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幅旧照片引出的一串回忆

草乡人

近日整理旧时照片时再端详一幅1957年9月刚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时6号楼203寝室的8人合照，不由唏嘘感慨：8位同窗室友，竟然有5人已经同我们这些在世者阴阳两隔了：周向阳、曾树根、金子信、黄保真和林东海先后去世。照片上前面坐着4人后面站着4人，虽然目光表情各异，却都是风华正茂的年轻学子，大家怀着梦一样的理想，展望着未来的人生道路。虽然一年后调整寝室，不再是室友了，但在今生这一合影仍然是挥之不去的记忆。
8个室友，东海、树根和我都是闽南人。东海家在泉州，我与树根都是漳州人。树根在上大学前就爱戏剧行当，他给我看过以前出版的一本小戏剧本。大学一年级联欢时他当导演，组织室友排演了一出《采茶扑蝶》的舞蹈，几位男生全是男扮女装“花姑娘”的干活。东海是地道的帅哥，扮相极美。他的吹洞箫唱南音无人能敌。子信则是学校的体操运动员，美男子一个，是寝室里的“运动健将”，我们只有羡慕的份儿。保真是山东人，虽无武松体魄却也健壮，尤其是对古文古诗倒背如流，我们自叹不如。剩下的思源、东升、向阳和我都是瘦弱身体，后来周向阳有肺病，因担任党支部书记，独居单间。
五年大学光阴如梭，毕业后各奔前程。除了子信与周向阳到北京中国社科院当唐弢的研究生、东海留校读研、保真也读研外，树根与另一所大学毕业的妻子分配到东北，思源和我同本年级其他十来位来京同学分配到北京中学或中专当了语文教员，东升去了政府部门。“文革”之后，大家的命运都有了变化。东海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保真去了中国人民大学，子信回沪入职上海文艺出版社，思源去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我则先刊后报当了编辑，东升在西城区当了领导，树根与妻子双双调到厦门工作，他到厦门市委党校任教。后来我回乡省亲时到厦门弟弟家小住期间，同他及在厦门日报当总编室主任的游皓友相聚，谁知不久后树根就因病去世。而在中国社科院读完研究生后去安徽搞四清的周向阳因肝病去世，他是我级最早去世的同学。可叹金子信、黄保真、林东海也先后撒手人寰。昔日203室友8人，今天健在的只有思源、东升和我三人了。这一去世率之高（八分之五）大大超出我年级同窗去世率了。思源感叹说203室是凶宅，真是命运难料呵。
虽然当年203寝室如此不堪，但除了周向阳与曾树根是在职时去世外，金子信、黄保真与林东海是退休后多年才离世，他们事业有成，都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也不枉此生到此潇洒走一回，尤其是作为一名复旦中文学子，也是为母校增光了。
一幅旧照片引发的如上回忆，令人感慨人生的艰辛与曲折。我们这些有幸入学到复旦、毕业走四方，至今超过六十五载的耄耋“幸存者”都是有“福”之辈了。面对旧日时光、逝去同窗，不由要对他们奉上一个真情的祭奠。愿他们在“西方极乐世界”里安息。

附：周思源看上幅照片后感受

琅兄发布的这张八人照片，使我感慨万千。这是一年级寒假前后，大约在1958年1月。当时不记得谁借了一个相机，就说203照个合照。地点选在中文系楼前。由于我当时左脚打了石膏，无法行走，大家说轮流背我。子信兄说，我一个人就行了。他是体操二级运动员，来回都是他背我。而且健步如飞，毫不颠簸。203室是个凶宅，八人至今已远行五位：周向阳、曾树根、金子信、黄保真、林东海。只剩下琅兄、东升兄与我三枚。东升兄红光满面，琅兄精神抖擞，且二位都好脾气 定能长寿。我已经超额完成寿命指标多次，也无牵挂了。2018年11月北京同学聚会，我因体力不支，略提前一点退席。行前我特意与东海、东升、琅兄合影，说“203就剩咱们四个了！”顿时热泪盈眶。不意这竟是与东海最后一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