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灯的美篇

心灯

伏羌县与伏羌村

文：王根祥

伏羌县，古代县名，即今天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

公元前688年, 秦武公伐冀戎, 置冀县(今甘谷县)，为中国县制之肇始，称“华夏第一县”。唐武德三年(620年)，改冀城县为伏羌县。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1日，国民党内政部改伏羌县为甘谷县。伏羌县名一直沿用了1300多年。

在回族聚居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最南端的泾源县黄花乡，以前曾有一个叫佛香庄的村子，这个村庄位于现在叫华兴村的位置。华兴村是解放后土地改革时佛香庄改名后重新取的名字。

据当地老年人讲，佛香庄村名的“佛香”二字是一种误读。因为，按当地方言的发音，“佛”不读fó，而读fú;“香”xiāng，其实也是“羌”qiāng。村名最初的发音应是“伏羌”，而不是“佛香”。从清朝同治十年至今，当地所居者皆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他们不可能给自己的村庄起一个与“佛”有关的名字。

从这些线索判断，伏羌庄就是曾经位于现在黄花乡华兴村位置的一个村庄。

现在让我们来关注伏羌这个村名，以及这个村庄为什么会叫伏羌，它和伏羌县又有着怎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这得从一百五十多年前的陕甘回民起义说起。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三月，因为买竹事件，在陕西渭南爆发了回民起义，陕西各地回民纷纷响应。对于这场回民起义的性质，自有历史学家评论，我才疏学浅，不敢妄谈。我只简单谈说说起义的过程。 这一年的三月十九日，陕西阿訇任武在渭南聚众起义，攻克华州等地，围攻西安，占领渭河流域，屡败清军，使清政府大为震惊，于是在同治二年初，清政府以多隆阿为钦差大臣，命其率部进攻回民起义军。清兵在多隆阿的带领下，相继攻陷回民军后方基地羌白旗、王阁村等地。回民起义军首领任武在被动、失利的情况下，于同治三年率部退往甘肃。

在陕西回民起义前后，曾派人前往甘肃，联络各地回民，共谋起事。待陕西回民起义发展到陕甘边境时，甘肃各地回民即纷纷起而响应。在很短时间内，起义就扩展到甘肃全境。1864年初，陕西回民军陆续进入甘肃，甘肃回民起义的声势更加壮大。清统治者惊呼：“现在甘肃之平凉、静宁、隆德、安定(今定西)，省南之巩昌(今陇西)、秦州(今天水市)、伏羌(今甘谷)、清水，省北之宁夏(今宁夏银川市)、平罗、灵州(今宁夏灵武)、固原，莫不揭竿而起，蜂屯蚁聚，滋蔓难图，绵延地方数千里”。当时，甘肃、宁夏、青海广大地区的回民也纷纷起义，并逐渐形成四支主要力量：以马占鳌为首的起义军活动于甘肃南部;以马化龙为首的起义军活动于宁夏;以马文义为首的起义军活动于青海东部;以马文禄为首的起义军活动于甘肃西部。其中以马化龙部力量最强，成为整个西北回民起义军的中坚。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过程中为清政府立下大功的左宗棠被委以钦差大臣，督兵西进攻打回民起义军。左宗棠制定了所谓三路平回之策：北路派刘松山由绥德取道花马池，进攻金积堡;南路派周开锡由秦州进攻巩昌、河州、狄道;中路由左宗棠本人和刘典督清军自乾州，沿陕甘大道进入甘肃。

当时，在清军的追杀和围堵下，陕西和甘肃的回民几乎全部被裹挟进边打边退的起义队伍里。甘肃伏羌县响应参加起义的数千回民也被追杀着一路逃到了宁夏吴忠金积堡。

同治八年二月，左宗棠移军乾州，一心想扫除当时聚集于甘肃、宁夏的回民起义军。这一年八月，刘松山进兵灵州，进逼吴忠，又分兵到宁夏峡口，对金积堡形成包围态势。金积堡地区的回民起义领袖马化龙团结了本地的回族群众，并吸收了从陕西入甘的白彦虎(白狼)等部队，在金积堡周围布置了五百七十八座堡寨。金积堡人多粮少，日子一久，粮食问题变得非常紧迫。到了这一年的十一月，形势对起义军已经非常不利。马化龙担心日后堡垒一一被攻破，会使追随他的众多回族民众都死在清军手下，他决心以个人的生命来换取回族大众的生命，便率领自己的儿子及亲属受缚。马化龙父子及众多族人、将领受到凌迟处死，但不少回民的生命却得以保全。

1871年的年初对于在金积堡劫难中幸存下来的回民来说，并没有任何值得庆幸的。那年冬季，大雪纷飞，天寒地冻，近万名男女老幼被用绳子捆绑着，被清兵押解着，行进在从宁夏吴忠到甘肃平凉近四百多公里长的风雪道路上，走了将近三个多月，最终到达平凉。途中不知又有多少人因饥渴与寒冷倒毙于路旁。

据《泾源县志•大事记•清》所载：“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三月，陕甘总督左宗棠奏请清廷划平凉、固原、隆德、华亭四州县地，置化平川直隶厅，归平庆泾固化道所辖。并驱逐当地土著汉民，将陕甘起义失败的回众九千四百八十人安插于此。并派道员冯邦栋，总兵喻胜荣驻厅镇守。”

从伏羌县跟随起义而来的两个回族人被指定到了今天的泾源县黄花乡华兴村所在的地方。他们初到这里时，整个黄花川荒无人烟，一人高的蒿草一望无边。他们放火烧去了蒿草，一点点开出了地，开始了艰难的生活。因为他们就是来自于甘肃伏羌县，所以就把这个地方叫做伏羌庄。在随后不长的时间里，又有甘肃各地的回民被遣散于黄花川，同时，大量的陕西回民也被遣散到了泾源县黄花乡以南的大片地区。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伏羌庄也在国家与世界的悄然巨变中演绎着自己微小又不平凡的历程。据《泾源县志•大事记•民国》记载：“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六月，马国瑞领导的第二次固海回民起义军进入化平县黄花川、北面河一带，屡挫官军。国民党政府派拜伟、张振武、郭南浦、穆二阿訇四人组成劝慰团到化平与马国瑞“谈判”，有意拖延时间，并设重兵围剿。起义军与国民党九十七师激战于白面河，义军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失败，马国瑞阵亡。化平籍起义军八十余人被俘，除三十余人遭枪杀外，其余被送县政府教养院“感化”。伏羌村民中挺身而出参加义军的人数已经难以确知，但追随义军，后被‘感化’过的人依然还有在世的。在当年的伏羌庄(今华兴村)，有一位已至耄耋之年的德高望重的老人，在他十六岁那年，看到马国瑞的起义军开进伏羌庄，他就义无反顾地与几位年龄相近的村民一起加入到了义军的行列中。起义失败使他的几位同伴再也没能回到庄子里来，而他本人在经历了被俘和“感化”之后，通过自己的刻苦钻研，使自己成为整个伏羌庄，乃至整个黄花川阿拉伯文水平最高、伊斯兰宗教学识最渊博的阿訇之一。他终身以身作则，为完善乡亲们的道德素质，提高村民的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获得了乡亲们和上级主管部门的肯定和赞成。他还荣幸地被国家宗教部门评为优秀宗教工作者，并受邀到北京免费旅游参观。

伏羌庄是普通的，又是独特的。说它普通是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多半个世纪里，它同泾源，乃至全国绝大多数偏僻乡村一样，默默地经历着沧桑变化。它时时落伍于时代潮流，但从没原地踏步，它以自己的节拍和步调追随着变革的时代。说它独特，是因为它总会在岁月的流逝中闪现出独特的魅力，时时总会涌现出具有独特思维、道德崇高的人物。这也和伏羌县—当今的甘谷县“崇文尚武”的精神不谋而合。这样的人会使伏羌人文传统深层次的脉动得以激活，会为文化传统的继承创造持久的典范。白永太就是这样一位德才兼备、洁身自好、清贫高雅的乡村名士。“工作四载长，辞政继相行。艳阳随我耕，清风送谷香。鸟语体琴音，明月照书窗。菜饭补丁衣，颇感身心畅”。这首诗就出自只受过小学教育的白永太之手，其语言、韵律、境界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他生于1930年，十六岁就参加了解放军，为国家作出过贡献;解放后他只在单位工作了四年，就回家务农。在艰苦、拮据、灾害连天的岁月里，他在劳动养家之余，常读阿拉伯语《古兰经》，给亡人上坟念经;他四十岁时开始学习中医，后来成为村子里唯一能为村民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他还时时不忘学习与创作，一生写了近百首格律诗;他也喜好对句，把单调的中药名联成对子，使之趣味横生;他更喜爱书法，把自己的诗句小心翼翼地用小楷写出，还把穆罕默德先知的“辞世遗训”非常工整地用正楷写在白布上，又裱了木框，挂在厅堂正中的墙上;他还是一位深谙音律之人，会用简陋的琴弹出动人的旋律;他更为难得的是不辞辛劳，耗费许多时间和精力编辑抄写出了一本白氏家谱，使族人们知道自己的根在甘肃甘谷县，即以前的伏羌县。

伏羌庄作为一个村名，它无疑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作为一种文化传承和精神载体，它依然是鲜活的和实在的。正是这种文化与精神的融合而使这块地方平静而又灵动，自然而又深沉。这种文化特质使这里的社会风气从不浮躁、从不张扬、从不极端，年轻人好学上进，壮年人智慧成熟，老年人清雅脱俗。这都与其“伏羌”的名称和历史有着内在的联系，是其历史的庄重与厚沉赋予了当代伏羌庄人特有的人格内涵。拥有如此内涵的人是自律的、自足的，拥有如此内涵的村庄也必然是恬静的、和谐的。

我们有理由时时谨记：曾经有一个县叫伏羌县，曾经有一个村庄叫伏羌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