刘炳华

　　第五章：蹉跎岁月——草原上的青春之歌

1968年9月23日，这是一个我终生难忘的日子！

1.奔赴大草原

1968年9月23日中午，天津站一站台上黑压压的挤满了送“知青”上山下乡的亲人和朋友们，随着知青专列火车一声汽笛长鸣，像发出号令一般，顿时车上车下人们的哭声、声嘶力竭的喊叫声、反复大声的叮嘱声，盖过了火车的汽笛声，车下的人们随着列车行进的方向涌动着，和车上人紧牵着的手被迫一点点的松了开。我作为一个男子汉，保持住了矜持，在那种情景下我愣是一滴眼泪也没掉。昨夜我和母亲一夜未眠，我们母子俩抱头痛哭了一场，眼泪差不多已经哭干了。下乡的那年我21岁，姐姐已经出嫁了，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弟弟妹妹们还都小，母亲边哭着边说，家里就这么一个頂呛的好孩子还走了。事后听同学贾道泰告诉我，车开走后母亲晕倒在站台上，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我乘坐在知青专列上，探出车窗和亲友道别。）

　　（知青专列驶离天津站。）

　　我们乘坐的知青专列朝着科尔沁大草原飞奔，载着我们集体户的11名天津知青即将到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左中旗宝龙山镇的烟灯吐公社东扎布斯大队插队落户。我们11人中有8男3女，其中9人是铁一中的，另两个初三女生是48中的高士英的妹妹高志萍和他们邻居徐冠玉，她们按投靠亲属的政策跟我们走的。我们集体户的11人中有8人是老高三的，时年21岁，其余3人是18岁的老初三的，相比其他集体户的来说年龄相对还算是大的。

　　（上山下乡的知青们）

　　同班的六七个男女同学随车送我们到山海关车站，车停下后他们被赶下了车，我们在站台上含泪挥手告别，多年的友谊尤其是“文革”的患难与共，这份感情是那么的真挚，割舍不断。

从天津出发一路上有这么多同学的陪伴没感到寂寞和伤感，待到山海关他们下车后，车上只剩下共赴内蒙的同班同学丁建宇和我相依为伴，即刻有一种孤独悲伤之感涌上心头。

　　列车在东北大地上奔驰着，黑夜来临了，人们的情绪稳定了下来，但前路未卜，车上几乎无人入睡，人们相互无目的的闲聊打发寂寞的时光。天蒙蒙亮时列车停靠在内蒙科左后旗的甘旗卡车站，见到有几个衣衫破旧的小孩在列车附近转悠，车上的几个知青扔下一些馒头和面包给他们，岂不知这些不起眼的东西在我们日后下乡的岁月中成了稀罕物，除了过年偶尔能吃上一顿外平时再也不见它们的踪影了。

　　（列车奔驰在东北大地上。）

　　列车于9月24日下午到达保康站，这里是科左中旗旗府所在地，当晚我们住在保康。事先已通知有接收“知青”任务的各公社和大队来人到保康接知青，我们即将插队的东扎布斯大队派一队的于嘎拉会计来保康接我们。大家见到于会计急切地询问村里的情况，于会计是个四十来岁的蒙族人，汉语在当地就算是说得好的了，可我们听的仍是半拉格机、似懂非懂的。

　　25日上午于会计领我们乘上“平齐”线北去的列车，大约一小时左右我们在太平川车站下车，我们要在这里倒车，再坐上一个来小时的车去往西南方向的宝龙山，那里是烟灯吐公社所在地。在等车的空闲，我们各处的“知青”临时组织在一起和太平川铁路职工打了一场篮球友谊赛。

我们到宝龙山时天已擦黑，大队派了几辆大马车来车站接我们，东扎布斯离宝龙山有20来里地，步行得走两个来小时，坐马车还得一个来小时才到了。村里来了几个青年男女接我们，听他们讲话全是蒙语，我们感到有些发懵，看来我们今后还得好好学习蒙语，过好语言这一关才好和村里人交流、相处、“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晚六点钟左右我们来到东扎布斯大队，刚到村口就听到欢迎我们的锣鼓声，村里的男女老少聚集在大队部前敲锣打鼓的欢迎我们。事后听说他们没得到我们哪天来的准信儿，这几天几乎天天都做好准备，把鼓都敲坏了一个，直到公社通讯员骑马报信，“知青”今天不来了，他们才停下来。由此可见当地蒙古族的人是多么的纯朴和实在。

简短的欢迎之后我们来到村里安排我们住宿的地方吃饭、休息。我们临时住在村里小学的两间屋子里，村里计划明年开春再给我们盖新房子。从此我开始了长达五年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插队落户生活，开启了我人生新的篇章。

　　（我上山下乡时父亲和姐姐帮我查对物品，记下所带物品的清单。）

　　（一只普通的木箱装下了“知青”的全部家当。）

2.科尔沁草原上的小村庄

　　我们插队落户的东扎布斯是科尔沁草原上的一个小村庄，全大队共有六十来户人家，三百来人，分成两个小队，我们知青被安排在一小队。这里是半农半牧地区，全村都是蒙族人，除了上点岁数的男人和一些青年人会讲一点汉语外，绝大部分的女人和小孩一句汉语也不会说，也听不懂汉语，和他们交流连说带比划的老半天彼此之间也没弄懂是什么意思，有时难免会闹出笑话。有的“坏小子”教我们蒙语时搞恶作剧，教我们一些不好听的话，我们也不知道，大声学着说，弄得人们哄堂大笑，有的妇女含羞的捂着嘴偷着乐，搞得我们挺尴尬的，这几个坏小子还挺得意的，几个上岁数的边笑着边跟我们说学蒙语先找岁数大的人学，这些年轻人凈教你们坏话，大家哈哈一笑方明白就里。

村子人口虽然不多，但是地方却非常辽阔，从村里往南走上七八里地直达铁道边都是村里的土地，往西去要走上个把小时才到达村里的牧业队，往东和三合屯接壤、往北和西烟灯吐接壤，两村之间相距也有五六里地，中间几里地都属于村里的范围。有时候走上半天都不一定能遇到一个人，真正是地广人稀，辽阔的大草原一望无际，站在空旷的大草原上真想像雄鹰一样翱翔，像蒙古铁骑一样驰骋。

村里人普遍文化水平不高，文盲居多。全村只有特格西一人在通辽二中读高一，玛义加布在保康读初中，“文革”后也都返乡回来了，加上以前毕业的学生初中水平的寥寥无几。村里有所复式小学，只有回乡女青年包桂兰这一名老师，学校有十几个孩子，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在一起上课，老师要轮流讲各年级的课，真难以想象这课是怎么上的，质量又是如何保障的。

　　我们落户的东扎布斯大队是科尔沁草原上的一个纯朴的小村庄。贫穷落后相对闭塞，还有些封建，我们刚到村里时女人们和我们说话还都是一副害羞的样子，村民们成年累月的忙于干农活，很少有机会外出，上趟宝龙山就算是出门了。每年春播之后队里都给女劳力放一天假，这是她们一年中最快乐的一天，她们成群结队的从烟灯吐车站花一元的车票钱坐上一小时的火车到通辽遛上一天，回来后美好的心情能保留挺长时间。

村民们居住的是干打垒的土坯房，甚至有的住在低矮的马架子房里。村里没有电，靠小小的煤油灯照明，全村人吃水靠一口水井，吃粮全村都靠用毛驴推石碾子碾压成粮食吃，村里只有那么两个低矮的小碾房，要磨粮食就得提前用驴套包排队占个，往往要排上半天才轮上。吃菜靠各队的菜园子，一队的菜园子在村子南面四五里地，只有老扎巴一个六十多岁的快走不动路的老头儿负责种菜，一口浅浅的水井浇不上两畸子地水就干了，菜园子还以种烟叶为一项重要内容，村民无论老少几乎人人抽烟，人们评价菜园子干的好坏全以当年能分到多少烟叶来衡量，至于能分到多少菜那倒是其次的。每年五月节时菜才下来，每人才只能分到一斤，下次分菜还得再等七八天，常年很少见到青菜，好在各家有几分“自留地”，可以种点豆角茄子之类的，吃不了剩下的晒干了留着冬天吃。上秋时每户只能分到几十斤大白菜和少的可怜的一点点土豆，这要吃上一秋冬，各户冬天往往用盐水煮上点黄豆就当菜了，村里人的生活实在是太艰苦了。

　　这里地广人稀，有辽阔的大草原，具备发展畜牧业的大好条件，本应是个富庶的地方，但村民的日子过得很紧巴。那时候大讲“割资本主义尾巴”，每家每户只允许养一头奶牛，供个人家里吃奶用；每户可以养几只鸡，这几只鸡可是各家的“小银行”，全年的买盐等零用钱全靠鸡屁股下的蛋换钱解决了。

那时候全国都在搞“农业学大寨”，我们下乡的这块地区把大片的草场开成了耕地，可这里有不少沙坨子上面覆盖着薄薄一层土壤，开成耕地，破坏了植被，土地被沙化，一亩地也打不了多少粮食，赶上雨水多的年份有不少地铲不过来都撂荒了，真可谓是劳民伤财！村民们早已习惯了这种“广种薄收”的耕作方式，这里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高粱、玉米、谷子、大豆和糜子这五种，没有水田种不了水稻，也不愿意或者是不敢种小麦，因为春天时小麦长的比草高，老远的牛就嗅到了一股清香味，牛群奔过来把麦苗一扫而光，哪还有什么收成。所以村民们常年以这几种粮食为主食，高粱米饭在当地就是比较好吃的了。

每年秋收后要先交公粮，再交国家统购粮，留足来年的种子，饲料等才能分口粮，正常年景每人可以分到400斤口粮，磨成粮食也就是300来斤。在那没油少酱的农村成天干啃这点粮食，村里家家到来年四五月份就断粮了，不得不向生产队借粮，村民的日子过得十分的艰难。

　　（村民们住在这样的土坯房中）

　　村里有个牧业队，从村里往西走六七里地就到了，大队有几个人住在这里负责放牧。牧业队有三十多匹马，一百多头牛和上百只羊。羊这东西不能多养，破坏草场严重，羊吃草时连草根一起吃，不像牛那样用舌头卷草吃，对草场还可以慢慢恢复，发展养牛事业应该是这里的一条致富的途径，遗憾的是那年月讲“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生生把具有这么好的自然条件的地方折腾的穷的叮当响，实在是荒唐之极！

每年夏天铲地最累最忙的时节，队里都安排一次到牧业队附近的地块铲地，中午到牧业队吃“肉粥”改善一下伙食。所谓肉粥就是杀只羊剁吧剁吧连骨头带肉放锅里煮，每人交一斤高粱米放里面一块煮，再加点盐就齐活了。中午收工大家大快朵颐的吃起来，平时很少见到荤腥的我们也不嫌疝气，一碗接一碗香喷喷的吃的挺过瘾。

　　东扎布斯大队的村民十分的纯朴，待人真诚，对我们知青特别亲近，特别是一些青年人和我们关系特别好，时常利用劳动空余时间来我们集体户和我们聊天，无拘无束地躺在我们的炕上和我们闲聊，关心我们是否适应村里的生活和劳动，讲一些蒙族的故事给我们听。下乡的头一年冬天杀年猪时家家户户都给我们送来一些煮熟的血肠和方块白肉，他们以前听说过干部“下放”的事，待上一段时间时间就走了，认为我们也是“下放”来了。

队里面对我们知青十分关照，专门在小学校前面于会计家房后给我们修了个篮球场，专门找木匠做了个篮球架，还安排我们集体户的谢鸿冀去通辽买篮球等物品。遗憾的是我们只是在下乡的初期玩了几次，以后干活累的够呛，哪还有功夫和心情玩篮球了。

下乡之初大队长丁那木斯来见我们集体户没有菜吃，安排给我们杀了一头牛，出了200多斤肉，按每斤4角钱从我们的安家费中核销，头蹄下水不算钱白给我们。

刚到队里就赶上繁忙的秋收，队里安排我们边学边干，适当减少工作量，别的劳力割谷子一人两垅，我们知青和半拉子及女劳力一样每人割一垅，当然记工分也减半了。

1969年春天村子计划整体搬迁到原址东南一里地外的一片平地上，大队率先给我们知青盖了六间房屋，并在屋前给打了口洋井。后来因当年雨水大，先搬迁过去的几户中有两户房山塌了一角，大队认为那地方不适于建房，又把我们搬回村里，安置到大队部居住。总之东扎布斯大队和村民对我们一直都很好，我们也把那里当成了我们的第二故乡。

我在科尔沁草原上的这个小村庄一呆就是五年，我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这里的大草原，大草原滋养了我，伴我健康成长，这里五年的酸甜苦辣生活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3.集体户——我们“知青”的家



　　1968年9月我们下乡时集体户共有11人，1969年的6月份谢永刚、徐冠群、李德俊和陈英兰投靠亲属来到我们集体户，后来高志萍病退回津，我们集体户共有14 人，集体户就是我们这14个人的家，我们是全村最大户的“一家人”。

　　我们下乡时天津市发给每人一床绿棉被和一身蓝色的棉衣服，按人头拨给集体户每人700元的安家费和600斤口粮，第二年就全由个人负担了。我们到生产队时头一年队里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做饭的大师傅，工分由生产队负担。给我们做饭的色音白尔是个小个子的蒙古族人，他那半拉格机的汉语大家也听不清楚他说的是姓范还是潘，只见丁建宇叫他潘大爷，大伙也就随着叫了，其实“潘大爷”也才刚刚四十来岁，看起来还真够老的。那一年有潘大爷给我们做饭，别管做出来饭来是什么滋味，总归是不用操心吃饭问题了，安心参加劳动就行了。我们有空时也时常帮着潘大爷下厨，学会了烧柴火做大灶饭。冬天取暖全靠烧灶的余热温暖了我们睡觉的大土炕散发出来的热量。

下乡一年之后队里不再负责派人给我们做饭了，由我们自己解决。吃饭是个大问题，我们开会商量一下，决定由三个女生轮流做饭，她们的工分享受生产队劳力平均水平，每天按十分计算，由大家分摊。

居家过日子，开门几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讲酱醋茶根本没有，也可以没有，缺油少盐也可以将就，最让我们头疼的是柴和米。

　　人家社员家一年有几车柴禾加上生产队分的秸秆再拾点儿牛粪就够了，我们集体户除了做饭烧柴还得一通洗脸洗衣服用热水，柴禾用的特别地费，往往一车柴禾用不了十天半个月的就烧光了，队里分的秸秆大多都让牛给吃了。家家的柴禾垛四周都挖出宽宽的一米多深的“羊草壕”，把挖出来的土培在壕的四周，以防止牛跳进来吃草和秸秆，开始我们没经验，羊草壕挖的不够宽，让牛跳进来把柴禾吃了个精光。那时流行一种说法：进村要想找集体户，你就看柴禾垛，哪家柴禾垛最小，那就是集体户了。

赶上连雨天就更麻烦了，我们小小的柴禾垛被雨水浇透了，做饭时柴禾点不着，一个劲地用嘴吹，用报纸扇风，一股股的黑烟倒灌出来，熏的满眼流泪。有时不得不找老乡要一把干柴就乎着把火引着凑乎把饭做熟。或者干脆到“堡垒户”家蹭一顿，我们每人都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人家，来往密切，我们称之为“堡垒户”。

我们春节回津时买些粗钢筋邮回来（当地不好买）像当地人那样做成铁扒子，再加上一根长长的木杆，就做成了一把搂柴禾的耙子。每年的冬春我们一早带上玉米面大饼子，每人背上一水壶白开水扛上耙子就去搂柴禾，一干就是一天，中午饿了凉水就大饼子就是一顿饭。搂柴禾可不轻松，一般村里的人家要请人帮忙搂柴禾的话，晚上回来得备上酒菜招待人家。搂柴禾时要背拉着耙子在草厚的地方不停地走，把地上长的草搂下来，归成堆再找生产队要车拉回去，一般一个人一天可以搂上半车柴禾，这一天下来少说也相当走上几十里地的路，每次我们都干到天黑了才收工。搂柴禾实在是一种重体力活，我们深深地体验了柴禾的来之不易啊！

　　吃饭的米都靠我们自己去碾房磨。我们14个人一天就得吃十几斤米，磨半天也就能磨几十斤顶多上百斤，所以我们三天两头的就得去磨一次。每次都要先去占碾道排队，再找生产队借毛驴，去一个女生和一个男生，连推带簸不停地忙活半天也就能吃上四五天的。有一次伏天磨玉米面，磨完回来天都黑了，把磨好的玉米面放到仓库就休息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做饭时一看，昨天磨好的玉米面都发热捂了，变成红色儿了，即使这样也得吃啊，不然就得断顿了。那时候哪顾得上发霉不发霉的，什么中毒得癌症的，那时也不懂这些，更管不了那么多了，贴出来的大饼子苦的发涩，难以下咽。我们咬咬牙吃下去，就是这些发霉的玉米面我们吃了好几天才打扫完。

　　一年到头我们很少见到青菜，生产队有的是地，可没有会种菜的人，也不太重视种菜，只安排一个年近七十的老扎巴负责种菜，他还要兼顾种烟叶，所以生产队一年到头也分不了多少菜，至于其他副食就更别想了。每年回家我们带回来最多的是固体酱油、萝卜干、辣酱之类的，没菜吃就拿这些下饭，春天最惨的时候什么下饭的东西都没有了，我们就只好用盐水泡高粱米饭吃。

　　怕家里惦记我，每次给家里去信时我总是报喜不报忧，把我们在这里的生活描绘的挺美好。家里面惦记我，有时候从天津南站给我寄来些挂面和大米，让我隔些日子能改善一下伙食。我们这里每年过年时才能用粮食去公社粮库每人换回一斤大米二斤白面，一年就见到这么点细粮。

　　（家里从铁路上给我邮寄慢件的取货单和姐姐写的物品清单。）

　　种种原因我们集体户搬过四次家。70年的夏天雨水特别的多，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我们把所有的盆盆罐罐都用上接雨水，炕上也多处漏雨，几乎无法躺下入睡，我们只好穿上雨衣沿着炕沿蜷缩着。待到雨过天晴，我们赶紧一通忙活，队里也派人帮我们和泥抹房子，终于顺利地度过了雨季。

冬天更加难熬，东北大地夜里气温低到零下二三十度，我们集体户的屋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全靠一铺大炕散出的热量应付。夜晚躺下睡觉身子底下是热乎的，身上要盖上两床被子，再把棉衣放上面，有的人睡觉时甚至戴上皮帽子。早上起来只见毛巾冻的邦硬，脸盆里的水结了厚厚一层冰，我们放在厨房里的大水缸都给冻裂了。

　　在生活方面各个“集体户”都大同小异。1971年公社抽调我去农村工作队，派我们下到嘎索口大队搞运动，我住在他们村的集体户里。一天夜里大家饿得睡不着觉，不知道是谁从箱子里翻出一瓶从天津带来的老陈醋，不由分说你一口我一口的就着瓶子喝起醋来。其中有个人喝了一口后吧嗒吧嗒嘴，深深地吸了口气说，喝了这口醋就相当于吃了顿饺子啊；另一人抢过瓶子喝了一口后说，喝了这口醋就跟吃了一顿螃蟹似的，一瓶醋转眼之间喝了个底朝上，这一夜饿着肚子的我们跟阿Q似的一瓶老陈醋让我们享受了一顿精神上的“饕餮盛宴”。

　　为了让我们能像当地蒙族村民一样喝上点牛奶，大队给我们分配了一头奶牛，集体户里的几个女同学学会了挤牛奶，当天热起来草长的高了，奶牛吃饱了产奶多时我们也可以喝上点牛奶了。

为了改善生活，我们养了十几只母鸡，一年喂了一两口猪。只是我们不会过日子，也缺少计划性，不像人家社员杀一口年猪用盐腌上细水长流吃上半年，我们集体户杀一口猪顶多吃上十天半个月的就完事了，附近村屯有的知青听说哪个集体户杀猪了也过来“帮忙”。我们像村民学用黄豆做酱，每年春天都要做一缸酱，架不住我们人多，一缸酱吃上一个月也就见底了。

　　我们集体户是吉林省（哲里木盟在“文革”中有两年划归吉林省）先进集体户，远近闻名，1970年谢永刚代表我们集体户出席了吉林省先进集体户表彰大会。1971年5月份我代表集体户参加了公社举办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进表彰会”，在大会上我做了交流发言。

我们集体户的知青们除了春节农闲时回津探亲之外，全年都待在村里参加劳动，从不到外面乱窜，也不像有些知青常年待在天津不回来。我们干活时实实在在，从不偷懒耍滑，大家不惜力气的比着干，蒙族村民就喜欢这样的实在人，到处夸赞我们。

我们和村民们的关系特别好。劳动之余我们经常到村民家中走访唠嗑，从不嫌弃他们家中酸酸的味道，村民们给我们用酸奶拌上一碗炒米，拿来奶豆腐、奶皮子招待我们，我们盘腿上炕边吃边聊，和他们亲热的像一家人一样；听说哪个生病了我们上门探望，送上从家里带来的药；把春节回家带回来不多的挂面和一些好吃的东西分一些给自己的蒙族好朋友；有时候还特意带回来几瓶天津产的白酒送给他们品尝。见到谁家盖房子缺人手我们知青主动上前帮忙，脱坯、打墙、上房樑这种农村里的累活儿我们没少干。听到队里广播谁家有婚丧嫁娶大事，我们知青和村民一样跑去“落忙”，帮着抬棺材下葬的事我们也没少干。

　　有的村里个别知青偷老乡的鸡，他们大言不惭地管这样的事叫“打大鸟”，我们对这类当代版的时迁之事不齿。很长一段时间没吃上荤腥了，实在馋的够呛时，我们就咬咬牙掏出一元钱来，托潘大爷上村里打听谁愿意卖鸡给我们。村民们听说这事都很好奇，村里从来没有过买卖鸡的事，他们说小鸡子也没多少肉，哪值一块钱呀，乐不得的把不下蛋的鸡卖给了我们。

　　我们下乡的这片地区实在是太贫穷落后了，物价很低，鸡蛋六分钱一个，牛肉、驴肉五角钱一斤，就这样一般村民也很少买的起，除非家里办事用才买一些。村民家杀牛和驴之前总先到我们集体户问问买不买肉，不然村民很少有人买，自己家又舍不得吃，那么多肉不好消化。我们也是囊中羞涩，也舍不得花钱，一天累的够呛，才挣十分，合一元钱，哪舍得花这辛苦挣来的血汗钱，尽管东西很便宜，我们又馋的够呛也只能少买点解解馋了。

　　夏天到来了，天气越来越热，“全国粮票”下来了。那个季节外出不用担心吃不上饭，带上打火机就行了。地里的苞米已灌浆正在逐渐成熟，随便到地里掰几穗苞米，再在跟前草地上划拉几把干草点上，把苞米放上烤，一会儿清香诱人的苞米就烤熟了，吃上两个既解饿又饱口福，知青们谓之曰“全国粮票”，意思是到处通行都可以用。没有地方卖这种青苞米的，我们又实在想吃，只好用了两次“全国粮票”。队里明知也不过问，只是几穗不值几个钱的青苞米而已，队长说知青们吃点没什么，别糟蹋了就行，我们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内疚的。

　　（苞米灌浆，“全国粮票”下来了。）

　　五年的集体户生活虽然很艰苦，但它磨练了我们的意志；锻炼了我们的生活能力；使我们形成了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好品格；养成吃苦耐劳和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我们尝尽了酸甜苦辣的生活滋味，苦中作乐，培养了我们乐观向上的好品性，今后凡当在工作生活中遇到各种困难时我常常跟我们下乡的经历和经受的磨难比，顿时感到那都不叫事了。

集体户的生活虽然很苦，但还是给我留下了很多让人回味和留恋的美好记忆！

　　（知青们的部分生活用品）

4.一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1968年12月份，我们插队到东扎布斯已经近三个月了，整天参加劳动，连村子都没出去过，实在是憋闷的慌，总想出去转转。正巧上面拨给集体户建房的木材下来了，生产队要出一台马车去保康拉木材，需要有一名知青跟车去，当时正是一年中最冷的三九天，没有人愿意去，我自报奋勇跟着大车去了。

我们村子离宝龙山20多里地，宝龙山离保康120里地，只有一条土筑的公路通达，马车一天到不了，要在中间的架玛吐镇打尖住一夜。

　　科尔沁草原上的隆冬，大地银装素裹，一片白雪皑皑，白天气温低到零下一二十度。我把所有御寒的衣服能穿的都穿上了，上身穿了两件棉衣，戴上皮帽子、皮手套，脚踏棉胶鞋，跟随赶大车的义勒吐老板儿一早就出发了。哪成想科尔沁草原上北风刮起来，打透了我的棉衣，在马车上做不长时间腿脚就冻僵了，我只得跳下车来，跟在马车后面跑一段再上车坐一会儿，重复做着这样的动作，只见人家车老板义勒吐穿一件光板羊皮大氅，戴上狗皮护膝，稳稳当当的坐那赶车。平时我们在村里干农活时要不停的动着，虽然感觉到冷，但绝没达到坚持不下来的地步，这回一动不动地长时间坐在车上那感觉就不一样了，我算是真正领教了冻透了是什么滋味了。

　　（银装素裹的科尔沁草原。）

　　晚上我们住在架玛吐镇的大车店里。住宿的房间对面两舖大通炕，住满了三四十个车老板和跟车的伙计，屋里空气混杂，浓重的烟叶味弥漫整个空间，半夜不时的有人起来给马添草料，折腾的我一夜未眠。

　　从保康拉木材返回时我们仍在架玛吐打尖。转过天来我和义勒吐上街转转，流露出想骑马照相的意思，他说这好办，我那驾辕的马老实，我牵来你骑上照相。于是我们来到镇上的照相馆，我骑上驾车的辕马拍照了这张珍贵的照片。没想到我下乡后第一次骑马不是骑上高头大马驰骋在科尔沁大草原上，而是呆坐在驾辕的马上摄于架玛吐镇供销社的铁门前。不管怎么样，总算是了了骑马拍照的心愿了。

　　拍照后我准备给照相馆留地址以便给我邮照片，人家说了我们不负责邮寄你自己来取，这下麻烦了，我们村离这里有八十来里地，我怎么来取，我正没辙时，身旁的两个天津女知青主动答应帮我取照片给我邮去，我喜出望外，连忙道谢。她们是天津24中的，在架玛吐镇附近插队。

十多天后我收到了照片，给她们去信表示感谢，她们其中的一人给我回信，介绍了她们集体户的情况等等，我们断断续续的保持了一年的通信，信里主要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及参加生产劳动的感受之类的，后来她调回河北省老家了，我们中断了联系。谢谢好心的女“插友”给予我的帮助，她们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5.“七十天的幸福”

五月末的科尔沁大地一片翠绿，春天播种下去的种子吐出嫩绿的小苗拱出了地面，它们寄托着人们秋收的希望，惹人喜爱。

一天晚上特格西来我们集体户串门，他说“七十天的幸福”就要来了，这回够你们呛得。我们不解，他告诉我们接下来要铲地了，这可是最重的农活了，天又热，要一连铲70天的地，当地人自嘲为“70天的幸福”，这对我们是一种考验。

头一天铲地队长讲给我们，锄头入土要三分，高粱留苗要间隔八分，苞米留苗一尺二寸等要领，看别人怎么干跟着学就行了。打头子先入垅接着依次入垅铲地了。我眼近视那时还没戴眼镜，铲地哈腰特别低，我按照队长讲的认真地干着，每锄头都入土三分，那地的垅长的一眼望不到头，铲到头往往要一两个小时，我们挥汗如雨地干着，尝到了铲地的“幸福”。

我们铲地都按顺序，打头子入垅后大家依次入垅铲地。我低头哈腰手不停地忙着，总也没有别人铲得快，别人连说带笑的干着都比我快。原来他们有时候苗不多时锄头秃噜地皮就过去了，我是每锄头都深深的铲下去的，铲到头时累的我直不起腰来，汗水湿透了衣服，有的小青年用半拉格机的汉语跟我说，“你这样干，三年死啊”。晚上收工往回走时打头子（队长）和大家看到有一垅地走上去留下深深的脚印，一数是我铲的垅，大家纷纷用蒙语说“大刘赛那”，我个子高，大家称呼我“大刘”，“赛那”蒙语是“好”的意思，大家认为我这个人很实在可信，通过铲地给人们留下了好的印象。

有时候到中午收工时一块地没铲完，下午接着来这块地铲，人们把锄头顺到地里，空身回家吃饭。我偶尔有腰疼的实在坚持不下来的时候，就想下午歇半天，扛着锄头就回来了。等到吃过午饭，躺炕上歇一会儿，缓过来了，听到出工的牛角号声我扛着锄头又下地了，别让村民们认为我是不好好干活的“二流子”，另外也舍不得放弃那半天的工分。

铲地实在是太辛苦了，每天天刚亮也就是4点多钟上工的号子就吹响了，上午铲地干两气活儿，中间休息10几分钟，到10 点多钟回来吃午饭。12点多又下地了，一直干到天插黑了才收工，中间休息两气儿。铲地是一年中工分最高的，每天13分，一般年景每分合一角钱，铲一天地能挣1.3元左右。

有一次刚刚雨过天晴，我们就去铲地，空气湿度特别大，太阳晒的大地往上冒着热气，哈腰铲地热气哄着我们的脸，人人顺着脸往下淌着汗珠子，好不容易铲到头了，人人渴的嗓子冒了烟，干活的地块离村子挺远来不及回村挑水，跟前也没有水源，看见道边大车辙里有些刚刚下过的雨水，里面还有些线头大小的小虫子蠕动，我们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折一根芦苇当吸管趴地上吸着喝上了。事后想起来都感到恶心，当时确实是渴的管不了那些了。

铲到地头休息时，有些小青年好动，玩起了摔跤。一次摔跤时我们集体户有人上去比划一下，让人家给摔倒了，那个人得意地说知青摔跤不行，队长鼓动我上去跟他摔，并说如果我把他摔倒了接下来的一气活儿我不用干了。我上去三下五除二就把他摔倒了。接着有不服气的跳出来跟我摔，我一气又摔倒了六七个，村里几个公认的彪形大汉都纷纷败在我的手下，这下没人再敢跟我摔了，晚上收工回村瞬间传遍了全村，大刘摔跤厉害，我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其实我也没学过摔跤，只是村里人摔蒙古跤用蛮力，我身高力不亏，借力用力罢了。

“70天的幸福”终于熬过去了，我们又受到了一次很好的磨练。

　　（铲地）

6.奋战北干渠

我们村子北面有一条宽约六七米、深约两米多的干渠，直通村北7里地外的“三八”水库，用于水库泄洪。

1970年的3月初村里接上级通知，近日水库泄洪要放水，让村里做好准备。我们这里连年干旱，已经多年没见北干渠淌水了，干渠年久失修，有几处堤岸低矮。水库泄洪刚开始时只打开一个闸门，村干部到北干渠视察时见水不大，犯了经验主义，觉得没什么问题。可过几天水库把八九个闸门全打开了，洪水猛兽般的咆哮涌来，冲出北干渠，村子成了孤岛，四周被水围困，除了少数坨子地以外，村里大部分耕地都让水淹了，这下地也没法种了。村里决定在北干渠的西部拦一道坝，让水漫过村西部低矮的草甸子流向西辽河。

　　三月底四月初全村的所有男女老少聚集在北干渠，叠坝堵口子。开始时在干渠上搭了个横梁，在横梁前打上几根木桩，再从干渠两边同时下装满土的草袋子，眼看再有两米左右就要合拢了，这时水道变窄水流更加湍急，两岸同时下到水里的几个上百斤的草袋子一下就让水给冲跑了，不仅没有合拢，反而一会儿的功夫两岸刚刚用草袋子垒好的一部分坝也让水给冲垮了，眼看这样的方法无法堵上干渠，只得另想它法。

　　那就改为向干渠里下“滚包”。在岸上制滚包，先铺好一层柳树条子，上面再铺上一层草，草上面再铺上泥土，卷成一个上千斤的大滚包，用粗粗的牛皮刹绳捆紧，二十几个壮劳力紧紧抓住皮刹绳把滚包推进水里，我们像拔河一样紧紧抓住皮刹绳，湍急水流的力量和我们较量着，突然间皮刹绳断裂了，我们二十几人同时摔了个仰面朝天，上千斤的大滚包瞬间让洪水冲跑了。水上面漂浮物流动的速度人在岸上跑百米都追不上，可见水流湍急的速度。

　　又一次失败了，还有什么法子啊？大家商量一下后，大队长那木斯来找到我们说只有你们知青会水，你们下到水里面挡住水，在你们身后下草袋子，只有这样试试了，你们看怎么样？东北大地四月初的洪水冰冷刺骨，望着都让人心寒，可我们知青二话没说就同意了。我们每人喝了几大口酒，高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一只手臂死死地挎住过樑，跳入水中，大家紧紧地挽住手臂，挡住洪水，两岸的村民快速地往我们身后下草袋子，洪水终于堵住了，大家欢呼雀跃，上岸后我们冻的僵硬，连连打喷嚏，看到被我们驯服的洪水，看见村民们喜悦的笑脸，我们感到特别地欣慰。从那以后我的腰落下毛病，我躺了好几天才起来。看到洪水退去，终于可以种上地了，我觉得值了。

7.水泡子里救人

1970年春天我们堵上北干渠后，三八水库泄洪放出来的水漫到我们村子西面低洼的草场和田地里，那里一片汪洋。夏天我们去铲村西面坨子等高处地块时，出了村子不远就是齐腰深的水，我们只好脱个精光趟水扛着锄头去铲地，好在跟前没有女的。有一次不小心我的脚踩到已割过的柳条棵子，把我的脚扎的鲜血直流，铲地回来后我往伤口上搽碘酒，煞的我钻心的疼。第二天贴上块橡皮膏照样趟水去铲地。

1970年7月下旬一天的下午4点多我们正坐在地头休息，等待再铲最后一气活儿就收工回村了。突然间狂风大作，沙尘遮天蔽日，天昏地暗，冻的我们一个个抱着膀子，要知道这可是在三伏天里啊，队长招呼大家赶紧起来干活儿。这时村里放牛的牛倌骑着马急匆匆地跑来，说了一通我们听不懂的蒙语，只见队长和大家朝他手指的方向急忙跑去，我们边跟着跑边打听，原来是西烟灯吐村的兽医吴玉山一家四口掉入两米多深的水泡子里了，牛倌见到此情景赶紧找我们求救。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吴玉山前几天赶着毛驴车，拉着他妈妈、女儿和妹妹去我们村西南的高林屯给他妹妹相亲去，今天下午返回路过我们村的牧业队，因为是邻村的熟人，他们在我们牧业队喝点茶歇会儿，继续上路往家走。我们村牧业队的人见天色不早了，他们回去路上中间还要蹚挺长一段路的水，就劝他们在牧业队住一晚上明天一早再走。吴玉山笑着打岔说他的两头小毛驴认识路，会游泳，没问题，说着就赶着他的毛驴车上路了。起初毛驴车沿着水淹的大车道行进，水淹到毛驴腿部，走着走着水渐渐淹到毛驴的肚皮上面了，毛驴不肯再往前走了，吴玉山他们一看水淹到车帮了，纷纷站到车上，把裤腿挽到大腿根，做好了趟水的准备，这时任凭他们怎么吆呼毛驴就是不肯走，吴玉山见状拿起一根木棍照着毛驴屁股狠狠地打去，毛驴往前一窜，连人带车翻进水泡子里了，毛驴当场就淹死了。

我们赶到现场时，吴玉山已把他妈妈和女儿捞出来放躺在水泡子上面高处的地方，我们一看她们的脸都变成紫色，样子挺可怕的，人已经死了。吴玉山见到我们连忙跪下磕头，求我们帮着把他妹妹捞上来，他当时可能意识模糊，以为人还都活着了。水泡子面积挺大，人不见踪影，怎么捞？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分头潜水用手摸，摸着了再用绳子套脚上拉到泡子边上。想法挺好，可真到潜水时没有人敢深潜，头刚入水屁股还没下去就上来了，生怕自己摸到。时间一点点过去，天色逐渐变暗，不把人捞上来也不行啊！于是决定大家手挽手排成一排用脚踩，谁踩着了再用绳子拴上拉回来。过了一会儿，我们集体户的李德琛感到脚下踩到软乎乎的东西，他大喊一声我踩到了，大家吓得一哄而散急忙朝岸边游去。再这样耗下去天就黑了，总得想办法解决问题啊。还是队长德力根胆大，他来到刚才踩到人的地方，扎入水里抓住她的脚，栓上绳子我们大家下入水中，谁也不敢看，扭头一起往边上拉，我们刚上岸回头一看一具白花花已被水泡肿胀的女尸漂浮在水面，吓得众人撒手就跑，好在人已经捞上来了。

过了几天西烟灯吐村派车接我们那天参加捞人的去他们村，招待我们吃饭，吴玉山家死了三口人和两头小毛驴，我们也没什么心情吃饭，对他家的不幸表示深深的同情。

我从来不迷信，可那天天气的变化实在是让我无解，就那么一会儿功夫狂风大作，三伏天冷的像初冬，等到牛倌报信我们捞人时，风停了，艳阳高照，一切恢复如初，也许这纯属是巧合吧。

8.我当上生产队会计

1969年春节过后东扎布斯大队实行大队合并，两个小队统一核算，于嘎拉会计出身贫雇农，担任了合并后的大队会计兼一小队会计。于会计眼睛不太好，秋天账目繁多，一忙起来他的眼疾病犯了，他和队里申请让我帮他记账，他在旁边指导，经过一段时间我基本上掌握了农村生长队“六账二簿”所有账目的记账事项。后来于会计干脆把会计室所有的钥匙都交给了我，他在家养病了，我成了名副其实的代理会计。大队的公章就在我的掌控之中，队里谁要出门了、谁家要卖牛了、谁要结婚登记了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都要找我开大队介绍信，我总是热心地做好服务工作，不管手头多忙都随叫随到，受到了村民的好评。

1970年春天于会计要到牧业队当队长，一天晚上生产队开大会要选会计接他的班，那天晚上于会计把我叫到他家吃饭，饭后他去队里开会，跟我说开会没啥大事，你不用去了，在家里待着吧，我当时并不知道队里开会的内容，既然于会计说没啥大事，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于会计开会回来后兴冲冲地对我说，我到牧业队当队长去了，大伙选你当会计了，我当时一愣，哎呀我中了于会计的调虎离山计了。因为每年秋收后要决算分红一直得忙到春节跟前，而知青选调大多在秋季，他怕我因为当会计耽误选调推辞不干，故意不让我参加会，造成既成事实我不好推辞了。事后听跟我们关系好的小青年说开会时大伙一致喊着大刘“包落”，蒙语“行”的意思，于会计和我关系挺好，我也不好驳他面子，事已至此我只好先干着吧。于会计给了我一本《农村会计员手册》，我就走马上任了，年终决算分红我全靠这本书上讲得摸索着干的，每次我做的报表到公社一次就通过了，受到公社领导的表扬。

农村会计是个重要的岗位，贫下中农相信我，我就要全力以赴为队里掌好财权，为村民服好务，不谋私利，廉洁奉公，几年干下来我深受村民好评。

农村会计一般都是脱产顶多是半脱产的，可我自觉要求自己，明确知青身份还要“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我除了粮食进场外，一般月份我只用两三天处理社员借粮、借钱、分菜票、统计工分、记账等各种事项，常常要忙到深夜，其余时间我主动参加生产劳动，密切联系贫下中农，队长见了常对我说忙不过来你不用总下地劳动，把账管好就行了。我在不耽误会计工作的同时始终坚持下地劳动。

每年秋冬决算分红是村里头等大事，也是会计最忙的时候，要等到粮食全部打完，交完公粮、统购粮，留出来年的种子饲料，才能算出当年每人能分到多少口粮；统计出全年纯收入，计算出一个工分分多少钱，我这几年都要忙到腊月底才分完红，腊月二十七八才能安心回津过春节。

1972年我被抽到公社搞运动，起初队里不同意我去，我答应为村里培养一个青年当会计，队里才同意我去公社。于是我每天早出晚归奔走在东扎布斯和宝龙山之间，一天来回要走上40多里地，就这样坚持了一个来月终于为村里培养了一个合格的会计。

　　（1970年春天去通辽买账本，借机留下蹉跎岁月难忘的记忆。）

9.找到了生活中的伴侣

1971年24岁的我上山下乡已经三年了，该考虑个人的终身大事了。我给自己定下几条找对象的标准：1.天津知青，因为有共同的生活经历，具有共同语言，2.人要善良，可以孝敬长辈，3.能吃苦耐劳，做好长期在农村过苦日子的准备，4.长相说得过去就可以。经过一番寻觅，觉得我们集体户的邵军凤和我的几个条件吻合，她和我同是铁一中老高三的，虽然在学校我们并不认识，但是三年的集体户生活彼此有所了解，可谓是知根知底。既然定了目标那就主动接近吧。

轮到她在集体户做饭赶上我没下地留在队里算账时，主动帮着去井边挑水，抱柴禾什么的。1971年6月27日的上午邵军凤做饭时，有一只鸡从外面往厨房窗户上飞上飞下的，要进屋里好像急着要下蛋，那个窗户上只有一小条半截玻璃，鸡站在那条玻璃上，她上去抓鸡，鸡挣扎着，她使劲往下一按，手腕压在那条玻璃上，把右手肌腱割断了，顿时鲜血涌了出来。这时正好我们中午收工回来，负责集体户生活的杨福茂赶紧找队里派大车并陪同去宝龙山公社卫生院治疗。一路上血不停的流，坚持到卫生院邵军凤晕了过去。卫生院治疗水平还算是可以吧，当即把断了的肌腱给接上并缝上多针，当即留下住院继续观察治疗。当晚我搭大队往公社奶站送奶的牛车去宝龙山探望她，牛车到宝龙山已是半夜时分，我在卫生院待了一夜，天亮以后返回村里。在她住院期间我又去探望了几次，那年月还不懂看病人该买点什么，再说口袋里也没钱，供销社也没什么可买的，只是去看望一下给点精神上的安慰。邵军凤住了半个月才出院，我去卫生院接她出院回村。

一天上午集体户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时，我问邵军凤咱俩人还用谈谈吗？她说谈不谈就那样吧，心照不宣地就把我们的关系定下来了。没有花前月下，没有卿卿我我，也没有山盟海誓爱的表白，只是彼此心中装下了一个她，一句平淡的对话就定下了我们的终身。从此后我们共度了50年的风风雨雨，携手前行、不离不弃，共同度过的蹉跎岁月让我们相濡以沫，建立了稳固的亲情。

10.捡回了一条命

1972年的冬天来临了，集体户的知青大多数都选调走了，剩下的人分散住到自己的“堡垒户”家。我和高士英住在于会计的东院他的婶家，老于太太孤寡一人很愿意我们和她做伴。我在于会计家吃饭，他们家人待我都很好，像一家人一样，我把队里分的所有东西都给他们家，还从天津寄来些挂面之类的让他们吃。

1973年1月2日的晚上，天气格外的寒冷，老于太太从炉灶里扒出些没燃尽的炭火放屋里一个大铁锅了当炭火盆取暖。老于太太和她光棍弟弟乌力吉仓及小高三个人坐在炕上玩纸牌，我躺在炕上休息。过了挺长一段时间，我感觉不好受，头晕恶心，浑身发冷，小高见状说别躺着了，起来铺被睡觉吧。我爬起来上院里小解，刚走出外屋门，就觉得天旋地转，一个劲地翻心想吐，站立不稳，我赶紧扶住院墙，大喊一声：“小高，快来，我不行了！”随后我便失去知觉，昏倒在地。

事后高士英告诉我，他听到我的喊声接着就听到我咕咚一声很大动静的摔倒声，我倒在外屋门口的地上，手脚僵硬，浑身僵直，他和乌力吉仓两人使出浑身力气也搬不动我。他赶紧到西屋叫于会计，正好于会计的小舅子包尼玛也在，他们四个人把我抬到于会计家里。接着找来赤脚医生关双喜对我进行一番急救，吃下几片药后我才如梦初醒一般的睁开了双眼。村里人纷纷来于会计家里看我，我流下了一生中难得一见的感激的泪水。

事后想起来还真是后怕，捡回了一条命，大概是那个没燃尽的炭火盆释放出来的一氧化碳气体使我中毒。一氧化碳气体比空气轻，他们三人坐那玩纸牌，比我待的位置高，所以我先有了反映，幸亏我出门小解，不然直接躺下睡觉，后果不堪设想啊！

11.大学梦再一次的破碎

1973年春天传来大学要恢复招生的消息，我格外地兴奋，让家里把我念高中的教材邮来，我准备好好复习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学招生考试。当时我正被抽调到公社搞清理阶级队伍负责外调工作，在外调途中坐车、住旅店时我都带上教材复习功课。

后来发生“白卷先生”事件，招生考试流于形式搞成了开卷考试，以推荐为主，按三比一的比例推荐，选拔“工农兵”学员。当时哲盟教育局招生办副主任那顺到我们公社蹲点，周围五个公社被推荐上来的知青都到宝龙山参加考试推荐，我正在公社专案组搞运动住在公社大院里，和那主任吃住在一起。我也是被大队推荐上来的一员，当时我们集体户是省先进集体户，名声在外，我在公社知青中有些影响，相处久了，那顺主任对我有了一些了解，印象挺好的。

经过层层筛选后，那主任告诉我，我被天津师院录取了，天津师院那次专门录取了一批老高三的，准备培训一年后补充教师队伍。我把这个好消息按下了，一个多月没给家里去信，想着突然间出现在家人面前给家里一个惊喜。

等到9月底别人纷纷接到录取通知书，而我却一直也没收到，我急忙跑去通辽找到那主任家，询问何故？那主任说你别着急，不会出问题的，边说着边拿出录取的底册给我看，我的名字豁然在列：天津师院化学系。那顺还说录取通知书哲盟招办的章都盖好了，就差到省里填上名字下发了，那些天他媳妇生病住院，他派别人替他上省里备案下发通知书了，答应我明天上局里再问一下情况。第二天我再去那顺主任家，他说你确实是被换下来了，原来到了长春后（那时候哲盟划归吉林省）天津招办的人接到学校一个电话，要求他们更换两个人，他们和哲盟招办去的那个人打声招呼就换掉了包括我在内的两个人，那主任说我把去的那个人一顿批评，根本就不应该答应他们更换人的要求，即便是换也不应该换小刘，小刘我了解各方面都挺好的。事已至此无可挽回了，那主任安慰了我一番，然后说咱们哲盟师范录取了些在职的人员，他们不想上中专，空出些名额，补录的事咱自己说了算，明年招生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不如你先去那，先走一步再说吧。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搞蒙了，告别那主任，答应他回去考虑一下再说吧。

回到村里我三天不吃不喝，感到没脸见人，平时红得发紫，谁都知道我要上大学了，这回没走上，见了人我说什么？于会计把我拉到他们家住，天天灌我酒喝，好让我能睡觉。我就像一个处在谷底的人用了五年时间刚刚要爬到山巅，突然间一巴掌被打下了万丈深渊，我又无法申述，我知道的这些都是那主任私下透漏给我的，我怎么往上找，又能找到谁？

我要上中专1963年就可以报考了，何必等到十年后的今天！我的命真的像海河边那个算命的瞎老头说得“这小孩命不好”？要是那主任跟着上省里去发录取通知书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偏偏她爱人那时就住院了，唉！命运不济啊！我在愤懑中做了首打油诗词自嘲：“五年上下跳，今日始得报，哲盟师范非吾好，塞翁事孰料？”无奈，拖到1973年12月8日我只得去哲盟师范报到了，我的大学梦再一次的破碎了！

　　（烟灯吐公社党委听说我的事，给我开了介绍信，让我上访。）

12.乡愁

天津——是我们所有天津知青的乡愁。

央视有一档蜚声海内外的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其中的多首歌曲唱出我们知青的心声，听着他那委婉凄美的曲调，使我们不禁潸然泪下，它拨动了我的心弦，勾起我回忆插队时对家乡的思恋之情：

插队时即使囊中再羞涩的天津知青每年春节期间都要回津探亲，全然不顾列车上的拥挤和路途上的艰辛，当身无分文时不惜冒着寒冬被赶下车的风险去“逃票”也要奔回魂牵梦绕的故乡，故乡是我们这些游子割舍不断的乡愁。它牵动着我们的心，牵动着我们的每一根神经，让我们无法割舍对他的思恋。

“家书一封抵万金”，翘首以盼家中的来信，是每个知青生活中的一部分重要内容。宝龙山邮电所的邮递员双山是我们村的转业兵，一般的邮递员十天半个月骑着马来村里送一次信和报纸，自打双山当了邮递员后差不多一个星期来一次，每次我都能收到家里和亲友的多封来信。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来信，看了一遍又一遍，看的差不多能把信的内容背下来了，接着期盼家里的下一封来信……。那时来往的信件是我们和家乡亲人沟通的唯一渠道，多天要是收不到家里的来信，就会焦急万分，急切地期盼着，……。

我给家里去信时怕家里人惦记我，总是报喜不报忧，把我们的生活描述的特别浪漫美好，至于我上面写的那些事家里是一概不知。春节回津时我把一年劳动队里分红所得悉数交到母亲手里，看到母亲宽慰的笑容，我感到特别的欣慰，这一年受得累值了！那年月知青大多靠家里贴补，又有多少人一年能往家里拿回钱来的，何况我一年能带回二百来元，这可是一年差不多累折了腰挣得全部收入，舍不得乱花一分钱攒下来的辛苦钱啊。

1970年的4月份，我站在草原上，偶见一队大雁鸣叫着从我头顶往北飞过，有感而发做了一首打油诗：“塞外雁飞北，春原暖气微。遥望南天远，今冬何日归？”当时我刚从天津返回村里不久，就思虑着何日归故里，魂牵梦绕的故乡啊，如何让我不思念它！

俗话说“闲时看风景”，我们插队时哪天能得闲，何时有心情赏景？现在想起来下乡五年间还从没注意过天是不是蓝色的；大草原的辽阔，骏马的奔驰，牛羊成群漫步在草原上，这些都没能引起我们浪漫的遐想，只记得村里人说得：咱这地方一年就刮两次风，每次刮半年。这句话虽然夸张些，但还是挺贴切的。然而家乡的一草一木在我们的眼里都是风景，这真是割舍不断的乡愁啊！

　　（割舍不断的乡愁。一封家书抵万金，看了一遍又一遍，思绪万千！）

　　（知青们在自制的小煤油灯昏暗的灯光下写出一封封思乡的“情书”。）

　　（春节探亲途中火车上的艰辛。）

　　（天津——我们魂牵梦绕的故乡。）

（1969年春节期间，下乡后第一次回津和友人重逢。）

　　下面几张照片摄于1969年春节期间，上山下乡后第一次回津。平生头一次这么长时间离开家，回津后兴奋之情久久难以平复。

　　（摄于天津中心广场）

　　（摄于天津市委大院）

　　（摄于天津宁园）

　　五年的知青生涯是我人生之路上迈出的关键的一步、坚实的一步，我的芳华绽放在科尔沁大草原上，经过了无数次的摔打和磨练，我从稚嫩的学生时代逐步走向了成熟、走向了社会，五年的蹉跎岁月，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让我青春无悔！

　　本文部分图片来自网络，在此对原作者表示感谢。

（未完待续，请看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