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肇东五站的由来

肇东市史料展览馆

五站的由来及其历史沿革

五站的前身为扎喀和硕台。1734年清王朝为了传递公文、谕令，正式在现在五站镇平安村宋九江屯南200米处的碱包上建立了临时尖站，尖站就是传递公文谕令的人打尖站脚的地方，尖站设站丁15人，主要负责两站之间传递公文任务，当时尖站几里处渺无人烟，杂草丛生。而这些站丁无所不为，为填满私囊，抢劫来往客商，为了加强对站丁的管理，尖站于1735年秋移到靠近五站街里的西城门外（现五站苗圃南光荣村一队“太古包”南侧）。

乾隆元年（1736年），清王朝为加强黑龙江驻守兴肇和呼兰城守尉的关系，防御沙俄对我国黑龙江流域的侵略和掠夺，决定在原有20个驿站的基础上，又添设自肇源茂兴往东沿松花江北岸到呼兰城六个驿站，把原来的尖站正式改为驿站，即把原名扎喀和硕台改为五站，同年把驿站从西城门外迁址到现在五站街里位置。1736年正式命名为五站，沿用至今，此谓五站之由来。

据历史资料记载和民间传说，在建立五站之前很早就有人居住了，相传多年前（1851年），洪秀全起义败后，清王朝为避免起义军再度组织起来反抗朝廷，把大部分起义军及其家属迁往黑龙江边塞，第一批迁来五站的移民仅有十八户，俗称“十八家”。

这十八家选择了这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在这里开荒种地，筑室凿井，繁衍生息，是五站原始的居民。

自清乾隆年间中叶起，移民高潮已波及此地，关内不少省份的百姓，前来放荒开垦，于是，耕地逐年扩大，人口逐渐增多，集市也逐渐繁华起来。

五站地处松花江北岸，有通往幕马渡口的大道，为北部通往哈尔滨、长春等松花江南岸各主要都市的必经之路，无论往来客商、达官贵人，或骑马、或乘车、或坐轿、或步行，都必须途径五站。随着客流量增多，各尖店铺如饭馆、客栈、百货店、烧锅、当铺、手工业作坊都相继建立起来，当时已多达60余家。

随着移民的增多，农业发展也很快。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都运到这里交易，连呼兰河西南各村屯和郭尔罗斯后旗一带的居民也到这里进行贸易活动，一时五站成了交通、贸易中心，井市繁华，人马车辆络泽不断。

”界管辖，也为三界。此时皇帝圣谕四品官德金布为界官，管理各界，界内设佐领一人，负责界内旗人诉讼事务、户口调查租赋等项事宜，同时下设防卫数人，兵士70人。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于东清铁路建成通车，使这个集镇的集市贸易开始萧条冷落，但因有独特的自然风貌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及丰富的物产资源，仍保持着哈尔滨西北各村镇的主要集市集中点的地位。

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年），呼兰城所管辖各地建立旗营，全境通用八旗命名，每旗又分四界，五站为正黄旗所辖第三界，北抵东清铁路，南邻松花江，西接郭尔罗斯后旗。

驿站建立以后，垦务渐兴，凡在旗界内耕种的百姓，都以稻、梁、菽、麦、忝、稷、六字命名，定位六界，五站属“稻”字所辖。

光绪十年（1884年），复经省委勘文，改用“治、本、于、农、务、兹、稼、樯”八字命名，定位八界。五站属“稼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呼兰改为府治，为行政管辖之便，划为东、西、南、北四乡，呼兰河以西五站为南乡，南乡所辖316个屯，同时于1906年设南乡巡警分局，局址设在五站。

宣统元年（1909年），经知府黄维瀚鉴定，归呼兰河东划为三个区，每区各三#，河西为一个区，区下设四个#，五站为三等#，即归正黄旗三界，第三#所辖46个自然屯。

宣统二年（1910年），办理乡地方自治，有把四区十三#，用“融、满、汉、庆、升、平、富、庶、教、安、居、乐、业”十三字命名，五站为“安”字#，#址设在五站，#设乡议事会一处，董事会一处，前者为立法机构，后者为执法机构。

宣统三年（1911年），呼兰划为自治十三区，把原来十三#改为十三个牌，五站属第三#，改为“安”字牌。

民国二年（1913年），废除府、厅、州机构，呼兰改为县，全县划分成六个区，呼兰河西为六区，五站属六区所辖，区公所设在万宝镇，六区管辖范围:南至松花江，动抵万宝镇化家，北到#泉、康岗、薄河、西邻同仁堂、杨蒙窝棚。除区以外，还设立了警察所，所址设在五站，警察所设长官为巡警提调。

同年四月，由五站工、商、农各界组成立武装，“自卫团”（人称散在民团，有事集中，无事分散），自卫团设团总一人，正副马步队长数人，有马步兵数百人，用以维护五站地面社会治安。

同年冬月，呼兰全县进行清乡，然后兴办堡防，每十户设户长一人，五十户以上的屯设正副屯长各一人，五十户以下的屯设屯长一人，一家有人犯罪十家连坐。

民国四年（1915年）一月，呼兰取消民团，筹备常驻保卫团，在全县四百户地主中抽调兵丁二百名，编程骑兵队，分布在呼兰县各乡驻扎。

民国八年（1919年）二月，呼兰县公署改称呼兰县政府，县知事改称县长。六月，呼兰县政府发出训令，限七月十五日前归地方保卫团成立起来，取消地方保卫队、游击队、自卫队、警察队等各种名称。

民国二十年（1931年）十月十日，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通各县保卫团实行联防，以防日军侵扰各地。呼兰保卫团集中在四个扼要地点，三区的大方台、四区的城子沟、五区的徐家窝堡、六区的五站。同年十一月十三日遵照马占山的训令，呼兰县在全县七十余乡内，每乡抽三人，共二百余人，由公安局长周文武负责统领，称之为训练指挥官，给三、四、五、六区各增添团丁二十五人。

民国二年（1913年），撤呼兰府，设黑龙江省呼兰县。钟毓（满族正红旗）是最后一任清朝呼兰知府，亦是民国呼兰县首任县知事（县长）。其主政呼兰期间，捐款集资修建了西岗公园。九一八事变后，其曾任黑河省省长。

一九三二年二月，日寇扶持宣统皇帝建立伪满洲国，同年五月二十日日寇侵入呼兰境内，县长高乃济，公安局长周文武屈膝投降，日寇守备队就此接受了呼兰县公安局，同时将五站改为乐安镇，并设立公安分局。乐安镇设立了行政机构保公署，公署设保长一人，保公署下设保董、文牍、杂役若干人。保公署以下自然屯为单位设甲，甲设甲长一人，乐安镇辖十八甲，镇内十个甲，外村屯八个甲，共有人口一万八千六百四十人，同时，又把乐安镇公安局改为公安六分局，设局长一人，文书二人，局员一人，警长一人，警士三人。

康德元年（1934年），撤销伪公安局六分局，设立警察暑，暑内设警佐一人（警长），副署长由日本人担任，下设警尉四人，警尉补、警长、警士若干人，其内设机构有警务系、司法系、特务系、保安系。

一九三九年，废保甲制度，实行街村制，呼兰全县将五十二保改为一街二十四村，乐安保设二个村，既乐安村，村设村长一人、助理一人、司计一人、下分四个系，既:行政系、财务系、庶务系、民籍系、各系设主任一人、主任下设雇员、佣员若干人。村下设区，乐安村设六个区，每区设区长一人。

【呼兰县的警察】九一八之后，日本侵占辽、吉两省；又开始向黑龙江省进犯。1931年（民国二十年）11月，对嫩江江桥发起攻击；11月中旬，占领黑龙江齐齐哈尔。次年2月，哈尔滨沦陷。5月24日，日军平贺旅团进攻黑龙江呼兰县。

面对来犯的日军，高乃济（呼兰县长）、周文武（公安局局长）等率部投降。占领呼兰的日军成立了日本人熊野御堂（呼兰守备队队长）负责的呼兰县治安维持会，全面控制军警系统。数十种法西斯法令相继公布执行。

同年10月，改民国呼兰县政府为呼兰县公署；并派出日本人泽田真一（呼兰县参事官）、小川正治（副参事官）、菊地定治（副参事官）具体负责。日本人保田胜三、派藤岛诚出任呼兰县警务指导官，控制了呼兰县的警察管理权。

日寇为奴役中国人民，推行其“国民皆劳”的政策，一九三四年开始征集国兵，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十月间，乐安镇共征集国兵六百六十人左右，此外，他们还强制征集劳动力，往各地摊派劳工，自康德元年开始每年派两次劳工，乐安所辖各地，每次各村都要摊派二十到三十名劳工。从康德元年到1944年，乐安村共抓去劳工七百五十多人，生还者只有一半左右，抓劳工过程中，地方上的署长、警察等借机大发横财，敲诈勒索百姓，百姓吃尽了苦头，除征集国兵抓劳工外，日本人还把国兵漏子组成“奉劳侍奉仕队”，为日寇修筑军事工程，进行军事训练和日满亲善教育，为其奴化统治服务。从康德五年到康德十一年这六年间共征集勤劳奉仕青年一千人左右，被折磨死者不计其数。

康德八年（1941年），日寇实行“奉谷出荷” “分配制度”，这一政策的实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老百姓吃大米白面就被当做“经济犯”论处，在收出荷粮中，不管年成好坏，横征暴敛，任意榨取，每晌地按中等土地计算交出荷粮一百斤左右。

一九四四年，洪水泛滥成灾，从五站到现在的东发乡到处是一片汪洋，在这大灾大难的年月里，出荷粮不准少交一粒，逼得老百姓流连失所，沿街乞讨，当时伪政府有一慈善会，发起募捐，在乐安南门设立十八个粥棚，救济百姓，历时一个月零三天。

日寇为更多的榨取掠夺地方民财，加倍征收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其中有国税、地方税、土地征收税和各种杂税等，如有半月交不上者，加罚百分之二十的滞纳金，催征三次者加增派费，农民除按规定数目缴纳税租外，地方官吏还需加征一些粮谷税。每晌地交三升，在日伪统治下的旧中国，伪官吏们营私舞弊，假公济私，巧取豪夺，害得百姓们痛不欲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