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钢往事1975：学理论 “割尾巴”

老yuan

1975年一开年，我们国家就发生了许多大事。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邓小平被接连委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党政军关键性职务。接着又召开了“四届人大”，周总理在报告中提出了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这些都使当时普通百姓感到振奋，也使人们在“文革”的漫漫长夜中看到了一线曙光。
与此同时，这年初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高指示”。他要张春桥、姚文元写文章，搞清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要出修正主义。”后来张、姚合编了马恩列33条语录，人们像读“圣经”一样天天学习。张姚还都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学理论成了当时头等大事。
张春桥提出“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权利），打土围子。”1975年初，学理论，打“土围子”的具体行动，就是开展“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
　　“割尾巴”最初是在朝阳农村开展的运动。记得当时连夜传达地委文件说，毛远新从省城坐车到辽西，一路上看到农民都在“猫冬”，养鸡养鸭养羊的不少，大为恼火。他认为这就是“小生产正在每日每时滋生资本主义”“必须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他把朝阳地委书记王吉道批评的无地自容，王发誓“不整住资本主义，我就不姓王。”随后，朝阳地委发文件，要求“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做出了不准社员个人开荒、不准搞自留山、不准个人养驴骡、不准匠人单干、个人养羊每户不得超过两只、养蜂每户不得超过1箱等规定。

凌钢虽然是个工业企业，但在这种事关“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问题上，自然不能当旁观者，也进行连夜传达，开会布置，层层讨论。凌钢“割尾巴”的具体内容是：清理私人占用公款、严禁居民养猪养鸡，开展“公物还家（厂）”活动，打击贪污盗窃等。

上世纪70年代的凌钢两座百米高炉。 轧钢厂的500轧机开坯，完全是手工操作。

1月9日，在子弟学校操场召开围剿资本主义第一个战役报捷大会，会议的声势和规模很大，两三千人参加。朝阳地区计委领导和凌钢党委书记徐步云讲了话。《凌钢志》记载“第一战役”取得很大胜利，全厂清理私人占用公款30600元，已还20400元，有43人登记侵占公物共1118件，干部养猪112头，已卖给国家72口，其余40口按规定已处理完。 当时的操场上，堆了一大堆上缴来的各种杂物，有铁锹、镐头、水桶、碎木头、炉钩子、油毡纸、钳子、螺丝刀等等，像个小山似的。
所谓清理私人占用公款，实际上是针对一些经常出差的外出人员，借用公款未还问题。这些问题有一些是工作需要，符合规定合理占用，有些是因各种原因超期占用，当然也不排除少数人有意占用公家便宜。对这些问题，本来是可以按正常制度清理，没有必要搞这么大运动。用大字报的把这些人公布于众，使很多人灰溜溜的。不过，在强大压力下，很多人还是赶紧张罗借钱或者想其他办法还账，实在还不上只有等着挨批判。记得当时我也出了点差头。几个月前，办公室派我到沈阳出了一次差，办了点事。走时在财务科借了30元钱，还打了个借条，出差回来后当时就报销了。但这次在财务科大字报公布的借款名单中却有我一个。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当时还没有看到这张大字报，当有人告诉我这个消息后，我真有点急眼了。我是办公室秘书，是在厂领导身边工作的人员，割资本主义尾巴居然割到我的头上，这影响太坏了。我急忙找到了财务科，他们告诉我是他们自己弄错了，没有及时转账就写进大字报，是个误会。我也不好说什么。
这段时间，每天晚上办公室都是“灯火辉煌”。科室干部们都在连夜讨论，深挖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办公室魏主任是沈阳来的五七干部，他经常到自由市场买东西，但他在会上检讨说：“我以前经常上自由市场买东西，这是资本主义思想在作怪，我以后再也不逛自由市场了。”这虽然是违心的话，但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其他人也都跟着他做了今后不逛自由市场的表态。
我当时还没有成家，住独身，也没有逛过自由市场，所以，这个问题涉及不到我。但是，在讨论中有人又提出一个问题，要狠批“资产阶级法权”（后改为“权利”）联系实际。这是张春桥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里提到的重大命题。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权利）呢？其实谁也没搞明白，而且越学习越糊涂。不过，有的人会“理论联系实际”，说机关干部搞“夜餐费”补贴就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
当时，全凌钢从工人到干部，都是搞得平均主义。干和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一个样，没有任何奖金，就是那点几年都不长的工资。特别是机关干部，三十岁以下年轻人几乎都是每月38元。我当时干的最辛苦，写材料每天都熬夜到十一二点，没多给一分钱工资和奖金。后来，不知哪位老同志，出于好心，找到一个“老文件”，上面规定机关干部因工作需要，加班超过半夜11点，可以有0.5元“夜餐补贴”。这个老文件文革中没人说作废，在一段时间里就糊里糊涂的执行了。由此，我每个月能报五六个“夜餐费”（没敢按实际报怕不给批），能得个三四块钱。但是，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没看有别的什么大的行动，却把这点“夜餐费”批掉了。小人物的“小尾巴”一下子就被割了下去。
至于学理论，走在最前面的当然是厂党委领导班子成员。我作为党委秘书，天天陪着他们一块学，还要做好服务工作。当时上面号召学原著，很多老领导都捧着马列选集在学习。说实在的，对导师们那些大部头原著，对那些咬嘴的长句子，谁看了都感到头疼。难为这些文化水平不高，头昏眼花的老领导们是怎么读下去的。但是，“人怕逼，马怕骑”，高压之下，有些老领导还真读进去了，有的读书还有“独到之见”。
有一次在学习中联系实际，在如何认识和怎样对待“3、5、7”奖励的时候，引起了争论。原来在1973年，凌钢开始重视企业管理，大胆实施了每季度3、5、7元奖励制度，也就是干得好的一个季度一等奖7元，二等奖5元，三等奖3元。用今天的标准看来，这点奖金少得可怜，但在当时却是轰动企业的一件大事，受到了广大职工的欢迎，也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当年，凌钢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扭亏为盈。可惜好景不长，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来了，大字报铺天盖地。3、5、7元奖励成了凌钢领导者“搞回潮”、“搞复辟”的“主要罪证”。“资本主义奖金挂帅”“物资刺激”等各种大帽子接踵而来，企业立即陷入一片混乱。直到1975年，一年多过去了，领导们还心有余悸。
　　这次学理论，联系实际。大多数人迫于压力，都表态说，今后要认真吸取教训，接收群众批评，坚决不搞“奖金挂帅”和“物质刺激”了。有的还深挖了出现问题的思想根源，都说是自己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的不好，觉悟不高，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才出现了问题。讨论正酣时，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干部，革委会副主任王振东却不露声色，不紧不慢地捧出一本《列宁选集》说：“最好还是不要争论，也不要下结论，我们还是学习学习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教导吧”。接着，他不管别人同意不同意，就翻开《列宁选集 》第三卷，念了列宁1919年起草的《俄共（布）党纲草案》里的一段话 ：

“我们力求使任何劳动的报酬一律平等，力求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但在目前还只是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我们决不能给自己提出立刻实现这种平等的任务。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仍要给专家们较高的报酬，使他们工作得比以前不是坏些而是好些，为了同一目的，也不能取消鼓励成绩优良的工作特别是组织工作的奖金制度；在完全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奖金是不允许的，但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代，如理论推断和苏维埃政权一年来的经验所证实的，没有奖金是不行的。”

这段列宁语录一念完，在座的所有人，当然也包括我在内，一时全都目瞪口呆，“傻眼了”。列宁在这段语录里把“过渡时期”必须实行奖金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讲的再清楚不过了，结论也一点歧义也没有：“没有奖金是不行的”。当时，在人们心中，马恩列斯同毛泽东都是伟大的革命导师，他们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我们不能有丝毫怀疑。但现在，导师们的观点互相撞车了，我们听谁的呢？王振东老先生虽然自己没多说一句话，但他的观点却通过列宁的嘴说出来。我们坐在这里把奖金制度批判的体无完肤，实际上不是在批判列宁吗？会开到此也就开不下去了，没人发言，也没法发言。只有一个比较糊涂的革委会副主任老项头，自言自语地问了一句：“列宁那时候奖金是多少钱？”有人开玩笑接茬：“3、5、7”，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这笑声是苦涩的，这笑声使大家明白了许多。很多人都在翻自己的《列宁选集》，我也把自己的《列宁选集》翻开，在第748页上找到了这段话，并把这段话重重画上杠杠，还写了张“没有奖金是不行的”书签夹在书里，已备以后有时间好好学学。
但实际上，我把这本《列宁选集》包括那张书签压在箱子里，无声无息过了30多年，直到我退休前再也没有翻过。因为后来这样的问题似乎连小孩都明白，根本用不着到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里去找答案。

这是当时学习时留下的《列宁选集》和书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