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百年学脉与军医之路（第三章，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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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石头城下（中篇）

接着上篇，说说这件让刘瑞恒名声彻底搞砸的事。

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先生因患血尿而住进协和医院，X光检查发现右肾有一处阴影，被医生诊断为是肿瘤，并决定手术切除。

因为梁先生的特殊身份，科里决定请院长刘瑞恒亲自主刀。梁的右肾被切下后，直视可见肾上长有一个樱桃大小的黑色肿块，但术后病理提示只是一个良性肿瘤而已。后来，梁先生的血尿也在反复会诊后被确定为内科疾病。

这是电影《邪不压正》中的一个片段，题材来源，就是当年震动北平城的“刘瑞恒切错梁启超腰子”事件。这个故事，在当时就闹得不可开交。1997年，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出版了一本《梁思成和林徽因》，又把这件事拿出来渲染，并在中国大陆再度掀起传播。

显然，这属于一个误诊事件，而非手术事故。这场纯属多此一举的手术，严重损害了梁先生的健康。

然而这件事，最后被民间和报章渲染成了刘瑞恒“搞错了左右肾”、“切错了腰子”。就连梁启超的学生如徐志摩等，都群情激奋，准备公开撰文抨击协和医院。

1926年6月2日，梁启超发表了长文《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为协和医院和刘瑞恒辩护。在文章的最后，梁先生写道：“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梁启超公开发表的《我的病和协和医院》，为刘瑞恒辩护。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年仅56岁。

这件事，实在是让刘瑞恒面上无光，从此再也不愿在北京城里待下去了。此刻，恰好南方的国民政府发来了盛情邀请，于是他彻底告别了外科手术台和无影灯。

刘瑞恒到南京后，得到了蒋家、宋家的坚强支持。当时的国民政府里，也充斥着一大批留美留欧的高层精英，与刘瑞恒声气相通，因此刘的初期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成绩也是有目共睹。

为了实践自己当年的改造中国公共卫生的夙愿，刘瑞恒一到南京，就领导成立了中央卫生实验处（后改为中央卫生实验院），一手争取国际合作和外国专家来华援助，一手开展流行病管理。

刘瑞恒创建的“中央卫生实验处（后改为中央卫生实验院）“，在抗战时期为中国合成了第一支青霉素。

1930年，刘瑞恒又与自己当年的职业引路人——伍连德联手，与洋人正面交涉，收回了中国各地海关口岸的检疫权。

刘瑞恒以上海为示范，建立了上海海关检疫所，请伍连德亲自担任所长，每年对上海港近2000艘船舶、30多万入境人员进行检疫，并有专门的医院对传染病患者进行隔离治疗。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行使国门防线上的疾病阻截。

刘瑞恒还主持了山西、陕西的鼠疫霍乱防控、1931年长江淮河水灾期间的疫病救治、以及血吸虫病、疟疾等疾病的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

在他的督促下，中国各省市开始相继建立“卫生局”这一机构。

这是1927年落成的上海江海关大楼。在刘瑞恒的努力下，1930年中国人全部收回海关检疫权，并在此建立第一个海关检疫所。

刘瑞恒将自己在北平建设“第一卫生事务所”的经验加以推广，首先在中央卫生实验处下设立了专门的公共卫生部门，创造了“城市卫生教学示范区”和“乡村卫生教学示范区”这两个新生事物。

他还试点性地建立乡村卫生网，村村设立卫生员，以应对中国基层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这一做法，被认为是后来中国大地上“赤脚医生”模式的滥觞。

公共卫生工作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妇婴保健。刘瑞恒有感于当时中国孕妇和新生儿死亡率居高不下，就在1929年创办了“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又在1933年创立了“中央助产学校”。为了提高护理工作的水平，他还在1932年创办了“中央护士学校”。

这几所学校，都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公立医学专科学校。

1929年10月，刘瑞恒创办的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在北平成立，这是民国政府成立卫生部、教育部后合办的第一所国立学校，目的是将其作为妇幼卫生管理的一个标准和示范。用刘瑞恒的话说，“办理较有规模和经验，可以用作一个模范，并且将来希望别处依次成立，普及全国。”

刘瑞恒1933年在南京创办的“国立中央助产学校”，系统地培养产科人才，抗战中，这个学校随国民政府迁到重庆歌乐山，持续开展孕产工作不中断。

刘瑞恒到南京后不久，发现当时堂堂的首都居然没有一间政府的公立医院。于是，在他的倡议下、1929年经蒋介石批准，在南京成立了一所大型的现代化医院——中央医院，直属卫生部管辖，展开病床500张，刘瑞恒亲自出任院长（刘瑞恒的兼职简直多的数不清）。并从北京协和医院请来戚寿南、沈克非两位知名学者，分别主持内科和外科。

按刘瑞恒的计划，中央医院应该在短时间内成为中国最高水平的医疗机构，并能和欧美国家的顶级医院同台竞技。为此，他不惜代价引入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前沿的设备，也将协和医院的先进制度（如住院医师制、主任医师及主治医师查房制等）全盘照搬。

刘瑞恒的这些举动能够得以实施，与当时身为财政部长的挚友宋子文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然而，在他大刀阔斧施行变革的同时，一些祸根也开始悄悄埋下。

刘瑞恒创建的南京中央医院，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国立西医医院。医院内同时还有“国立中央高级护士职业学校”。

刘瑞恒惹上的第一件祸事，是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废止中医”案。1929年2月，刘瑞恒主持的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上余云岫、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议案，一致通过了名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决议尚未公布，就在全国中医界引起强烈不满，各地医界人士纷纷致电南京政府，并组织抗议集会，还组团前往赴南京请愿。

这一切让刘瑞恒始料不及。刘本质上是一介书生，缺乏政治经验，完全不懂得中医问题在中国其实是个政治问题，里面还牵扯到民族文化的传承这些情感。

刘瑞恒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在教会学校受的启蒙、在西方长期留学，又一直在外国人的医院里工作，自然是对中医、及其背后的文化与哲学毫不熟悉，也不认同。

1929年，在刘瑞恒任上发生的、差一点就颁布执行的国民政府《废止中医案》决议

“废止中医案”风波爆发后，他左右支绌、狼狈不堪。虽然这件事后来以中医幸存、政府妥协而告终，但刘瑞恒已深深地得罪了一大片人。

刘瑞恒施展未果的另一桩抱负，是试图整合当时中国的卫生资源、改革国内的医学院校教育。在这个方向上，刘瑞恒再一次表现出缺乏政治思考的硬伤，蛮干一气，让当时医学界由来已久的“德日系”、“英美系”的矛盾彻底激化。

整理中国医学资源和教育，本来是件好事。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各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所开办的医学教育，在体制上表现得简直就是五花八门：学制年限有四年、五年、六年到七年的；教科书什么种类的都有；授课语言有用中文、德文、英文、法文或日文的，也有同时使用中外两套语言的。这些学校所传授的医学内容、治疗理念、用药习惯也是大不相同。

这些影响之深，直到一百年后还有余音回响。我记得上世纪90年代，自己当住院医师的时候，还经常听教授们在手术台上谈论“瑞金医院是法式风格，用左手打结”、“我们科的习惯是德式手法……”这样的话题。

刘瑞恒试图统一中国的医学院教育。当时仅授课语言方面，国内各医学院纷乱不堪。例如国立上海医学院（左）、广州夏葛医学院（右）、辽宁医科专门学校用中、英文授课；山东医学专科学校、江西医药专科学校、河北医学院（中）、河南大学医学院等用中、德两种语言授课。1921年中国基督教教育考察团曾对中国医学教育的“外国面孔”大为吃惊。

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政界、教育界和卫生界的要员大多都是日本留学生，军界还有一批为数不少的德国留学生，因此“德日系”在话语权上占据压倒性优势，在国家卫生政策上移植日本的现象也比较严重。

到了南京政府时期，因为蒋介石政权亲美、亲英的总体方针，英美派在中央及地方卫生行政官僚这一层级，开始逐渐取得优势；但在地方上的医学院校中，德日派还是牢牢保有着巨大势力。

1932年中国共有27所医学院校，其中“德日系”主办的有11所之多，例如同济大学医学院、广东中山大学医学院、河北医学院、河南大学医学院、浙江医药专科学校、南通医学院等，并且都形成了完整的教学体系。

以同济大学医学院为代表的一干“德系”医学院校，曾经占据民国时代医学教育的近乎半壁江山。图为同济医学院的前身——同济德文医工学堂，位于今天上海复兴中路。

再看当时医务界的情况：据1932年全国登记在册的医师统计，当时从国外毕业归国的医生共367人，其中留日的194人，留德的42人，留美的74人，留英的15人，剩下的是一些留法、留奥和其他国家地区的留学生，显然，“德日系”也占压倒多数。

与此同时，国内毕业的医师虽有2552人，但其中来自“德日系”医生所开办的、或德日两国在华开设的医学院校的，高达1274人。可见，在当时中国的西医医师群体里，“英美系”的人数也要远远少于“德日系”。

刘瑞恒执掌卫生部，标志着“英美系”开始登上卫生权力的最高层，他们背后倚仗的，是蒋、宋、孔等政治势力。而医学界的德日派则较多依附于陈氏兄弟的CC派，政治势力与医学派系互为表里，斗争连绵不休。

在这个背景下，刘瑞恒主导的一系列卫生改革和医学教育改革方案，一步步实现着“英美系”与“德日系”势力的此消彼长，也将派系斗争推到了白热化的边缘。

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朱家骅，早年也是同济德文医学堂的学生，后来去德国改行学了工科，算是半个“德日系”。

刘瑞恒入阁卫生部后，“英美系”迅速占据了绝大多数权力要冲——当时卫生部的重要直属单位，如中央防疫处、西北防疫处、西北卫生实验处、西北医院、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蒙绥防疫处、全国海港检疫总管理处及各地检疫所⋯⋯其主要干部几乎都是英美派西医担任，只给“德日系”留了一些技术性的岗位。

1929年2月，卫生部聘请了16位中央卫生委员（这些人有权左右卫生政策的制定），仅留美背景的就达8人，英美派西医更是占了一大半，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刘瑞恒的朋友或同事，或是与北京协和医学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是刘瑞恒主导的1929年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成员名单，可见，英美背景和德日背景的比例由此开始发生根本性扭转。

当时英美系在看待德日系（尤其是留日医生）的时候，普遍带有很强烈的优越感，认为留日医生学识能力参差不齐，系统训练不够扎实，学术研究水准低下。

这种看法虽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当时在中国各地办杂志、著译医书、办医学校、传播西医知识最积极、付出最多的，却恰恰是这些留日的医生们。

反观那些英美系的医生，普遍对中国的民间疾苦缺乏同情，习惯于呆在大城市、大医院里，为达官贵人和中产阶级服务，而不太愿意放下身段走向基层。

1933年，备受挤压的“德日系”医务人员，终于遏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在报章上撰文，直指英美派医生们“依赖外国人的势力⋯⋯ ”，同时严正宣告：他们虽然留学德日，但“不愿卖身，也就是不愿卖国⋯⋯留日的学生，有一个特别的性质，是能够认清国家⋯⋯”

1915年前后成立的“中华医学会”和“中华民国医药学会”，是近代影响较大的两个国人自建医学团体。前者由英美派西医组成，后者主要由留日留德医生参与。图为1932年“中华医学会”在上海合并了另一个著名医学团体“中国博医会”的现场合影，此事引起了“中华民国医药学会”的危机感。刘瑞恒一度甚至想让“中华医学会”与“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合并，更是令后者不快。

这一战斗檄文，将两派医务人员的矛盾完全引向白热化。社会舆论和民族情感被迅速点燃，“英美系”被推向了民众的对立面，而刘瑞恒就位于靶心。

1934年末，刘瑞恒受命执掌军医学校，更是进一步踏进了两派争斗的深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