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我的北医老师（上）

黄美德

1974年，第四批北京医疗队来到版纳勐海。之前，医院领导说，希望广大职工与医疗队搞好关系，争取到北京进修学习。

太阳冉冉升起，温柔的阳光洒满院落。院子里，摆放了一张又一张桌子。下车伊始，北京医疗队便开始义诊了。

“北京的摩雅来了！”人们奔走相告。就诊的病人很多，院落里人满为患。

那天我休息，我早早的来到医院。站在门口，我踮起脚尖扫视了一眼。不远处坐诊的，是位年长的大夫。他皮肤白净，气质显得很出众。我径直走到他的身后，专注地看他问诊，开药。时间悄然而过，我就那么持久地站着，有时还给他当翻译。就这样，我与这位大夫相识了。

就像是冥冥中的指点，啊！我相识的竟然是个大医生，他的名字叫李通。

日后到北医进修，听到一个有关他的故事。无影灯下，切开的腹部突然血流如注，鲜血模糊了视野。止血，却看不清是那根血管。手术台四周，站满了实习生和低年资医生。李通是其中之一。他自告奋勇，夹住破裂的血管，血止住了。这一举措，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医生一举成名了。

你能说这是运气吗？不！内行人都知道，那是李通对人体解剖对人体血管的稔知。这正应了“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人才济济，群星璀璨的北医，他脱颖而出了，成为知名专家教授，人称“北京两把刀”。

版纳勐海，灯光幽冥的外科病房，胃大部切除术后患者心跳骤停。“心电图！快！”起伏的心电曲线出来了，“低血钾！”医生嘘了口气。良医治病贵在诊断。钾随着涓涓细流进入血管，后立竿见影起死回生。北京医疗队高超的医疗技术让我钦佩不已，他们也成了我的偶像和老师。

那一批老师，据说是最后一批，都是医疗技术精湛的专家教授，但他们没有大医生的架子。医院里有什么事情，他们主动帮忙。李通大夫给我讲过，“只要病人有事，我放下饭碗都要去处理。”

这是言传身教，医者仁心。

那时，《赤脚医生》杂志有疑难病例和死亡病例讨论，这种学习方法生动活泼，我十分喜爱，但“讨论”寄过去如石沉大海。认识李通大夫后，我将讨论交给他请他指教，看后他说：“不容易啊！你看了那么多的书。”

这是对我的鞭策和鼓励，学无止境。

王笑中大夫是神经内科医生。当时住院病人中，脑出血和脑梗塞病人较多。我读书方法之一，就是结合病人看书。那时还没有CT，脑出血与脑梗的治疗迥异，两病鉴别诊断就像破案，这勾起了我的兴趣，我也爱上了神经内科学。同样的，我用《赤脚医生》杂志上的方法，作病例分析，然后请王大夫看，王大夫不仅为我修改，而且面对面给我讲课。这是在给我开小灶啊！这是多么地难能可贵。

俗话说的好，名师手下出高徒，我有了长足进步。王笑中大夫为我争取到进修名额，医院领导这时食言了。

尽管如此，我没有气馁。

“在科学上面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马克思）这是我的座右铭。

感谢我的父亲，他不断的勉励我。父亲说：“你现在缺乏的不是学识，而是文凭。”知子莫若父啊！

1980年9月，又一批北京医疗队来到版纳，听说是最后一批了，这个机会，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过了。

这时，内科的负责人是卢贤春医生，卢医生刚从北京进修回来，技术有了长足进步，进修与不进修是不一样的。我鼓足勇气对她说，“卢医生，我要参加内儿科学习班！”

我语气坚定。我之所以跟卢医生说，是因为她的先生是医院院长。卢医生立马就去帮我说。同样地，白院长立马与州卫生局联系，州卫生局回答：学员定额已满，只能算旁听生，另外食宿自理。

走一步算一步。就这样，我进了北京医疗队办的内儿科、传染科学习班。这是我第一次脱产学习，以前听课都是利用休息时间。

这时，已不像文革时期了，老师不需要上山下乡了，他们正儿八经的讲课，向边疆的医务人员传授知识，讲完之后还有考试。虽然不像高考那么严格，但也是闭卷考，我的考核成绩第一。我这个特殊学员，我这个旁听生，引起了老师的注意。医疗队长柏椿年老师找我谈话的时候，开门见山的问我：“是不是有人嫉妒你？”

我无言以对。学阀与军阀无异。

由此，我不由想到文革下放。当时是可以自由择伴的，后来有人问我，“为什么要跟着他两去？”我诚实的回答，“想学技术。”

结果不但不教，还对我横加打压。

两相对比，我对卢医生充满感激之情。卢医生人如其名，贤惠善良，她给我的帮助，我没齿不忘。

改革开放后，医院也在阔步前进。为了提高诊断技术，打算培养个病理医生。多数人嫌脏，没有人愿意去做，我说，“我去吧！”

八十年代，领导新老交替。新上任的县医院院长孙纯勇、县卫生局长杨云山、州卫生局长王有柱，他们都鼎力支持我，这个来之不易啊！那也是我多年伏案读书的结果。

十年前，北医进修良机，被医院卡住了。那时，知识越多越反动。现在机会来了，但到北医进修的门槛提高了，困难也多了，如何克服困难？我冥思苦索。

这时，州卫生局王局长提醒我，他说：“你找认识的老师啊！请他们帮忙。”

经此点拨，我在认识的老师里转了一圈。这个老师不但要有助人为乐的心，而且还要有助人的能力。最后，我将目光投在柏椿年老师身上。柏老师是我参加学习班时的医疗队长，当年，他找我谈话的时候，充满了爱怜之情。决定之后我毅然决然地写信了，然而必定是求人办事，发信后我是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结果的。

我的信是5月25日寄出的，6月23日我就收到了柏老师的回信。这是信的部分内容：“黄大夫，知道你们的情况很高兴。我已与病理科联系，他们同意尽可能照顾，今年就可能实现。一般均只收大学毕业生，我请他们照顾你，他们基本同意了。如没有交申请进修表或已寄到别处，就速寄一份到我院医务处。这里不发空格表格，按照过去的表格自己划一张就行。”

柏老师给我的回信，我至今还保留着。这个结果让我喜出望外。

就在我动笔划表格的时候，付兆渊医生说：“抽屉里面不是还有张表格嘛！”

付医生毕业于云南中医学院，这时升为副院长。他在清理文件的时候，发现了这张尘封的进修表。

这张进修表也有故事，我在《摩雅傣俸郁青》里已经介绍过。1982年，俸医生到北医三院进修内科学，想方设法要到进修病理名额。这是科学的春天，向往北医进修的人排成长龙。

这张尘封的表格，加快了我进修的速度。到北京后我又得知，版纳州卫生局长王友柱到北医考察时，也曾亲自拜访赵蕊老师，希望尽早安排我的进修日程。

1985年3月，我踏上北去的列车。车窗外，起伏连绵的山峦飞速而过，宽广辽阔的平原迎面扑来。我的眼睛湿润了，我实现我少年时代的追求和梦想了。

这时，对面的几位天津人与我交攀谈，他们说：“你们这一家很了不起啊！有那么多的大学生，现在，你也要到北京念大学了。”

昆明火车站。送行的家人亲友，他们胸前的校徽熠熠生辉，这是多么令人骄傲和激动的事啊！唏嘘和感叹之余，我一再地说，感谢改革开放。

八十年代的改革是全方位的，经济方面引入市场经济。北医进修生宿舍，改为旅馆似的了，我千里之外带来的行李不管用了。交费，每个月18元钱。现在看来，他们也没有赚钱。可是，我们是边疆人啊！先我抵达北京一星期的张庆康医生说，“我们到医务处找老师--”

相机解决？次日清晨，我站在空旷的院子里。三月初的北京，春寒料峭，我迎着冷风来回走动，我在等待张庆康医生。

就在这时，李通大夫出现了，他是来倒垃圾的，他向我迎面走来。他问我：“你站在这里干嘛？”

这时，我与李通大夫分别整整十年了。我初来乍到，我尽然没有拘谨和生分。李通大夫也没有居高临下的气势，他的服饰像在勐海时一样的简朴，他的谈吐像勐海时一样的亲切随和。我告诉他住宿情况，他说：“你们地方那么穷，那里有那么多钱给你。”

李通大夫边说边将我引到他家，他指着雪白的台布，他说：“这还是你送我的。”

那时，为了感谢李通大夫给我的无私帮助，我钩了块台布送他。

人生是浪漫的旅游，峰回路转，彼此又相遇了。进修病理是要自带显微镜的，那时用的都是日产奥林巴斯，每台3000多元，我自然无钱购买，李通大夫将普外科的显微镜借我用，时间整整一年，这个很不容易啊！普外科在二楼，病理科在三楼，我遇到什么解决不了就去找他，我没有将他当成大教授，我将他当成我的父兄。

告别李通大夫后，我和张庆康乘公交车到了北医医务处，这个地方是中关村，中关村是是大学聚居区。北医医务处，接待我们的是位姓赵的女老师。在《召州长》一文里，我已经介绍过她。赵老师和蔼可亲，她听完诉说后，拿出个本子叫我登记，接着她写了个字条。凭着这个字条，进修生宿舍才有两间自带行李的卧室，住宿对象是版纳、思茅和承德县医院的进修人员。我之后又延长了一年，参加了几个学习班，每一个班也都困难重重。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躺床上想法，要找什么人，要怎么讲话，甚至讲话的表情，我都想了个透，才一轱辘起来去找人。我找得最多的人，就是赵梦醒老师，每一次，赵老师含笑接待，不厌其烦，我提的要求，她从来不拒绝，更不刁难，我事先想好的那些招数，几乎都没有用上，我的心想事成，就是得益于她的帮助。但她并非是宠溺我，一次有人约我去北戴河玩耍，那天在食堂巧遇，我喜滋滋地提起此事，赵语重心长地说：“不要去！你今后来北京玩的机会还有，但你来北京进修学习机会就只有这一次了。”

赵梦醒老师像姐姐般的温厚慈爱，回到版纳我与王局长聊天提起过她，王局长说，赵老师来过版纳。来过版纳的人，感受到版纳人的纯朴。

住宿弄妥后，我才去拜访柏椿年老师。柏老师去版纳的时候，他是医疗队队长，那时他的手下就是几个队员。来北医后始知，他的官儿也不算小。北京医学院，民国时期称北京大学医学院。那时，柏老师就参加了北平地下党，据说与卫生部部长崔月犁还是战友。北京医学院有三个附属医院，其中的北医一院原名北大医院，从名字里即可窥出，北医一院就是以前的北京大学医学院了。北医一院分为两部，柏老师是二部的领导，也算是位高权重了。二部是门诊，一幢巍峨壮观的大楼，楼上楼下，身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和病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百忙之中，柏老师鼎力相助，我感激不尽。

而后，柏老师带我拜访赵蕊老师。赵老师是北医毕业留校的，原在基础部病理科，大概是为了孩子读书调到附一院的。赵老师皮肤白皙滋润，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给人种亲近的感觉。赵老师说话做事显得十分干练，我后来与她提起雷道年老师，她说，雷老师讲课没有一句废话。这大概也是她的写照。

我终于登堂入室了，我成了北医的病理进修生。

北医教学有方。第一天上班，赵老师问我，“之前是否搞过病理？”我如实回答“没有，”赵老师说，“那就先熏陶一个星期。”

这个熏陶，这个最初的熏陶，是到病检室看取材。看了两天后，我对带我的老师说：“我自个来，不懂又找你。”

师傅师领进门，修行靠自己。进修期间，我早去晚归。打好开水和搞好卫生后，病检标本送到了，我到病检室一一看过，然后看相关书籍，便特立独行了。

骏马是跑出来的，强兵是打出来的。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正在宿舍里看书。赵蕊老师来了，她说带我去做尸体解剖。这个死去的病人，是以腹痛就诊的，原来诊为肾绞痛，开口服药回家观察，后来突然死亡。我很意外的认识死者亲属，一位女士，她很悲伤，她说想知道死亡原因。由赵老师亲自出马，证明医学院对此事很重视。尸体的胸腹部切开后，只见胸腔和腹腔满是鲜红的积液。赵老师是经验丰富的医生，仰起头舒了口气，她说“死因找到了。”

原来是腹主动脉瘤破裂大出血，该病常常突发，病死率极高。

解剖过程，镜下结果，留下了我的手迹，再交赵老师修改后备案。

国民党主席访问大陆的时候，大陆送他一份特殊的礼物，就是他母亲在北大求学时的证件。我留下的手迹，也是我在北医求学的证件。

一次看老片子，看到一份病检申请单上的名字，是西双版纳的同仁，我登时就激动不已。

我曾经用版纳的阿克寨，比喻我的求学之路。事实上，我的求学之路比攀登阿克寨还困难。因为学习来之不易，进修期间，我更加地勤奋刻苦。一年以后，赵老师建议我延长时间，目的是希望我多学些知识。这个很不容易啊，想来北医进修的医生排成长队，挤破头也难进来的时候。虽然这是好事，下面同意谈何容易。思索再三，还是只有去找柏椿年老师帮助。柏老师说，“我给王局长写信说明情况。”

但柏老师实在太忙了，他说：“你起个草稿，以我的名誉，我誊写之后寄给王局长。”

我的草稿写了两次。第一次我没有进入“角色”，柏老师看后笑了，他说：“这还是你的口气嘛！”

我于是重写，第二次合格了。

牛顿：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要远一点，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

感恩，那些帮助过我的人。

（未完待续）

北医病理科合影

病理科留影

病理科留影

游玩

皮科学习班

下雪了

中间是到过版纳的杨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