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对日美同盟的认知

行者

战后日本对日美同盟的认知

程云至期末作业

一、日美同盟的发展过程

日美同盟建立之初“完全建立在美国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优势之上，是美国军事征服与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的产物”。（日美同盟历史）这个时期的日美同盟，具有高度的非对称性和不平等性，其实质是美国作为战胜国将日本强制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然而，随着日本战后实力逐渐上升，国际格局不断变化，日美同盟从20世纪50年代的美主日从向冷战期间的互助同盟演变，之后又步入调整与巩固阶段。

1.1美主日从阶段（1946-1959）

早在1945-1946年间，美国已经实现了战后对日本的军事控制，美主日从的双边关系初现雏形。1947年至1948年美蒋政权遭受冲击，美国急需在亚洲寻找新的称霸工具。1948年罗亚尔演讲首次提出要建立远东兵工厂，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直接促使美国调整后的对日政策落地。1951年旧金山和会后，日美两国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这一条约是美国急于驻军合法化，展开亚洲防御战略的成果，并未正式确立日美同盟。一般而言，军事同盟以相互防卫和共同的军事行动为前提。而1951年的安保条约只规定了日本单方面提供军事基地的义务，日本依旧没能完全摆脱二战后对征服者顺从的命运。

1.2互助同盟阶段（1960-1989）

1960年《日美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在华盛顿正式签署，首次明文规定日本承担在日本领土上与美国共同作战的义务，明确了两国间的同盟关系。该条约在法律上使两国具有一定的对等性，相对摆脱了战后美主日从的关系。由此，日美同盟进入互助同盟的新阶段。（日美同盟历史）1970年6月22日，日美发表声明，将新日美安保条约无限期延长。20世纪80年代期间，日本实施了中期防务大纲，军事实力发展至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水准。由此，美国的亚洲战略越来越倚重日本，日美同盟逐渐演化为互助同盟。在互助同盟阶段，日美同盟还出现了互相挚肘的现象。当美国陷入越南战争之际，日本以冲绳与小笠原群岛为筹码，同美国讨价还价。福田赳夫于1977年参加东盟首脑会议时，主动提出“福田主义”，企图填补美国遗留的战略空白。（大国书151）由此可见，随着实力上升，日本逐渐摆脱战后美国的控制，寻求自主外交，这一方面给日美同盟带来矛盾和障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双边关系朝互助、平等的方向发展。

1.3调整巩固阶段（1990-21世纪初）

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的针对性消失。然而，朝核问题、台海问题以及中国崛起等增加了美国和日本亚太战略的不确定性，日美同盟经多次调整，反而进一步得到强化、巩固。1996、1997年相继出台了《日美联合安全宣言》和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它们将日美同盟再定义为维护21世纪亚太地区安定和繁荣的基础，使其突破原本“专守防卫”的限定，扩展到亚太的“周边事态”。21世纪初，日本出台与美国反恐战争相关的法案，还派遣自卫队前往伊拉克战区支援美军。到了2015年，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强调日美同盟的全球属性，要求同盟从平时到战时都实现“无缝、强力、灵活、高效”的协调和反应。（冷战三次调整）总之，在调整巩固阶段，日本的军事政治“大国梦”与美国引领全球的“美国梦”重新契合，日美同盟成为21世纪影响亚太地区的重要力量。

二、日本对日美同盟的认知演变

二战结束后，日美同盟经历了多次变化。处于各阶段的日本对同盟也有不同的认知。这种认知的变化集中体现在官方外交战略的调整与民间民族主义的发展。官方和民间的认知既是日美同盟阶段性的产物，又是影响下一阶段和未来日美同盟走向的重要因素。在美主日从阶段，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政界推出“吉田主义”，即“优先发展经济，轻武装，在安全上依附美国”的基本路线。所谓“吉田主义”是基于日本战败后国情的判断——“在日本国民连衣食住行都无法充分保证的情况下，大规模重整军备会给经济带来重负，也有悖于日本的国家利益。”（摆脱战败26）因此，日本开始缔结《旧金山合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以寻求美国的军事庇佑。

当征服者驻扎日本后，美国一方面成为民主、富裕的象征，另一方面，也让日本人受尽屈辱，催生了反美民族主义。“孩子们会为美军扔来的巧克力围成一团……日本女人（“邦邦女郎”）与那些美军亲热的场面深深刺痛了他们的自尊心……与美军基地的扩张进行斗争的农民及渔民也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民主与爱国249-252）当时，多数日本人认为《日美安保条约》与美军基地是日本再次卷入战争的隐患。人们对美军既充满憧憬又感到恐惧、反感。（255民主与爱国）在互助同盟阶段，随着日本国内民族主义的发展，1960年爆发了以“反美爱国”为口号的安保斗争。日本民众之所以反对签订《日美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是因为他们厌恶一面从属于美国的权威，一面又在日本民众前趾高气扬的岸信介政权。此后，尽管条约强制通过，但“对动摇日美的政权以及抑制美国的对日军事要求起到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种高涨的运动，美国的对日军事要求就会变得更加强烈……”。（民主与爱国794）经济稳定以至高速增长之际，日本民间涌现了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大众民族主义，青年一代批判极力宣扬战争体验的年长者的加害责任。（民主与爱国545）日本政府则持续为形成更平等的同盟关系而努力。岸信介60年代修约的决策动机，是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通过谋求日美关系的“对等化”来增强日本的主体性。中曾根康弘于80年代提出“政治大国”的诉求，其实也是要加强日本在世界中的话语权。实际上，日本只是推动自身在同盟地位中地位上升，并没有降低对美国的依存，在大的框架上依旧继承了“吉田主义”。（摆脱战败29）在调整巩固阶段，日本决策层逐步将外交战略目标调适为确保国家利益，成为“普通国家”。海湾战争中，日本尽管提供了巨资援助，但未能参与决策，这使得日本意识到要寻求更独立而主动的外交，探寻“亚洲化”的路线。安倍执政时，他“标榜‘新保守主义国家观’，推崇‘强国论’，主张清算‘吉田主义’路线，力图修改宪法以‘挣脱战败’，使日本成为真正自信的国家，实现防卫自强和外交自主”。（摆脱战败31）这一时期民间对日美同盟的认知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冷战的危机消失后，许多日本人要求实行平等、独立的同盟关系。1989年盛田昭夫和石原慎太郎所著的《日本可以说“不”》畅销一时。日本知识界开始质疑日美同盟的寿命和活力。（冷战后11）与对美国的不信任相对应的是日本国内右翼分子抬头，他们围绕亚洲战争责任和新教科书的编纂展开讨论，重新审判战争。（民主与爱国797）民族主义的新发展趋势深刻影响了日本保守的外交战略，官民认知的转变导致日本不得不探寻自己的“大国梦”与美国的“强国梦”的契合之道，从而推动了日美同盟的多次调整。

三、日美同盟中日本的大国意识和小国外交

廉德瑰先生提出日本外交中大国意识与小国外交并存。大国意识是指日本具有大国的优越感和自觉意识，追求实现大国目标。（大国55）小国外交则为“奉行具有对美从属性且缺乏勇于负责的道义精神和国际责任感的外交”。（大国62）而日本对日美同盟的认知也体现了大国意识和小国外交的博弈。日本的大国意识一脉相承，并没有因战败而消逝。自明治维新实现富国强兵之后，日本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仅为日本征服东亚的前奏；一战、二战后，日本最终成为军国主义大国。而1945年战败仅标志着“大日本帝国”的灭亡，大国意识遭遇重大挫折。沦为被占领国，奉行“吉田主义”路线的日本依然对大国目标心存幻想。

廉德瑰先生对此评价道：“关于日本在事实上处于从属地位的日美安保条约，吉田曾经说过，任何条约都不过是一张纸而已，所以，可以认为他的对美追随政策不过是一种韬光养晦罢了。”（大国58）在形成互助同盟的前期，实力相对较弱的日本依旧未能摆脱长期与欧洲大国为伍的优越感。“《每日新闻》在转载欧美媒体对安保斗争中大罢工的报道时写道：‘日本的民主主义给人们留下了一种与韩国、土耳其处于同一水平的印象’，‘日本简直被当成了发展中国家’。”（民主与爱国523）60年代末，日本GDP跃居世界第二，成为经济大国。此后，日本开始谋求政治大国、“普通国家”的地位。由此可见，日本会随着实力调整外交战略，而大国意识则为其长期奉行的核心理念。于日美同盟而言，这种大国意识构成了支撑日本战后不断寻求日美平等关系的原动力。然而，小国外交却成为日本树立大国意识，实现大国目标的羁绊。二战期间，日本侵略亚洲邻国，并设立慰安妇制度，不顾各国妇女人权；战败后，日本官方却征募本国妇女充当美军的慰安妇，甚至义正辞严道“我等敢大声宣言，是为护持国体挺身而出”。（拥抱战败128）这一命运的反转除了令人唏嘘外，更直接反映出日本对亚洲各国的大国意识，而对美国秉持小国心态，即实行小国外交以换取安全和稳定等现实利益。待日本经济恢复，实力壮大后，日本依旧承受着美国的“越顶外交”以及在历史问题上的“干涉”。（大国63）此外，美国还深刻影响日本内政。在日本能长期执政的首相如吉田茂、池田勇人、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都属于“对美追随派”。（摆脱战败28）换而言之，小国外交导致日本在日美同盟中始终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甚至一度要因美国外交是大国意识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它们既是一个硬币的两个侧面，又是不同条件下的自然反应。”（309）解密后的外交档案显示，安倍认为1960年与美国结盟只不过是日本为获取独立而“战略性”地利用美国，加入美国战后世界经济体系后，获利最大的也是日本。安倍上台之后，他一方面主张维护与美国同盟关系，借美国强大的力量实现亚太平衡；另一方面致力于提高日美同盟中的双向义务，显著地提升日本的发言权。（摆脱战败132）在一定程度上，日本也能通过小国外交来实现自己的大国目标，二者并非完全是相互矛盾、牵制的关系。

至于日美同盟未来将如何发展，还得考虑到中国崛起的因素。廉德瑰先生预测：“（日本）继续做美国盟友的条件是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不变；成为中国盟国的条件是中国崛起并超过美国。”（大国314）在笔者看来，所谓大国和小国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尽管大国意识是日本外交的内生动力，但面对当前中美大国博弈的现状，日本作为一个小国，不得不制定全新的外交政策，在大国意识和小国外交中谋求新的平衡。长远来看，不能完全排除日本“脱欧入亚”，重新追随中国的可能性。然而，对于目前的日本而言，坚持并维系日美同盟仍然是优先选项。

女儿的大三（上）于2022年1月9日结束。女儿云至大创课题获北京市级立项，参与的社科研究项目年底获文化和旅游部立项，在海国图智实习获领导表扬。点赞算不上优秀，但可算勤奋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