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题创作】年味儿•那些年，我们那样过年

沐熙一叶

日子一天天一月月地翻过，眨眼又到了过年的时候。物质条件的改善和超强生活节奏的压抑，让人们过年的感觉日益平淡，很难再有那种“大人望种田，小孩盼过年”的渴望，和美美品味过年滋味的纯心境。特别是受疫情的影响，各种年会团拜会纷纷取消，过年的仪式感已远不如以往。 但年味依然不可抗拒地飘来，弥漫在寒冬的上空，弥漫在大街小巷，弥漫在城镇乡村，弥漫在“打糍粑、酿米酒、杀年猪、腌腊肉、贴春联、挂灯笼”的各种氛围里。 看着商场里琳琅满目的过年物资，我眼前一幕幕闪现出：航校大院里孩子们一起滚雪球的冻红的小脸蛋儿，年三十儿部队食堂官兵家属同乐的大会餐，正月初一身上崭新的条绒棉袄，炕桌上母亲包的热气腾腾的饺子和满满一兜的糖果……这些童年的年味，已经在岁月的沉淀中，发酵成一罐尘封老酒，融入在我的记忆和血脉中。这是天真快乐、无忧无虑的味道。 要说过的最有喜庆味道的年，当属一九八九年春节了，当时我正在坐月子。因为儿子的到来，全家上下洋溢着喜悦的气氛。特别是母亲，一天到晚乐得合不拢嘴。 吃完年饭，全家坐在电视机前看当时已经颇具影响力的春晚。我被母亲“重点保护”，裹着父亲厚厚的军大衣，坐在藤椅上，背后靠着一个大枕头，头上戴着毛线帽，遮住了整个额头，脚边还放着一盆旺旺的炭火，老公笑着策我是国宝级大熊猫。 婆婆一边摇着摇篮，一边提醒我：“不能看久了哇，坐月子的人是不能太伤眼的。”话语中满满的慈爱和关心让我感动不已。 母亲则学着赵丽蓉的口气逗小家伙：“我们家宝宝长大了，也要学司马‘缸’砸缸哟。” 那年的春晚，我用耳朵“看”得心花怒放，记住了韦唯的“爱的奉献”，记住了潘安邦的“外婆的澎湖湾”，当然更记住了赵丽蓉的司马光砸“光”。 新年的钟声敲响时，儿子并没有被铺天盖地的爆竹烟花闹醒，但我知道，他是能感受到那一声声祝愿和希冀的。因为母子连心，我早已被浓浓的亲情融化了。 都说过年是合家团圆的时候，是热闹的、温暖的。但二00六年的春节，则让我第一次感受到，过年原来也有悲怆和怀念的味道。 母亲是在腊月初四因心梗突然离开我们的，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没有给女儿一个递水喂药的机会。大年三十，我挽起袖子，走进厨房，破天荒做了平生第一次年夜饭。 想起往年母亲在厨房里忙碌年饭的情景，我一阵阵心痛，泪水不争气地划过脸庞，滴到锅里，又生怕老父亲看到。虽然在饭桌上，一家人尽量避开“母亲”这个话题，尽量扯点儿让老父亲开心的事情，但每个人脸上都是难以表述的压抑的神情。此时此刻，思念在心底凝成了一个个花蕾，默默地悄悄地开了…… 那年春节，我们家没挂红灯笼，没贴春联，没放烟花爆竹，倒是老父亲给了两个外孙每人两个压岁红包，说是替外婆给的祝福。 如今，母亲离开我们整整十六年了，她老人家留给我们的关于过年的记忆，依然那样亲切，那样温暖。我依然会在每年吃年饭的时候，在父亲旁边，摆上一副碗筷，喊一声：“妈，吃年饭了！” 突然爆发的疫情，打乱了二0二0年的新年节奏，让九省通衢的大武汉一下子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冠状病毒像个魔鬼般，来势汹汹地肆虐着人们过年的心情，挑衅着年味儿本该有的喜庆和喧闹，给庚子年的春节抹上了悲催色彩，让无数个家庭在焦灼，在煎熬。 大年三十的年饭桌上，八十八岁的老父亲以他的镇定和从容缓解着全家人的紧张：“慌什么？有那么多的解放军呢！咱们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别乱跑，就没事儿”。从军多年的他一直对自己挚爱的部队信心满满，他也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不穿军装的老兵。 小孙女望着满桌子花花绿绿的盘碗菜肴，兴奋得手舞足蹈，小嘴里不停地唧唧哇哇着。这是她来到人世间的第一个春节，虽然没有舞狮玩龙，没有漫天烟花，虽然外面阴霾重重，疫情肆虐，但她此刻正被浓浓的幸福包裹着，一脸的灿烂。全家人的疼爱和四世同堂的温馨，一定刻在了她小脑袋瓜的最深处，我想。 庚子年的春节很闹，闹到你无法安放那份恐慌和无措；但这个春节又很静，静到你随时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不管东西方文化怎样地交融，不管洋节日怎样地冲击大众心理，我相信，中国老百姓最在意的还是自己的节日——春节。它不仅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象征，更是融入了我们的血脉和生命，代代相承。而年味儿会一如既往地飘来，约会每一个喜爱它的人。 图片/部分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