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博物馆 <div>2022年1月1日</div> 2022年新年的第一天，与挚友相约，来到川博。参观欣赏了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特展。此展以长江文化中极具开放、繁荣景象的青铜文明为背景，精选出文化内涵深厚、艺术审美独特的珍贵文物。集中展现出商周时期长江流域巴蜀、荆楚、吴越，既独具气质、风格各异，又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文明气象，让观众认识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作用。<div>没想到离此展的关展仅剩最后3天的时间了。非常幸运，没有错过。压线参观。</div><div>尽管是新年的第一天，但博物馆的人还真不少，以小朋友居多。甚喜</div><div>讲解的曹老师是义务讲解员，但2个多小时的解读专业、认真、细致。让我们不即对参展品有所了解，还延展了不少的相关历史知识。</div> 有关青铜器的知识：<div>一、青铜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使用的一种合金（红铜+铅或锡形成的）。</div><div>二、青铜器多用于制作礼器和兵器，最初是用于祭祀。后来随着文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被用于贵族的日常生活，分食器、酒器、礼器，乐器。夏商周被称为青铜时代。一般是贵族、王者使用的，象征着权利。<br>三、周代开始，不同等级的人在使用青铜器上要求不一样，如天子是九鼎八簋，诸侯王是七鼎六簋，卿大夫是五鼎四簋，士级是三鼎二簋。周代特别讲究礼数。</div><div>四、青铜器具有“明尊卑，别贵贱”的作用。墓葬随葬青铜器器类、组合、数量的多寡等，是墓主身份地位的象征。</div><div>五、欣赏青铜器从4个方面来看：一造型；二纹饰；三工艺；四铭文（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史料，甚至有些史料弥补了司马迁《史记》中的空白或修证了《史记》中的一些错误）<br></div><div>六、青铜的叫法始于宋代。之前叫吉金。</div> <p class="ql-block">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横贯中华大地穿流入海。其流域是中国铜矿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早在夏商之际即已采铜炼铜。公元前16世纪，雄踞黄河中下游的商王朝南下长江中游地区，将南方铜矿资源北运的同时，也带来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和复杂并成体系的礼器制度，从而开启了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时代。长江流域各区域文化基于自身的精神信仰及文化传统，对中原地区青铜器的器类、铸造技术及礼制思想，进行了适合自身的文化选择与改造创新，逐渐形成了以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为主，相互借鉴又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体系。同时，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尤其是铜矿资源和青铜技术又反哺中原，实现了青铜文明的交流和影响，至秦统一天下，最终与古代中国其他区城文明融合为大一统的中华文明。</p> 此次特展集结了10省48家文博单位。参展文物阵容强大，上起商代，下迄秦统一，以青铜器为主，包括金器、玉器、漆器在内共518件(套)。其中，一级文物多达209件。<br><div>展览以长江流域自上而下的三个主要青铜文化圈为结构主线，通盘将展览内容与长江水文、著名地理标志联系起来，巧妙地烘托出“山高水阔、长流天际”的长江豪迈和“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长江气质。<br></div> 长江上游巴蜀文化的神秘<br>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br>巴、蜀是先秦时期四川盆地并存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古国。古蜀文明以成都平原为核心，在商代、西周时期先后绽放出辉煌灿烂的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巴文化以川东、渝东峡江地区为中心，与蜀文化并辉共融，新都马家木椁墓、宣汉罗家坝遗址、涪陵小田溪墓地、船棺葬等，向我们展示了晚期巴蜀文化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br>巴蜀青铜文化不断吸纳中原、周边甚至远方的文化，与本地传统融汇一体，孕育出神秘辉煌且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特征，是长江流域代表性青铜文明之一，也是中国青铜时代杰出的代表之一。进而证实，四川盆地是“长江上游文明之源”，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元。<br>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镇，距今3200年。是迄今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分布范围最广、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文化遗址，是古蜀王国的第一个都邑所在。以三星堆遗址二、三期遗存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是古蜀青铜文明的第一个高峰。被称为“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br> 三星堆目前共出土了50多个等人大小的头像，可分为二类，一类是有辫发的，一类是髻发的（区分部族）。其中有4件戴了金面罩（脸上贴金—家族有光）贴的金由粘合剂贴上去的，粘合剂是由生漆+石灰之类的混合物。 脸部贴金的青铜人像 <p class="ql-block">有髻发的青铜人像</p> <p class="ql-block">有辫发的青铜人像</p> 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品类丰繁且特具鲜明的地域特征，尤以1986年发掘的一、二号“祭祀坑”（砸碎+火烧）和2019年以来新发现的六座“祭祀坑”出土器物最具代表性，其与同期其他青铜文化相比，显示出许多不可比拟的特点，反映了商时期古蜀人独特的审美意识和神秘的宗教信仰；同时表明，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夏商时期古文化有紧密的联系。本次特展有来自2021年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 金鸟形饰：锤蹀工艺（2021年出土） 神树底座：被砸碎（2021年出土） 神树局部 跪坐扭身人像：（2021年出土）整体浇筑。发带上有回文文饰。此文饰在中原一带常见。 上身穿现在最流行的七分袖的衣服，下穿超短裙。三千多年前的古蜀先人竞也如此时髦哟 袖口及裙边有W样的纹饰，这在之前出土的三星堆文物中从来没有看到过，首次发现。 手修长，整个手的造型非常写实。手背上有燕形文饰。此文饰在三星堆是首次发现，但在长江下流（江西）有发现 脚及小腿上也有纹饰-羽饰纹身 铜小立人：2021年三星堆遗址出土。因外观造型形似“奥特曼”，被网友们取名为“奥特曼”青铜小人<br><br> 从出土的大量文物可以印证：三千年前，北到辽宁、南到香港、西到巴蜀、东到良渚，所有的祭祀活动用的器物都差不多。证明华夏大地几千年前就有共同的宗拜意识。 新都马家木椁墓：战国中期，属于文献记载的古蜀王国开明王朝时期，是四川境内迄今所见先秦时期最大的一座墓葬。墓葬腰坑出土青铜器188件，是同时期四川地区所见种类最多、组合最齐全、级别最高的铜器群。<br>学界推测，该墓葬当为某代开明蜀王之墓，随葬青铜器体现了王者之气，表现出器尊楚风的风尚；器物组合以五件一组的现象最为特别，可能是古蜀文化特有礼器制度的体现；随葬青铜容器中，列鼎与列、列鍪、列釜等现象并存，是中原文化礼器制度与古蜀文化器用制度相互融合的见证。<br> <div>下图最左侧的一个与其它四个在质量及色泽上均差异较大。推测其它四个是防制的。此鼎因泡在水里没有氧化，所以现在仍是铜的本色。表面没有变成青绿色<br></div> 邵之飤(si)鼎：战国(前475-前221)<div>1980年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马家乡木椁幕出士<div>此鼎因盖内有“邵之认鼎”4字铭文，故名。该鼎形制特征与湖北江陵望山楚墓出土铜鼎基本相同，其铭 文风格和形制特点均可证明此鼎为典型的楚式青铜器。一般认为“邵”极可能就是楚国贵族三大姓之一的“昭”，进而证实楚文化对蜀文化影响之深厚，二者交流之密切<br></div></div> 铜箅bi:勺子。战国(前475-前221)<div>1980年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马家乡木椁幕出士。<div>与鼎配套使用的。此勺因泡在水里没有氧化，所以现在仍是铜的本色。表面没有变成青绿色。一组五个</div></div> 铜箅bi局部 铜印章：战国(前475-前221)<div>1980年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马家乡木椁幕出士<div>印文为巴蜀图语一组:下部两侧各立一人，似伸手相握,双手似托举一图形符号，在墓内所出的一些铜器上均铸有此图形符号或与其繁简略异的符号;图形符号两侧又各有一口向上的铎,二人之间置一罍。<br></div></div> 铜印章印背微拱如覆斗，中为鋬钮,四周饰饕餮纹,极精。 新都马家木椁墓出土的青铜兵器有戈、矛、剑等，工具包括斤、削、刀、锯、凿等，是东周时期四川盆地所见种类、形制、数量最丰富的兵器、工具组合，最能体现晚期巴蜀青铜器的特点。<br> 虎斑纹十字铜戈：战国(前475-前221)<br>1980年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马家乡木椁墓出土<div>四川博物院藏</div> 器物上的符号，可能是族徽。 铜削（书刀）：战国(前475-前221)<br>1980年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马家乡木椁墓出土<div>四川博物院藏<div>器物上的符号，可能是族徽。<br></div><div>读书人和官员必备之物，似刮刀。写错字了，用此刮去，再重新写。即现在的橡皮擦，涂改液。有木柄，但已腐烂。<br></div></div> 在四川、重庆地区的战国秦汉时期器物上，经常出现各式各样的图形和符号，尤以巴蜀青铜兵器、印章之上最为常见，与平常所见的纹饰有异。这些或抽象或写实的各类纹样，极具地域特色，或单独或组合装饰于一件器物之上，既有区别又联系紧密，因为不能严格区分，有学者将之合称为“巴蜀图符”。<br> 巴蜀图符是这一时期巴蜀文化的重要特征，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对其认识尚有争议，但无论如何，它都是解开巴蜀文化密码的一把钥匙。 巴蜀图符目前发现400来个。无法破译。 巴蜀共融：巴蜀青铜文化交相辉映<br>春秋战国时期，处于四川盆地东部的巴文化与古蜀文化东西并辉，交流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巴蜀文化，四川地区青铜文化迎来了第二个发展高峰。<br>这一时期，巴蜀文化墓葬盛行青铜兵器、工具随葬，容器崇尚楚风；以鍪、釜、釜甑等为代表的地域特色器物流行；巴蜀图符出现并开始流行；嵌错、錾刻等装饰工艺流行，青铜纹饰更加写实；船棺葬盛行，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存。考古资料表明，该时期巴蜀青铜器的功能由前期的祭祀或宗教用品转变为了实用和丧葬用品，预示着社会财富占有方式和统治权力的表现方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br> 嵌错水陆攻战纹铜壺：战国（前475一前221)<br>1965年四川省成都市百花潭中学10号墓出土<br>国宝+川博的镇馆之宝之一<br> 扫此二维码可见此壶视频 壶身局部放大图 <p class="ql-block">壶身嵌错图案</p><p class="ql-block">此壶身满饰嵌错图案，以三角云纹为界带，分上、中、下三 层：上层为采桑习射图，中层为宴乐弋射图，射箭前面有个人拿着一个东西是测风速的。下层为陆战+水陆攻战图。最下层为狩猎图。桃形的是陷井。</p><p class="ql-block">这件铜壶所展现的绘画与雕刻相结合的装饰技法，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青铜器装饰艺术新变化、新风格的代表。此种纪实性 纹饰被学界称为“画像纹”，开启了中国画像石艺术的先声。</p><p class="ql-block">全图共200多个人物、动物，没有重复。 被意为川版的“清明上河图”。</p><p class="ql-block">（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铁器。铁比铜硬，给<span style="font-size: 18px;">嵌错工艺的出现提供了可能。</span>青铜器只能贵族使用，而铁器是均能使用。铁器的出现使社会发展出现了飞跃。</p><p class="ql-block">贵族要掌握六大技能：礼、乐、射、弋yi、书、术）</p> 巴文化青铜乐器中，以编钟、錞(chún)于、钲等为主。编钟主要受楚文化的影响;錞于、钲在战国时期的四川盆地东部及周邻区域极为流行，是巴文化代表性的乐器。其中虎钮錞于，是巴文化最具代表性和文化标识的青铜器。 錞于：除歌舞宴飨使用外，还用于战争中。 用以指挥军队的进退。鸣金收兵中的金就是这个錞于。 铜钲：出土于涪陵小田溪的战国至西汉时期巴人墓葬 铜钲：刻有“王”字铭文。<div>錞于、钲是相互配合使用的军乐器，用以指挥军队的进退。我们仿佛听到了两千多年前传来的铿锵之声。</div> 龙纹兽钮四耳铜豆：战国(前475-前221)<br>1976年四川省绵竹市清道乡金土村出土<div>绵竹市博物馆藏</div> 巴蜀地区出土的铜矛 带鞘铜双剑：战国(前475-前221)<br>2018年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街道双元村船棺墓葬群出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长江中游：荆楚文化的俊美. 楚人把青铜器做到了及至，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div>公元前16世纪，商人南下，势力进入江汉地区，催生了盘龙城。盘龙城是当时商王朝在南方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长江流域最重要的城邑之一，也是武汉城市文明之根。<div><br><div>选择武汉的原因：中原的地区铜矿资源匮乏，发现长江流域有大量的铜矿。还因其离商朝王都二里头最近，且交通没有高山大川的阻挡，比较平缓。且有几条水路相通。其三就是为了掠夺长江流域的铜矿。其四是南方蛮族多，中原人想以武汉为基地来进行抵御，并由此巩固其王朝的地位。<br></div></div></div> 盘龙城约300年的繁荣与发展，创造出比肩中原的青铜文明。随着商王朝的衰落而被荒废。但其将青铜器的制造技术带入了长江流域。盘龙城发现的青铜器，属于比较早期的，其造型简单，纹饰朴素。 丰富的考古发现表明，长江中游的青铜文明始于盘龙城，盘龙城是长江流域早期青铜文明的一个区域性中心。 受其影响和刺激，长江中游的广阔区域以不同方式进入了青铜时代，盘龙城因此成为认识和理解长江中游青铜文明的关键。 1/绿松石镶金饰件<br>商代(前1600一前1046)<br>2014年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通址杨家湾17号幕出士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藏<br>2/绿松石镶金饰件(复原件) 湖北盘龙城作为商王朝南下的首邑和军事重镇，其青铜文化与中原文化最为接近，但自身特色也非常鲜明；<div>殷商时期，青铜礼食器多为具有一定级别的王室和贵族所用。盘龙城出土青铜器种类多样，纹饰精美，在器形、纹饰、制作等诸多方面都与郑州二里岗青铜器类似，大大丰富了早商青铜文化的内涵。同时，盘龙城青铜器也体现出一些自身特色，酒器占据主导地位，堪与中原媲美，成就了商王朝在长江流域光辉灿烂的青铜文明。</div> 铜盉 (hé)：勾兑酒+温酒<br>商代(前1600-前1046)<br>1974年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遗址李家嘴2号墓出土<div>湖北省博物馆藏</div> 铜鼎(ding)：商代(1600-前1046)<br>1974年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遗址李家嘴2号墓出土<br>湖北省博物馆 铜簋(gui）：商代(前1600-前1046)<br>1974年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遗址李家嘴2号墓出土<br>湖北省博物馆藏<div>簋是用来煮饭的<br></div> 铜尊(zûn)：装酒用<br>商代(前1600-前1046)<br>1974年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遗址李家嘴1号幕出土<div>湖北省博物馆藏</div> 铜觚(gū)：商代(前1600-前1046)<br>1974年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遗址李家嘴1号幕出土<br>湖北省博物馆藏<div>铜觚饮酒器<br></div> 铜爵(jué)：用于装酒，用于祭祀。不是给人喝酒的，祭地的时候用其装上温酒进行祭祀。<br>商代(前1600-前1046)<br>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遗址杨家湾4号墓出土<br>湖北省博物馆藏 铜斝(jiǎ)：温酒器<br>商代(公元前1600-前1046年)<br>1974年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遗址李家嘴1号墓出土<div>湖北省博物馆藏</div> 铜钺(yuè)：（右图）<div>商代(前1600一村1046)<br>湖北省武汉市黄陵区肃龙城道址杨家湾11号基出土</div><div>湖北省博物馆藏<br>铜钺(yuè)：（左图）<br>商代(公元前1600一前1046年)<br>1974年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德址李家2号楼出土</div><div>湖北省博物馆藏</div> 钺：最初是一种刑具，砍头或腰斩用的。是斧的前身。现在的“王”字就是根据此物演变而来。见下图 在长江中游、汉水之东（以下简称“汉东”）的湖北随州一带，有一个令后世困惑的先秦古国，它属于姬姓，在出土文献中多叫曾国，在传世文献中称之为随国。但是，考古发现中罕见称“随”的遗迹遗物，传世文献中没有这个名为曾国的姬姓国家，若从文物考古和传世文献两个角度观察，二者时空均相重合，曾随二者究竟是一国二名，还是异名异国，没有明确的资料证实，众说纷纭，被称之为“曾随之谜”，或者叫做“曾国之谜”。 在湖北随州一带，考古出土的两周青铜礼乐器中屡见“曾国”字样，但历史文献中未见有关“曾国＂记载。对比文献中春秋时期姬姓随国的记载，“曾国”与之时空重合。学者们认为曾国是两周时期南方的一个重要姬姓封国，存在约700余年，时间跨越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晚期。<br>由于地处南北交通要道，曾国为兵家必争之地，发展过程中不仅深受周文化和楚文化的辐射和影响，同时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青铜文化。其独有的编钟文化，是南北文化交融的产物，一钟双音被誉为中国古代的高科技，其中曾侯乙编钟更是我国公元前5世纪最高科学技术的典范。其铭文解开了“曾随之谜”。二者实为一国。<br> 曾侯與(yǔ)墓<br>湖北随州文峰塔墓地1号墓为春秋时期墓葬。根据墓葬规模和出土器物，特别是1号墓出土带有“曾侯與”铭文的编钟、铜鬲等,这直接说明墓主为“曾侯與”。11号墓的发掘，尤其是曾侯舆编钟的铭文，为研究曾国的族属及曾随关系提供了重要据。 曾侯作父乙铜方鼎(ding) ：西国早厨(约前1046-前922)<div>2013年湖北省随州市晋都区叶家山111号幕出土</div><div>随州市博物馆<br><div>该鼎厚重高大,是叶家山墓地出土方鼎中器形最大者,器、盖有相同两行铭文“曾侯作父乙宝尊彝”,铭文中曾侯不带私名,这样的铭文在叶家山28号墓、111号墓常见,也见于27号墓,但这件方鼎 是曾侯为父乙所作,父乙为日名,类似的称谓还见于1号墓,这种以日名作人名的习惯多见于殷墟时期。</div><div>全国十大方鼎之一 <br></div></div> 曾侯與(yǔ)编钟:气势恢宏的曾侯编钟，呈现了一方诸侯王国的赫赫威仪<br>春秋(前770-前476)<br>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文峰塔1号墓地出土<div>随州市博物馆藏</div><div>随州文峰塔墓地1号墓出土的编钟完整的有5件，残破可复原器形的1件，无法复原的2件，还有2件带铭文的编钟残片。钟铭记录了三件史实:一是曾之先祖南宫括(适)在周初辅佐文王和武王征伐殷商，始封江汉之地，“君庇淮夷，临有江夏”;二是周王室衰微，曾国依附于楚;三是吴楚之战中，吴师入郢，曾侯救出楚王。</div> 擂鼓墩二号墓编钟：战国中期（约前341-辆284)<div>此套编钟共36件，均为甬钟，分为大小两种。大型钟正鼓部纹样有所不同，可分为操蛇神人纹钟和兽面纹钟两种;小型钟形制、纹饰相同，大小有别。不见钟架随葬。此套编钟规格略小于曾侯乙墓编钟，风格与曾侯乙墓编钟极其相似，而音乐性能稍逊。先秦至两汉时期，以铜编钟、石玉编磐为主体乐器的“金声玉振”是最庄严、隆重的音乐礼仪，在重大祭祀、朝聘、宴享活动中不可缺少，也是上层身份等级的象征。<br></div><div>擂鼓墩二号墓位于曾侯乙墓以西约102米的地方。<br></div> 编钟做为敲打乐器，在祭祀和歌舞、宴享活动中重要的乐器，能发出一钟双音，即一枚钟可以敲出二个声音，敲打正鼓及侧鼓部能发出不同的声音，在世界音乐史上堪称一绝。此现象是由编钟的造型决定的，其造型为俯瓦型，横切面为橄榄形（能若做成园形，则敲打时回声时间太长），此形使其正府及侧府部的厚薄不同，且可调音（用锉刀锉内侧）。有音阶的差别。曾侯已64枚有5个8度音，擂鼓墩二号墓编钟36枚与其组合后，100枚有6个八度音。用此编钟可敲打古今中外任何名曲。2000多年前的中国古代先民，能制作出如此的乐器，堪称世界人类音乐史中之一绝。 曾侯丙圆鉴缶(fǒu)<br>战国中期(约前341-前284)<br>2012年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文峰塔18号墓地出土<br>随州市博物馆藏 铜缶(装酒)，铜鉴可用于沐浴。在铜镜产生前，可装水当镜用，缶装上酒放到铜鉴里，夏天周围放冰块，当冰箱使用；冬天放热水，温酒，当保温箱用。<br> 南宫簋(gui)<br>西周早期(约前1046-前922)<br>2013年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叶家山111号基出土<div>随州市博物馆藏</div><div>簋是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也用作礼器。叶家山墓地111号墓曾侯抗墓出土南宫簋上铸有“抗作烈考南公宝尊彝”9字铭文。“南公”是西周早期为周王室建功立业的南宫适。周王室首封南宫适到南土建立曾国，但他并没有到实地受封，而是委派其子完成。以曾侯谏、曾侯白生和曾侯抗为代表的南公氏后裔，在庙台子建立曾国。<br></div> 人骑骆驼铜灯<br>战国(前475一前221)<br>湖北省荆门市后港1号幕出土<div>荆州博物馆藏</div> 铜敦(dui):鼎和簋相结合演变而成.根据周代礼仪的规定，敦是专门盛黍、稷、稻、粱等粮食作物制成品的盛食具。敦的形态是由鼎和簋相结合演变而成的，呈一个浑圆的球状或椭圆状。由上下两个造形完全相同的三足深腹钵扣合而成，上体为盖，倒置后也可盛食。敦产生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后期，至秦代已基本消失。<br>战国(前475一前221]<br>2002年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九连墩2号墓出土<div>湖北省博物馆藏<br></div> 铜戈 铜虎尊，西周(前1046—前771)，湖北省江陵县江北农场第二砖瓦厂出土。虎兽微昂，双目圆睁，獠牙利齿，四肢直立，短尾上卷，颇具兽中之王的态势 嵌绿松石云雷纹铜匜(yi)<br>春秋早期（约前770-约前680)湖北省天门市李场黄家店出土<div>湖北省博物馆藏</div> 铜匜(yi)和铜盘配合使用，在祭祀或宴享前要行握盥之礼。即洗手。一个拿盘接水，一个用匜倒水。盥字由此演变而来 江西以昊城、大洋洲墓、牛城、铜岭铜矿遗址为代表的吴城文化，呈现了3000年前的南方青铜王国面貌 兽面纹虎耳铜方鼎(ding)：商代(前1600-前1046)<div>1989年江西省吉安市新于县大洋洲商草出士</div><div>江西省博物馆藏<br></div><div>鼎是用以烹煮肉和盛贮肉类的器具，也是祭祀礼器。此鼎斜折沿，方唇，双环状立耳，耳上各卧一虎。长方腹，直壁微收，平底。四柱足中空，与腹通，足端外鼓。四璧的主体纹样和布局相同。四周连珠纹为框，内为一周卷龙纹，均“臣”字目，圆乳丁凸睛，上层正中以勾戟状的高扉棱为鼻，下层为低细鼻。腹壁正中为一组柱状角、尾上卷的展体式兽面纹，细棱鼻，“臣”字目，圆睛。足的三分之二部位，满饰一组外卷角省体式兽面纹，以勾戟状高扉棱作鼻，“臣”字目，足下部有凸弦纹二道。</div> 兽面纹六边形腔铜铙(náo):一种打击乐器，与编钟相反，口向下。有连珠纹饰，即太阳崇拜<br>商代(前1600一前1046)<br>1989年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大洋洲商墓出土<div>江西省博物馆藏<br></div> 铜钺：商代(前1600-前1046)云雷纹大钺，越身较宽,刃微胡,长方形内较宽,大于肩宽的二分之一,且内部无穿,仅一侧端部有形近长方的缺口;两肩有对称的矩形穿,且较小,偏靠两侧器身中间上部有一形近阔嘴的长方形镂孔,露出两排三角形利齿,上六下五共十一颗,环饰燕尾纹一周,肩下及周边均饰云雷纹带,纹饰线条粗犷;两侧边亦压印凹凸不平的燕尾纹。器表残留的织物包裹纹痕十分清晰。<br>1989年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大洋洲商墓出土<div>江西省博物馆藏</div> 殷商时期，湖南地区进入青铜时代。20世纪初以来，以宁乡黄材镇为铸中心的区域相继出土了四羊方尊、人面纹方鼎等大批精美商周青铜器，被学术界誉为“南中国商周青铜文化中心”。湖南青铜器最为明显的特点之一是器物多动物造型，常用动物形象和动物纹作装饰；大型铜饶是湖南特有的乐器；此外，没有铭文也是湖南青铜器的特点。 “愠儿”铜盏(zhǎn)：春秋(前770-前476)<br>1986年湖南省岳阳市筻口镇莲塘村凤形咀1号幕出土<div>岳阳市博物馆藏</div><div>盛食器，盏与敦相似自名为盏，是楚文化特有的器物，与鼎、壶等成一套组合礼器。此盏盖中部有环形透空捉手，由三根圆柱为一组的四组圆柱承托着由四组形态相同而对称的盘蛇组成二层立体透空结构。器身有两个由曲蛇盘绕组成的透空兽形耳，足由两条小蛇盘绕而成透空的兽形足。据研究，此器使用了失蜡法、陶范法和分铸铸接工艺。立体透空结构的部位为失蜡法铸造，后由陶范法浇铸成器，是楚国使用失蜡法工艺制作的代表性器物。盖内和器内壁有铭文2行8字:“愠儿自乍铸其盏盂。”<br></div><div>失蜡法，目前的航天技术都在使用此工艺。<br></div> 铜象尊，商代，1975年湖南省醴陵市仙霞乡狮形山村出土。尊呈象形，失盖。象鼻昂举，中空与腹相通 长江下游吴越文化的瑰丽：<div>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下游以太湖为缓冲的水域，北有吴国，南有越国，两国后来居上，先后称霸。地近中原的吴国至迟在西周晚期已称王，春秋中晚期迅速发展，在其强盛之时破楚、臣越、制齐、威晋，称霸东南。与其相邻的越国则紧随其后，“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努力发展经济、壮大军事力量以待吴弊，最终灭吴，成就了自己的霸业。<br>吴越善种稻养鱼、织麻织丝、构筑干栏、制作舟楫以及制造农器、匠器和兵器，尤以青铜兵器甲于天下。随着楚人的东进及楚文化的播散，春秋晚期的吴墓以及战国早期和中期的越墓出土的文物都打上了楚文化的烙印。<br></div> 人面纹铜錞于<br>春秋(前770-前476)<br>1985年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县谏壁乡王家山出土<div>镇江博物馆藏</div> 錞于，有人面像。 铜带流甗(yǎn):古代蒸器，食器类，由两部分组成，上为甑用以盛米，下为鬲(或釜)用来盛水，中有箅以通蒸汽，使用时置于火上，将鬲(或釜)中之水烧开，利用蒸汽将甑中之物蒸熟。甗的器体有上下合体，亦有上下分体，流行时间较长，从商代早期绵延至战国晚期，初期数量较少，商代晚期开始增多。<br>西周(前1046-前771)<br>1982年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县大港母子墩西周墓出土<div>镇江博物馆藏</div><div>巴蜀国也有，但上下是分开的，上面的叫甑子，下面的叫LI<br></div> 铜鸠杖<br>春秋(前770-前476)<br>1990年浙江省绍兴市漓渚镇出土<br>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藏<br>完整的鸠杖由杖首、杖身、杖镦组成，因杖首为一圆雕鸠鸟而得名。下端跪坐一人像，双目平视，双手置于前膝，断发纹身。这是古越人断发纹身习俗的珍贵物证。 斑鸠被叫做不噎鸟，即吃东西时，不会被噎着。将其做在杖上，时刻提醒老年人吃东西要小心。鸠杖在古代是尊老的象征。到汉代，70岁以上的老人，国家发鸠杖，有此物的老人，每月可到政策免费领取食物及用品，此为汉代写入汉律的养老政策。<div>短发纹身，当时被中原视为野蛮人。生活的需要，南方闷热潮湿，在树林里保护的需要而纹身。此也是部队迷彩服的由来<br></div> 吴越干戈，战争是吴越相互关系的直接形式，青铜兵器是吴越争霸会盟的真实写照<br> 吴国夫差剑、越王剑等长江中下游的剑与巴蜀的柳叶剑不同，它不是一次成型的，剑柄、剑身和剑隔是分别铸成的，然后组装的。使用了回火和退火的工艺。剑脊处为了增加韧性，锡含量较少，而剑刃处为增加锋利程度，加锡的含量要高些。 吴王夫差剑：春秋晚期(约前550-前476)吴王夫差剑通长58.3厘米，身宽5厘米，格宽5.5厘米，茎长9.4厘米，线条流畅，剑从收分自然，通体保存完好无缺。剑格部分深铸兽面纹，再镶嵌以绿松石，虽有少量脱落，仍不失为当时镶嵌技术的代表之作。剑箍上所钤松石小若沙粒摆列整齐，技法也是已经失传的绝技。<br>苏州博物馆藏 越王州勾剑：战国(前475-前221）<br><div>荆州博物馆</div> 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长江流域青铜文明<br>在距今3800年前后，中华文明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元一体化格局开始形成。纵观长江流域整个青铜文明史，从发端伊始即持续不断地受到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二里头文化、商文化、周文化波次到达长江流域，受它们影响，长江流域上、中、下游相继出现了发达的青铜文明，并逐渐形成了各自系统发展的青铜文化体系。东周时期，长江流域开始形成了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等区域性青铜文化，通过文化交流、商业贸易、战争等方式，三晋文化、秦文化、北方草原文化等的青铜器同时出现在了长江流域各区域。<br>商周时期，长江流域作为原料产地，将出产的青铜原料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中原地区，同时长江流域青铜文化也随之北传，影响到了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相互影响<br>长江水道自古以来就是文化交流的孔道。商周时期，具有相同技术特点、装饰风格的青铜器，在长江上、中、下游同时出现，昭示着长江流域以水为纽带，各区域之间存在着频繁的文化交流。<br>时至东周，长江流域地区性青铜文化形成，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交相影响。随着楚国势力的逐步强大，楚文化青铜器在长江流域普遍流行，深刻影响了上、中、下游铜文化的面貌。 蟠龙盖兽面纹铜罍(léi)<br>1959年四川省彭州市濛阳镇竹瓦街窖藏出土西周(前1046-前771)<br>四川博物院藏 蟠龙盖羊首兽面纹铜罍(léi)<br>西周(村1046一前771)<br>1959年四川省彭州市崇阳镇竹瓦街窗藏出土<div>四川博物院藏<br></div><div>盖饰立体昂首盘龙，作蹲踞状，盘尾为盖;龙首状双耳，腹下部有一牛首鋬;肩部饰蜗体兽纹，肩部应该有两个圆雕兽首，一件兽首已遗失另外一件为羊首;腹部饰餐餐纹，圈足上饰夔龙纹。蟠龙盖兽面纹铜盘在竹瓦街窖藏出土了两件，其风格、纹饰相近，略有差异。国样风格青铜罍在陕西周原、辽宁喀左、湖北随州叶家山均有出土。<br></div><div>此物还在离四川几千公里的辽宁喀左也出土了一件，与此件99%的相似度。唯一的区别就是龙的犄角，四川的是十字型，辽宁的就是二个犄角。专家认为可能是周武王赏赐的。木野之战，武王武王伐纣，其中有川军参战。《华阳志》记录了此事。辽宁那件可能也类似。<br></div> 觯(zhi)：各地出土的觯（贵族喝酒的器物）和尊 戈：战场上用的兵器，是秦戈。属勾杀类。出土于四川。巴蜀大地怎么会出现大量的秦戈呢？与古巴蜀国被秦国所灭有关。秦灭六国之前，先来了巴蜀（发生在公元前316年）。想联巴灭蜀，被秦国（秦会王）窜了空子，使蜀国成为了秦国的生产后勤补给基地。从此无巴蜀。<br>秦戈上有生产的时间地点及制作人。<br> 象首耳兽面纹铜罍(léi)：西周(前1046-前771)竹瓦街窖藏出土此种类型的青铜器罍2件，另1件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该器纹饰繁奢立体，在商周青铜礼器中极为少见;其使用阶层当为高级贵族。与之风格相近的青铜罍在湖北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也有出土<br>1980年四川省彭州市濛阳镇竹瓦街密藏出土<div>四川博物院藏</div> 象首耳兽面纹铜罍(léi)：局部 羽翅纹升鼎：战国(前475-前221)<br>安徽省淮南市寿县朱家集楚王墓出土<div>安徽博物院</div><div>一般的是腹部是鼓出来的下面也是圆的，而此件是收腰的，楚国爱细腰。下面是平的，给人力量之感<br></div> 秦公镈：春秋(前770一前476)<div>1978年1月宝鸡县杨家沟太公庙村出土</div><div>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br></div><div>共八件，秦公钟不仅形体较大，造型精美纹饰华丽，而且铭文非常重要,由铭文可知错器者应为秦克公之后一--泰公、内容颂扬了秦公先祖的功德和铸器者自己励精图治、勤于国政的事迹。秦公镇、秦公钟铭文对春秋时警秦国的物器物代有着重要意义，证实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关于“文公、静公、宪公”三代世系的记载,为我们研究素早期历史提供了可能的实物。<br>其铭文篆法方圆兼施,行笔道美流畅,结体大屈大伸,疏密有致,逸秀大方,体现出一种成熟美的韵味，也是书法艺术难得的珍品。<div><br><div>秦国的先祖是周天子的奴隶，专为其放马。后解除了奴隶，在甘肃封了地，从此越来越强大，从西北往中原发展。</div></div></div> “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br>--习近平 徜徉其中，流连忘返。感恩新年第一天的陪伴 拓展：国际考古学要能称为文明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要有城市、二是要使用金属卤化物三要有文字。没有这三样就不能说是文明，只能称之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