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亮一盏公益心灯🍀❤️

黄河行者

作为一个社会人，应该具有一颗公益心，同理情，利他性。做红十字精神的传播者，积极参加红十字志愿者活动。我喜欢用奔跑的方式，传递造血干细胞的仁爱知识，推广器官捐献的普及认知，倡导救助贫困的利他情怀，推动文明丧葬观，以乐观向阳的情怀感染身边的人。

我本人是0001号器官捐献持卡者，希望有朝一日百年后将身上有用器官捐出，能够为他人再次利用。敬爱的邓伟人也将其眼角膜捐献给了一位藏族视网膜儿童患者，让她重见了光明。

本人还是遗体捐赠签约者，百年后将自己的身体捐给新的医学院学生做学习之用。

我也带动了自己周围的一些热心人士参加红十字志愿捐献的签约活动，其中也包括我的爱人跑友。

由于常年积极参加红十字志愿服务，被中国红会授予五星级志愿者荣誉证书，我将继续热情服务社会，做公益事业的积极推动者，做生命过程新观念的热情践行者。

​红十字尊重每个人的健康生存权，人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和标志，保障人权是文明社会的基本精神。75年前，二战废墟中诞生的《世界人权宣言》申明对基本人权的尊重和保护

红十字运动，志愿者精神，一贯彰显人类的和平共处，倡导生命的价值观与尊严感

红十字——提灯信使，普照人间

谨纪念红十字运动在中国120周年

纪念红十字运动在云南110周年

谨纪念《人权宣言》发表75周年

纪念中国派出援外医疗队60周年

纪念中华骨髓库重启二十二周年

悼念加沙冲突中红十字医务工作者，联合国难民救赎署三百多员工罹难

记于2024年5月8日世界红十字日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人权宣言第一条明确提出：“所有人生而自由，尊严和权利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这一条款强调了人权的普遍性和不可分割性。无论种族、国籍、性别、宗教信仰等，每个人都享有相同的尊严和平等的权利。《宣言》颁布后，大会要求所有会员国广为宣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苦难。战争虽然以人民的胜利和法西斯反动势力的灭亡而告终，但血的教训使各国人民和政府深刻认识到维护基本人权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感

1863年10月26日，欧洲十六国在日内瓦召开了首次联席会议，并一致通过《红十字决议》，决定在各国建立救护团体，为了表示对瑞士的敬意，其标志定为“白底红十字”（瑞士国旗为红底白十字）。1864 年8月8日至22日，又签订了《红十字公约》，公约中规定：战场上进行救护的医院及人员处中立地位，应受保护；应对伤病员不分敌友均给予救护。至此，亨利杜南理想中的救护团体“红十字会”和国际性协议“日内瓦公约”正式诞生了

公民争取自由、平等、民主、进步的基本权。他们要求改变由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等差别所造成的社会歧视和立法上享有人权的不平等，要求政府维护、扩大公民的基本权利

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对战争的野蛮性做出限制，是国际人道法的核心，也是世界各国对维护人道精神做出的一致承诺。今年是日内瓦四公约通过75周年纪念日。

1859年，瑞士商人亨利·杜南在途经意大利小镇索尔弗利诺时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恐怖和惨烈。在他的倡议和推进下，1864年8月22日，瑞士、法国、比利时、荷兰、葡萄牙等国在瑞士首都日内瓦签订日内瓦公约，规定了军队医院和医务人员的中立地位和伤病军人不论国籍应受到接待和照顾等。标志着现代国际人道法的诞生。

1899年和1907年对海牙公约的重大修订将保护对象扩大到战俘。1906年对首部日内瓦公约进行了修订，扩展了对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的保护。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国际人道法越来越普及。

1949年是红十字运动历史上最具重大意义的一年，将平民纳入国际人道法的保护范围。52年7月13日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授权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决定予以承认，56年12月28日由中国政府向瑞士联邦政府递交批准书，1957年5月28日《日内瓦公约》对中国生效

中国的红十字会于1904年在上海诞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1912年1月15日通报各国，正式承认中国红十字会为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红十字标志只是在武装冲突中传达特定信息的符号，是一种保护性标志，其中不含任何政治、宗教、哲学等各种意义，伊斯兰国家则采用红新月来标明自己中立救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暂时接受了红新月标志。在1929年召开的国际外交会议上，红新月标志被正式承认为具有法律效力

日内瓦公约包含五大要点:不得将平民作为攻击目标/不得施加酷刑或非人道待遇/不得攻击医院和救援人员/允许平民安全撤离/允许人道组织展开救护工作

淞沪抗战期间，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分会派谴救护队奔赴前线救护伤员。救护队第一队副队长苏克己及队员谢惠贤、陈秀芳、刘中武四人在护送伤病员途中惨遭倭寇杀害，壮烈牺牲

红十字运动源自战场救护，红十字运动创始人亨利·杜南先生的雕像镌刻的铭文上写道：“1863年2月9日，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在日内瓦成立（1875年改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这正是红十字运动诞生的标志。1864年3月，红十字标志首次在战争中被采用。

西风东渐，1888年夏，英国医师梅威令率门生李荃芬、陈呈棨、吴杰模、林环璋等人到达上海，在租界工部局广场举行了一次红十字救护演习。对此，《申报》进行跟踪报道，发表多篇文章，并称“红十字救护演习新人耳目”。这是目前所见上海有关红十字活动的最早报道。

1897年，上海旅日商人孙淦向清廷建言设红十字会，成为“中国倡导红十字运动第一人”。同年，伦敦红十字会柯士宾医生著作《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经孙中山翻译，在英国伦敦出版中文版。由此，孙中山成为“引进红十字救护知识第一人”。之后，《申报》等积极评价这部译作，发表《中国宜入红十字会说》等评论。

中国红十字会于1904年在上海诞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1912年1月15日通报各国，正式承认中国红十字会为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 红十字标志只是在武装冲突中传达特定信息符号，是一种保护性标志，其中不含任何政治、宗教、哲学等各种意义，伊斯兰国家则采用红新月来标明自己中立救护，在1929年召开的红十字会议上，红新月标志被正式承认为具有法律效力

当时的上海，媒体之发达堪称首屈一指，非常契合"仁爱”“慈善”中国普世观，又与国际红十字运动有颇多融合之处，也正因此，在一批有识之士的推动下，红十字理念逐渐为人们所知晓，被各阶层民众所接纳。

《日内瓦第一公约》包含64项条款，不仅为伤者病者提供保护，而且还为医务和宗教人员、医疗队和医疗运输工具提供保护。该公约还确定了红十字特殊标志不得受到攻击

《日内瓦第二公约》包含63条专门适用于海战的条款，如对医疗船支的保护。该公约有一个附件包含了医务及宗教人员身份证的样本。

《日内瓦第三公约》扩展了符合战俘地位之人的类别，更加准确地定义了拘禁条件及场所。公约有五个附件，内容包括各种示范规则、身份证和其他卡片。

《日内瓦第四公约》主体是关于受保护人员的地位和待遇，区分了在冲突一方领土内的外国人和被占领地平民的处境。该公约还包含关于被拘禁平民待遇的特殊内容。包括医院及安全地带的协定草案、人道救济的规则

《日内瓦公约》已得到全球普遍的认同，共有196个国家成为其缔约国。七十多年来，作为限制战争行为的底线，公约保护了上千万的战争受难者

“让我们谨记《日内瓦公约》精神，即在战争中也要维护人类尊严。公约精神时至今日依然非常重要。我们还要记住公约是法律但在一定程度上又超越了法律，因为公约不仅要求遵守法律还要公正和正确。让我们共同携手努力，以确保公约精神不朽。”

——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现任主席

彼得.毛雷尔

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日俄战争，惨烈异常，以沈敦和为首的上海绅商奔走联络，“拟援万国红十字会例，力筹赈救北方难民之策”。他们的努力得到了积极响应。1904年3月10日，中、英、法、德、美五国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公共工部局集会，郑重宣布联合组建“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而这，正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

炮声隆隆，狼烟四起。在旅顺的外国侨民皆由本国政府或红十字会出面，接运撤离战区。而懦弱无能的清政府在列强的蛮横干涉下，被迫宣布“局外中立”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为响应武昌起义，革命党人发动了上海光复起义。起义前夕，“中国红十字会沪城分会”在老城厢县前街（今光启路）宣告成立，成为辛亥革命时期经中国红十字会正式承认的第一批分会之一。辛亥之际，江浙战争、北伐战争、淞沪抗战等战事救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救护委员会共设立四十余个伤兵救治医院、二十余支救护队。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8月13日至1938年4月间，上海红十字组织总计救助伤病员44389名。

其间，在救助中国空军战斗员苑金函的过程中，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救护队副队长苏克己医师、刘中武助医，和谢惠贤、陈秀芳两位护士，在亮明红十字救护人员身份后，仍然被日军残忍杀害，其中苏克己医师被肢解为六段。据统计，在两次淞沪抗战中，共有约三十名红十字救护队员英勇献身

抗战胜利后，在四位烈士殉难处，中国红十字会建起一座“抗战殉难烈士纪念碑”。新中国成立后，该纪念碑曾经重建，苏医师的女儿也受邀参加仪式。建有上海红十字四烈士事迹陈列室，以彰显红十字人道主义精神的伟大与辉煌。

淞沪会战中，法国神父、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饶家驹与倭交涉，要求勿对难民区进行攻击。从1937年11月至1940年6月，南市难民营共保护了30万中国平民的生命安全，这是当时远东最早的国际难民庇护地，为日内瓦第四公约——《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的制订提供了重要参考。

1938年，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百余人在完成伤兵接运任务后，还集体加入新四军，投身民族解放事业。饶家驹负责办通行证，使他们顺利经过日军封锁线，到达敌后新四军抗日根据地。

1952年七八月间，朝鲜停战谈判已经开始一年了，战场上仍是硝烟不止，美军先后发动数次攻势均被击退。当年7月26日至8月7日，第18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大会确认：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国唯一合法的组织。这是新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恢复的第一个合法席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刚刚诞生不久的新中国面临着旧中国遗留下的卫生旧习、传染性疾病泛滥，人民生命与健康受到极大威胁。国家实施了一系列除害灭病、预防传染性疾病、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的措施。红十字会积极发动民间力量，红十字急救站和卫生站，配合卫生部门普及救护和防病知识，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八年抗战期间，中国红十字会的队员们勇敢出现在硝烟弥漫的正面战场；敌后战场，中国红十字人积极投身于对国军，远征军，八路军、新四军伤员的医疗救护。

1937年底，中国红十字会首批派出第7、第23、第39三支医疗队奔赴西北，协助八路军开展医疗卫生救护工作。三支医疗队中，由中央大学、齐鲁大学联合医疗队改编的第23医疗队最为精干。1937年10月，该队曾在安徽安庆的一个后方医院为上海战场及沪宁路沿线作战中负伤的重伤员进行手术治疗，短短40天时间，完成大小手术近八百例。

随后，三队乘卡车向延安进发。在延安，队员们受到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在当晚举行的欢迎会上，毛泽东主席致欢迎词，队员们深受鼓舞。

“山洞医院”延安东八十里的甘谷驿，院部原是一个旧天主堂，依山穴洞而成，手术室、药房、消毒室、办公室、食宿地都在这“山洞医院”。医院的仓库、病区设在院部后面的山坡上，条件极为简陋。

第二后方医院除院部外，还在周边的延川、延长等地设有四个医疗所。这种分散救治，便于就近收治前线伤员；一旦形势紧张，便于分散掩护伤员。但不便之处显而易见，红会队员要奔波于各医疗所，为伤兵敷药、疗伤；加之山路崎岖，交通不便，困难之多可想而知。

献血达人，红十字金牌获得者张国荣哥哥闪亮登场，他放下手上的工作，专程上昆当亲善大使，为拯救江苏的一名白血病患者，毅然决然地捐献出自己的造血干细胞，为不知名的对方送上了重生的希望。哥哥，你果然另类，善心无限，慈航普渡，我们粉你，崇敬你，仰慕你

山西是中国红十字会另一救护中心。1938年9月，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组织第61医疗队、第31医疗队和“驴马队”前往山西。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突破日军封锁线，顶风冒雪翻越太行山，于1939年1月辗转抵达山西潞城，受到朱德总司令及杨尚昆的款待，随后派往沁县八路军野战医院，开展医疗救护工作。

1939年，细菌学家江涛声自德国留学回国，途经香港时，与宋庆龄不期而遇。宋庆龄以“民主大同盟”的名义，向国外募集一批医药器械，托新西兰友好人士詹姆斯·贝特兰护送至西安，转运延安，江涛声夫妇要求同往。一行人到达目的地后，江涛声决心留在敌后战场

江涛声博士向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一大队部请求派其到五台山白求恩医院为八路军服务，得到嘉许。去敌后为八路军服务的人员组编为第40医疗队，江涛声任队长

1939年冬天，第40医疗队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刘民的帮助下，离开西安赴五台山白求恩医院。几经波折，渡黄河到了垣曲，在该军后方医院为重伤病员施行手术，并举办培训班为院方培训医务人员。

“八一三”淞沪抗战中，中国红十字会上海煤业救护队，调集几十辆汽车，载运伤兵和难民，往返于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和前沿阵地之间。三个月后，前方大撤退，救护队从淞沪前线转战江苏苏州、宜兴、南京等地，并进入皖南山区

另一批被交通阻隔滞留在上海“孤岛”的救护队员，组成医疗小组，携带交通工具、医药物资，分别从宁波、温州、杭州、宜兴、金华转赴江西、皖南，与队友会师。

1938年春，由百余人、几十辆汽车组成的煤业救护队集体加入新四军，转战大江南北敌后，为新四军服务，被新四军华中根据地党委书记陈丕显赞誉为“三十年代青年的光辉榜样”

自全面抗战以来直至抗战胜利，中国红十字会先后派出20多支医疗队到八路军、新四军军中服务，抗日根据地飘扬的红十字旗帜向世人展示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伟大力量

顾泰尔和妻子一起参加援华医疗队 顾泰尔是德国医生卡尔·考泰勒给自己取的中文名字。顾泰尔于1939年秋来到中国。抵达图云关后，经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分配，顾泰尔赴新一军五十师任医疗队长，在云南、贵州、广西和重庆开展救护工作。

1943年，顾泰尔随远征军进入缅甸。1945年抗战胜利后，顾泰尔回国，先后在洪堡大学、哈雷大学任病理学教授。1984年，他曾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偕夫人来华访问。顾泰尔的妻子也是一位医生，和顾泰尔一起报名参加援华工作。由于搭乘的轮船中途被炸毁，她死里逃生返回伦敦，此后再没有找到机会来华。

奥地利医生严斐德，1903年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普通职员家庭，靠自己努力成为医学博士、诗人和社会活动家。他积极参加奥地利的工人运动，后又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1939年春，严斐德应召参加国际援华医疗队，前往伦敦与白乐夫、基什等一起筹备援华医药和器械。来华后，他不仅积极参加抢救伤病员等战地医疗服务工作，还和白乐夫一起前往香港、澳门，为援华医疗队运送药品和器材

抗战胜利后，严斐德回到德国，于1950年在柏林出版了著作《中国胜利了》，回忆他在中国的抗战经历。此书在许多国家发行，深受广大读者欢迎。1955年4月25日，严斐德以记者身份赴印尼采访万隆会议，搭乘的印度航空公司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出发后在空中失事，不幸遇难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84年前，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辗转迁驻此地。当时，这里汇集了全中国最强大的战地救护力量，云集了大量各国救护人员，并向各个战区派出了众多高水平的战地医疗救护队，上千吨世界援华医疗卫生物资集中到这里，又源源不断送往全国各地，其中包括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

林可胜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推手之一，也是世界著名的生理学家、教育家。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有一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可胜大楼”。中国红十字会历史上杰出的领导人，伟大的人道主义工作者，国际红十字运动史上功勋卓著的战地救护领导者。中华民族不能遗忘的一个人，被当年红十字人称之为"提灯天使”

林可胜及其领导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抗战中所取得的成就，是红十字国际运动最伟大的战地救援实践。

图云关红十字总会旧址，林可胜的巨幅照片被布置在纪念馆正中，他叼着烟斗，帅气的面庞笑得灿烂。一件件救援实物和珍贵留影，似乎在默默诉说着，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林可胜以及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为抗战救护立下的不朽功勋。

林可胜1897年生于新加坡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林文庆是著名革命家、医学家、教育家，曾担任孙中山的私人医生、被陈家庚聘为厦门大学创校校长；母亲黄端琼是著名爱国侨领黄乃裳长女，也是最早赴美留学的中国女性之一；姨父是中国著名公共卫生学家、华人世界首位诺贝尔奖候选人伍连德；岳父是被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张静江。

少年求学于苏格兰的林可胜，中学毕业考入爱丁堡大学投身医学，主攻生理学方向。其间一战爆发，他应征入伍，以英属印度远征军团军医身份在法国服役两年，主要从事新兵战地救护训练工作，这一经历也为他后来从事战地救护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1924年，林可胜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成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建院以来第一个华人教授，年仅27岁。

“九一八”倭侵占东北，窥视华北，战火在长城脚下蔓延。林可胜便组织协和学生救护队，开赴古北口前线实施战地救护，并在协和医学院组建军医官救护训练队，就此与中国红十字建立联系。之后林可胜还建议，派遣协和医疗队赴南京待命，以便在战争爆发时为前线战士提供救护。

“七七事变”爆发，林可胜中断休假临危受命，着手组建全国性医疗救护体系，并出任中国红十字总会总干事兼救护总队长。为了免除后顾之忧，他把妻子儿女送到新加坡，孤身一人投入到抗战救护之中。1937年10月，救护总队在汉口成立，随后辗转长沙、直到迁至贵阳市郊图云关。

“在中国部队所能到的地方，中国红十字会救护人员也应该能到。”林可胜首次将其“流动救护队”的救护理念应用于中国战场，扩展了红十字会的救护规模，填补了军医救护的不足。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医务队扩充至114队，医护人员达3420人。组建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培训军医万伍仟多，极大地支持了抗战军医救护工作

“具丰富情感，抱牺牲志愿，本博爱襟怀，献科学身手，作精密准备，求迅速效率，保伤兵安全，增人类幸福”纪念馆里，林可胜当年为救护总队确定的“救死扶伤、博爱恤兵”的救护信条被悬挂在醒目的位置，当年的救护细节呈现在一张张泛黄的黑白照片中。

1940年夏，林可胜亲自率领医师深入到各战区考察军医设施。当时有许多地区不通公路，全靠步行。照片里，烈日下，他光着上身，头包白布，走在前头。在行走70天后，他们回到贵阳拟定了一个“水与污物管制计划”，针对水致传染病与肠胃病的预防，先在长沙前线试行，后又推广到各战区，从而减少了军队的传染病。

周美玉，浙江慈溪人，1910年生，后考取协和医学院护士学校,接受四年护理训练,毕业后,参加晏阳初先生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走入河北定县基层，又前往美国进修，取得麻省理工学院公共卫生学士与硕士学位。抗战初期周美玉加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该总队颇多为协和医学院人员,总队长为在国际上素孚声望的林可胜先生,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扩充至一百多个小队,积极深入战地,救护伤兵，并协助战区的防疫与保健，周美玉负责护理工作，按照实际救伤需要，承担起照护重病人员的任务。周美玉回忆,战地医院伤兵棉袄里全是虱子，只能以烙铁烫除；广西伤兵睡在地上，因此感染痢疾、伤寒,周美玉赶紧让人用砖头床板做成简易病床,以免染疫；有些医院里，照顾伤兵的，竟然是七、八岁的孩子,必须由红十字会派人接手。在艰苦的环境下,许多女性响应号召，加入了救护总队，周美玉并担任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护理组组长，后协助创办国防医学院护理学系,任首任系主任,终身未婚，奉献护理的周美玉，被尊称为军护之母

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后，美国《时代》周刊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在中国对抗日本帝国的血腥战争中，有许多的医生和护士走向战场，在战壕里为受伤官兵裹伤。请记住两个伟大的名字，中国的林可胜先生和加拿大人诺尔曼·白求恩先生。”

在林可胜的领导下，红十字人心怀共同目标，投身到人道主义救死扶伤的行列，经常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他们用募捐来的全套生产疫苗和血清的设备，很快办起了血清疫苗制造厂；不到一个月，就开始生产霍乱疫苗、伤寒和副伤寒疫苗及破伤风类毒素，供各地抗日部队备用。

在图云关红会战时总部最盛时期，工作人员达上千，其中来自协和医学院的人最多，救护总队也被称为“小协和”，这种“学缘”关系成为林可胜有效管理红十字救护队的重要法宝

林可胜既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也是一名人道主义工作者，他对所有抗战军队一视同仁。救护队在成立之初，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就与林可胜取得联系，他非常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接受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救护总队内宣传抗日救亡思想的建议。当时，共产党员毛华强、冯骥，黄群被编入救护总队第58队，得到了林可胜的大力支持

1937年底，应周恩来的请求，林可胜派出首批三支红十字医疗队奔赴陕北和山西，协助八路军开展医疗救护。医疗队受到延安军民热烈欢迎，两个医疗队分别被安排在当时“中国最大的山洞医院”宝塔山边区医院、甘谷驿兵站医院工作。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23医疗队在陕北的近八百天，完成各类手术三千余，无一死亡病例。1940年元旦，八路军第三收容所全体工作人员伤员，特向第54救护队赠送锦旗一面，赞曰：“中国红十字总会第五十四队全体同志存念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还先后派出医疗队到新四军的抗日战场进行救护工作，并送去药品和器械。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是林可胜在北平医学院时期的学生，林可胜也曾派遣副总队长汤蠡舟到访新四军总部，带去大量的药品和医疗器械。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运输股大队长章文晋是早年留学德国的中共党员，他将许多运输队员都发展成了党员，在往返延安和重庆运输药品时，总会把红色宣传资料带回图云关。

林可胜专程去过延安，并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他们还动员和组织了一批进步青年医务人员和一些外国医生到八路军、新四军工作，陆续运送了大批医药器材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

林可胜如此支持和援助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是顶着很大压力的。”曾写过《抗战救护队》的作家杨义堂言:从一开始向八路军、新四军提供救护援助起，就有各种闲言碎语。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对林可胜的怀疑、指责和排斥不断升级，蒋介石与他面谈责怪“左倾颇甚，阴助延安”并派人进驻救护总队成立“政治部”，专事“整顿”“清洗”，导致正常工作无法开展

1942年，应中国远征军请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要派一支救护队随军服务。此时，解职不久的林可胜，刚刚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并收到美国某大学聘书，同事和学生都劝他去美国就任，但他执意要求去缅甸。于是，林可胜率领50名医生、10名司机到缅甸开展战场救护、建伤病医院、转运伤员等工作。其间迫于形势，林可胜甚至临时学会了开火车。

仁安羌大捷后，林可胜和其他救护队员护送回百多伤病员，冒着枪林弹雨，越过恐怖险恶的野人山，进入印度境内，又承担起中国驻印军的军医训练工作，直到缅甸反攻大捷。

1944年，林可胜协助救护总队组成15个救护队和10个运输队参加了中国远征军收复滇西和驻印军反攻缅甸的一系列作战，救治转运伤病员数以万计，仅治愈重伤官兵就达七千余。

林可胜多次前往海外募捐，凭借其声望得到众多海外团体及爱国华侨的广泛支持，大量医疗物资、资金及车辆通过他送到图云关，再发往前线。图云关成为全国战地救护中枢，包括一支来自德国英国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奥地利匈牙利、美国加拿大等国的三十余名“西班牙医生”志愿者集合在这里，通过救护总队参与抗战救护。他们被林可胜混合编入各医疗队中，与中国同仁一道开赴前线，守护中国抗日军民的生命与健康。

抗战胜利后，林可胜将各军事医学院校，训练所改组为国防医学院，出任首任院长。1948年林可胜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卫生部部长，但他没有从命，而选择去美国继续他的生理学研究，1956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

在林可胜身边工作多年的周美玉曾回忆，“虽然战前战后林可胜替国家筹募到为数众多的捐款及药品器材，但他本人却两袖清风，以至于赴美前，夫妇两人旅费都成问题。没办法只好卖东西，连袜子都拿出来卖，那是别人送给他的新袜，其经济拮据可见一斑。”1969年7月8日，因食道癌，林可胜在牙买加逝世，享年72岁。

如今，在图云关的苍松翠柏中，耸立着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纪念碑，两旁的人物雕塑代表了以林可胜总队长为核心的救护总队群体。不远处，“英国女医生高田宜之墓”静静立在图云关的苍翠森林中。它们见证了抗日战争那段峥嵘岁月，成为这段血与火历史的难忘注脚。

作者李性刚作为曾在图云关接受救治的伤员后代，以70多岁高龄每天伏案写作十多个小时，丹青不负时代，以大爱无疆的胸怀，历时两年多时间完成《国殇·抗战时期的红十字医疗救护》这本五十多万字的巨著，践行文艺“培根铸魂”的时代职责和使命。《国殇·抗战时期的红十字医疗救护》生动讲述和还原了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在贵阳图云关等地开展抗战医疗救护、赞颂了中外医务工作者群体不畏困难与牺牲、全力救死扶伤的崇高精神，揭示了人的生命和生存是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国殇·抗战时期的红十字医疗救护》辑录的史料和诸多抗战时期留下的老照片，让人们得以一窥当年救护总队的情景

新中国成立后，贵阳市政府在图云关建造了“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英国女医生高田宜墓”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图云关旧址纪念碑”，以缅怀曾在救护总队为中国抗日战争作出贡献甚至牺牲生命的众多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在血与火中穿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抗战救护纪实》林吟著，纪实文学。2016年11月获贵州省第五届乌江文学奖。颁奖词是：这是一部展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贵阳图云关风云际会、奋勇争先的纪实文学作品。作者以历史担当与文化担当的勇气，第一次大幅度地描写了抗战时期在贵州乃至西南大地的这段尘封的历史。作品既有文学激情，又有学术理性；既有民族情感、地域情怀，又有国际视野。

中国战时红十字救护总队是抗战时期最具规模、技术功能最强的战地救护组织，其完备的战地救护体系和军医培训机制，在战时和战后都具有深远的意义。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林可胜和他的队友们团结一心，血汗交织，砥砺前行，工作时间横跨整个抗战时期，足迹遍及全国战区直至印缅战场，建立了不朽的历史丰碑。

12月10日，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强调《世界人权宣言》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献，对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世界美好未来。

1939年,宋庆龄在香港接待了远渡重洋来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援华医疗队,并把他们转送到重庆,由红十字总会统一安排工作。香港报纸把这批反法西斯的白衣战士称为“西班牙医生”。虽然他们来自西班牙,但中间没有一个西班牙人。1936年,西班牙的佛朗哥颠覆了民主选举产生的西班牙共和国,建立了法西斯统治。53个国家的反法西斯志士,自愿组成了一支四万多人的“国际纵队”,前往西班牙作战。失败后许多人被囚禁在地中海邻近法国的古尔德斯集中营。

此后，法国政府同意国际纵队成员离开法国。不过，不少志愿者的祖国却不愿接受曾为“共产主义”而战斗过的人，这让他们去留徘徊。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世界反法西斯人士在英国伦敦成立了“国际医生援华会”，主要任务是向中国提供医师、医疗器械和药品，援助抗战。1939年初，“国际医生援华会”从集中营招募了一批自愿去中国服务的医务人员，分四批前往中国。

在救援会安排下，1939年8月，波兰医生傅拉都作为医疗队负责人，率领九名国际纵队医护人员前往中国。他们是：波兰医生陶维德、戎格曼及夫人、甘理安及夫人甘曼妮，捷克斯洛伐克医生柯理格，苏联医生何乐经，匈牙利医生沈恩，罗马尼亚医生柯列然（柯让道）。医疗队在法国马赛登上“波亚尼斯”号，与早已在英国利物浦登船的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德国医生白尔、顾泰尔，罗马尼亚医生杨固，奥地利医生富华德等人会合。

轮船穿越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和太平洋，在海上航行6周后于9月13日抵达香港，受到当地媒体的热情欢迎。记者们搞不清这些外国大夫的国籍，因为他们来中国之前，都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所以就把这些参加了东西两个反法西斯战争的医生，称为“西班牙医生”事实上他们中没一个是西班牙人，之后三批国际援华医疗队的医生中，大部分也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

医疗队启程去河内那一天，“保盟”主席宋庆龄设宴款待大家。对那个夜晚，奥地利医生富华德多年后也没有忘记，他在《起来》一书中记述：“那是一个美丽的夜晚，也是请吃中国饭。孙夫人对我们表示出的兴趣，她的谈话，充满对难民陷入可怕困境的关心。对于妹夫蒋介石政府的某些措施，也明显表示出怀疑与批评。”

富华德回忆道：宴请结束时，启程时间也快到了。宋庆龄向克拉克夫人耳语，让对方显得犹豫不决。不一会，克拉克夫人才说出来：“孙逸仙夫人请你们，亲爱的朋友们，合唱一支《国际歌》，作为我们这个美好晚上的结束。”沉默许久后，国际医疗队队员们才开始了合唱，这是离开法国集中营后，大家第一次在一起唱歌。尽管合唱可能有走调的嫌疑，不过宋庆龄自始至终细心倾听，让大家感动极了。临别时，宋庆龄向大家赠送了花束

援华医疗队负责人之一的傅拉都是波兰犹太人，1910年生于华沙，后参加波兰共产党与法国共产党。国际援华医疗队早与中国共产党有过联络，医疗队员中多数是共产党员。医疗队一到贵阳，即设法与中国共产党联系，要求去抗日根据地。为此，领队之一的傅拉都与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负责人袁超俊面谈过数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医疗队不断地表达：来中国的初衷便是想到根据地去，像他们在西班牙的战友——加拿大医生白求恩那样，和根据地军民一起与倭寇作斗争

数万名中国军人经过他们的精心救治重返战场。在此期间，罗马尼亚的柯芝兰和德国的王道医生，因积劳成疾不幸以身殉职。抗战胜利后国际援华医疗队成员先后离开中国。很多人回国后依旧关心中国的发展，为祖国和中国的友好交往继续贡献力量，甘扬道等还曾回访中国。如今国际援华医疗队的成员都已离开了人世

基什生于1894年，是捷克著名作家埃贡·基什的弟弟，兄弟俩都曾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哥哥去了美国，弟弟则应召参加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抗战胜利后，基什返回捷克，于1968年去世，著有一本关于中国的报告文学《秘密的中国》

弗兰兹·克列盖尔中文名叫柯理格。1936年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任“季米特洛夫旅”指挥官。1939年，柯理格参加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返回捷克斯洛伐克，曾任捷卫生部副部长。1968年，他被捷共新领导推举为捷民族阵线中央主席，并当选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傅拉托：被誉为“华佗”的波兰名医，傅拉托是国际援华医疗队的负责人。他医术高超，在重庆期间为中共办事处的许多同志都看过病。当时，董必武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有一次傅拉托治好他的病后，董老高兴地称他为“华佗·傅拉托”。此后，傅拉托经常高兴地向中国同志讲，他和中国的神医同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