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秒秒分

　 父亲离开我们整整十二年了，常常会想起他，白衬衣扎在蓝色裤子里，银色的皮带扣熠熠闪光；他左手插兜，腋下夹一把长柄黑伞，于沉沉暮色中踏进家门，多么温暖的一幅画面。

父亲生于1948年，虽长在新中国，在那个粮食匮乏医药短缺的年代，从小也是吃尽了苦头。爷爷奶奶挣工分，用布口袋装一袋子草木灰，垫在噶椅子（方形椅面有一圆洞，下设坐板）里，一坐就是一天。奶奶在世时多次在我面前提起，父亲后来咳血可能与垫子里的草木灰热气大（上火）有关，后悔不迭。当年哪个小孩不都是靠着自己顽强的生命力活下来的呢？父亲体弱，有一次病得奄奄一息，躺在晒架下面赶鸟雀，眼见着鸡飞到晒架上啄食谷子，父亲连抬手虚晃的力气都没有。好在老天犹怜，后来竟慢慢好起来了。

父亲是个农民。由于家庭贫穷，父亲小学毕业便辍学，注定了一辈子只能做农民。每当那些“靠知识改变命运”的同学回家省亲，父亲不无遗憾：当年若是有机会继续上学，应该不会比他们差吧。即使每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父亲仍然不屈服于命运，他是一个颇有想法的农民。在我的记忆中，除了种植水稻棉花，父亲带领全家拉铁丝种甘蔗扎扫把荫蘑菇育西瓜，喂母猪养兔子，瞅准市场就干。尽管这些副业都没有让我家走上富裕的道路，但让我们一年四季均有收入，缓解了苦等秋收才有进帐的窘迫与尴尬。

有一年种西瓜的乡亲多了，销路不好，父亲只得用自行车驮着两筐西瓜去更远的村子穿乡。那个夏天异常炎热，父亲吃过早饭去卖一趟，回来已是晌午。一进家门，他便将所有的衣兜翻过来，毛票钢镚儿一股脑儿抓在桌子上。我赶紧去压一碗清凉的井水，浇上糖醋，父亲端起碗一咕噜灌下去，再来一碗，泡点炒米，解渴又充饥。我一边收拾零钱，一边给他讲白居易的《卖炭翁》，背到“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时，我停下来，改为“可怜身上汗未干，心忧瓜贱愿天炎”，父亲夸我改的好，太贴合他的心境。稍事休息，父亲再收拾两筐西瓜，跨上自行车，低头，身体前倾，冲上那条被炙烤得满是裂纹的泥巴路。我帮他推车到村口，太阳明晃晃的，照得我睁不开眼，连蝉都懒得叫唤。一筐西瓜百来斤，那一年的几千斤西瓜，父亲愣是一筐一筐的卖完了。

父亲是个会计。父亲文凭不高，算盘却打得噼里啪啦响，是我们大队的会计。小时候的我对他的这份兼职很有意见，因为他常常开会、盘点什么的，即使再忙，说走就走。他还不让我随便动他的算盘尺子之类的文具。我趁他不注意，偷偷拿一张复写纸，到学校和小伙伴描语文书上的插图。放假回家，刚下客车，一位老乡见我拖着沉重的行李箱，上前询问，当他得知我是姜会计家的女儿后，很热心的将我一直送到了家。可见，姜会计在当地，还是小有名气。

父亲是个文人。他爱看书，历史类居多，尤其喜欢现代史，新中国成立这个阶段，他几乎了如指掌，谁谁善于打仗谁谁善于治国，在那个信息不甚发达的年代，父亲能懂得这么多，全凭看书和听收音机。父亲常常掌一盏灯携一本书蹲在茅厕，久久不见人出来，书之香盖过茅厕之臭，该是父亲在繁重的劳作之后难得享受的片刻闲暇。

我到过许多小伙伴家，他们的板壁上贴的不是电影明星就是连环画报，唯独我家，贴着一张中国地图。我家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订报户之一，国际形势国内大事他都关心。农闲时，几个叔父会聚到我们家，听父亲讲太平天国、八国联军、国共合作、苏联解体、抗美援朝、改革开放……

我们兄妹三人，生得不甚魁梧，男丁也少，父亲认为我们都不是种地的料，送出去学手艺吧，他心有不甘，最后只得让我们读书，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供三个并非天赋异禀的孩子上学，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父亲始终秉承“不抛弃不放弃”的原则，我们也是在学习的苦海中挣扎又徘徊，最后草草了结父亲让我们仨走出农村的夙愿。

父亲是个武夫。十多岁，父亲习武强身，虽然没学多久，但也算个二传手，把几个招式交给三叔。据说三叔年轻时曾以少胜多声名远扬，全凭这几招，可见实用性非常强。直到我十来岁，父亲还记得几个防身之术，比如过肩摔、黑鱼拱铲等等，可惜我一没力量二没兴趣，也就不了了之。

父亲年轻时携巨款（村里的公款）去南昌买拖拉机，遇上骗子团伙，最后分毫无损侥幸脱身。这段经历，具体细节我忘得差不多，只记得当父亲讲到“眼见着骗子们从高高的码头上跑下来，我们乘坐的船只刚刚离岸”，我悬着的一颗心才放到肚子里。

他热衷看体育，各界体育名将，信手拈来。他把门板卸下，搁在两把长条凳上，中间摆一排方砖，我们就可以拿着没皮的乒乓球拍玩起来。我家最早的一幅羽毛球拍是竹框木把，这在当时的农村，已经是很少见的了。他用一人多高的杂木做高跷，村里的年轻人都来踩，七歪八倒的样子惹得大家哄堂大笑。他用鸡翎处最漂亮的毛做毽子，用报纸和竹签糊风筝，用拉车的缆教我们跳绳，教刚过车把高的我把脚拐进三脚架骑自行车，指导我在齐肩的河里放松身体平躺在水面，带我认识田藕与河藕、蛇洞与鳝鱼洞的区别……

父亲是个雅士。他会简谱，会吹笛。秋收后的某个闲暇，父亲抽出一本书，里面夹着薄薄的笛膜（竹子内膜），父亲轻轻的拈起来，舔一下笛孔，敷上去，一首美妙的曲子在暑气未消的夜里荡漾开来。他会吹“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吹得最多的应该是“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电子琴、照相机一类的奢侈品，他出手大方毫不含糊。

父亲的毛笔字（暂且不能称之为书法），无师自通。每年春节，村里一半人家的春联都出自父亲之手。他有一本专门写对联的书，哪家望考学哪家盼添丁，他都字斟句酌，几乎能做到私人订制。吃年饭的鞭炮声此起彼伏，父亲仍然在挥毫泼墨，嘴馋的我哪里还有心思帮他牵纸，早候在灶前咽口水了。他只得无奈的笑笑，写下最后一幅，这才是我们家的。

父亲节约。如果说节约是那个年代的标配，那我的父亲，绝对是顶配，登峰造极。家里的生产开支是节约不了的，只有吃穿用度。小孩盼过年，无非是能扯身新衣服，吃点好吃的，姑娘买花小子买炮。年前开卤锅，一般的家庭也会杀几只鸡，孩子们最喜欢举一只鸡腿，啃得满嘴流油。看着我们期待的眼神，父亲岔开话题：卤鸡有什么好吃的，哪有沙罐煨鸡汤好喝？卤鸡腿自然是没有的了，到最后，鸡汤也没喝着。买炮？比割肉还心疼。买一架薄薄的螃蟹鞭，拆下一半，分两年放。父亲赶集，总是捱到集快散时才回，因为那时候的东西最便宜。在父亲的“双减”政策下，我们勒紧裤腰带，过了一个又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父亲对自己，更是抠门儿。一双劳保手套，十个手指头全露在外面，让他换一双，他说干活方便；他的解放鞋，前后都是洞，我要扔掉，他说透气凉快；仅有的几件衣服，缝缝补补，他说补丁结实；我啃不净的玉米棒子，他捡起来继续吃；西瓜一定会吃到绿色的皮；我们削在地里的甘蔗头他拾回来……在他眼里，似乎没有可以扔掉的东西，来之不易，才会加倍珍惜。

父亲唠叨。从小我就被告知见人要问好、坐在椅子上不能跷腿不能抖不能前后晃、不能吹口哨、不能骂人说脏话、与男生交往要掌握分寸……如此等等。要是某件事做的不好，他能唠叨很久，见我脸色越来越难看，他会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来结束当日的不愉快，过些时候，由另外一件事引申过来，依然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我知道他喜欢与我说话，上大学乃至上班后，只要回家，我尽量随他一起下地，干不了多少活，可以陪他聊聊天儿。内容从工作到生活到朋友同事，事无巨细，他都问，直到问得我不耐烦，现在想来，他无非是想通过我的描述想象出一幅我的生活场景图，以此来判定我过得是否安逸。

我陪他到西滩边的稻田打药，十点的太阳让人燥热难耐，他让我躲在板车底下的阴凉里，一桶药打过去，掐一片荷叶回来，又一趟过去，摘了一朵半开的荷花。

从小时候对他的崇拜到少年时的不屑再到青年时的抗拒，如今我已过不惑之年，回想起父亲的话，觉得这老头儿说得还蛮有道理。

父亲三十多岁得了我这个幺姑娘，哥哥姐姐又都求学在外，他几乎将所有的疼爱都给了我。我出生时不足五斤，瘦小羸弱，父亲形容我筷子多长，尖嘴猴腮，哭的时候嘴角拉到耳根，没有声音，以为是怪胎，差点扔掉。第二天撩开床帘一看，好像秀气一点。我知道他又在逗我了，撅起嘴反问他那你怎么不扔呢？他呵呵一笑，怎么舍得？收工回来，他抱着襁褓中的我在树林里看麻雀，再大些，坐在肩上骑大马；刚上小学，父亲几乎每天接送，趴在父亲宽阔的后背，我炫耀似的荡着两只小脚；偶尔，他会带我到学校旁边的供销社，花两毛钱买一把花生，将我两个衣兜塞得鼓鼓囊囊；冬天，他将我冰冷的脚揣在怀里，再把我的小手捧到嘴边，哈一哈又搓一搓；他抱我坐在膝上，仔细看我的指纹，数一数，两个斗，很满意，一斗穷两斗富，三斗四斗织棉布。他说我是捡来的，我问为什么，因为你的脚跟我们的都不一样，我低下头，发现我的脚型很窄，尤其是大拇指，长出其他脚指头很长一截，真的跟他们都不一样；他去县城办事，随身携带的黑皮包里总会带给我惊喜，不是几个黄橙橙的橘子就是一捧荸荠或是几个挂霜柿饼；高中住校，他中途去看我，除了小菜，还带几个热腾腾的烤红薯；

我对幼年的所有印象，全部来自于父亲的讲述，他讲我在地上打滚撒泼泪水汗水和着灰尘把自己裹成一个腌鸭蛋，讲我穿着红肚兜撅着屁股摇风箱，讲我提着小铲子挖不上来地瓜趴在地上啃去一半，讲他带我去吃酒席被我的各种“不要”弄得手忙脚乱，讲夜里用毯子包着我去看皮影被冻哭，讲我梳个小辫如何招人喜爱，讲我们下汉口的点点滴滴……都说父爱如山，那我的父亲，不光有山之巍峨，也有山之润朗。

父亲的座驾，是那辆永久牌二八大杠。我在隔壁镇上读高中，每月回家一次。只要有空，他都坚持蹬车送我。我轻轻跃上后座，他稳稳的把住车把，视若无物匀速前进。后来，我上车时他的车会蛇行一段，再后来，他会说“到前面下坡时你再上啊”。我侧身坐在后座上，看着他后脑勺上的丝丝白发，鼻子阵阵发酸。

父亲老了，想在有生之年找机会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一直未能如愿。我结婚的第二年，邀父亲一起同我回了一趟巴东婆家。我从丹江出发，父亲从天门出发，我们在宜昌会合，一起参观了葛洲坝。再从宜昌上船途经三峡大坝，至巴东。幸运的是我们赶上了一艘豪华游轮。父亲第一次坐这么大的船，兴奋得不得了，他像个小孩子一样好奇，在船里上上下下四处走动，看够了就倚在舷边，看水打着漩儿，看山悠悠的往后退。

船过大坝，父亲一直待在舱外，看水手用胳膊粗的缆绳把船固定在闸边，跑到船尾看闸门一点点关闭，看水位慢慢上升，再跑到船头看闸门一点点打开，五级船闸，整整三个多小时，父亲一刻都舍不得闲下来，他似乎要把眼前所看到的一切都刻到自己脑子里。船到上游，江面一下子宽了许多，整个三峡大坝尽收眼底，父亲举起手，留下一张照片，激动、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上岸时天已麻黑，堂哥开车送我们回村，车灯在山间照出短短的一柱，父亲并未发现山之险峻。待返回时，车从山脚一路爬坡，十二道湾上山顶，透过车窗往外看，一边是茅草竹林，一边是深坎，再往下是更深的坎，仅一车宽的石子路不甚平坦，父亲没有说话。归程是一艘机动船，不大，又是夜间，我们都沉沉睡去。迷糊间发现父亲床位上没人，我起来找，发现他坐在船头的椅子上，端视前方朦朦的山影，凌晨五点的江风凉意阵阵。我们各自到家互报平安时，父亲说了句“以后没事少回去，这一路太险了”。行船跑马三分忧，借用老辈子这句话用来形容父亲的担心，再贴切不过了。

我在十堰生活多年，父亲仅来过两次，了解了十堰的地理特点和二汽的发展史，感慨毛主席当年的英明决策，更为我在这个宜居城市扎下脚跟感到欣慰。

　 父亲胆小，怕雷，怕鬼。平原的雷，在春天滚滚而来，由远及近，深沉且浑厚，那是天空对大地的呼唤，是万物苏醒的号角。夏天可就不一样了，闪电将天空劈成两半，惊雷在头顶炸开，大雨倾注而下，每当这时，父亲会躲在一间小屋里，仅有的窗户也要用簸箕挡上，有趣的是家里的那条老狗竟然也害怕，蜷在父亲脚边瑟瑟发抖。雷雨渐渐停歇，父亲狼狈的从小房间里走出来，面如土灰，全然没有往日的意气风发。这种害怕不单是心理上的，而是生理上的不适，就像我们看到别人放炮仗会下意识的捂住耳朵一样，偶尔一次被震到，心脏似乎要跳出胸腔。

鬼是个子虚乌有的东西，说不清楚父亲怕鬼的哪一点，但他怕走夜路、不愿在瓜棚守夜倒是真的。鬼长什么样神长什么样，鬼是谁变的神又是谁变的，这是困扰我整个童年的不解之谜。我们整个村子几乎都信耶稣，父亲也未能免俗，即使再忙，他也会半跪在椅子上，在耶稣像（拉斐尔的油画）前祷告。姐姐毕业那一年，父亲和姐姐一起用木头黑漆做了一块匾额，由父亲执笔，姐姐用吹塑纸拓印剪贴，主对”造天地万物大主宰”，横额“万有真原”，至今仍然挂在老家正对大门的墙上。因为敬畏，所以虔诚；因为心有所想，所以在神前满含期待。如今的他，已化为一撮灰，躺在那方小小的盒子里，于荒郊野外，会不会害怕？我更希望，他已化身某方神灵，在天堂，接受我们给他做的弥撒。

父亲六十岁突发脑溢血，走得急，没有给我们留下只言片语。待我赶到家，只看到他眼角流出的两滴清泪。

我亲爱的老父亲，倘若在天有灵，一定要保佑我们平安、顺遂，这也是您最希望看到的。

父亲平凡的一生，没有力挽狂澜的盖世能力，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创举，只是尽心尽力的抚育了我们三个孩子。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他的故事也无甚稀奇，记下来，聊慰思念。

202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