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百年学脉与军医之路（第三章，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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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石头城下（上篇）

书接上回。

话说陆军军医学校接到军政部的命令，分三批迁往南京：第一批是尚未毕业的学员，第二批为1933年度的应毕业学员，第三批是学校全部仪器设备。军政部还为此特别调拨了专列。

全校师生由严智钟校长带领，于1933年5月29日抵达南京，被暂时安置在西华门的首都第三陆军医院。国民政府随即将汉府街的第二陆军医院、以及复成桥的旧江苏工业专门学校所在地，划给军医学校作为新校区。

至于北平的那所军医学校附属医院，其房舍场地被宋哲元的二十九路军接管，作为后方医院使用，并在后来的卢沟桥事变中收治了不少抗日将士。此后历经日寇兵站医院、国民党北平陆军医院等多个身份，最终成为解放军的北京军区总医院（今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

历经岁月风霜，今天留在解放军第七医学中心内的原陆军军医学校附属医院建筑遗存。

军医学校刚到南京不久，国民政府突然在原先的军政部军医司之外，新设立了一个“军医设计监理委员会”，理由是：军医事业“亟待整理与改良之必要”——这个是明面上的说法，用来显示政府对军队卫生工作的重视。

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当时的南京政府已经计划着一步步地、用新的机构来替代原先的军医司、并推动整个医学界以“英美系”取代“德日系”的步伐。

这个新成立的“军医设计监理委员会”的一把手（主任委员），名叫刘瑞恒，时任民国卫生部长，是当时整个中国医界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也是我们本章的主角。

他在中国的百年军医史上起到的，是一个承上启下、开创新篇的关键作用，并也因此背负了数不清的是非评说。

刘瑞恒（1890-1961），我国近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长、军医署长、军医学校校长。这是刘瑞恒1929年担任卫生部长时的照片

军医设计监理委员会成立后不久（1934年12月1日），国民政府就下令将陆军军医学校划归其管辖。紧接着，日本教育背景的严智钟校长被调走，由卫生部长刘瑞恒亲自兼任军医学校校长。

这还仅仅是个开始：1935年8月，军医设计监理委员会与军政部军医司合并成“军医署”，直属于民国军事委员会，地位甚高，依然是由刘瑞恒担任署长——这就出现了国家卫生部长兼军队卫生署长、再兼军医学校校长的罕见景象。

严智钟在八年抗战中继续从事军医教育、卫生防疫事业。1945年台湾光复，严智钟参加接收台北帝国大学，担任新的台湾大学医学院教授，后成为第二任医学院院长。

刘瑞恒是何许人也？为什么他能在1930年代上半叶的民国医学界享有这这么高的地位？其实，在中国近代百年的军医历史上，刘瑞恒也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人物。本章，我们就要来细说一下这个奇人。

刘瑞恒1890年出生在天津一个家境殷实的基督徒家庭，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13岁就考上了北洋大学，是当时整个北洋大学年龄最小的学生，但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06年，他考取了清政府公派赴美留学的名额，被送往哈佛大学学习。

刘瑞恒出任国民政府最高军医负责人时的照片，这是他为数不多的戎装照之一。

1913年，他成为第一位获得哈佛医学博士的中国人，在美国干了两年实习医师以后，回国加入上海哈佛医学院任教。1919年，在伍连德的推荐下，他被北京协和医院外科聘用。

在协和工作期间，刘瑞恒主攻肿瘤外科，以医术精湛、手术稳、准、狠而知名，据说当时中国医学界都知道北京有个“快刀刘”——指的就是刘瑞恒。

当时的协和医院名家云集，特别是外国专家成堆，但刘瑞恒却能在其中脱颖而出，不仅很快就被提升为外科系教授，更是从1924年起出任协和医院代理院长，1926年成为正式院长。当时他才36岁。

出任北平协和医院院长的刘瑞恒，而立之年，意气风发。

他做过的最著名的一台手术，乃是孙中山的剖腹探查。

1924年1月，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于5月创立了黄埔军校。

做完了这两件大事之后，中山先生在11月抱病北上，争取救国之道。这年的最后一天，孙中山住进了协和医院。

孙中山先生当时已经出现了黄疸，经协和的外国专家诊断为肝病，并高度怀疑为肝癌，因为当时没有B超、磁共振等检查手段，剖腹探查是常用的诊治方法。于是手术主刀的重担，就落到了代理院长刘瑞恒的身上，而三名外国专家则在手术中当他的助手。

孙中山北上寻求救国之道，在协和医院接受刘瑞恒实施的手术，最后病逝于北京。

手术在1925年1月26日下午开始。刘瑞恒进入腹腔后，发现肝脏和横膈膜密布癌灶，已经回天无力，于是取了一些组织做病理，就迅速关闭了切口，整个手术仅用了26分钟。中山先生在术后也恢复得很快。

从2月6号起，孙中山开始接受放疗，但效果甚微。

2月17日，刘瑞恒代表协和医院致函宋庆龄和国民党中央，告知中山先生的病情“已从不好至极不好”，“孙先生之在存，无希望矣”，请国民党提前准备后事。

此后孙中山出院，回到铁狮子胡同的寓所，并于3月12日病逝。

孙中山去世后的当日，移灵至协和医院接受防腐处理。整个过程也由刘瑞恒协调。

尽管孙中山先生的治疗没有成功，但刘瑞恒在整个治疗期间、以及中山先生病逝后的表现，都让宋庆龄和国民党中央看在眼里，并留下了极大的好感。

还有一层关系，也让刘瑞恒在蒋介石当政时期，继续获得青睐。那是刘瑞恒在哈佛读博士的时候，正好宋子文也来到哈佛学习经济学，当时哈佛的华人还不像现在这么多，于是两人很快就成为知心密友。甚至有坊间传闻说：宋子文还想把在美读书的三妹宋美龄（当时才十六、七岁），和刘瑞恒撮合在一起。

为孙中山先生的这次治疗，让刘瑞恒的名声响遍全国。但他的出彩之处还不止于此。

同样是在1924年，一桩在当时的中国可能再普通不过的事件，深深改变了刘瑞恒的人生走向。

1924年，刘瑞恒主持下的北平协和医院

那年，北京郊区通州的多个乡村，有几百户人家的婴儿都在出生后数日内死亡，无一幸存。当地百姓惶恐万分，有人说是风水不好，有人则怀疑是惹上了什么不干净的邪祟……村里的妇女遭到歧视不说，人们还请来了各种道士神婆，进行驱邪布道……

在古老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上，这样的事件、伴随着人们的愚昧无知，经常是一遍又一遍的上演着。

当地有个受过教育的人，建议大伙儿到北京的协和医院去求救。刘瑞恒了解此事后，与洛克菲勒基金会派来协和组建公共卫生学系的兰安生教授（J. B. Grant）一起研究，考虑是新生儿破伤风所致，并推断原因是乡村产婆的接生用具和剪刀未经消毒，造成了婴儿脐带的破伤风感染。

刘瑞恒派人前往通州调查，发现事实与他们的判断丝毫不差。于是协和的医务人员就训练当地的接生婆，教她们如何消毒接生用具、如何正确洗手、如何剪脐带。

在这以后，那里就再也没有发生过这类新生儿死亡事件。

协和医学院第一任公共卫生学系主任兰安生教授（ John Black Grant），原为美国霍普金斯医学院教授，在中国期间协助刘瑞恒建立公共卫生学科，培养中国最早的一批公卫骨干。

这件事深深触动了刘瑞恒。

刘是在哈佛读的医学，而在哈佛所代表的英美医学里，公共卫生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刘瑞恒觉得，自己学了这么多年的西方医学，现在回到了积贫积弱、卫生落后、且观念愚昧的祖国，就应该在公共卫生方面多做一些事情。

况且，当时的中国百姓，完全没有任何政府公共卫生部门可以倚靠。对他们来说，哪怕是多了解一丁点的公共卫生知识，或许就会有无数人的生命获得挽救……刘瑞恒突然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医者的社会责任所在。

于是，他与京师警察厅合作，在内务部街成立了“北京第一卫生事务所”，开展起了生育统计、死亡调查、传染病管理、环境治理、妇幼保健宣传等工作。

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深入社区，教孩子们如何刷牙，以及口腔卫生常识。

刘瑞恒努力使这个机构成为一个示范教学基地，还开办了公共卫生培训班，训练出一批批公卫医师、护士和卫生稽查员等骨干力量，再和他们一起走上社会，开展全民健康教育。

这个卫生事务所的规模虽然很小，但中国最早的一批预防医学人才却从这里诞生了。

与此同时，刘瑞恒还与兰安生携手，在协和医学院内，向年轻学生灌输一个新的理念——他们这些未来的中国医学栋梁们，不仅需要学习救死扶伤的技能，还必须在国家的全民健康方面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来。

刘瑞恒组建的“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培养的公共卫生护士们，走向民间、走进基层，改变中国的基础卫生状况

1924年发生的第二件事，则为刘瑞恒此后踏足军事医学这个全新的领域，打开了大门。

当时正值第二次直奉战争，刘瑞恒有感于当时中国战乱频仍，而医学院学生却很少有机会接触到战伤病例的缺陷，动员了协和医学院三、四年级的学生，到冯玉祥的野战医院做了一阵子救护工作。

这段战地经历，让师生们觉得新奇而感慨，此后多年，战地救护实习，居然成了协和医学院的一个新传统。

之前我们也提到过，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协和医学院组织救护队奔赴古北口长城，建起了战地救护所，开设手术室，救治前方伤病员数以千计。这一系列实践，也为后来刘瑞恒主导的军医学校大改革、以及协和派为代表的英美系大举入主军医教育，设下了伏笔。

1931年“九一八”发生的时候，张学良正在北平协和医院，随后不久，协和师生组织的抗战救护队，前往长城一线。

1926年，刘瑞恒被推选为中华医学会理事长。他在公共卫生和战地救护方面的作为，也已进入了南京政府的视野。

1927年3月，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委全体会议上，孙夫人宋庆龄提议设立国家卫生部，孙科、宋子文等附议，会议表决一致通过。

次日，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刘瑞恒为第一任卫生部长”的决定。众人心知肚明，提名人也是宋庆龄无疑。

1927年，刘瑞恒下定决心，前往南京赴卫生部长的重任。虽然家人和好友对他放弃临床工作而感到无比惋惜，他也知道自己并没有任何政坛经验，此去南京前途难料。但是他考虑到：在卫生部长的位置上或许可以做更多的事，实现更多的改变……因此还是只身前往了。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也逼得刘瑞恒急切地想离开北京、离开当时社会上的飞短流长。这就是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一桩公案——“梁启超割错肾”事件。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