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父亲逝世56周年

华珠子

　　此时期，我的父亲正就职于北京长辛店铁路中学，高中数学教师,他1948年毕业于广西大学电机工程系。我的母亲正就职于北京女十中，历史教师,她1935—1936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教育系，由于战乱，学校迁往大西南1936—1939年就读并毕业于湖南大学教育系。

两位知识分子1946年结婚。

1949年祖国解放后，他们即刻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父亲在学校担任数学教研组长，掌握英德两门外语，理科教学游刃有余，教学风格严谨、严格，是一位令学生敬畏的老师；母亲担任班主任，家里挂着一面学校颁发的明镜，上写：“奖给优秀教师罗道孝 百年树人”,那是母亲勤勉、踏实、兢兢业业工作的映照。

正值中年的父母亲在自己的教学岗位上付出着他们的才情学识。他们是毕业于旧中国的大学生，亲历目睹了旧政的昏庸、腐朽与无能，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不断满足着他们证实自己才学、价值的需要，激发着他们愿为社会承担责任的渴望。

　　1958-1964年期间，早已于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的母亲被发配到北京郊区劳改，转回了女十中，在学校打扫厕所，给各个教室生火炉。

她利用星期日，偷偷去监狱看望父亲，不时为他送去点好吃的，但每次拿去的又拿回来，父亲死活不要。他对母亲说：“我对不起你们。我不能再连累你们。拿回去给孩子们吃。我什么都不需要。”母亲回来对我说，那些犯人都要家里人送的东西，有的犯人还不断向家人要求下次探监时带这带那。你爸说他们太不懂事了，简直是混蛋！自己犯了罪造成家里人跟着作孽，还有脸向家里人要东西，不知廉耻！

一天，监狱通知母亲，黎一辉病得很厉害，你们家属是否愿意把他接回去？母亲大吃一惊，父亲从没向他提起过。母亲问：“接回家，看病就医的钱给吗？”对方答道：“没有，只能自付。”母亲诉求着：“我很困难，确实承担不起他的医药费。”母亲降薪后，每月工资60元，供养着三个孩子读书，维持着五口人的生活，外婆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对方说：“如不接回去，在这里不再医治，只能等死了。”母亲一路哭回来，心里乱极了。她决定把这件大事与我们做儿女的商量。

　　那天很冷，风刮得很大，来了一辆敞篷大卡车，父亲被抬进了棺木里。一路上，卡车风驰电掣地向着城西开去。坐在灵柩旁的母亲和我紧紧地靠在一起，默不作声。一会儿，母亲用手捂住嘴，我听到了她难以控制住的哽咽声。我冻得瑟瑟发抖，脑子一片空白，没有哭。

在八宝山火化前，身心交瘁的母亲断然决定不保留父亲的骨灰。我当时就明白，母亲这样做全是为了我们儿女，为了我们的前程，怕连累我们。母亲以对儿女最深沉的爱，用对不起相爱二十年丈夫的决绝方式与他诀别。父亲带着对亲人无限的眷恋，带着对自己政治生命的无限遗憾，离开了这个令他辛酸的世界。父亲走过缺失幸福的童年，经过身无分文、靠母亲资助才读完大学的青年，熬过无法实现才华抱负的凄惨中年，父亲永远地走了。父亲死得不瞑目啊。

　　有时半夜睡起一觉，就被父亲剧烈的咳嗽声弄醒了，紧接着，就听到母亲赶忙起身到了外屋，父亲“呕，呕，呕”地把一口又一口的鲜血吐到一个玻璃瓶子里，一边大口喘息着，一边接过母亲递给的毛巾擦着嘴。母亲把浓痰浓血倒进一个小桶里，一手提着小桶，一手端着一盆热水，开门走到院子外面，把血水倒进街上的一个盖着铁篦子的污水井里，再用热水冲洗井盖，清洗得干干净净才回到家。我缩在被窝里，心很痛，为生不如死的父亲，为千辛万苦的母亲。

　　北京二七车辆厂给父亲一笔抚恤金，分两次补发共计945.98元。母亲用它为刚刚从内蒙草原返回京城的大弟添置点穿的，为自己买了一件罩衣和一双棉鞋，给我寄来一块北京双菱牌手表，剩下的存起来了。我戴上这块表，心里酸楚得很，我感受到了父亲生命所付出的高昂的代价，更感受到了父亲的爱抚与温存。

母亲后来告诉我，父亲的平反并非一帆风顺。平反过程中，长辛店铁中一直迟迟姗姗、拖拖拉拉、犹豫不决。母亲与大弟屡次前去询问，他们甚至还说：“对黎一辉，难以分辨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这就是斗争父亲的当事人，直面了父亲死不低头的刚烈，既惊骇不已又难以理解，以至二十多年过去了，仍难以从对这位“又硬又臭”的右派分子的认定中摆脱出来。父亲早有先见之明：“解铃还须系铃人。” 此刻，天堂那高贵的灵魂正在鄙夷着这些猥琐的系铃人。

　　父亲一生仰不愧天，俯不愧地，满腔的抱负、满肚的学问没有释放出来，实在太可惜了。

苍天有眼，历史作出了明断。历史还父亲公正，公正告慰英灵。

我仰望夜空，寻找着那颗星，那颗刚刚升起、还来不及散发星光的星，只在苍穹之下划了一下，就随即陨落，消亡。今天，我看见了这颗星，他在天堂，向世人闪烁出了他的光芒。

亲爱的父亲，九泉之下，你可以瞑目了。在这场人性泯灭的斗争中，你用生命捍卫了人格与尊严，你有着读书人的风骨，你是最后的胜者之王！

　　母亲告诉我，父亲早在1949年解放前夕，解放军大举南下时，就产生了对共产党的敬重。那年，父母亲带着不到两岁的我住在湖南湘潭。一天清晨，父亲推开家门，突然发现大街小巷睡满了南下的解放军，鸦雀无声，军容整洁，军纪严明，不动百姓秋毫，后来又清扫街道，挨家挨户担水。父亲激动地对母亲说：“早就耳闻共产党麾下的这支军队了，真是一群天兵天将啊，这是有希望的军队。”父亲一脸的微笑，一脸的兴奋。

　　从我出生到父亲去世，父亲只在我们家生活了十年半。这十年半里，我五岁以下几乎全无记忆；剩下的五年半，有四年因父亲工作的学校在丰台长辛店，离家远（五十年代交通很不方便，父亲回家需坐火车），他每周六晚上回家，星期日晚上又匆匆离家；还剩一年半的这段时间里，父亲病卧家中，我却住宿学校，我周六回家周日返校。掐指一算，父女相处一场，竟如此短暂。然而，往昔岁月却象刀刻石凿般地印记在我的脑海里，清晰、真切。

　　父亲总会带给我们一阵阵的惊喜，我们欢呼跳跃在他周围，形影不离。他拿出节衣缩食买回的快乐琴，手把手教我们拨琴弹唱；他搜寻旧木料动手给我们做高跷，让我们满院子地踩高跷；他有着一肚子讲也讲不完的故事，磁石般地吸引着我们。全院六户人家，只有我们家有一台父亲组装的收音机，它摆放在父亲搭建的紧靠墙壁的长条板子上，孙敬修老师娓娓道来的“西游记”吸引着全院的小朋友，父亲把家门打开，动听的故事在院子上空回荡。

　　父亲最喜欢吟唱《刘三姐》、《十里送红军》、广东音乐《步步高》、电影《天仙配》插曲。直到今天，我只要听到这几首乐曲，仍一阵阵牵动着我对他的思念。

父亲的棋术高，在一般人群中他没遇到能胜他的对手。在他的引导下，我们姐弟三人都学会了下象棋，我曾获得西城区女子少年组象棋冠军。两个弟弟的棋下得很好，比我这个冠军强多了，他们也如父亲一样，一般地遇不到对手。

　　大弟以一个初三文化的底子，发愤自学苦读五年，通过了高自考17门中文本科毕业，图书馆管理专业毕业，1985年参加北师大古典文学硕士研究生考试，一举夺魁。三年后，他成为了一名大学教师。

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对父亲的思念越来越强烈。他不断反思15岁时的他“父子见解有分”的往事。痛定思痛，2000年写了一篇题为《古人早已见过》的文章，在全国著名刊物《读书》第3期刊出，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89岁的老母患老年白内障，已不能看书。这篇文章我给母亲一字一句读完以后，已泣不成声了。

　　2005年7月10日21点05分，94岁的母亲安详地离开了我们。她找父亲去了，在天堂，父亲与母亲再不分离。

2005年10月7日，我们儿女孙辈们，安葬父亲和母亲。

我们将父亲上大学、教书时使用过的暗黄色透明的三角板，安放在母亲的骨灰上。白色大理石的骨灰盒，上面雕刻着梅花、青松。父亲与母亲合葬在北京城北十三陵景仰园陵园。黑色的花岗岩墓碑，披上了绿色的藤蔓，一朵朵白的、紫的、红的牵牛花点缀其间，情意绵绵。墓碑上隶书体的金色大字夺目：

为真理不惧蒙冤父志长存

携儿孙力抗厄运母恩浩荡

十月的阳光温暖灿烂，天空清澈碧蓝，青山层峦叠翠。父亲与母亲长眠于绿色尽染、群山怀抱的大自然中，静候着儿孙后代有出息、有作为的佳音。

　　往事如烟，往事怎会如烟？当我提起笔来，深情地回忆往事时，常常泪水涟涟，不能自已。有时半夜一觉醒来，母亲那慈爱、苍老的面容，父亲那清癯、严肃的脸庞就在眼前晃动，一滴滴眼泪顺颊而下，心真的很痛，很痛。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那出诬陷忠良、人性泯灭、不可理喻的政治闹剧消失在历史的深处，一切都将淡漠。

黑格尔说：“推动整个人类历史的是一系列不断重复的为获得承认而进行的斗争。”是的，人类的所有进步几乎都是人们为获取更多的尊严而不断奋斗的结果。

那首深情、激越的父亲母亲的生命绝唱，回响在我的耳边，永远，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