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卫士…枣强贺培桐 20220112贺子申

子申

　　2022年（12月18日）是近代伟大的爱国者，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民主革命家 ，中华民国初年的杰出军事领袖蔡锷诞辰140周年。在缅怀其为国为民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和丰功时，更好的地完善还原其历史的真面目是对其最好的纪念。

　　贺培桐为清末进士，法学博士，民主斗士，共和卫士。其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投入清末变革，积极撰文，唤醒民众，组织领导并参与了清末国会请愿运动。二是民国初年，极力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与蔡锷将军共同筹谋潜离北京之策，南下开展护国战争，为捍卫共和体制，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贺培桐在政界和教育上颇具才华，且具高深的书法和绘画造诣，是枣强一位杰出的近代名人。

贺培桐（1876--1936)字湘南，河北省枣强县新屯乡贺家屯人。幼年家贫，后承三位兄长经营皮毛使家境转好。其8岁入塾，聪颖过人，13岁便满腹经纶，应童子试入县学。1894年奉母命到天津考入法政学堂，1898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法系深造，获法学博土学位并留日本执教。其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始于河北保定直隶师范学堂任教。1905年任清末直隶省督学，主责宣化府视学，视察演讲，积极动员学生外出留学以广闻，接受新思想，其中多有加入同盟会者，回国后进行革命活动，首创了这个偏僻地区外出留学之先声。

清末后期，贺培桐参与了直隶自治局编纂工作，1909年其被选为顺直谘议局常驻议员，力推民主立宪改革，积极组织参加国会请愿并发表演说。同时，作为第三次国会请愿同志会代表，参与了到摄政王府上书活动。在《李大钊与第四次国会请愿》一文中称：贺君培桐演说时全场泣涕，几为失声。直隶省的请愿运动走在了各省的前列。天津法政学堂是贺培桐的母校，也是请愿活动的基地。国会请愿活动是由谘议局组织发起的，顺直谘议局参与并领导国会请愿运动在中国近代宪政史上书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对中华民国的创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另据清朝天津大事记（下）记载1910年：四月一日（农历）《北方日报》创刊，为顺直立宪派言论机关，贺培桐任社长。当日陈夔龙以该报广告有“监督政府”四字为由，加以查禁，随又慑于舆论同意复刊。二十八日，北方日报社在新亚饭店举行复刊式，英华、张伯苓、胡家祺致词祝贺。

　　其间贺培桐也是《大公报》的重要投稿人之一，称其“来稿最为详略”。贺培桐撰写《敬告有选举权者》一文在1909年5月18日至21日连载四天。指出“有选举权者即为吾民请命选择良医，一疗吾数千百年之沉疴，而冀得长舒吾民郁结之气，大开吾民拘促之心者也。” 贺培桐以言情激切，文笔锋利的性格和爱国热情唤醒民众，对有选举权者及千百年来首开民众参与大选举之各事项作了颇为全面的概述，对推进历史发展献出了自己的智慧与力量。

　　1909年，贺培桐还为语言学家，汉字改革家刘世恩出版的《音韵记号》作序。《音韵记号》是我国第一部汉字横排的出版物。贺与知友刘世恩为“忘形之交”，作者特嘱贺培桐为其作序。

贺培桐在序文中赞扬了刘世恩“常以国无简易文字为憾”的忧国敬业精神，认为此书必能服务于国民大众为利器也。有了此书不但可以改变 “美风欧雨，几徧东亚，光天化日，独耀西方”之现状，而且，可发经史之光，并具“不难驾欧美而上矣”的宏伟蓝图和历史作用。贺培桐对此书予以了高度评价，展现出不屈的民族气节，给予读者以报国复兴之希望。

　　民国初年，贺培桐为多届国会参政议员，被授少将衔，任陆军部军学司骑兵科长等职，并曾获三等嘉禾勋章。1912年9月，黄兴应孙中山北上时，于10月6日，届为燕支部党员的贺培桐参加了欢迎黄兴大会并合影。贺培桐在教育和政界颇具才华，深得当政者争宠而不失气节：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贺培桐断然辞官，袁曾派员携银两，到其住宅前门外小马神庙找他，要他再赴日本，为袁复辟进行游说，他坚辞不受；1918年，段祺瑞重新选举国会议员，贺培桐再次入选，议员们经常舌战不休，一次竟有人举砚击案，段棋瑞急命人去请贺培桐，贺至后，一席话便使众人情绪稳定下来。事后，段赞贺道：“先生乃北方第一才子也！”但未几，贺便不辞而别，又回到了天津；1923年10月，曹锟通过贿选当上大总统后，倾力拉贺培桐入阁，不仅许以高官厚禄，还特制“海福山寿”匾额，亲自到津为贺母祝寿，但贺未为其所动。约在翌年，贺母去世，孙中山、廖仲凯等曾送花圈、挽联。

据村民讲：当年孙中山等人避难，上边差人看见有人跑到村内，贺培桐把人藏在放衣被的柜头箱里。差人进村到了贺培桐家，只见贺培桐坐在柜箱上面说：这里没人来过，你们随便搜！来者无耐，谁也没吭声就走了，因此孙中山躲过一劫。

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后，贺培桐书挽孙中山：

以革命建古今未曾有奇勋，怨满天下，名满天下；

至临死痛中外不平等条约，政府听之，国民听之。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政权，实行独裁统治，并将蔡锷从云南调往北京“软禁”起来，随即公开复辟帝制，以实现“家天下”的美梦。贺培桐与蔡锷为挚友，多有书信往来，其间交往十分密切。贺培桐与蔡锷对袁的倒行逆施极力反对，他们共同筹谋潜离北京南下护国之策，上演了一场精彩大戏。

2016年底，西泠印社举办孙中山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的纪念专场拍卖：蔡锷致贺培桐有关密谋南下反袁称帝的重要信札问世。2019年初，当年蔡锷致贺培桐的三封信（含拍卖）又水落石出，终于解开了沉睡百年的历史之迷。

当初，贺家亲戚存有的贺培桐书画由于大雨及运动冲击大部已被损坏，万幸的是蔡锷致贺培桐的三封信保存了下来，为历史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当年曾收藏蔡锷致贺培桐三封信的李景森先生说：主人到我家跟我聊天，多次谈起了蔡锷与贺培桐的交往。他说：袁世凯上台后，极力让贺培桐帮扶他，曾让贺培桐负责教育，因贺反对袁世凯称帝，后推辞不干。贺培桐和蔡锷为好友，反对袁世凯称帝，常有书信来往。蔡锷为了南下讨袁，脱离袁的眼线，费尽心机。在这种情况下，蔡锷多次给贺培桐写信，表面是生活琐事，实际是书藏暗语。为了麻痹特务跟踪，多次来往天津贺宅，最后一次说去天津看病，本想蒋百里一同去，怕人多容易暴露，所以没有去成。他们进了贺宅后，随即就从后门走了，直奔了港口。这一切包括买票等都是贺培桐安排的。从此小凤仙去了东北隐身，蔡锷经周旋日本南下，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讨袁战争。

所述，虽难准确，但仍不乏其重要参考价值。其中贺培桐当年与蔡锷在天津的密切交往等已被历史所证实。

　　李景森保存蔡锷致贺培桐三封信一轴原照（中为拍卖信）

　　拍卖信与原信照片对照

　　轴右 六月五晚

　　轴左 六月七晚下六

（信文参考：湘南老兄：执事。日间剖谈欢甚，今夕如暇，请过我。明日日中须会议，昼有他约，入晚有应酬两处，归宅恐迟也。如何？乞赐知。并请台安。弟：蔡顿首 六月七号下六 ）

（封文：前门外马神庙贵宅 贺湘南先生台升 蔡缄）

蔡锷致贺培桐三封信件，均应在蔡锷1915年筹谋密潜之时，且发信日期甚密。信中蔡锷称贺培桐老兄、仁兄，一起相谈欢甚，并有相邀到访，约友郊游以及会议应酬等事宜，彼此交往及密切关系一目了然。

蔡锷致贺培桐有关密谋南下反袁称帝的重要信札，清晰写明：“昨谈甚欢。百里意不欲行，津游作罢可也，俟天候稍凉再行，约期可耳。手此，敬请道安。两浑。（1915年）七月三十一正午”。并以“加急”方式送往（前门外）小马神庙贺湘南先生住宅。从信中明显可见，二人等昨日刚刚有过会面并有所约，想必是：本来约定其与贺培桐、蒋百里等近日（也许明后日）同往天津“一游”，但因百里有变，津游取消，并待稍凉再行。由于与约定日临近，故以急信告知与贺商议，另行约期。无疑，此信可谓蔡锷密谋潜离北京南下讨袁“彩排”的重要开端。当然事先早已作了充分的酝酿与筹划，对此，一个多月前另外两封信则给出了很好的解释：他们时而相邀到访，约友郊游，其间相谈甚欢，话题当然以如何“潜离”为焦点了。

在蔡锷发贺培桐急信仅半个月，即8月15日，蔡便搭乘晚车去了天津，并且以后多次往返于京津两地。其目的就是为了麻痹袁世凯以造成其无意潜离之假象。而此时正值当年秋季。

1916年1月有唐家桢致徐世昌（卷七）函言：“客秋，蔡氏因事来津，与贺君往来谈，昕夕无间，颇极友朋之乐”对蔡贺二人在天津密切交往的史实予以了肯定。当时北京和天津是贺培桐居住与活动的主要场所，蔡锷此时，为掩人耳目也经常往返于京津两地拟成贯例，且二人“往来谈，昕夕无间”，则是为其日后潜离北京铺垫基础。

唐家桢致徐世昌函更加明确地阐述：“家桢供差津门，默察社会：一般人士之心理，类多随大势为迁转，求一置身局外；远忧深思，肯从国家究极之利害，著想发为读论，敢于冒时俗之大不韪，热心、毅力坚定不挠，如贺君其人者，殆不多觏也。”对贺培桐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性格作了高度评价。

函中唐家桢还说：“家桢与贺至好，也与知彼（蔡贺）两人政见虽不相同，而交情实不等于浮泛。此番劝告以公正之论，发于私交之口或者较易听受也。” 唐家桢就贺培桐劝告蔡锷及在京津各报制止反袁事致徐世昌函，其”劝告”一说也已很清楚了。所谓在京津各报制止反袁事，与贺培桐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此外，复有拟登报章，宣布之作立言，至为警切，兹）一并呈阅而已。当然，唐家桢在劝告、默察时可能扮演着一定的“监视”责任也不除外，但唐家桢反映蔡贺在天津交往的客观事实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贺培桐始终密切参与了蔡锷筹谋潜离北京南下讨袁的大部过程，对蔡锷能够摆脱袁世凯的眼线，顺利南下讨袁而做出的努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唐家桢就贺培桐劝告蔡锷及在京津各报制止反袁事致徐世昌函

　　1915年12月19日，在蔡锷与贺培桐等筹谋及多方配合下，蔡锷抵达云南，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护国讨袁战争。贺培桐特绘一百幅扇面售出，将其所得银两支持护国军用。

此后，贺培桐密切关注战事发展，除所谓“劝告”外，在1916年3月《徐世昌卷七》中还记载了贺培桐就取消帝制及对时局之意见致徐世昌函。另有1916年5月8日上海《亚细亚日报》，刊载贺培桐与蔡锷往来之电文，其内容与贺培桐致徐世昌函几乎完全相同，该报获得信息明显晚了许久。贺培桐在袁世凯称帝仅83天不得不退位后，“不敢安于缄默”，即时就取消帝制及对时局之意见致徐世昌函，同时致电蔡锷。意在为了共和，以对国民是不惟一人之幸，亦民国大局之幸，为实现真正政治之刷新，以造福于民国前途为目的。今幸共和恢复民意，大见大好河山，正可趁此机宜，次第磋商条件，共谋前途真正政治之刷新，立民国永远平和之基础。故一信双发，以尽快终止各地一触即发、箭拔弩张的战势。

此时贺培桐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尤其是国内面临的经济、外交等困难和国家发展走向。认为：民国袁世凯当政间，我国之根本摧残亦可谓达于极点矣。民国二年国会为负气之国会，民国三四年政府为任意之政府，均使之造成兵祸和争端。今日我国之战，是以国民之共和与政府之专制战，今帝制取消是全国皆国民也。民为邦本，民与民战，是本残也。本立则道生，本残则道灭，本不固则邦不宁。善作必使之善成，善始必使之善终，彼此借以收场，免生“他”变。此时万勿持之过激，再蹈诸大伟人崇尚意气之旧习，卒使爱国救民之热肠，留吾人异日美中不足之遗憾，则造福于民国前途者亦千古矣。贺培桐不惜掏心肺腑之言，非函即电对双方发文，明理劝说，终于换来了战事的尽快平息，国家和人民免受了了更多的灾难，可谓功之大矣。

据说，蔡锷在日本病危时还给贺培桐来信，字写得像枣儿一样大。蔡锷去世后，贺培桐曾在黄兴、蔡锷追悼会上发表演讲。

贺培桐在袁世凯企图复辟时，坚决支持蔡锷南下讨袁并与其共同筹谋潜离北京之策：在袁世凯不得已退位后又及时函电劝导双方，既达到了捍卫共和之目的，又避免了国家分崩离析，生灵涂炭，其历史作用实不小觑。其以强烈的政治热忱和无我之魄力，反对帝制，筹策潜离，上书谏言，电文劝告，以实际行动捍卫了新生的民主共和体制，为推动历史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护国运动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护国战争粉碎了封建帝制死灰复燃的美梦，恢复了共和体制，挽救了国家，巩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它的功绩永载史册。

贺培桐就取消帝制及对时局之意见致徐世昌函 (1916年3月)

　　上海《亚细亚日报》1916年5月8日

　　贺培桐《伤寒借治论》序文_

　　贺培桐性格豁达，善骑，因之被乡民赞称“文武双全”。其以高深的书法造诣誉满津沽，常为一些大商号与寺院题写匾额，其墨迹已成为书画珍品。

1927年贺培桐还为张有章《伤寒借治论》作序：认为此书“创后哲所未窥，补前贤所未录”，“抗希前哲，牖启后人”以“康济群生”，对此书予以了极高评价 。从贺序中不难看出其也十分精通医理，早在1909年其在《敬告有选举权者》一文中，就将千百年来未曾有过的大选举喻为“流涌专制之第一良药”也。

约在1928年贺培桐为时任河北省首任主席、著名爱国将领商震所作《风竹图》流传至今，收藏于衡水中国书画博物馆内。著名书画收藏鉴赏家、馆长刘新岗赞称：图中以一枝倒垂的竹子充满整个画面，竹枝劲挺、竹叶昂扬向上，以竹喻人，以竹喻心，以竹喻情，表达了他的气节和风骨。

　　在老家收存的贺培桐散字内有一张写有“九州”的字贴，不知其当时何故所书。也许可能有对蔡将军的怀念吧。

附：

贺培桐与蔡锷往来之电文

参考:

直隶朱巡按托贺湘南电致蔡锷：务以国家为重，顾全大局，业经蔡锷电复，其事已志前报。兹探得贺湘南与蔡锷往来之电文照录于下，庶阅者得以知其真相也。

贺培桐去电：

松波学长大人足下，津门一别，倏经半载，两地相思，谅有同情。数月以来，我兄为国宣劳，作民保障，所谓诸葛大名垂宇宙矣。虽经弟以为：今日欧洲之战是因甲国之国民与乙国之国民战，今日我国之战是以国民之共和与政府之专制战，今帝制取消是全国皆国民也。书曰：民为邦本，民与民战，是本残也。本立则道生，本残则道灭。为今之计莫如罢兵息民，共商民国治本之法。本不固则邦不宁，此语大可风也。且以我国之现势论，根本暂相伤则国可兴，根本久相残，则国必亡。呜呼！民国成立，我国之根本摧残亦可谓达于极点矣，所以不灭且亡者，真所谓天假之缘，不可以常理推也。究其受病之根，我国人无偏胜之资格。偏胜则负气，负气则灭理，灭理则凡我之所利，无不可任意为之。民国二年之国会，一负气之国会也；民国三四年之政府，一任意之政府也。国会以负气之故，致生赣宁之兵祸；政府以任意之故，致启今日之争端。前车已覆，来轸方遒。今幸共和恢复民意，大见大好河山，正可趁此机宜，次第磋商条件，共谋前途真正政治之刷新，立民国永远平和之基础。所有最关重要问题，必须俟异日国民公决，彼此方得借以收场，免生他变。善作必使之善成，善始必使之善终。此时万勿持之过激，再蹈诸大伟人崇尚意气之旧习，卒使爱国救民之热肠，留吾人异日美中不足之遗憾，则造福于民国前途者亦千古矣。况时势所迫，有不得不速讲者数端：无论外交日逼日紧，双方皆穷于酬应，若南北久持，中外商务皆受莫大之影响。我纵不惜自扰，人岂有让我相扰之理。再无论银根日逼日紧，国民已陷恐怖时代。数日以来，国家之银行已有大受影响之势，市面之现状，既无维持之理，国本之摇动，谁筹救济之法。再旷时日，邦之分崩离析者，何堪设想。又无论兵为凶器，同室操戈，骨肉变为参商。趁此双方扞格之际，必有好事之徒乘间窃发，勾结土匪，以害地方，风声鹤唳，盗贼遍野。此时即双方罢兵共筹弭乱之法，深恐击尾则首动，顾此则失彼，欲求勿危，其可得乎？虽然此犹其显焉者也，若夫隐微之中者，祸胎横伏，一发而不能收者，又常出英雄豪杰意料之所不及。同念及此，能不慨然。以吾兄之雄才大略，如何解决之处，当筹之熟而计之深。特惜如弟不才，有惭仲连，恃在知交，不敢安于缄默。倘蒙不弃，肯有以教我，使弟见恶之年得参末议以对国民。是不惟一人之幸，亦民国大局之幸也，虽效执鞭，亦欣慕焉。肃此。敬请伟安，诸祈垂教，不宣。

蔡锷复电：

磺矿湘南先生鉴，松坡铣电，照转如下：真电悉承，示大局垂危，不宜意气相争。万里箴言，感佩无既。国事至此，宁有容我内讧之余地。前以民意壅滞，祸机四伏，自知空言无补。远道南来，冀其有救，而事或可回视易听。不图积成难格，不得已而用兵。数日以来，操戈同室，言之痛心，比者帝制撤销，战事告停，顾国家根本大计，亟待解决。若果（壽）有长策，足餍人心，则兵氛立解。锷等震惊国人，虽负荆请罪，亦所不辞矣。感切垂廑，敬布腹心，蔡锷叩铣等语，陈宧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