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求学路(原创)

新文兵(贺贤钦)

1959年秋至1971年初，我有过11年从小学到高中毕业的求学经历。

回忆起这段人生经历，经年积聚在脑海中那种淡淡的忧伤便会涌上心头，可以说五味杂陈。虽然有过收获的喜悦和读书的快乐，但更多的是失落的苦涩和遗憾。我屈指一算，11年的宝贵光阴，竟有4年多的时光不在认真读书，不在致力求学，占去了我求学生涯的三分之一多，这对我的知识结构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缺憾。

贫困和饥饿始终是我求学路上的最大障碍，动荡的岁月又使我欲学不能，让求学的热情得不到发揮，

我出生于1952年农历9月。我们这一代人，历经风雨，历尽磨难，矢志不渝，奋力前行，有着丰富丰满的人生。刚刚解放建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啊！可美国为首的联合国軍却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使我们不得不一边剿匪搞建设，一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边顶着西方国家的封锁和苏联的逼债，一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战争结束不久又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加上不切实际的盲目大跃进，国家有限的财力解决不了民生问题。所以，那个年代的老百姓普遍比较贫穷。

我家是贫穷中的赤贫者，全家7口人，祖父自已管自已，父母带着我们年幼的4个孩子，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生活。那时国家干部除工资外，无任何额外收入和特殊，45元的月工资，父亲自已的伙食每天4角5分，用去了14元，生产队每月要投资20元才能吃到基本口粮，剩下11元，就是全家的衣食住行和油盐柴米和人情礼尚往來，我们四兄妹的读书钱和父亲在外工作必要的零花钱，真正是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家里没有劳动力，争不了工分，连自留地种点菜也种不好，粮食经常不够吃，蔬菜也不足，全家总是处于半饥和饥饿的状态，衣被则只能遮身而无法保暖。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出版了一本《五十年代出生人成长史》的书，其中一篇《饿的回忆》有这样一段话:50年代出生的人，如果在一个家里，他正好不是老大，也不是老小，又是个男孩子，那他在这个家里渡过困难时期，应该是记忆最深刻的，他应该比别的孩子挨的饿更多。这段话好象专门是为我所写。古有“爷爷奶奶疼头孙，爸爸妈妈疼满崽”的说法，我正是处于这种爷爷疼不过來，父母顾不上的尴尬地位。大跃进时期加上公共食堂时期，有几个小段时间都是我一个人住在别人家里，哥哥被祖父带在煤矿里混点吃的，大妹由母亲带着去了父亲工作地，小妹那时尚末出生，只有我一个人自已管自已，大概6岁多至8岁多，自已走2里多路去食堂领点红薯什么的吃。常常饿得到处找吃的。有一次在食堂等饭吃饿得晕倒在地，是食堂师付喂了点米汤才熬过来。现在想來，这也怪不得爷爷和父母，他们实在照顾不过來啊，多一张嘴吃什么？

我是1959年秋季快7岁时开始上小学，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六年的小学，经历了3个地方:启蒙是在我们大队的自芳堂，后搬到了隔壁大队的德庆堂，高小则到了离家8里多地的巡司完小。那时的农村小学没有固定的校舍，大都占用祠堂庙宇和房子多的农户房屋，也不存在租用问题。始于1958年的大跃进，使上至中央，下至百姓的热情空前高涨，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震天撼地，人们沉浸在美好的愿景中，刮起了共产风，实行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村民都吃公共食堂，家里不准起火，锅盆钓等铁器都砸烂当废铁去炼钢，山上的大树都砍了烧成木炭作炼钢的燃料。当时已无所谓私有财产，房子公家随便征用，给你个地方睡觉就行了。我父亲是公社工交部长，负责大炼钢铁，办铁业社、手工业社和颗粒肥料厂等社办工业，他自已带头，用我们自家的全部房子办起了颗粒肥料厂。我们一家则住到了油榨场别人家里。

全民大炼钢铁，青壮劳动力都炼钢去了，父母亲都去了猴子山炼钢厂，父亲作为主抓工业的工交部长，更是没日没夜守在炼钢土炉工地。1958年本是丰收年，却因为人都去炼钢了没有做到颗粒归仓，而是浪费很大，烂在田里地里，丰收而没丰产，加上公共食堂无计划，大家淌开肚皮吃，结果是到1959年春青黄不接时粮食就紧张了，接下來连续三年干旱，粮食一年比一年减产，本是产粮区的我们那里还得吃救济粮，食堂越办越差，五谷杂粮加蔬菜都只能限量供应，由干到稀，由稀到汤。

我那时定量是16两为1斤的5两米，早中歺二两，晚歺一两。由于损耗和多吃多占的存在，实际上还吃不到这个量。加上没有肉和油吃，这点饭吃下去不出半个钟头就饿了。食堂里䒱饭时放苏打，把饭泡起来，一点米可䒱出一大钵似的，结果是这样消化更快。那时肚子经常饥里枯腸，哪有心思学习啊，满脑子是哪里有吃的可找。一二年级去自芳堂读书的路上有一排梯田，田里长有野生的小茡荠和一种根茎可吃的三菱草，有很多的时间我就在田里用手挖这两样东西吃，边挖边吃，常常吃得嘴边都是泥巴手一抹就了事。那时山上什么时候有什么野果可摘，哪些野果野菜树叶树皮可吃都很清楚:春天里去拔野笋，去扯胡蕌子，捡地皮子，去摘凉耳朵和刺泡；夏天去田里捉泥鳅黄鳝捡田螺，去沟里捉小鱼，去塘里摸鲫鱼，去田里扯茡荠三菱草根鹧鸪子吃；秋天上山摘野石榴野山楂野毛栗子金樱子猫珠子等，还到地里去挖地蚕子和野百合，到山上挖茯苓和野淮山；冬天则到犁过的田里找小茡荠和三菱草根吃，到地里挖野洋姜，挖遗漏的红薯，到山上挖白茅根和毛结巴。那时把稻壳炒焦了磨粉吃，用山上的一种树叶磨成汁做豆腐吃，春夏天扯各种野菜煮着吃，可以说一切能饱肚子的动物植物都吃过。

这样在饥饿中上学，经常不是迟到就是早退旷课，断断续续，学校也管理很松，老师也是半饥半饱，对学生基本放任不管，來去自由，成绩无所谓。所以，小学的前两年在饥饿中稀里糊塗渡过了，学会了一些字和加减法，拼音却没有学好，没有掌握拼读方法，结果这一辈子都没有分清声母韵母，不会拼读，不会用拼音去查字典，弄不懂诗词音韵，有的字也发音不准。

1961年不再吃公共食堂，又恢复了一家一户的生活，1962年是风调雨顺年，使生产生活走上了正轨，人们逐渐恢复了元气。我们读书也开始安稳下来，算是慢慢学了一点知识。高小两年到离家8里多地的巡司完小读书，我是距学校最远的学生。那时也就十一、十二岁，每天天刚亮就起床自已弄点已热在火炉边上的剩饭或红薯吃，背个烂布袋子书包就往学校赶。这两年我把全部精力投入了学习，风雨无阻，成为全校唯一的两年内无旷课无请假无迟到早退的学生，毕业时获得“全勤生”的称号奖励。

那时家里是四属户(干部家属、军烈属、工人家属、五保户的统称)，人多无劳动力，可以说穷得叮当响。每年交学费都很困难。家里很少的几个鸡蛋吃不上，只有过生日才有两个鸡蛋吃。我记得我常带几个鸡蛋去供销社换点盐和煤油或者买点墨水粉。学习用品只能是最廉价的石笔石板和铅笔钢笔，除学校发的课本和作业本，没有钱去买笔记本和课外读物。那时农村也没看到谁家有藏书，也没有谁家订有报刊杂志，所以我们无法课外阅读。那时盛行连环画小人书，有钱人家成套成套买给孩子看，而我一本没有，街上的连环画书摊有租，一分钱可看两本，也无钱租看。那时能找到即使很破烂的书，我也会捡回來看能看的部分。我曾从街上的垃圾堆中捡到一本没有封面封底，前后撕了不少角也卷起的书，爱不释手连夜阅读，知道了这是一本写新彊解放初期一个叫多浪河的地方解放军帮助剿匪的故事，却不知道书名。2007年我在长沙清水塘文物市场看到一本叫《多浪河边》的书，一翻才知道就是我当年捡看的那本烂书。好不容易考进双峰二中，有了图书馆，却把图书当作封资修给封起來不外借。

那时我夏天秋天都是打赤脚，冬春穿鞋也难得有双好鞋，雨鞋更是破烂进水，下雨买不起雨伞，只能戴纸糊的斗笠，结果是常常被风刮破刮跑，下大雨遮不住雨，常常淋成落汤鸡。上高小时有一次全身湿透，班主任黄老师拿自已的女装给换上再帮我烤干。那时穿着基本是破破烂烂，记忆中很小穿新衣服，现在还有同学回忆我当时穿得破破烂烂，又矮又瘦，不象个干部子弟。

那时最难熬的是中午和下午，我从上高小到高中毕业一共7年时间，中午因距离远没办法赶回家吃饭，学校四分钱一歺的饭吃不起，只能空肚子坚持到下午放学赶回家吃上饭。

尽管如此艰难，但我求学的渴望和热情絲毫末减，小学的后四年我是尽了最大努力的。1965年秋季我考入双峰二中初47班。感受到了红榜题名的喜悦。

双峰二中在解放前叫起陆学堂，创办于1926年，是双峰县境内最好的三所中学之一，是当时学子和家长梦寐以求的学校。校门楼上耸立着一只振翅欲飞的雄鹰，象征着龙腾起陆，鹏程万里。教学楼为一座两层楼的四合院，院内遍植名贵花木，一年四季郁郁葱葱花果飘香。能进这样一所环境优雅的学堂读书，我是又惊又喜，所有的苦难，都化作了一缕春风。

从进入双峰二中的第一天起，我就峁足了劲:要努力读好书。我满怀渴求知识強烈愿望，虔诚地聆听每位老师的讲课，静心地领会教材。感觉天地是那样地广阔，学海是那般地无际，我要在其间认真地去领略。那段时光，感觉是那么地充实，读书的甘甜足以战胜任何艰难。初中不足两个学期的学业，我的成绩不错。

然而好景不长，笫二个学期的5月，也就是1966年的5月，文革开始了。校园迎來了喧嚣，闹哄得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起初尚限于批判“三家村”，学生能勉强地边批判边上课，但很快就转向批校长批老师，冠以“走资派”、“黑帮”、“臭老九”的大帽子，大字报贴满了校墙，教师的宿舍门都被大字报覆盖，正常的教学已经无法坚持，尽管敬业的老师还是按时上课，但坚持上课的学生却不多了。甚至有捣蛋的学生戏弄上课的老师，把粉笔灰什么的放在教室门上，老师一推门就洒得灰尘满身都有，尴尬得进退不是。同学随意迟到早退旷课的也多了起来。工宣队进驻学校尚能按成份吸收加入红卫兵，我作为贫农子弟，被工宣队批准首批加入了红卫兵。但很快工宣队撤走了，高年级的同学自发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湘江风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红卫兵组织，大批判大串连进入高潮，派性斗争开始漫延，正常的教学已经无法进行。当时由于年纪少，尚不谙世亊，弄不清怎么回事，既没当造反派，也没当保皇派，按当时的说法是逍遥派，也没有外出串联，大多是看看热闹，看看大字报，多数的日子没去学校而在家干些活，少数的日子去学校转转看恢复上课否，还领了个“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袖章，但一次活动也没参加过。

初中的后两年多在动乱无序中渡过。1967年底开始复课闹革命，但仍停不住运动的脚步，教学依然不正常，读书仍然是“三天打雨两天晒网”，反正是没有静下來读书。我们65届本应在68年上学期毕业，结果是到了年底才听说我们毕业了，既没有任何考试和仪式，也没发毕业证，稀里糊塗初中就没了，还延长了一个学期，但实际认真读书不足一年。真象是南柯一梦。

由于1968年打乱了教学秩序， 1969年开始了春季招生。而招生不再考试，改由大队革委会推荐。我有幸被推荐，进入双峰二中高17班读书。高中的教学基本恢复了正常。只是课外活动比较多，学工学农占去了不少时间。学校办起了工厂和农场，工厂生产肥皂和晶体喇叭。学农基地办在癞头山，全由我们师生开垦了梯土几十亩，并盖起了房子作为养猪场，墙砖都是学生每人自备几个土砖并运到现场。也曾到太平寺县磷肥厂学工实习一个星期。1969年冬季家翻修房子，我又不得不请假一个多月，在家为修房承担作泥巴的任务。

高中阶段的学习状态在整个读书生涯中是最佳的。心里明白这是最后两年的读书时光了(当时知道没有高考)，再不好好学点东西，即使高中毕业了，也名不符实啊。但由于初中没打好基础，有的课程学起來费劲。如英语，初中只学了字母和一点简单的单词，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加上认为学了英语无用，因而学习无兴趣，所以英语成绩一直差，受到老师的批评。现在进入网络生活时代，有的用拼音有的用英语作网名，我认不出來，这实在是一种悲哀。类似我这样情况的，我发现在我们这一代人中还真不少。数学成绩也因为基础不实总是感到吃力。倒是语文物理和化学，我的成绩在班里靠前，特别是作文，也许是对文学的偏爱，喜欢写并且写得尚可，作文被陈器之老师当作范文在年级读过。

　　毕业前夕，由班长贺服田和学习委员孙存梅两位同学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没想到这两位当年读书的佼佼者已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叹息。

1971年元月我高中毕业成了回乡知识青年。当了两年农民后参军入伍，献身国防24载，转业地方工作16年。时光走得真快，一晃到了古稀之年。回首一生走过的路，求学这段路走得尤为艰难。艰难的岁月不仅仅是一种经历，更是一种焠火锤炼，是镌刻在人生年轮上的珍藏。它磨炼出坚強的性格和意志，让我受用一生。这种不畏艰难的精神伴随了我几十年，成为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动力源。以至任何艰苦的生活都能适应，衣能保暖食能饱腹即满足，简单低标准的物质生活成为了一种习惯和追求；以至愈是艰难的工作愈是奋起拼搏，总能取得收获的甘甜。

感恩艰难，你给予的教益终生难忘！

当年上学的路，雨天比这还泥泞不堪。

永远的故乡。当年上学的路，总在晨曦中从这里风雨兼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