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个樟木箱子所想到的

郁丰

农机院的房子开始重新装修了，这是参加工作十年后的北京市首套房改房，总价不到两万，但用光了所有积蓄，现溢价约240倍。现在的年轻人，靠自己的努力，想要在北京市买一套房子，要遇很多的困难。

在清理旧物时，找到两只旧箱子。一只是我的旧樟木箱子，一只夫人简恩梅的。两只箱子就是我们白手起家的家当。

这只樟木箱子是当时家里最好的。跟着我走南闯北，从江西宜丰到吉林长春然后再到北京。现在看来伤痕累累，裂缝能塞进去指头，快散架了。但也舍不得扔掉，准备夏天时放到南戴河保存起来，虽然没有什么新的用途了，传统教育孩子也未必能听，可也是一个念想。

这只箱子使我想到了很多，有了要写点东西的冲动，思绪把我带回了青少年。虽然通过物件想起了一些事情，但毕竟过去的时间太久了，信马由缰只言片语的不一定准确，也希望能得到亲朋好友的指正。

故事得从1973年开始，这是初中毕业照。1968年从宜丰县实验小学毕业后因文革原因没能上中学，后随父母下放到潭山公社坪上大队垴上生产队北坑小组，同我弟弟放过两年牛，能干一些农活，并参加过双峰水库的建设。两年后在坪上中学初中部学习，后并入潭山中学。

我的小学成绩并不出众，属中下游水平。那时小学五年制开始试点，好像上面还有两届。入校时需要进行简单的面试，有一个玩伴与我同时入学，他就分在了六年制班级。班上大部分同学都上过幼儿园，并且认识很多字了，我与他们相比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后排左2就是我，当时有很多从大学下放的老师在我们学校任教，所以师资力量是很强的。随着形势的变化，后来很多老师调到了县城、省城。我感觉初中是我学到知识最多的地方。有些课文如《木兰辞》、高尔基的《海燕》等现在还能大段的背出来。当然，那时的一些样板戏的对白和唱腔也是了然于胸。没办法，时代使然。

我感觉，中间停学两年对我帮助很大，理解能力明显增强，学习也很主动。

这是当时的准考证，全县统考，我考了潭山中学第一名，学校还在镇上发了红榜。有三分之二的初中同学没能考上高中。

高中由潭山、天宝和同安三个公社的中学合并。认真学习了一个学期，后遇反击右倾翻案风，开门办学，学植保、学农村会计，上山砍毛竹等，基本上没有学到什么文化知识了。

下左2是我

高中毕业时班主任潘光祖老师给我们照的照片，第一排左2是我左4是黄欣平第二左5是石国虎。潘老师有一架海鸥135的相机，经常给我们照相，说是拿起相机你们就冲我微笑，我就很高兴。那时照相比现在复杂，要买胶卷，要冲底片还要洗照片。

2016年9月26日我们班18名同学从全国各地前往南京给潘老师过生日，我的美篇<我们的G20-在南京给潘老师过生日>有详细说明。

潭山公社与黄岗山垦殖场的高中同学合影，我是第二排右2。

还算是运气，高中毕业不久就遇上了城镇知识青年留城政策。虽然我是随父母生活在农村，但我们吃的还是商品粮。按照政策，家里可以留一孩子在城里，不需要下放到农村。考虑到我弟弟还在读高中，担心政策会有变化，尽管我弟弟因患小儿麻痹腿有残疾，家里还是把我留下了。

出生日期有误，不是户口本上的是我改的。因为从我记事起，只知道这个生日。后还被当然的公社知青办主任批评了。

家里落实政策回到了县城，做了几个月小工后，于1976年4月被招工进了县二轻局所属的县工艺美术厂工作，也是文革后第一批正式分配工作。由于有点基础加上家里熟识的邢天赉师傅，我在美术厂从事美工工作，主要是在奖品、纪念品上写字印字，用釉料画瓷板像并烧制瓷板画像等。

下面是当时的工作照，在瓷杯上用釉料写字，然后再高温烧制。

当兵是当时最好的出路，由于种种原因，只能是梦想，

民兵还是可以当的，我是个武装民兵，经常参加训练，自动、半自动步枪，三八大盖，手枪，手榴弹都打过。

参加工作的第二年，1977年开始全国恢复高考，由于已经有了工作，对高考不是太积极，也没有一点压力，平时按时上、下班，星期天看看书。第一年考文科，考的都是美术专业，落榜了。第二年改考理科，过了体检线参加了体检。第三年请了半年的假，与杨清建到我上高县姨妈家里学习了半年。因为我的姨夫张犹龙是上高重点高中的数学老师。杨清建还在这里收获了他的爱情之果。

上世纪七十年代全国铁路示意图

高中化学老师胡益光在县教育局工作（他的夫人胡巧云老师是我的初中数学老师），很多的高考复习资料是在他那里买的。我记得他曾经问我再考不上怎么办，我说考到国家规定的25岁吧。

得到录取通知书之前我就在胡老师处查到了录取结果，应该在前5个之内。那一年全国的高考录取率为6%，我的高考成绩是350多分。

第一次出远门（以前跟着邢师傅坐火车去了一次景德镇购釉颜料），见通票上写着“经株、京、沈”到长春，所以在株洲、北京、沈阳都有过停留。

路过北京时的留影

吉林工业大学是全国重点，大学同学洪文生把学校大门照片印在了瓷板上。

听学校的招生老师讲，由于我志愿上填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又有服从分配一说，所以就给录了。那时没有太多的选择，我们也不懂这些，当时的想法是只要能上大学，去哪里上无所谓。

学校的医疗证

学校的车票减价证，入学时凭入学通知书购半价票。

入学第一年回家过春节，以后每年都会春节回家。1982年外公身体不好了，弥留之际说要等到我，我到家的第二天他就去世了。

照片第一排右4是我的外公胡见龙，外公的右边是我的外婆温文媛，邻县铜鼓嫁过来的，不识字，但会用毛笔工整地写自己的名字。外婆的右侧是我的母亲胡梅英，母亲的右侧是我的父亲彭德华（照片第一排左2），父亲老家在宜春市洪塘乡下甘竹村，因于贫穷由家族培养读到了中专，在宜丰参加工作。我们从小就与外公外婆住在一起，包括下放在农村的时候。我的母亲没有正式工作，经常打零工。父亲的工资艰难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父亲个子小，寡言少语的，但很能吃苦，业余时间经常在县城周边开荒种地。由于劳累过度，患上了肺病，父亲病退后弟弟顶替了他的工作，我到北京工作三年后他就去世了，不到60岁。我的母亲身体也不好，60岁就去世了。母亲还到北京来带过我的女儿。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后来生活有所改善，每当看到别人八、九十岁的父母，心里会有些许莫名的隐痛。

外公耳朵很大，右耳下沿有一个缺口，是日本鬼子的军刀所赐。当时日本鬼子打到了江西，上高保卫战就非常惨烈。为躲日本人，老百姓东躲西藏的，宜丰人叫“跑反”。有一次外公同乡邻说，如果遇到少量的日本鬼子，我们就出来把他们干掉。不久发现有一个日本鬼子进入躲藏点，被我外公扑倒，然而竟没有一人出来帮助。因战况激烈，日本人需要挑夫，我外公才逃过一命。外公被日军押着日夜兼程的快出省了，外公想到再这样下去，不被打死也要被累死。深夜赶路时倒地装死，日本人用松明火把的松油滴在他身上烫他，后又用军刀在他右耳上割了一刀，看没有反应才放过了他。外公就此躲过一劫，东躲西藏几天回到家后，据说是头肿的有斗那么大，也没有人能认得出他了。养了很长时间才恢复原貌。

外公早期参加过革命工作，保管过“湘鄂赣苏维埃”政权的印章，1939年国共合作时为了工作参加过国民党。文革中被说成叛徒，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后又一个人单独下放到石市公社劳动，吃了不少的苦。，那时他应该有60岁了。

耳朵上的刀伤还是很清晰

我的上学之路有两条，津沪线和京广线。津沪线经上海、天津和沈阳，京广线经株洲、北京和沈阳。京沪线经过的景点多一些，所以我走京沪线要多一些。

当时在上海的住宿费，住通铺，一个房间里有上、下十几张床的，也不贵，对于学生来讲无所谓。

1981年春节与高中同学杨清建从县城骑自行车十多公里去潭山看望老同学。照片里有1977年考上中专或其他学校的同学，杨清建1982年考上江西大学中文系，石国虎也是这年考上了长春地质学院，我们都在长春相互走动过，可惜第二年我就毕业了。后两校并入吉林大学，我们也成校友了。加上1984年江西财经大学毕业的黄欣平，现在我们三个中学同学住在北京亚运村附近，时常小酌几杯叙旧，偶尔也能拍个桌子瞪瞪眼的。只是近两年因为新冠疫情，走动少了。

上学途中天安门前留个影

长春南湖，冬天湖面上能跑卡车。东北同学看不上的狗皮帽子，我们戴着很得劲，像是杨子荣。公园照相的小姑娘看到我们戴着的校徽，说了一句“真磕碜”。当时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狗皮帽子是农民戴的，大学生应该戴狐皮帽、兔皮帽子等。但是我们南方去的同学不讲究，阶梯教室四个班（工科学校一个班只有30人左右）上大课时，课桌上摆着的各色狗皮帽子也是一道风景。春节回家时外公看着好，我就把狗皮帽子送给他了，他病重咽气前都一直戴着它。我后来也换了一顶棉帽子。

途中在上海外滩留影

上海照的一个标准像

大学专业是工程机械，学专业课时就能开推土机。

大连专业课实习时在苹果树下的留影

大学毕业照

第二排右2是我

大学毕业证书

学士学位证书

校徽和奖章

1983年由国家分配到中国农机院的大学毕业生有三十多人，还有几个中专毕业的。我在第三排左一，简恩梅在第一排右三，她是重庆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的。

在北京参加工作后的照片

手工绘图

颐和园滑冰，读大学时冬天的体育课就是滑冰，只是技术一般。

体育还喜欢打蓝球和乒乓球，中学时田赛跳高跳远能拿到前三名，径赛水平一般。乒乓球小学时就能打，有一次午休时没遵守规定，被班主任肖思光老师没收了球拍，直到放寒假了才还给我。

音乐也是我的爱好，春游爬山时吹口琴。

在宿舍吹笛子，小学时就会吹，由于没有老师，方法不正确，我是左撇子，结果农机院组建西乐队时，要我去吹长笛，方向不对，只得作罢。

这是在宿舍里拉二胡

记得跟家里下放到农村时我还做过一把二胡。毛竹做八角音筒、小山竹做弦弓、棕榈线当马尾、松香在后山的大松树下找，然后回家炼。当然，想办法打一条蛇是首要条件，找到大小合适的乌梢蛇是可遇不可求的，那时还没有要保护野生动物一说，农村还有“见蛇不打三分罪”之说。

助理工程师聘任书

在中国农机院曾经脱产半年学习英语口语

有时还能带来院里学习的老外在北京周边游玩

1989年获工程师资格证书

工程师聘任书

1989年获得的第一个部级二等奖

个人获奖证书

国家星火科技奖

项目在涿州市获奖

该项目与河北涿州市食品机械厂合作，申报奖项时我已到河南浚县挂职，很多工作都是课题组的成员完成的。

项目在保定地区获奖

项目在外经贸部获奖

项目在国家商检局获科技成果完成书

项目获门国家科委科技成果完成书

1990年12月至1992年12月在河南省鹤壁市浚县挂职科技副县长两年，《河南省浚县科技兴农综合开发奔小康实施方案》是个软件课题，主要工作是后任韩增德和农机院研究员吕国英以及浚县县委、县政府组织各部门协作完成的。

该项目获机械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1993年回院后开始在院办公室工作，其间还参加了鹤壁市在香港的招商引资工作，后调院财务经济管理处工作。

进入新的行业，从取得会计证开始。

业余时间在中国农业大学上了一个三年期的财务会计夜校大专班

1995年11月参加了由机械部组织的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举办的高级商务会计经理培训班，学习了一个星期的美国财务流程与税收政策。同时也对美国进行了一番考察。当时给我最大的震撼是美国的高速公路和空旷的停车场里成千上万的新车，当然，这些在现在的中国已是司空见惯。

职称还是走的高级工程师系列

1997年9月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国民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班读了两年。那时机械部面临撤销，所以班上还有一些机械部的工作人员。

1997年参加了全国会计师考试

1999年获得会计师资格证书

1999年也获得了高级工程师的聘任书

2008年潘老师回宜丰时，我们北京三剑客专程去江西陪同前往故地重游。

关于这次相聚，我有美篇《四十五年再相会》，因为神奇，摘选开始的一段作为本文的结束。

我们初中二（1）班的班主任刘兆雄老师，经常与吴秋娥同学说，“高中同学经常有聚会，初中同学没人理”，要求也搞一次聚会。当时由于种种原因，约有三分之二的同学没有能上高中，有些同学甚至初一就辍学了。后经过一年多的商议，成立筹备组，确定2018年10月28日相聚于原潭山中学（现潭山中心小学）。考虑到老师年纪大了，有些老师还行动不便，决定除了家住潭山镇的刘兆雄老师，不邀请其他的老师参加。我10月19日从加拿大旅游回到北京，20日接到吴秋娥电话，说初二（2）班班主任潘光祖老师要在10月底从南京带家人到潭山来故地重游，要不要告诉他们聚会的事情，我说选日不如撞日，当然要告诉他们，如能遇上最好。后来秋娥问过潘老师，车票是否改过。潘老师用上海普通话说，“车票嘛老早订好了，勿好改的呀”。潭山是江西省宜丰县的一个小镇，原来是公社，潭山中学初中只有两个班，潘老师祖籍上海，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法律专业，当初同夫人瞿老师下放在江西潭山，落实政策后调江西大学任教，后在南京警察学院退休并长期生活在南京。潘老师在没有提前商议的情况下，与我们在相聚的日子里重逢，不能不说是有如神助，令人啧啧称奇。用欣平的话说，“那是上帝的安排”。得知潘老师能参会的确切消息后，我又联系了身体很好的住在宜丰县城的当时的教物理的周德成老师（周老师后任宜丰中学校长、宜丰县教育局长）。

右1潘老师，右3师母瞿老师，后为瞿老师的弟弟，第一次陪姐姐、姐夫从上海来到江西。

右1周德成老师，右2潘光祖老师，右3刘兆雄老师。

潘老师很有人缘

潘老师、瞿老师到潭山坪上当时下放的生产队故地重游。潘老师认识我的父亲，都是那时的“五.七战士”。时代变化了，但那段记忆却是越来越深刻。但愿现在的孩子们越来越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