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老地图回忆当年“步行上井冈”走过的路

雷康平

细节决定成败的新浪博客

　　我的书橱里有两本老地图册：一本是地图出版社1974年出版的《中国地图册》：

　　还有一本版本更老，是三联书店1951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地图》：

　　这本老地图册“再版前记”中说明的情况，现在绝大多数的国人估计都不知道：

几十年前许多老地名、老路，现在的地图上已经查不到了。我翻到“江西省”分页，看到那些老地名，就回想起当年“步行上井冈”时走过的路。

1966年国庆节后，文哥已经如火如荼。本来暑假后应该升初三，但课早已停了，所以身份也就一直停留在初二。学校组织所有初高中同学到松江新桥公社参加“三秋”劳动，我只记得我们班级劳动是在一个叫“卖花桥”的地方。不知道过了多少天，晚稻割完了，地也坌好了，没活干了，还一直没有接到返回的指令（实际上是“市里厢”不想让中学生们回市区造反闹革命）。因为没有班主任老师管着，班里的男生开始陆陆续续地拿起行李离开驻地去新桥火车站扒火车或回上海或去杭州（新桥火车站是沪杭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起初都比较老实，因为不买车票只敢扒货车或棚车（闷罐子车）不敢乘客车。几天后就不是这样了，此乃后话。

离去的动机只有一个：外出串联。所谓“革命大串联”，说是革命，实则是免费旅游。我和要好的汪同学先回家放下行李再到学校开串联证明，又补办了一张新的学生证（据说多一张学生证在外面可以多领一枚纪念章），然后又取道“卖花桥”——“新桥”的旧路径扒棚车前往杭州。

只要出了上海，身份立马就“转正”了：可以凭介绍信找当地“红卫兵革命大串联接待站”安排食宿和交通了。因为那时已经到了大串联的最高潮阶段，到处人满为患，火车票安排不过来。我和汪同学两个人登记了“杭州——乌鲁木齐”的火车票，自以为得计地想着先往最远的地方跑，然后再慢悠悠地返回。岂不知杭州那时并没有直达乌鲁木齐的火车，要中转换乘好几条趟列车，所以我们这样的设想在那个动荡混乱的火红年代纯属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在杭州等了一个多礼拜，住处从海潮初级中学换到省财贸干校，也没等到去乌鲁木齐的车票，于是改为去长沙，去看看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也好。

去长沙的车票很快就发到手了，我们于是挤上火车。说“挤”，估计现在没有几个人体验过这样的“挤”：我站在车厢中间的过道里完全蹲不下来，火车再摇晃也不会倒。火车开了一天一夜，我就这样站了一天一夜，一滴水也没喝，也一滴尿也没排。现在看来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但当时确实发生了。只能说：身体倍儿棒！

　　下车一看，杭州出来火车开了一天一夜竟然只是到了金华！那个年代是什么奇迹都会发生的。火车站的接待站把我们安排到“浙师院”去住：来金华串联的基本上都安排在浙师院。那时的金华市区很小，从火车站出去走不多远就到了郊外，还要翻过田垄爬上山岗。那时候年轻，并不觉得路远，也不觉得累。在金华亲眼见到了满大街慢悠悠闲逛的“金华两头乌”，生物课本上的知识点算是落到了实处。浙师院接待处的大姐姐们作为未来的教师，态度非常温婉和气，说话是杭州口音，我于是一直误以为金华方言和杭州方言是一样的。

　　金华街上贴满了“打到XXX（大概是地委书记）”的标语，火车票的事就无人问津了。天天到金华火车站看有没有西去的列车，好像大都是往东去的，极少有西行的列车，不是到站不停就是停了也不开门不开窗。车站内外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串联者，站台上也挤满了人。曾经看到两次有人砸破车窗玻璃想爬上车去的，但车厢里面的人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地奋力抵挡，使进攻者最终无功而返，旁观的人们因此也就打消了强攻的念头。

　　在金华大概待了三四天，忽然一个傍晚传来消息说第几站台停靠着一列去南昌的火车，跑过去看，果然有一列，像一条静静趴着的大青虫。走到跟前发现每节车厢早已经挤得满满当当了。再挤也要上，最后终于挤上了。和当年大串联时火车车厢的那个挤相比，几十年后春运民工返乡的挤那就不叫个事！

　　不知什么时候开车了。一直到第二天晚上才到达南昌火车站，又是站了将近一天一夜。在南昌火车站，我第一次见识了什么叫“热烈欢迎”：不用出站找接待站，站台上就有街道居委派出的大妈大娘敲锣打鼓来热情迎接，还举着电喇叭大声吆喝招呼着。忘记是坐车去还是走着去的，我们只是随着人流涌动。乌漆嘛黑的高一脚低一脚穿大街过小巷，也不知走了多少时间，最后走到一个小巷深处的一间老式木板房前，门开着，亮着昏黄的灯，地上铺满厚厚的稻草，带我们来的大妈让我们就睡在这间屋里。我们又累又困，也不觉得饥渴了，纳头便睡。

　　我一觉睡到第二天天大亮，还觉得没睡够不想起来。但有“早起的鸟儿”已经飞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向满屋子的人报告一个惊人的消息：中央决定停止大串联了，布告已经贴出来了。这下大家都一骨碌爬起来，顾不上洗脸就忙着到外面去看布告。果然看到外面墙上贴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通知》：因为天气渐寒，为革命小将身体健康考虑，决定从11月21日（也就是当天）起停止全国大串联，到明年（1967年）四月份天气暖和了，再恢复革命串联。不过对步行方式的串联表示了鼓励支持。

　　我和汪同学刚到南昌，青春的花朵刚刚绽放，岂能就此凋谢？起码也要怒放个十天半月的！先在南昌逛几天再说。现在回想，只记得当年住处屋后就是赣江高高的堤岸，往右（应该是北）看，可以看到一座公路铁路两用桥，铁路当是通往九江去的。我们还走到公路桥面上去过，不过没有走到对江，因为对江就是纯粹的农村了。这个地方当时叫什么街道什么居委会？这一带叫个什么地名？想不起来了。想知道现在这里是什么样子？现在每碰到一个南昌人，我都会打听，但一直没有遇到住在附近的老南昌人，所以也没有打听到。所以我希望有熟悉南昌旧貌的老人能告诉我那一片街区当年的地名叫什么。

　　我们走过南昌起义的江西大旅社，没进去；去过八一广场的烈士纪念堂，记得好像一进门就看见刘和珍的遗像，里面的气氛异常肃穆，只听见参观者走路时鞋子在地上摩擦发出的“沙沙”声。也许就是从那一天起，鲁迅先生的散文《记念刘和珍君》就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了......

　　最终我和汪同学一致决定：走红军走过的路，步行上井冈山。当地接待站对愿意重走当年红军路、步行上井冈的革命小将持积极支持态度：每人发一顶斗笠、一根竹扁担、一双草鞋。

　　南昌到井冈山（茨坪）大约七百里路，路线大致为：南昌-向塘-丰城-清江（樟树）-新干-八都-吉安-早禾市-拿山-茨坪。

　　1951年版地图：

　　1974年版地图：

　　现在的百度地图上，很多老地名都查不到了：

　　1966年11月底（具体日子记不清了），早饭后从住处出发，先从八一大道到八一广场，再沿井冈山大道一路往南行进。

只记得当时南昌通往井冈山的一路上，步行串联的长征队伍络绎不绝，真是红旗招展、人欢马嘶，热闹程度绝对不亚于上海的南京东路。高中生、大学生一般排着整齐的队伍，穿着一色的黄军装，领头者高举着红旗，上面一般有“xx长征队”、“xx战斗队”等金色大字，甚是令人艳羡。其他则“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种种行状，不可胜言。我和汪同学就俩人，属于散兵游勇，走得快慢随意。一开始还煞有介事地穿着草鞋，没到中午，脚板就磨得不行了，只好把草鞋扔了光着脚走。好在我们都是在学校踢惯足球的（我们学校可是出产过原中国足球队队长、主教练王后军的足球名校），脚板比较经磨，直到找到有河的地方，把脚洗了穿上鞋走。

第一天到向塘宿夜。向塘在浙赣线和昌九线的交接点上，这里有铁路编组站，晚上躺在草铺上能听到火车头“呜呜”的汽笛声。从小到大第一次独自离开城市，当时听到有火车的声音就觉得离城市还不远，也就比较心安。

第二天走到丰城，进了县城，有街道、楼房（虽然只是二三层楼），感觉到底和乡镇不一样，条件好多了，虽然住的是某饭店二楼的一间大厅、睡得还是草铺，但灯光明亮得多。

第三天到清江县城樟树镇，对这个地方印象深，最主要是离开樟树就要告别铁路了。不管怎样，只要有铁路在，想回家了就可以坐上火车回去。现在想起来，当时感觉离开铁路心里就像离开了某种依靠，完全到陌生的山乡深处去了，年少的心里会有一丝怯意和怅惘。

第四天早上出发时，挥别西去的铁轨，一路往南向罗霄山脉的深处行进。当天在新干宿夜，还是在县城，感觉还好。

第五天，到八都小镇宿夜，好像条件比较简陋。其实食宿条件也差不了许多，就是夜晚少了灯火，还有就是旱厕的肮脏，对于习惯了城市环境的少年来说，多少有点凄惶的感觉。

　　第六天，从八都到吉安，走的路比较多，有一百二十里左右。去赣江渡口有一段是离开大路的田间土路，周遭阒无人声，从南昌出城时那些队伍此刻都不知去哪里了？我和汪同学还真有点担心是不是走错路了。虽是初冬时节，但太阳顶在头上，还是有点炙烤的感觉。龟裂的土地寸草不生，白花花的显得一片荒芜，毫无生气。也许是八都简陋的旱厕打乱了我的正常生活规律，我突然觉得腹胀难忍，好在四周无人，就在路边一个小坡后面解决了出恭之事。寂静得像外太空一般的荒野立刻就有两只苍蝇疾飞过来在低空盘旋，它们的超强嗅觉实在令人惊异。这个情景过了几十年，至今我还清晰记得。

过赣江的渡船是汽车渡船——小汽轮旁边绑着一个木筏一般的驳船，大概一次只能载一辆汽车。我们围着摆渡的汽车转着看，好像很开心。现在想想当时怎么就没有请求司机带我们一程呢？那个年代的人实在是很老实（不能说“太”）。

过江上岸不久，天就暗下来，渐渐地，完全黑了。我们无声地闷头走着，也没有感觉到害怕，偶或也有几个同向的人影超过我们或者被我们超过。后来前方渐渐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灯光，快进城了。突然，发现路边有一群人站在那里，凑近一看，原来是吉安市里专门派来接待串联的革命小将的。我们都等在那里，不久开来一辆卡车把我们带进市区，我们被安排在吉安中学住宿。

在吉安休整了一天，在附近走走，好像冷清得很难让人留下深刻印象，只是依稀记得吉安中学的校园挺大。

　　第八天，从吉安走到早禾市这个地方宿夜。从吉安到早禾市大概也将近百里的路程，当时我们是查了地图的，因为前后二三十里范围都没有市镇，能接待步行上井冈的革命小将的只有这一个地方。为此我和汪同学两人特地天蒙蒙亮就从吉安出发了。尽管如此，因为走进了大山，太阳很早就落到了山梁后面，到早禾市时已经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了。

早禾市是藏在深山凹里的一个路边小村落，也许只是一个地名，连村落都算不上——到时天已漆黑，离开时天尚未大亮，看不清周围到底是什么样的——在黑暗中走着走着，看到公路边有灯火摇曳，人影攒动，便走近前去，发现有一块晒谷场一样的平地，后面有一幢黑魆魆的房子，按常规应该是接待站，但没有灯光，也没有人接待，问了几个人，说是接待站已经客满了，接待的人也走了。怎么办？先找地方坐下来歇歇再说。有人点起了篝火，众人围拢上去烤火。又有人发现一个角落堆着一大堆木头，于是就有人去搬了几块点燃来烤火，其他人看见了，也纷纷去抢着搬。我和汪同学自然不甘落后，也去抢了好几块大木头，幸好动手早，后来的人就找不到木头了。我们找个空处点燃篝火，后来有两个找不到木头的晚到者也凑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让他们一起烤火。但光烤火不吃东西也不行啊！肚子早就咕咕叫了。不光是我俩，其他人也一样饿了。有人发现广场停着的一辆卡车上装着一车白萝卜，于是爬上去抱了几个大萝卜下来，我们看到了也跟着去拿车上白萝卜。不知道周围有没有溪流，反正自来水是不存在的。我和汪同学都拿起萝卜就啃，根本就没有想到要找水洗一下。四周一片漆黑，也看不见哪里有水。

就这样，围着篝火啃萝卜，前胸滚烫，后背冰凉，再转过身换个方向烤。毕竟已经是进入了十二月份的冬季，又是在深山凹里，根本无法入睡。以前看到画上画的烤篝火的画面，觉得其暖融融、惬意而浪漫，现在才知道其实真相是怎样的艰难而痛苦......到底当时年纪轻扛得住，就这样迷迷糊糊地捱过了一夜。只是萝卜吃多了，一个劲地放屁。

好不容易看到天空显出微明，黎明的浓暗中早有人影晃动悄然离去，我们知道，那是早行的勇者。我们等天色再稍稍亮一些，也动身上路。现在想象“商山早行”中“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场景，二者相形，我们那是在大山深处，根本就不闻鸡声，板桥没有，公路上倒是有一层薄白的冰霜，鞋子踩上去发出轻微的“嚓嚓”声。

“早禾市”这个地名现在百度地图上已经找不到，只能找到“禾市”，不知道这两个名称是不是指同一个地方？也不知道早禾市如今已经变成啥模样了？很想知道，有知道当地情况的江西老俵能告诉我吗？

　　第九天，从早禾市到拿山。路也不算近，但好像是下山路，走得快。中午时分就到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拿山分校。这个分校看上去占地面积很大，校门大大敞开着，随时准备接待奔向革命摇篮井冈山的革命小将们，偌大的校园里空荡荡的，只有几长排红砖平房，那是教室，每一间教室的地坪上都铺着厚厚的干稻草，睡在上面软乎又暖和。不管怎样，一夜没睡，不能再走了，住下来再说。在拿山“共大”舒舒服服地休息了一天。

“十送红军”的歌里唱到：“三送哩格红军，介支个到拿山，山上哩格苞谷，介支个金灿灿。”到了拿山，意味着离井冈山已经不远。

　　第十天，步行上井冈的最后一天，从拿山出发，直抵目的地井冈山的中心——茨坪。拿山一带是一大片的平野，遥望西面，可以看到天际有连绵的群山。走着走着，山峦越来越近越来越高，有带状的云雾在半山间缭绕。终于，走进了山里，须仰头方能看到山顶。公路在山间盘旋而上，时或见有进山的卡车从身边驶过，也是艰难地喘着粗气慢慢往上爬。忽见前面的人走下公路往右面一条小路走去，正诧异间，见路边竖着两块木牌，一块上书：“桐木岭”，另一块上书：“红军上山走的路”。怪不得！

桐木岭乃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在没有修建盘山公路前，上山必须从一条石阶小径攀登而上，这条上山小径至少长数百米，陡且窄，有些路段印象中似不小于50°，爬得我心“砰砰”几乎要跳出嗓子眼，人生第一次体会到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正常人不可能一口气登顶，中途必多次停歇喘息；而且小径之窄不容二人并行。途中有一个小亭可供稍息，亭中只要有足够的石块，仅需一人把关，即无失守之虞，端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易守难攻的险隘。

过了中间的小亭子再往上登攀，尽头便又上了盘山公路的路面。此时公路上浓雾弥漫，几步之外即茫茫然一片，其实这片浓雾便是山下看到的山腰间之云雾。再往上行，便云消雾散，豁然开朗了，这是到了云雾之上了。由此推断，井冈山上观云海应该不是很稀罕的事，只是桐木岭一带竹木茂密，不似黄洋界一带开阔，观云海效果肯定是黄洋界好。

继续行走一段，看见前方路边坡冈上有高大的纪念碑矗立，应该是革命烈士纪念碑（不知现在还在不在）。过了纪念碑不远，就看到茨坪了。　　

到达茨坪时间当在12月8日或12月9日，有诗为证：

　　茨坪四面环山，山下修了一圈环形公路，各种机构楼房建在环路靠山的一边，如井冈山饭店、井冈山邮局、井冈山大厦、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等。环形公路包围的中间地带，就是所谓山间之“坪”了，远看上去就像一个大体育场。当时一大半还是稻田，一小部分被开辟出来搭建了许多简易竹棚，供全国各地来串联的革命小将临时住宿，我和汪同学就被安排在其中一间竹棚里，竹棚里用毛竹搭成了上下铺。因为是水稻田匆匆改建而成，上铺还好，下铺之潮湿可以想见。“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上下左右的铺位几乎天天换不同的“铺友”，我们那时年纪尚小，不会搭不会撩，也不知道周围的人都是哪个地方来的。最主要人家都是成帮结队的，而我们只是势单力薄的两个人，人家也不爱搭理我们呀。

当时茨坪这么小的地方已经涌进了10万革命小将，当地能调用的卡车都调过来，上山运物资，下山运人。即使这样，物资供应还跟不上，至少革命小将的伙食就供应不上了。于是用飞机空投馒头，我们天天就是吃这样的冷馒头，而且还是长了一点绿毛的，菜是几小条腌的萝卜干大头菜之类。天天从山上往山下运人，山上的人还是越来越多，天气越来越寒冷，再过半个月就要过元旦了。只好动员小将们继续发扬革命精神，步行下山。　　

看来别无他法、只有步行下山一途了。但原路返回？那多没劲。换条路走！在地图上研究了半天，决定这样走：茨坪-黄洋界-茅坪-宁冈-三湾-莲花-萍乡-醴陵-株洲-湘潭-韶山。大约也是七百余里路，和来时差不多。但至少没有重复旧路，好马不吃回头草嘛！　

　在茨坪盘桓了几日，光参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把馆内展板上的介绍文字从头到尾学习（抄）一遍（那时上街抄大字报就是这样操作）就花了大半天，当然那时也并不是所有革命小将都会干这事的：

　　上图为笔记本封面

　　从序幕一直抄到结尾，确实够认真够虔诚：

　　在茨坪逗留不走的最主要原因其实是身无分文了，要爸妈汇款过来。于是天天要到邮局去看家里的汇款到了没有。茨坪邮电局在屋内的空中横七竖八拉了好几条长绳，把所有汇款、电报、信件等通知信息写在一张张小纸条上，然后挂在绳子上，像元宵节挂的灯谜一样，我们便天天去那里举着头一张纸一张纸查看，极其考验眼力。

　　终于，汇款到了，我们也就可以动身了。

　　出山的路比不得进山的路，从茨坪到莲花这一段是在大山里转悠，走的基本上是山间小路，也就是“当年红军走过的路”。这样的路天黑以后肯定不能行走，太危险（今天的户外探险徒步运动爱好者对这样的路也许会感兴趣）。有时在半山腰崖壁上的羊肠小路走着走着，突然小路断开一截，而我们居然就会那样一跃而过，因为小路一边紧贴崖壁，另一边是矮树丛挡着，不直接看到悬崖之下的深谷，也就不知道害怕。听说也有过走夜路的小将跌落下去的事件，但当时好像并无共情的恐惧。那段时间几乎天天下雨，山路泥泞湿滑，我们也没有伞，常常走在山路上雨雪交加，身上的衣服都湿了，但好像并没有冷得发抖或者感冒发烧的印象，也记不得打湿的衣物是怎么晾干的。现在实在无法想象当时是怎么走过来的。正因为是这样的路，所以走的速度也不像来时那样的快，而且走走停停，不像来时那样连日不息的“长途奔袭”。结果七百余里大约走了十五天时间。

　　第一天，从茨坪到茅坪。从北面出井冈，经过的哨口是大名鼎鼎黄洋界。黄洋界为人所闻皆因那首《西江月·井冈山》：“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若从哨口地势险要的程度看，黄洋界比桐木岭差得远了——我以为。记得当年站在黄洋界保卫战纪念碑的平台上，可以看到镌刻着伟人手迹的石碑，还可以看到山间的云海和脚下“之”字形的盘山公路。

　　小诗没有注明登黄洋界的具体日期，估计当在12月的13日至15日间：

　　到茅坪，必看八角楼，有歌赞曰：“八角楼的灯光哎照四方”。八角楼墙涂成黄色，与照片上一样，楼内有窄小的木楼梯，楼上房间书房兼卧室，有床有桌，桌上搁着一盏油灯。楼下的屋角里砌着一个水泥池，池里养着一条大鲵，因其发声如犬吠，当地人叫“狗鱼”，也叫“娃娃鱼”。既然在茅坪参观了，当在彼住下逗留了一日：

　　离开茅坪去三湾取道宁冈。宁冈是朱毛会师的地方，那里什么样子，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只知道当时确乎去过那里，有戳子为证：

　　离开宁冈再去三湾。三湾是湘赣交界处山间的一个村庄，因“改编”而闻名。我记得那天我和汪同学就住在和三湾改编旧址同一排的一间泥墙老屋里，还是铺着干稻草的地铺。

从三湾再到莲花。从现在百度地图的道路看，从三湾到莲花距离之远，应该一天时间走不到。估计当时走的是小路，而且也是分两天走到的。到底怎么走的？记不清了。

莲花是个县城，当时不知受了什么影响，觉得莲花是个曾遭受血雨腥风的地方，到那里时又是阴雨雪天气，心头也就蒙着一层阴影。在莲花，被接待站安排到县城老街上一家小理发店食宿。其实，住在这样的小店里，恰能受到较温馨周到的待遇，但我们当时小，不懂，以为要住在人多的大单位才好。在理发店的楼上，我们睡上了软和的棉床，不再睡稻草地铺。理发店负责人（不叫“老板”，那年头没有私营理发店，不是国营的至少也应该是集体所有制的）问我们要不要理个发？我们还不好意思说，后来当然还是理了，免费是肯定的。理发店好像有两名最多三名员工，还有一个比我们年龄还小的少年，大概是学徒工，负责照顾我们的饮食起居。我看到当地人做米饭是把淘好的米放在一个个陶甑里，加上适当的水，然后上蒸笼蒸。不像曾经看到的大食堂是用大铁锅加了许多水煮开后将米捞出置于笼布上再大火蒸熟。

我和汪同学在理发店里还洗了个热水澡，这是我们离开上海后那么多天第一次洗澡——那年月即使是在上海，冬天也是很长时间才到公共浴室去洗一次澡，如果家里有人在较大的国营工厂上班的，可以到厂里的浴室去洗，那是一种福利，不是每家每户都能享受到的。所以那时候的人身上脏不脏不知道，至少衣领和袖口很多是黑黢黢的。班级卫生委员的职责就是每天站在教室门口翻每个进教室的同学的领头看清爽不清爽（“前三十年”上海市区的普通人家就是这样，好不好自己去想）——理发店的小学徒给我们用蒸饭的大铁锅烧了热水让我们在一个大木桶里洗澡。现在回想起来，深深感受到当年莲花人民淳朴热情的待客之道。

洗澡缘起我和汪同学发现彼此身上都生了虱子：先是我偶然瞥见汪同学的后领脖上趴着一只很小的虫豸，其型态立刻让我想到生物课本上虱子的图片，一问，果然。我们立马脱下各自的衣服看，只见贴身棉毛衫裤的褶缝中密密麻麻全是的，就像沾满了白芝麻。这是我们第一次见识到虱子。尽管外面飘着雪花，我们还是到门前的河边去把内衣裤全洗了。其实没用，以后我们的贴身衣裤里一直还藏着虱子，即令如《阿Q正传》里的王胡那样天天捉，也是捉不干净的。一直到回上海，大人把我们的所有衣裤全部换下来送到九龙路边的卫生防疫站去消毒，人则赶去海宁浴室洗澡，才算彻底弄清爽。

出莲花往北，便渐渐走出了山外。通往萍乡是一条大路，又是下坡，我和汪同学越走越快，有时近乎小跑起来，居然一点也不觉得累。天上不时飘下雪花，我们头发上和衣服上都变白了，好像也不觉得冷。离萍乡不远，路右有一条路通往安源煤矿，那时已有“毛主席去安源”的宣传，但我们急于赶路，没有拐进去，后来觉得有一点点后悔：以为如果去安源，接待条件一定不会差。呵呵。

挟着一身风雪扎进萍乡，住在哪里？萍乡市容如何？完全没有印象了，只知道又回到了铁路线上。以后就一直沿铁轨走，觉得那样应该是最近的路了。

从萍乡到醴陵，算是从江西进入了湖南。印象最深的是：一走进醴陵火车站的站台，就看见站台上赫然张贴着湖南省当局（也许还叫省委）关于做好接待各地串联革命小将工作的布告，要求午餐晚餐必须有“一荤一素一辣”，果然是到了辣之王国啊！醴陵火车站旁边有一条大河，想当然应该是醴水——湘江的重要支流。

从醴陵到株洲，还是沿着铁轨走，走在枕木上不小心崴了脚，当时并不在意，还是继续走。到株洲，安排到株洲桥梁总厂。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觉得那个厂的厂区很大，厂区里有很多车间厂房，还有龙门吊，烟囱冒着白烟。好像在厂里的浴室洗了个澡，那可是个大澡堂，有很大的泡澡池子，还有淋浴莲蓬头和白瓷洗脸盆。当时确实觉得大型国企到底条件好啊！

从株洲到湘潭，好像是沿着湘江走了一段，湘江江面很宽阔。因我母亲是湖南人，名讳中又有个“湘”，所以当时看到滚滚湘江水时，还真有些心潮起伏呢。但是崴了的脚踝开始不给力了，一瘸一拐走不快，好不容易走到湘潭市区住下，再也没有继续往韶山去的勇气了。

时值12月31日，1966年的最后一天，街上传来不知真假的流言，说今天是享受免费乘车的最后一天，明天起坐火车一律要自掏腰包花钱买票了。我们当然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啦！赶紧在接待站办了回上海的火车票，先到长沙再换车去上海。

到长沙已是下半夜，火车站的接待站分配我们到省木材公司。等车送去木材公司的时间里，在长沙站周边逡巡了一遍，觉得长沙市区不大，大体框架已经弄清：火车站在东面，门口正对着的一条空空荡荡的大马路是五一大道，五一大道一直往前就是市中心五一广场，过了五一广场再往前，就到了湘江边，江对面就是岳麓山，江心是橘子洲头。

省木材公司在劳动广场，接近城郊了。木材公司管接待的一位睡眼朦胧的工作人员领我们一行人到一幢楼的二楼，打着哈欠推开一扇门对我们说：“你们就睡这里。”及至打开灯一看，一屋子睡着的都是女生，即退出，嘴里嘟囔着：“错了错了”，重新又找了一间空屋。

一觉醒来已近新年第一天的中午，到食堂吃午饭，不记得“一辣”有没有，只记得给每人盛了一碗大块的红烧肉，吃完饭后瞥一眼泔水桶，全是满满当当的红烧肉，造孽啊！

午餐后和汪同学上街逛，先在劳动广场环岛乘坐公交到五一广场，五一广场人如潮涌，一派节日的喜庆，突然有人派发《湘江风雷》造反派革命小报，我拿到手一看，整整四版一篇宏大叙事的长篇论文：《中国向何处去？》。拿到手稍稍瞄了瞄，未及细读，感觉好像也有点要农村包围城市的意思。当时神州大地到处飘舞的不是“打倒xxx”、“砸烂xxx”的战斗檄文，就是“忠于xxx”、“热爱xxx”的颂赞表奏，能写出这样大格局的雄文，，断非常人（现在知道写此文者确非常人），不由得人不佩服。当时心中就这样想：湖南还真是盛产“指点江山”人才之地啊！这张小报如果能留到今天，应该值钱了。

到了长沙，我应该去找我大舅，地址我知道，是蔡锷北路的司马里某号，司马里相当于上海的一条弄堂。某号是一个大院，住着好几家人家。进去一问，说是要找的人已经搬到砚瓦池小学去了，那是我大舅妈工作的学校。后来我们到砚瓦池小学找到了舅舅舅妈......余不一一。

从长沙乘火车去上海，途中又到南昌换车，多日不见，竟油然而生一种“故地重游”的情感。

到上海北站，好像是1967年1月5日的早上，出检票口时，见站在那里检票的竟然是戴着“红三司”袖章的红卫兵，原来火车站被“同济东方红”接管了，又听说：上海“一月革命”风暴了！夺权了！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了！啊啊，我们这段时间封闭在罗霄山脉的革命摇篮里，外面的形势一点也不知道，真是“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啊！

后记：　　“步行上井冈”一路所见：

一.江西（中南部丘陵地区）的土地真是赭红颜色的。有的书上说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有的书上说是水土流失造成荒漠化的结果。

二.江西老俵收割水稻时只把稻穗割下，剩下长长的稻杆无声地伫立在寒风中。而我们刚参加过沪郊的“三秋”劳动，上海农民伯伯教我们割水稻时镰刀基本是挨近地的，稻茬要尽量短一点。

三.发现江西老俵喜欢穿黑颜色的衣服裤子，几乎是一片黑。几年后发现安徽淮北的老乡也喜欢穿黑棉袄裤。

四.井冈山区盛产毛竹，一路上就看到沿着崖壁架设着长长的用劈开的毛竹拼接而成水槽，把山上的清泉水不知道输送往何处？

五.学会一句江西话（其实只是一个单词）至今还记得，就是：“果（这）粒（里）”。

【补充说明】：

1.从学生证的补办日期可以看到，我们当年上午在校拿到学生证下午离开上海去杭州的具体时间是：1966年11月8日。

2.当时学校正常工作秩序已经瘫痪，教导处补发的学生证是空白的，姓名、学号、家庭住址都是持证人回去自己随心所欲填写的,见不得人，故抹去。

3.正面右上“杭发”，注明杭州已发离杭火车票；左上“湘返”，注明长沙已发返沪火车票；下面“沈军已办”是表明沈阳军区办事处已办理离沈乘车证明（不是车票）

4.反面“已到井冈山”和“已发井冈山纪念章”两枚印章，是到过井冈山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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