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龚家宏—忠诚永恒献军工

美友119078424

　　龚家宏1915.12～1996.10.13

　　龚家宏，曾用名王小元，生于江苏常州江阴县。1940年参加革命。194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延安军工局茶坊兵工厂、温家沟兵工厂历任工程师。延安军工局工艺第四厂（子弹厂）厂长。1948年东北军工部历任副处长、处长。1952年北京兵工总局、二机部二局、三机部二局、一机部五局历任技术处（生产处）处长，1963年任第五机械工业部第五局副局长（弹药局），五机部科技委常委，顾问等职。1983年年底离休。

一百年来，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其无数英雄儿女，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物。

在历史的长河中，在延安这片黄色土地上，记载了兵工人制造枪炮弹药可歌可泣的故事。

从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军工史料书籍记载，龚家宏回忆录和其家人保存的历史遗物、照片中，清晰记录了，龚家宏在军事工业领域中拼搏战斗的一生。在延安奋斗的七年间，做出了卓越贡献：一是研制、设计到试验，创建出延安边区第一条复装子弹生产线；二是自主成功建造反焰炉（精炼粗杂铜的炉子）获得成功；三是参加延安保卫战的军事行动，随军与敌人周旋，坚守阵地，制造枪弹支援前方。一九四七年八月奉命东渡黄河，并入晋绥军区工业部。

他所走过的不平凡道路，留下了光辉的足迹。为党为国家为军事工业，不惜牺牲，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曲折的人生道路和感人的故事让我们永远记忆。

红色弹药专家龚家宏的故事

正当我上小学的时候，听我父亲讲过他儿时学习的故事。我父亲在省中学读书时成绩极好，1934年同时考上上海工学院和苏州工业学校。以榜首第一名成绩被江苏省公立苏州工业学校录取（学校免食宿费，选在此读书）。

我父亲喜欢数理化，上学期间数学成绩特别好，考试总是全校第一名，名字写在学校门口的光荣榜上，同学们喜欢他，尊敬他，称他为“小阿基米德”。扎实的学业功底，为他以后所从事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龚家宏学生时代

学校名录

一、弃优渥条件、投抗战后方

1937年我父亲毕业到上海鸿章纺织染厂（以下简称“鸿章厂”）工作。负责机械动力部设计和管理工作。零部件测量、测绘、画图及机械设备（车、铣、刨、磨等机床）的维修。万能铣床的齿轮加工亲自设计，有时厂里急需零部件，缺少工人时，还要身体力行，操作机床。此外对厂里许多分外的工作也出了不少力，如对厂里的三台锅炉房的附件上、下水泵的串联进行了改造。厂里要做一批吊架，为此设计了单臂吊架图纸，上报计算图纸，工厂总经理非常满意并批准生产。年底考核，由于工作业绩突出，几次加薪，待遇颇丰，好景不长。

“八•一三”上海淞沪会战打响，上海沦陷，很快租界失守，四行仓库八百壮士誓死抵抗的事迹和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的暴行。我父亲从工厂平台上亲眼目睹百姓为了逃命，从苏州河游到公共租界地的惨状，打燃烧弹烧民房，日本鬼子的残酷暴行深深刺痛了我父亲，下决心，不愿做亡国奴，参加到全民抗日斗争中去。如何才能打日本鬼子？唯有造枪炮！

我父亲放弃了鸿章厂的优渥待遇，联络同学投奔武汉汉阳第三兵工厂。从上海到武汉汉阳兵工厂前夕，与同学华仲孚商量，召集三七届同学到苏州母校开会，商量集体到大后方去，进兵工厂工作，制造枪炮打日本鬼子。当时的苏州，日本强盗已经开始轰炸，老百姓终日惶惶，苏州市面已很凋零。到了母校后同学们没有一个去的。我父亲与华仲孚伯伯来到老校长邓邦迪家，说明来意，遭到校长当面训斥，让他们回家，不要有非分之想。所幸的是我父亲收到了武汉汉阳兵工厂张连科厂长的来信，通知他们到武汉汉阳第三兵工厂工作。告别鸿章厂时，厂方极力挽留。充满热血的青年人去意已决，头也不回的向着大后方而去。路上历尽周折，于12月28日来到了武汉汉阳第三兵工厂。对他们的到来，厂长十分赞赏。

该厂是张之洞主鄂期间大办洋务的产物，设备全部从德国进口，所生产的枪炮（汉阳造）均是当时较先进的军事装备，成为晚清规模最大、世界排名第二，设备最先进的军工企业，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兵工厂。

当时兵工厂生产50kg、100kg苏式飞机航空炸弹，由苏联专家做技术指导，我父亲是技术员，负责炸弹装药（TNT）部分、成弹粉刷、全弹装配成品出厂工作。此工作危险性大，存在着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的危险。1938年3月一天，装配车间发生了一起生产事故，炸死2人，炸伤数人。万幸的是出事故时，我父亲在办公室工作与爆炸地点还有一段距离，才幸免于难。事故发生后，我父亲第一时间冲到现场，抢救伤员，搬运伤员，因劳累过度和现场的烟雾弥漫导致肺部感染，大口吐血，后被人送到武汉卫生疗养院治疗。

武汉卫生疗养院是美国雅苏教创办的，医疗设备是美式的，院长是美国人，大夫是美国留学生，医疗条件非常好，各种设施一应俱全。

武汉卫生疗养院在武昌东湖地区，有湖水、附近有农场，有树林，空气和环境都很好。

1938年武汉卫生疗养院

　　为了治病，我父亲的同学华仲孚伯伯从经济上给予了很大帮助。因远离家乡多年，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家里已无力支付我父亲的医疗费。

在医院养病期间由李新（原名李淑静）护士负责护理。李新是思想进步人士，与社会上的名流：陈波儿、李苏妹等人关系很好。

据李新同志在回忆录《人生足迹》书中也这样介绍到武汉卫生疗养院：“米勒帮助张学良戒掉了吸鸦片的嗜好，张学良很感激，给了米勒一大笔钱，米勒用这笔钱在武昌东湖建了一座很大的医院，就是这座武汉卫生疗养院。”

“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但党政要员如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张群……等，仍暂时滞留武汉。这些人除了蒋介石(他当然有特殊的保卫)以外，有病没病，全都住在疗养院里，当然都住高级病房。我是二年级学生，除了上课，就是护理他们。国际公约有规定:战争中不能轰炸医院，该疗养院屋顶上放一个巨大的红十字标志，这里就成了安全的所在，所以要员们纷纷＇住院＇了。1938年上半年日军对武汉的轰炸是有规律的，每天上午10时来轰炸，于是蒋介石每天10时之前准时来到疗养院，他不探望病人，也不是自己治疗，他就是避难来的。我心里颇觉奇怪——日本轰炸武汉的时间，蒋介石为什么把握得那么准?其他要员携妻带眷，在每天都有不少人倒在血泊中之际，他们却在这里安下了安乐窝，似乎无忧无虑，日子过得很开心。那么谁来领导抗战?日本鬼子来了，你们这些人就跑，把老百姓丢在水深火热之中……。”

同年7、8月份，我父亲出院时，李新护士要去了我父亲的通信地址。当时李新护士是个爱国救民人士又是我父亲参加革命的证明人。

随着战线的逼近，武汉汉阳第三兵工厂西迁到了重庆大渡口。我父亲随迁到重庆兵工署第三十兵工厂工作。该厂生产手榴弹、掷弹筒及掷弹筒弹，我父亲在江北车间做技术员，负责生产掷弹筒及弹的工作。生产车间在江北地区，叫茅溪。一条小溪进去，约二、三里地，路边种的都是竹子树，以防日本飞机轰炸工房，几个平方一个工房，有三个工房，办公室和住房建在小山坡上，四周都是竹林，很隐蔽。

我父亲回忆：大约是秋天的一天，我到重庆市里办事，坐在黄包车上，车还在前进，急听有人叫“龚家宏…”，我回头一看是一位小姐领着一群小孩子，我立刻下车，原来是李新同志，寒暄了一阵。知道这些孩子是歌乐山保育院难民儿童。老朋友相见彼此又介绍了自己的工作情况，大家对局势都有相同看法，拥护共产党，都愿为民族解放贡献力量。

彼此间又有比较多的交往，李新阿姨也去过我父亲工作的地方汉阳三十兵工厂。

二、冒死送军用图纸

抗战时期，兵荒马乱，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环境中，颠沛流离。我父亲回忆道：“1940年8月，何穆大夫（延安中央医院院长）要招一批护士同去延安，有姚冷子（何穆夫人。何穆夫妇在延安时期的照片，至今保留在我家中）、李新、张英等四、五个女同志都要去延安做医务护士工作。李新同志去延安中央医院之前，把我介绍给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钱之光同志（解放后纺织部部长），作为今后与组织联系的人。

李新同志由周恩来副主席介绍，1940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杰出女性。

李新同志在回忆录《人生足迹》书中写到，在她奔赴延安前夕的一段：“见到亲人周恩来，小轿车在市内一个山坡上的一幢灰楼前停下，我们下车。这时，坐在后座上的那位同志（何穆）向我们介绍从前座下来的那一位，他说：'这位是周恩来副主席。'我们被惊呆了!这就是在重庆家喻户晓的、鼎鼎大名的周恩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是他亲自把我们接来的?只见他穿着黑皮面的大衣，亲切地微笑着向我们伸过手来，说:'欢迎你们!'我们二人傻乎乎地望着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被一种幸福的暖流包围着! 我们到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而汽车后座上的那位同志，就是后来在延安担任中央医院院长的何穆。到红岩村的第二天，邓颖超大姐同我谈话。她亲切和蔼的面容、款款细语，给了我无限的温暖。她拉住我的手说:'欢迎你去延安!可是你知道吗?延安是很苦的，住窑洞，吃小米……'。我说不怕苦，早就想去延安，一直没有机会，你们让我实现了愿望，我高兴极了，我做好了一切准备!”

李新同志写到：“邓大姐对人真是体贴入微，她对我这 20 多岁的大姑娘，没忘了人之常情。她说:'你有同事和朋友吗?延安需要各方面的专业人材'。她讲的委婉，但我领会到了。我也很想我的男朋友也能同我一起去延安，但我们没有明确恋爱关系，我不能以这种理由提出，只想给大姐介绍我的一位朋友，于是把三十兵工厂的龚家宏领来见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因为种种原因，龚家宏此次未能成行。但他同八路军办事处建立了经常的联系，为办事处提供过许多军工资料。他于1941年下半年随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最后一批撤离人员到了延安，分配在茶坊兵工厂。从此，一直从事各种炮弹的生产设计，为新中国做了重要贡献。”

李新同志写到：“要去延安的青年，在八路军办事处已聚集了50余人，都换上了八路军军装，佩戴八路军臂章和胸章，我立时感到了光荣和自豪!这就是参加革命的标记!前往延安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周恩来、邓颖超为我们举行了欢送宴会，宴会简朴而丰盛，周恩来举杯祝酒，他说:'欢迎同志们参加革命，明天就送你们去延安，到了延安就回到了家。请大家举杯，为新参加革命的同志祝贺!'全场热烈鼓掌。”

我父亲回忆也讲到的，李新同志把三十兵工厂的龚家宏带来见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他们平易近人，为人诚恳，让人耳目一新。见面的当天，办事处同志留吃饭，饭菜没有大鱼大肉，吃的米饭馒头，青菜豆腐，只有一点肉。我父亲回忆：当天晚上留住在办事处。第二天很早把我送出红岩嘴。因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四周都是国民党特务监视，要抓人的，是禁区。

我父亲开始是爱国情怀，一心造枪炮武器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40年开始接触共产党人，时事政治也看到，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大军，率先高举抗日大旗，领导人民不屈不挠进行抗日斗争，思想上对共产党有了更全新的认识，坚定为共产党办事，跟共产党走。

我父亲回忆：“1940年8月以后，我再去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就要十分注意人身安全了。40年、41年两年间去过多次，按照八路军办事处的指示，想方设法，避开工厂稽查队的视线，将军用图纸从工厂一次次地拿出来。在去八路军办事处的路上，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到处是国民党特务监视，不顾自身安危，冒着生命危险，将军用图纸和情报资料多次送到共产党八路军办事处。到了办事处，很小心地从楼的两旁左（右）门进去。先后送去两套手榴弹图纸，一套是巩式手榴弹图纸，一套是鲁式东山生产的手榴弹图纸；还有一套掷弹筒和掷弹筒弹的图纸。根据办事处的要求，住在办事处，把兵工署在重庆各兵工厂的情况写成报告，有第十兵工厂、五十兵工厂、第二十兵工厂、第三十兵工厂……等兵工厂生产的产品，工厂的规模、人员、设备、设施等将所了解的情况都写出来，办事处同志很感谢。每次到办事处，办事处同志一再嘱咐要小心谨慎，不可莽撞。”

我父亲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历尽艰辛将军用图纸和资料从工厂带出来，及时送到八路军办事处。他深知，所提供的图纸和情报资料都是共产党八路军所急需的，意义重大，有了图纸，可以制造武器打击日本侵略者。我父亲尽自己所能，采用这种方式，提供情报、送图纸，同样是为抗日做贡献，为民族解放做贡献。

三、千里赴延安

1941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以大量事实揭发了国民党破坏抗战，顽固反共的嘴脸。国民党上层消极抗日闹摩擦，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与此形成反差的是新四军、八路军在前方浴血奋战，共产党人在为抗战奔走，奋斗。我父亲更加坚定跟着共产党走，消灭日本帝国主义。

我父亲回忆：同年八、九月间，一天中午，我正在厂里办公室午休，忽然来了一个陌生人找我，送来一封信，是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办事处送来的，内容是：两个星期内把一切工作辞掉，到办事处集合，再送到延安去。当时，我思想没有准备，时间紧急，工厂里如何说法？我不干了，到哪里去，不能说！问题是用什么办法脱离工厂。为了不引起怀疑，需找一个恰当理由。经过打听，知道贵阳高级中专需要老师，可以到校任教，并有同学代为介绍。便以此为理由，请三十兵工厂的一位要员相帮，最后工厂同意去贵阳高职学校。

辞掉了工作，心情兴奋又紧张，带上随身衣物，准备动身去八路军办事处红岩嘴。此事不敢告诉任何人，只告知了三位老同学，华仲孚、杨民干和陈惠爵把我送到红岩嘴。住在红岩嘴做着去延安的准备。为应付国民党的查问，办事处同志为我编造了一个假身份，将名字改为王小元，工人，江苏常州人，有一哥叫王大元，在八路军115师868团任团长。对这套假履历，每天都要背诵多遍，做到对答如流。十天左右，来了三辆大卡车，先摆放行李，然后行李上面坐人，每车二十人。此次去延安的人员均为八路军家属，有吴玉章的侄女、刘宁一的妻子（李淑英）儿女和周建南（解放后一机部副部长）等同志。随同的是穿国民党少校军服的龙飞虎同志，周恩来的警卫，人比较老练，一路上由他指挥，与国民党检查人员交涉由他负责。行动前交代注意事项，一张币不准带，书籍、文件等不准带。沿途各个关卡都要盘查核实身份，有时要下车点名，每天要经过多次盘查，大家按事先准备的说辞对答如流。车经成都、西安等地，在汽车上坐了七、八天顺利到达了陕北地界。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到达延安根据地，见到宝塔山的一刻，我父亲同无数投奔延安的青年一样，心情万分激动，旅途疲劳一扫而光，新生活开始了。

第二天下午三、四点即到延安市，看到一片荒土，建筑都是一片瓦砾，住房都是窑洞。

到了延安，一心想参加抗日的愿望实现了。我父亲为了抗日，起初从上海到武汉、重庆大后方国民党兵工厂造军火，现在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心情无比激动，浑身增添了无穷力量，可以有用武之地了，可以亲手制造武器打日本鬼子了。造枪造子弹为死难同胞和烈士报仇，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

我父亲回忆：“我住在总后勤部，领导决定我在军工局工作。军工局开会欢迎了我和周建南同志。”

1966年，出差到红岩嘴纪念馆，25年前曾住此半个月做去延安的准备

四、研制成功复装子弹生产线

我父亲到了军工局，任军事工业局机械工程师，分配到离延安百余里的茶坊兵工厂，在兵工厂负责设计机器图纸。这里条件十分艰苦，一个山洞做厂房，还有几个窑洞和小房子，是一个制造机器的小工厂。有车、铣、刨、钳等十几台设备。这些设备是沈鸿同志（解放后一机部副部长）从上海搬迁到延安来的。当时毛远耀是厂长，沈鸿是总工程师，有百余个职工。我父亲的任务是设计生产子弹头的自动机器，设计生产子弹壳的冲床。这期间完成了车子弹自动机的设计工作，改造了卧式冲床的设计图纸和组装。

1941年，到延安军工局后，任命为茶坊兵工厂工程师

龚家宏用过的大计算尺德国制造，小计算尺苏联制造

　　从待遇优渥的鸿章厂到国民党的兵工署，再到边区，生活和生产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住的是窑洞，一切都要从头做起，但心情却越来越好，在这里军民一致，军政一致，政治清明，全民抗战，到处是战歌，抗日烽火在熊熊燃烧。我父亲以全新的姿态投入到工作中，他深知：这是为自己人干的，为民族抗战而出力。来了就没有退路，明知是艰苦，誓死跟定共产党造出武器，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一九四三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时期。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命令温家沟工厂要生产枪弹。我父亲调到温家沟兵工厂。在军工局李强局长的领导下，温家沟兵工厂由原农具厂改为第一兵工厂，厂长徐驰同志、副厂长汤钦训同志、支部书记干戈同志，积极筹备子弹的生产工作。为此工厂专门设立了子弹股，由孙云龙同志任股长、龚家宏任工程师，配备了一些技术骨干，其中有归国华侨李震同志、机工班长文德山同志、钳工班长白维家同志、经过长征的老工人刘清和同志，以及从前方调到温家沟的50余名有朝气的青年人，全股约100多名同志，成为第一兵工厂中最大的一个股。

我父亲回忆到：“延安边区各方面条件都非常艰苦，没有条件，艰苦奋斗，克服重重困难，为了制造出复装子弹和全新子弹，都是经过不断摸索，与同志们一起反复试验而成功的。我独立和与他人主要完成五项工作，设计、研制、创建出延安边区第一条复装子弹生产线。在漫长的艰苦岁月里，发生了许多另人难忘的故事。最让人记忆犹新的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亲自抓复装子弹的生产试验中出现的问题，分析原因，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改进的过程。”注①

复装子弹顾名思义，在战场上收集使用过的弹壳，进行修复，重新制作底火，火药装入弹壳最后加上弹头，可制造为一枚新子弹。复装子弹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产物，延安兵工厂生产复装子弹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成就，它极大地缓解八路军弹药紧缺的困难，为打击日本侵略者做出了巨大贡献。

1、解决生产中设备不足的问题。当时，子弹股的生产条件一穷二白，三部冲床还是旧的，通用设备和专用设备极其匮乏。为了解决通用设备不足的问题，大家群策群力，发挥各自专业优势，亲自动手，完成了各种吨位的冲床、辗片机、手搬螺旋压力机等的设计制造。大家克服困难，终于做到从无到有。装药机、装弹机、紧口机、滚光机、烧口机等都赶制出来。在此期间，还改进了切口机。这些机器设备都是安装在木桩子上或木桌子上。边区缺乏灰生铁，所有机器的腿都卸下来做其它的机器，新做的机器也都不做铁腿，节约原料。制造工装、工具等材料，是由前方战士冒着生命危险弄回来的道轨钢，大家叫它万能钢。工装、工具都是由我父亲设计，本厂制造的。

2、克服技术资料不足的问题。当时的子弹生产技术资料，仅有阎锡山兵工厂出的一本石印子弹模冲示意图，我父亲拿来作为参考，并以国民党兵工厂生产的‘七九’子弹为实样，我父亲设计摸索出一套具有边区特点的生产复装子弹生产工艺，完成了子弹弹壳、弹头、底火复装的工艺流程。全厂职工加强技术试验，经过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最后成功。其生产工序如下：修复弹壳—13道工序；制造弹头—18道工序；复装—8道工序。按照各道工序加工，同志们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复装子弹第一批试制出来了，大家都很高兴。

3、解决回收材料质量不统一的问题。复装子弹需要回收旧子弹壳，旧子弹壳需加工整理后重复使用，弹头的原料为铜元（铜钱），铜元是从民间收购的大清铜元。我小时候听我父亲讲过，使用铜元造子弹头，当时铜元不值钱，收购来很多很多，堆的像小山似的，堆满了好几个窑洞。铜元因年代不同含铜量也不一样。铜元在生产过程要经过辗片、冲盂、引伸等多道工序，这些不一样材质的铜元需要统一退火后加工。退火炉很关键，退火炉搞成什么样子，需要一个能保持在600℃～650℃温度之间的退火炉，怎样保持温度？那时没有高温表，全靠一双眼睛看准温度。退火时，气体、杂质不允许侵入铜质中。

我父亲与大家研究，设计时采用一种叫隔层退火的办法，在炉子中央放一个大铁匣子，铁匣子的进料门处开有一个小孔，可以观察炉内退火温度的颜色。火焰从四周通过，不直接触及产品，开炉时火焰从前下方炉底向后，继而从后两侧向前，然后于前侧向上方通向后方烟道，再进入烟囱，在烟道外处装有阀门，用以调节控制温度。通过实践，采用这种隔层退火方法效果很好，温度又均匀，又节约燃料。

4、解决子弹精度不高、击穿力不强的问题 我父亲回忆道：复装子弹生产出来了，部队反应不佳。经靶场试验，大多打不上靶，少数打上靶的也都是横弹，问题是：有子弹头破裂的，有只剩下铅芯的，有掉底火的。大家开会分析，认为是弹头强度不够，材料有问题。国民党兵工厂用的是镍钢皮，而第一兵工厂则用的是铜元的铜，厚度却同样为0.4毫米。正当分析问题查找原因的时候，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知道复装子弹试验情况之后，十分关心，把我们找去，听取汇报。陈云同志听完汇报后说：“复装子弹搞出来了，是好的，是有成绩的”，给与充分肯定。接着说：“子弹有两个毛病，一是脑袋有神经病，摇头翻跟斗，打不上靶；二是屁股有毛病，漏烟放屁，要喷火伤人。我看打不上靶的原因出在照抄别人的制造方法上，没有根据我们不同的条件而有所改造，人家用的材料是镍钢皮，我们的材料是铜元铜，强度差，问题就出在这里。你们回厂快研究改进试验，解决它，尽快生产，支援前方……”。按照陈云同志指示精神，我父亲以边区的条件为基础，既参照老的工艺方法，又有所创新，将弹头壳厚度加厚到0.8毫米；弹头部由圆形改成尖圆形；弹头尾部改为船形；整个弹头呈流线型。底火漏烟问题，在弹壳底部扩一刀，使底窝直径底火台高低保持一致，与此同时修改了底火帽尺寸，使之相匹配；加强检验工作。通过一系列改进，又经打靶试验，结果子弹飞行很稳定，弹弹着靶。把改进后的复装子弹送联防军司令部做射击试验，结果良好，随后就进入了大批量生产。大量生产工人就不够了，于是，四十多名家属加入了生产队伍，经过短期训练，就进入了生产线，他们工作细致认真，成为一支娘子军。当年七、八月份生产出第一批复装子弹，月产量达到13.5万发，积极地支援了前线。注②

5、自主成功建造反焰炉（精炼铜的炉子）。随着复装子弹大量的生产，扩大再生产，扩充材料的来源。作为弹头原料铜元的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旧弹壳的来源也不充足。边区的铜元已不能满足供应，于是从民间收集大量的粗铜、杂铜补充进来。粗铜、杂铜杂质多，必须进行精炼才能使用。于是精炼粗铜、杂铜便成了当务之急。先是电解方法提炼，提炼纯铜由佟浪同志负责，他用电解方法提炼，已经试验成功。但当时边区电力缺乏，后用汽车发动机带动小型发电机进行电解提炼，产能又太小，无法满足生产需要。经研究，只有建造反焰炉才是出路。

一九四四年夏，天气炎热，第一兵工厂准备建造反焰炉。当时，在边区要建造反焰炉可是大工程，也是从零开始，一大家没有冶炼知识和经验。二没有技术资料，手头只有一本冶炼工业小丛书。三没有建造反焰炉的设备。经过讨论决定，照着小丛书里的样子，提出建造一个每炉精炼1000公斤铜的反焰炉，反焰炉的烟囱高度不能低于25米～30米，靠烟囱的高度才能产生风压，只有这样，使炉内产生高温燃烧气化，除去杂铜的杂质。困难吓不倒军工人，不懂现学，没有资料自己研究，以边区条件为基础，因地制宜建造。边区多山多沟，借助山与沟的地势，依靠斜山坡，挖沟垒砌烟囱。实地考察，在工厂的西侧找到一个比较陡的斜山坡，根据高度计算斜度，求出斜山坡要挖40多米长的斜沟，并在斜坡的顶端筑起3米高的直烟囱。斜沟的四周要用石头砌起来，上面盖以石板，再用石灰、草秸和黄泥混匀勾缝，使烟道不漏烟。工程土方量大，石料、石灰都要自己解决，困难多难度大，实施这样大的工程，在边区堪称一个创举。我父亲加班加点，日夜奋战将图纸设计出来了。有了图纸，三四十个青年，生龙活虎，扛上铁锤、背上铁钎，上山打石块、凿石方、开石板、抬石头、挖山沟、拿瓦刀砌烟囱，一时间，满山是叮当声、打夯声、号子声、唱歌声，组成一个动人心弦的交响音乐大合唱，大家不怕烈日晒，不怕大雨淋，手上打起了血泡，肩上磨破了皮也视为等闲，那种干劲，大有气吞山河、撼摇天地之慨，军工人不怕苦和累，一心只为反焰炉早日建造起来，炼出精铜，制造子弹，支援前方。

只用了一个半月，爬山烟囱就巍然挺立。建造反焰炉另一个问题就是炉体的设计与建造。这也同样困难，以耐火砖为例，它既要能承受1200℃以上的高温，又要能承受铜液的压力，不破不裂。炉底则用坩子土、焦炭粉混合打成炉底，就像打化铁炉的内膛一样。延安边区劳动模范赵占魁（解放后陕西省总工会）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找来老英雄来帮忙，炉子建好了。经化验分析，精铜的纯度可达99.9%。反焰炉的成功也是从总结经验教训，反复摸索不断试验而取得的。

边区自从有了精铜，复装子弹的原料再也不用发愁了。复装子弹生产线的成功创立，具有重大的意义，达到年产162万发的能力。这条生产线的建立，弹药的供给，从根本上改变了只能依靠战场缴获的被动局面，同时为下一步独立自主生产全新子弹创造了技术条件和物质条件。

在兵工方面，龚家宏同志设计了造子弹冲床及决心试验反焰炉和王元一同志团结全体职工，改进了兵工厂的管理，使生产效能提高，超过任务。注③

第一兵工厂制造全新子弹是从1944年开始的。全新子弹的装配与复装子弹相同，对产品质量很重视，检验很严格，因此所做子弹全部符合要求，只是生产数量不多，虽然做了一万余发，但却开创了边区制造全新子弹的历史。（摘自革命根据地军工史料丛书《陕甘宁边区》162页163页）

1944年延安兵工厂生产的复装子弹和全新子弹，支援前线，完全能满足前线步枪、机枪的使用。

在温家沟兵工厂艰苦环境里，日日夜夜奋战制造子弹，最后终于迎来了八•一五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日本鬼子投降了。

　　五、保卫延安，参加军事行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宣布投降，蒋介石反动派要抢夺抗日的胜利成果，调动军队准备发动内战。党中央毛主席为了保卫人民的抗日胜利果实，调动了军队干部，进入新解放区支援前方。

陕甘宁边区延安干部大部分也分批“下山”，到东北支援新解放区。温家沟第一兵工厂很大部分同志也分批“下山”。陕甘宁边区各级机关重新调整了组织，基本上由本地区干部接替。

温家沟兵工厂还有80多名工人和干部，同时又招收了一些当地青年培养学徒，人员又补充到300余人，为了保卫边区，保卫抗日的胜利果实，全厂职工们喊着“前方流血，后方流汗，咱们多流一把汗，前方少流一滴血，把反动派彻底消灭干净，解放全中国。”全厂职工生产情绪十分高涨，又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生产热潮中。生产地雷、手榴弹、子弹，修理步枪、机枪、冲锋枪，日夜两班生产，把武器弹药不断送往前方。

1946年6月，蒋介石反动派依靠美帝国主子支持，撕毁了“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出动200万兵力，全面进攻解放区，发动了内战。

蒋胡匪军要进攻陕甘宁边区延安。西北的胡宗南重点进攻延安。

毛主席在陕北领导全国人民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敌强我弱情况下，随着党中央让出延安，党中央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根据战争需要，进行了的部署。边区兵工厂撤离原来的厂址，进行大转移，搬迁、坚壁、隐蔽机器设备，生产不停息，做好准备参加战斗。

1946年年底，第一兵工厂，复装子弹生产数量240918发、子弹头84851个、底火165057个；修理各种枪1526支，装配50掷弹筒60门。（摘自《陕甘宁边区》第239页）

1947年1月，内战迫在眉睫，第一兵工厂遵照上级的命令搬迁到瓦窑堡，改称瓦市兵工厂。延安兵工创建的子弹生产线，强大的生产力，可观的子弹数量，受到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领导高度重视，下了军令状，把陕甘宁边区工业局瓦窑堡市兵工厂子弹股分离出来，迁至安定县(子长县)桃园独立建子弹厂，命名为工艺第四厂（工艺实习四厂），任命龚家宏为厂长（参加军事行动后，工艺第四厂改名为十一大队二中队），任务是随军生产子弹。

父亲回忆道：温家沟第一兵工厂奉命转移，搬迁到子长县，为了战争需要把兵工厂一分为二，一部分同志搬迁到子长县十里铺，生产地雷、手榴弹和刺刀，修理枪械及改装迫击炮、平射装置等，定名为工艺第三厂（工艺实习三厂）厂长王元一（解放后发明局局长），付厂长罗志；一部分同志搬迁到子长县桃园，专门生产枪弹，定名为工艺第四厂（工艺实习四厂）厂长龚家宏，书记郝跃庭，工会主席是刘泽洲（解放后北京工业学院实习工厂总支书记），会计、统计连同出纳是陆洗志，生产股长是白维家，副股长是张本忠，动力股长是张兴仁，总务股长是高于达，生产工人大多数是新同志。

1947年1月，龚家宏工艺第四厂厂长任命书

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习仲勋时任政治委员，王世泰时任司令员，王维舟时任副司令员，张仲良时任副政治委员，阎揆要时任副司令员。摘自《军事工业 根据地兵器》文献第130页。

　摘自《军事工业 根据地兵器》表册749页

　　1947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命令，任命贾拓夫为工业局局长，吴生秀、李颉伯、刘子谟为副局长，相应调整了兵工布局。加强在紧急状况下对军工生产的领导。

搬迁工作开始，机器设备，物资等完全由本厂职工负责。过大河沟能用大车运输，过小河沟和山沟路窄，只能靠牲口驮和人抬。一些大的机器，十几个人抬，甚至几十人抬，有时老乡们也帮助抬。由于条件过于艰苦肩膀都肿胀起来，甚至抬出血泡，一天只能抬几里地。一部分同志负责运输，另一部分同志到桃园筹备工房。

陕北都是窑洞，窑洞需要整理修改才能做生产工房。大家把几个石窑洞洞口修成大通道，把五个石窑洞连通起来，作为机器工房。必须争取时间，早日准备好，等机器设备一到就能安装起来，运转生产。

特别是动力，陕北是没有电力的，动力都是用汽车头改为煤气发动机，原有的动力煤气发动机搬迁到十里铺去了。新做的煤气发生装置，用汽油筒改装，这是个关键工作，工作十分紧迫，张兴仁率领动力股的同志们和一些钳工，日夜苦战，终获成功。

改造窑洞的任务，同样也十分紧迫，一切都得自己动手，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在同志们努力下，不到两个月时间搬迁任务完成，顺利地开动机器，进入正常生产。

1947年3月，军工局各厂示意图，参加军事行动兵工厂各厂的地点，摘自《革命根据地军工史料丛书 陕甘宁边区》

1947年3月8日，延安各界举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的动员大会。摘自《延安革命史画卷》第172页

我军撤离延安前，战士在延安街头书写标语。摘自《延安革命史画卷》第173页

　　这次战争,蒋介石以十倍于我当时在西北人民解放军的兵力来进攻延安和陕北解放区。当时的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民主的圣地,是当时中国的头脑和心脏,是人民胜利的象征。蒋介石企图给中共首脑部和西北人民解放军以重大的打击,以挽救反动势力的灭亡。

1947年3月开初，延安山区西北风滚过，旋转呼啸，寒风刺骨。

国民党军由全面进攻转入重点进攻，把主要矛头指向陕甘宁边区。

1947年3月13日，蒋胡匪全面重兵包围进攻延安，国民党飞机对延安狂轰滥炸，一天就投下59吨炸药，延安一片火海。面对胡宗南25万大军压境，仅有两万余人的西北人民解放军英勇对战……。

南线，胡宗南的十四、五万军队，沿咸榆公路及其以东地区，向延安进攻。西线，马鸿逵、马步芳，正向我陇东分区三边分区进攻。北线榆林的敌人准备向我绥德、米脂县一带进攻。就是说，敌人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的扑来了！

危难关头，战场上急需要子弹消耗，粮草先行。前面摆着更大的考验！兵工战士没有被吓倒！各个精神振奋、豪情壮志、摩拳擦掌，支援解放军打胜仗！这个仗要打多久？随军生产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不可预知。兵工战士坚定信念，坚守阵地与胡匪决一死战。

1947年3月19日，后勤司令部副司令王维舟同志和方仲如同志，从延安到十里铺和桃园，指挥各机关工厂的转移工作，召集了两厂厂长、政治指导员、支部书记、工会主席等同志开会，先讲了敌情和敌我战争形势，接着讲到如何打垮消灭敌人的进攻的战略方针，鼓励大家要有胜利信心。接着命令工厂要在七天内撤出十里铺和桃园地区，所有机器、设备、物资，能搬走的都搬走，笨重的坚壁起来。指示说：“工厂职工不是战斗部队，没有战斗任务，组织起来，成立游击队，只要能保存自己，就是胜利。”又说：“我们陕甘宁边区部队只有敌人的十分之一，敌众我寡，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兵工厂完全能组织起来保护自己。同时，要能抓紧时机继续生产、修枪、造子弹支援前线。”并强调了，在行军转移中，要加强党的组织性，纪律性，要不断的教育全厂职工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搞好群众关系，并随时要检查纪律执行情况，要经常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等。

1947年，毛主席在延安

　　会议后，方仲如同志又召集两厂全体职工开会，讲述战争的形势，分析了我们必胜，敌人必败的条件，同时下发了两厂转移的任务。并告诉大家，毛主席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人民解放战争，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全厂职工听了上级领导的指示后，心情十分振奋，很有信心的说：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在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的认识上，表现出坚决、勇敢、自我牺牲的高度责任心。大家立刻行动起来，又投入到坚壁和转移的紧张工作中。

六、与敌人周旋，制造枪弹

边区政府和联防军司令部为了便于随军生产与修械，将军工系统列为军事编制，成立第四纵队独立二支队，下设十一大队、十三大队和子横游击大队。十一大队设五个中队，其中一中队和二中队由工艺实习三厂和工艺实习四厂组成；十三大队设五个中队和三个地方工作队，其中二中队和三中队分别由工艺实习厂和纸房沟化学厂组成，于3月19日撤出茶坊。在转移中二中队还生产了手榴弹，三中队为部队修理枪械，其他中队担任警戒和护送转移物资任务。

桃园子弹厂（工艺实习四厂），改编为十一大队二中队，龚家宏任中队长，他坚定地说，我们是兵工厂，是部队，又是游击队。中队下设 四 个队，战斗队、生产队、生活队和家属队。战斗队分三个班，每班 12 人发一挺轻机枪，每人发一支步枪。生产队、生活队和家属队，各发十支步枪，组成一个战斗班。同志们日以继夜的奋战了六天，把笨重的机器设备和不同的物资坚壁起来，生活物资，特别是子弹半成品，成套地包装好，装子弹的机器，工具等也准备好全部运走。所使用几十头牲口，预先向老乡征用好，一切准备就绪。第七天傍晚，出发行军，首先是战斗队，接着是骡马牲口驮的全部生产、生活物资，由生活队负责押运。最后是家属队，战斗队一个班压尾。每人背着自己的行装，还有每人分有可吃一周的干粮袋。就这样一百几十人的队伍，浩浩荡荡的出发了，大家镇静的、默默的、很有秩序地迈着稳健的步伐前进。第二天早晨，到达子长县以北百余里的窑坞村，驻下队伍，作为立足点。

窑坞村在山沟里是个不大的村子，一百多人都住下了，许多老乡都把自己住的窑洞让出来给部队住，自己住冷窑洞或者到邻村儿去住。老乡们原来住的窑洞里的东西都不拿走，让部队同志用，想办法给大家搞吃的，还向部队报送敌人的行动消息，陕北的老百姓觉悟是很高的，拥护共产党，把子弟兵当做亲人，真是军民鱼水情。

到了窑坞村，父亲带领二中队的同志们继续坚持生产，把装子弹的机器、设备安装起来，就地把子弹半成品装配成弹。听到敌人接近的消息时，立即就坚壁起来，行军转移，敌人走了，立刻又回来再生产。父亲和同志们主要辗转在子长、子洲、靖边之间的山沟里，如麒麟沟、石湾、高镇、小河等各村之间周旋。

1947年3月后，延安保卫战十一大队二中队与敌人周旋造子弹，龚家宏画出的位置图。

摘自：延安革命纪念馆 馆藏《伟大历程—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历史陈列集萃》第227页

摘自：延安革命纪念馆 馆藏《伟大历程—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历史陈列集萃》第239页

摘自：延安革命纪念馆 馆藏《伟大历程—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历史陈列集萃》第239页

　　蟠龙大捷后，不少同志去捡拾战利品，去的同志都能穿上一套洋布军装。二中队战斗队三个班，还参加了奔袭横山驻敌，牵制敌人，支援解放军第四团的解放响水和波罗堡的战斗。十三大队一次与敌500人遭遇，大队长李颉伯率领一中队配合地方部队一举将敌人击溃，而自己无一伤亡。

我们没有被敌人吃掉，首先要了解敌人情况和动向，一是经常与第二大队部取得联系，大队部同志也经常下来通报敌情，传达胜利消息，有时还有油印战报，二是放哨侦察敌情，放哨放到十里二十里地之外。这样保证了我们的安全和生产。把子弹半成品二十万多套全部装成子弹，送往前线。

父亲回忆到：我们中队有二十多名妇女和儿童，一直随军行动。陕甘宁边区，本来粮食不富裕，这样的大部队拉来拉去，打游击战，吃饭就十分困难，经常要派人分几路出去找吃的。后来，每天只能吃两顿杂粮稀粥，有时候吃一种窝窝头叫“到口酥”是糠磨成粉做的。同志们团结得像个大家庭，同甘苦共患难，决心与敌人周旋战斗到底。

保卫延安的战斗中，面对十倍于我军的凶猛敌军，英雄将士们，运用毛主席的战略战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兵工战士与解放军战士同呼吸共命运，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面对生与死的考验，在恶劣环境下，克服重重困难，在山沟里与敌人周旋，昼夜生产子弹，修理枪支。胜利一个接着一个，羊马河和青化砭各歼灭一个旅，接着蟠龙大捷、清涧大捷。我西北野战军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歼敌万余，给国民党以巨大震惊，实现了党中央坚守陕北的战略意图。

1947年3月至1947年8月，解放军战士冲锋陷阵，英勇杀敌，兵工战士同仇敌忾、众志成城。我父亲回忆，战争中我们随军生产制造子弹，支援前线，与人民解放军同心并战、风雨同舟，打败了胡宗南匪军一次次的进攻，胡宗南匪徒们已走到了末日。

1947年8月14日至15日，一中队和二中队奉命随独立二支队全部撤离延安，从碛口镇渡过黄河到临县林家坪，奉上级命令与晋绥军区工业部子弹厂合并。工艺实习三厂和工艺实习四厂到此完成了历史任务。

保卫延安的这段战争史，展现了兵工力量是一支强有力打击敌人的力量，又一次证明兵工力量是解放军冲锋陷阵杀敌的强大后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军事工业是人民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兵工做出的巨大贡献，谱写了光辉的史篇，历史应永远记住他们。

1949年，龚家宏在哈尔滨

七、下山赴东北，开辟新战场

　　1948年3月，龚家宏内定调东北工作，因出席全国职工代表大会，随同李颉伯、赵占魁从晋绥军工部转道西柏坡中央所在地，在此，受到刘少奇等党中央领导的接见。在去往东北的途中，因沿铁路的山海关一线被国民党占领，组织上决定绕道从山东石岛坐船到大连……，绕道去东北。大连当时被苏军所占领，属友军势力范围，后经鲜朝平壤市再到图门，牡丹江。途径三个月，于6月份，最终到达哈尔滨东北军工部北满分部。

1948年7月，在东北军工部兴山办事处，左起刘正栋，龚家宏、陈其羽、宋廷良

1949年，在东北军工部北满分部工程处，龚家宏（右）与战友

八、新中国，新征程，攀登新高峰

新中国成立后，迎来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

一九五一年十月，我父亲随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赴苏联参加中苏贸易谈判。主要任务是负责机床等大型设备的采购。我父亲根据国家建设和国防工业的需求，提出兵工厂制造炮弹的设备及一般机床，系列设备和加工机械的采购单，其中品种、规格、型号等项目反复同苏方洽谈（带有俄文翻译），并与国内有关方面协商后再与苏方谈定。

谈判期间，我父亲同时走访参观了很多工厂，苏联有许多大型企业（苏方没有带领参观兵工厂和机器厂）。其中带领参观了一家大型轴承厂，所有成套设备都是从瑞典进口。见到该厂全部实现自动化生产，有万余名职工，见此情景，让人大开眼界。作为一个大国，其支柱性的产业一定要有一定的规模和达到一定现代化的程度。通过参观学习，我父亲受到很大启发，受益匪浅，积累了现代化管理和组织大规模生产的知识。

我父亲精通武器弹药生产技术。早期在国民党汉阳兵工厂从事生产技术5年间，对军工生产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土地贫瘠资源匮乏的陕甘宁边区兵工厂奋斗了7年间，从没有发展到有，经历艰难困苦的不断实践，成功建造起复装子弹生产线，生产大批量复装子弹和全新子弹，技术和经验日臻成熟。在参加延安保卫战中，又经受过战争岁月磨砺的人。我父亲不但精通技术，还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具备共产党员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顽强拼搏精神和创新精神。

贸易代表团采购订货任务，我父亲肩负的责任重大，建设新中国，建设强大的军工力量，需要现代化的先进技术和武器装备。不但要有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发扬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还要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把基础工业建设好，提升规模，把我国军工产品的生产和质量达到一个新的、高的工业化水平，根本改变我国国防工业落后的面貌。

1951年冬～1952年6月，龚家宏在莫斯科工作照

龚家宏苏联公务护照

　　一九五二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我父亲是在莫斯科度过的。当时中国贸易代表团受到很高礼遇，邀请代表团成员参加红场的观礼活动。

当阅兵活动开始，苏军一列列的战车、炮车通过观礼台，整齐的机群呼啸而过，一队队士兵肩负新式装备，威武壮观地接受领袖的检阅，感到震撼。看到了主席台上的斯大林大元帅，是那样地自信和从容，这份自信和从容来自于强大的军事力量，苏联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

为了祖国强大的那一天，必须勤奋工作，忘我奉献。感到肩负的担子很重也很光荣，完成好任务尽快回到祖国，投入到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去。

访苏的八个月时间一晃过去，一九五二年六月，我父亲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提前四个月回到祖国。

龚家宏执行任务的工作护照

九、青色的海，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当中国最美的湖—青海湖碧水蓝天，一次又一次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很少有人知道青海湖还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光荣历史。

新中国第一个鱼雷发射试验基地和位于青海湖北岸的中国“两弹一星”研制基地一样，曾为中国军工崛起做出过突出贡献。

我父亲还承担着突发性临时任务，回忆：1964年，我接到命令，带领十几人组成的工作组，为建立鱼雷靶场试验基地，奔赴青海湖进行勘测选址的工作。

其中有五机部五院基建技术人员，海军人员，气象部门人员等。在海拔3000多米的青海湖，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考察勘测工作。

青海湖有40公里宽，50～60公里长，湖浪数米高，风速七、八级，工作组的同志们租用了个木船，在湖上用声纳测试湖的深度，气象人员每天测试天气预报，青海湖水浪可到七级，半个多月把湖图绘制，测试完毕。总深约30单位左右，湖底像盘子。此项工作很艰苦，生活环境十分恶劣。父亲和工作组的同志带着测量仪器和声纳设备，对青海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进行全域考察分析，对湖的深度、宽度、长度、湖底形状等摸得一清二楚，积累了大量数据。

经过两个多月艰苦勘测，我父亲与同志们圆满完成了任务。工作完成后返省委西宁市。参观了塔尔寺，喇嘛寺院都是很大的规模。

父亲回忆：青海湖作为鱼雷试验靶场，建设试用鱼雷是瓦斯鱼雷，靶场使用了很久。

在海拔高3000米青海湖工作期间，吃、住在青海湖，饭煮不熟，生活很艰苦。我父亲回到北京后，身体总感觉无力，医院检查说是糖尿病很厉害，立刻要住院治疗，住在北京人民医院。可巧，遇前清末代皇帝溥仪与我父亲同住一个房间。我记得当年，父亲住院期间，许多人络绎不绝来看望我父亲，其实都是好奇，想来看看末代皇帝溥仪。

青海湖勘测作为鱼雷试验靶场，因为青海湖湖域辽阔、水深、人口少的自然条件，很适合国产鱼雷做水下试验。经过慎重选择，1965年中央做出了在青海湖建设鱼雷试验靶场的决策。建设试用鱼雷是瓦斯鱼雷。（据有关资料报导，1984年，因为青海湖水位下降等原因，国家决定撤销鱼雷试验靶场，历经20年光荣退役。此基地为山西侯马军工厂生产的鱼雷而建设。）

新中国首个鱼雷发射试验基地——现在矗立在青海湖中，她是一座不朽的丰碑。这个鱼雷发射试验基地，如今已经成为传承红色文化的旅游景区。

1964年，龚家宏（前排左3）和同志们在青海湖考察时的合影留念

1964年，龚家宏（后排左3）和同志们在青海湖考察时的合影留念

1965年，中国首个鱼雷发射试验基地建成

中国鱼雷发射试验基地纪念碑，现已成为红色旅游景区

十、发扬优良传统，攻坚不怕难

龚家宏参加革命工作后，一直从事军工生产技术工作，解决了很多弹药技术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50年代：

1952年在544厂蹲点，重点解决37毫米高炮弹引信保险问题，经过调查研究，与技术人员一起将由非保险型引信改为双保险型引信；随之又将此技术移置到524厂生产的 82 毫米迫击炮弹引信。解决了724厂122 毫米榴弹的生产定型，组织大批量生产；解决了763厂深水炸弹生产定型中存在的问题。

60年代：

1964年，去青海湖建立鱼雷靶场试验基地。

1969年夏，“珍宝岛事件”后，国务院召开反坦克武器专业会议，研究反坦克武器生产科研问题，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检阅了反坦克武器汇报表演，会议布置了战备生产任务，会后成立了反坦克武器会战办公室，龚家宏任主任。（摘自1991年8月1日《当代中国兵器工业丛书—弹药工业》302页。）五机部召集所属各单位并成立了会战办公室。在此期间龚家宏出访了欧洲，参考北约组织对苏反坦克经验，经过反复比较和实际考察，确认了引进法国有线制导的反坦克火箭。该武器的引进，打开了我国生产同类型导弹的设计思路。装备部队后，对缓解当时我方反坦克手段不足的短板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针对苏军 T62 坦克的抗打击能力较强，我军反坦克弹击中之后容易跳弹且无法穿透的问题，会战办公室发动大家群策群力，找出了一个弹头加装防滑帽的土办法，既简单又实用，组织各工厂加紧生产防滑帽，满足了部队备战的需要。 与此同时针对单兵火箭射程太短的问题，集中技术力量攻关，终于从原射距仅100米提高到250米，加强了打击能力，减少了可能的伤亡。40毫米火箭弹设计定型工作一直没有跟上去，龚家宏亲自到长沙会战新 40 和老40火箭弹问题，组织力量克服困难短时间内完成了设计定型，工艺定型，并在全国组织大批量生产，快速列装，为解决我军反坦克武器科研和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70年代中期：完成了叶帅督促五机部的一项意外任务。空军反映歼击机炮弹容易炸膛，此报告呈送叶帅后，叶剑英做出严厉批示，责令五机部立即解决问题。部里把此任务交给了我父亲，同时空军一位马副参谋长予以配合。接受任务后，充分调研，走访部队，下到工厂，条分缕析，终于弄清事实真相，解决了问题完成了任务，陪同的马副参谋长也非常满意。

80年代：

委派龚家宏去某基地解决原子弹发火件存在不爆现象问题。

在他负责兵器工业弹药行业生产管理工作中，深入基层，认真积极地解决日常生产中出现的技术和协作配套问题，保证了生产有秩序地进行，在历次战备和周边自卫反击战中，尽职尽责，保证了前方所需弹药的供应。（此章节摘自军事工业·兵器第1242页。）

注：1969年冬“珍宝岛事件”后，国务院决定组织反坦克武器会战，这六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了龚家宏与部队首长和工厂同志冒雪在基地做试验。

1969年冬，龚家宏（右一）与部队首长、工厂同志冒雪在基地做试验

1969年冬，龚家宏与部队首长、工厂同志冒雪在基地做试验

1969年冬，龚家宏（左一）与部队首长、工厂同志冒雪在基地做试验

1969年冬，龚家宏（前排右四）与部队首长、工厂同志冒雪在基地做试验

龚家宏（前排左五）与部队首长、工厂同志冒雪在基地做试验

1955年，龚家宏（前排右一）和国营 282 厂同志陪同苏联专家参观毛主席故居时的合影

1961年，五一节期间，龚家宏（二排左七）在282厂指导工作时的合影

1979年，龚家宏（前排左六）在544厂指导工作时的合影

1981年，龚家宏（前排左五）在544厂指导工作时的合影

十一、老骥尚伏枥，壮心写华章

　　记忆我父亲的一生，从新中国成立到1983年年底离休，在兵器工业弹药行业奋战三十多年，绝对服从组织安排，在他熟悉的工作岗位上无私奉献，埋头苦干，无怨无悔。在文革期间没有受到影响，一直坚守在五机部生产局，深入基层指挥生产。

组织上为了支持我父亲工作，1971年初，把我母亲从兰州五七干校调回了北京。

1989年，在五机部王立副部长的主持下，我父亲不顾年事已高，依然承担起编纂《弹药技术丛书》主任的重担。组织兵器工业弹药技术专家编写了《弹药技术丛书》十五卷册。

这套丛书总结了弹药行业四十多年积累的弹药生产技术、质量、安全等方面的管理经验，是来之不易的宝贵财富。

历时六年，1995年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和兵器工业出版社共同出版完成。

我父亲于1996年10月13日与世长辞。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将全部力量献给了国防军工事业。

1989年7月15日，在北京卧佛寺召开编写

《弹药技术丛书》第一次工作会议合影，

王立（前排左8）龚家宏（前排左9）

1989年7月15日在卧佛寺开会，写弹药行业技术丛书，第一次会议合影

1989年7月15日在卧佛寺开会，写弹药行业技术丛书，第一次会议合影

龚家宏组织编写丛书时用的笔记本（手稿）

《弹药技术丛书》出版部分书籍

十二、展兵工人风采，弘扬延安精神

我父亲离开我们已有二十七年，他的音容笑貌仍然记忆犹新，干事沉稳大度，绝对服从组织安排，品德高尚，我们永远怀念他。

小时候，我们常听到父亲最爱哼唱的一首歌是《游击队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日本狗……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这支激昂豪迈的旋律至今还在我们耳边回荡。

兵工前辈们的事迹和故事，因从事的工作性质具有特殊性，鲜为人知。过去的岁月已过去久远，追忆前辈们七十多年前的兵工生涯，也是记忆革命战争年代那段残酷难忘的历史，不当亡国奴，抗日救国的热血青年，纷纷奔赴延安，跟着共产党制造武器消灭敌人。

通过讲故事，了解兵工前辈们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和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了解共产党军事工业的发展史，继承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他们的丰功伟绩，后人永远传承。

今天，生活在和平年代，在建设我们的祖国，在建设美丽的延安陕甘宁边区革命老区，我们更不能忘记那段革命战争历史，曾经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坚持奋斗在延安，保卫延安的一群老兵工战士。

1985年9月，回延安合影留念，左起龚家宏、孙云龙、王立和周明

1985年9月，回延安温家沟，左吕放、中孙云龙、右龚家宏

1985年9月，回延安温家沟，窑洞杨家岭合影留念。左起第二位王立、周明、龚家宏，右一吕放

1999年12月23日，军工老前辈们欢聚一堂，前排右起梁富民、浦代英（乐少华夫人）、李宝娟（梁富民夫人）、刘青菊（高蔼庭夫人）、高蔼庭，后排右起贾华（龚家宏夫人）、董静（孙云龙夫人）、郭立杰、王静（郭立杰夫人）

（龚黎明摄影）

龚家宏和贾华晚年生活照

十三、生活花絮

我父亲在工作之余，对书法及篆刻有着浓厚的兴趣，也喜爱照相、洗照片。解放初期从苏联考察回国，带回来一套相机设备，给两个女儿和同志们拍了许多照片，留下了美好难忘的回忆。

龚家宏书法字画

50年代初，母亲贾华随龚家宏调入北京中央兵工总局，二机部二局技术处工作。我母亲作为工作人员陪同参加了一些外事活动。与苏联专家及夫人在北京参观，留下许多珍贵的照片。（龚家宏摄影）

龚清清和龚黎明小时候与父母在一起。（龚家宏摄影）

2019 年 10 月 13 日，家人追思纪念龚家宏逝世 23 周年留影。前排左起：女儿龚黎明、重孙女宫昕玥、侄媳妇叶荷香、侄女龚秋心、女儿龚清清、侄女龚小新、侄女龚幼心。后排右起：大女婿杨庆华、外孙宫鹏、侄女婿张志良、侄女婿许梦泉、侄子龚震东、侄外孙许明、侄孙龚平。

十四、龚家宏生前回忆录手稿照片

（一）武汉期间：

1937年，龚家宏在武汉汉阳兵工署第三兵工厂期间，任技术员。（原自龚家宏手稿回忆录，其中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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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庆期间：

1938年，龚家宏在重庆汉阳三十兵工厂工作期间，任技术员。在他的革命生涯回忆录中，写出了一名爱国青年，从上海到武汉再到重庆，一直怀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当亡国奴的心情。国民党消极抗日，大片国土沦丧，百姓惨遭迫害，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下决心跟定共产党，参加抗日救国，到延安去。

1940年9月，由李新（原名李淑静）同志介绍与共产党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取得联系，参加革命。期间，为共产党八路军办事处提供过许多军事资料。（原自龚家宏手迹回忆录，其中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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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延安时期，桃园工艺第四工厂（子弹厂）：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1946年～1947年10月保卫延安，随军参加军事行动，造子弹支援前线。（原自龚家宏手稿回忆录，共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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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延安时期，第一兵工厂复装子弹生产线：工序部分。

（原自龚家宏手稿回忆录，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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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龚家宏生前手稿回忆录，由龚家宏之女龚黎明、龚清清整理。

2022年9月

注：

注①摘自革命根据地军工史料丛书《陕甘宁边区》157页、194页等。

注②摘自革命根据地军工史料丛书《陕甘宁边区》159页、《军事工业根据地兵器》621页等。

注③摘自《陕甘宁边区》第65页等。

注④摘自革命根据地军工史料丛书《陕甘宁边区》12页等。

注⑤摘自1991年8月1日《当代中国兵器工业丛书——弹药工业》302页。

后 记

革命战争期间，我父亲留下了很多珍贵的遗物。为此，根据父亲的回忆录，我们先后来到了重庆市和延安市。

第一站，2023年4月17日，来到重庆市。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老师带领我们参观了红岩博物馆。我们将父亲在重庆工作期间的照片和亲笔手稿回忆录笔记本，捐赠与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证书》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证书》

博物馆的老师带领我们参观了父亲曾经参加革命工作的地方“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旧址”。观看了父亲回忆录里写到的建筑物、办公处、厨房、住处等旧址。亲眼看到父亲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我们站在八路军办事处旧址处，一眼看到坡上就是国民党驻守的宪兵楼，历历在目，感慨万千，在旧址前我们拍照留念。下午，博物馆的老师又带领我们寻找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工作过的地方，重庆江北茅溪汉阳三十兵工厂的旧址。按照我父亲回忆录里描述的，我们询问了当地几个街道办事处，找到了重庆江北茅溪路这个地方并拍了照。在此感谢博物馆杨智雄和田政超老师对我们的支持和大力协助。

龚家宏1966年出差到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八路军办事处旧址留影

龚清清、龚黎明参观“八路军办事处旧址”，追随父亲的足迹

处长办公室

◇宪兵楼旧址，宪兵楼是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迁入红岩后，由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在此设立的一个执勤据点，名为保护办事处的安全，实则是对进出办事处的人员进行暗中监视和跟踪。（照片来自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八路军办事处旧址”

龚清清、龚黎明参观“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

龚清清、龚黎明参观“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

龚清清、龚黎明参观“驻重庆办事处旧址”

1941年前，重庆江北茅溪国民党三十兵工厂生产车间遗址

1941年前，重庆江北茅溪国民党三十兵工厂生产车间遗址

第二站，2023年4月19日，我们来到了延安市。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同志带领我们参观了纪念馆，举行了捐赠仪式。

延安革命纪念馆《收藏证书》

延安革命纪念馆《收藏证书》

我们参观了父亲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工作的地方，茶坊兵工厂和温家沟兵工厂旧址。在旧址前，我们拍照留念。在此感谢延安纪念馆的领导和同志们给予我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感谢延安市原安塞区文物所曹小平所长，感谢安塞区茶坊村王文怀村长，感谢宝塔区文物保护中心高小滨同志给予的协助。

茶坊兵工厂旧址，窑洞机器厂

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旧址

陕甘宁边区农具厂旧址

陕甘宁边区农具厂旧址

温家沟第一兵工厂旧址

参观延安安塞区茶坊兵工厂旧址。茶坊村村委会。龚清清（左）、茶坊村村委会村长王文怀（中）、龚黎明（右）

龚家宏之女——龚黎明

中国兵器工业标准化研究所退休，高级工程师

2023年11月2日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