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黄苗子逝世十周年记——从严父到“没形儿父”

芳嘉园过客

“好玩意儿”，自己写上去的。

前一段，收到朋友发来的一段“旧闻”，是父亲给吴祖光叔叔和吕恩阿姨结婚贺信，“极尽戏谑之能事”，现转录如下：
　　慢邮代电，限三个半月到，上海探报吴吕婚典筹备会，夏委员衍，冯委员亦代，丁委员聪转，前中艺剧团、前中青剧团秘书长、现任吴老神童喆嗣、吕老太太金龟婿、未来长春艺术馆馆长吴娃儿祖光，各大剧团台柱、金牌演员、表情圣手、性格大明星、驰名成渝南北、拳打踢咬全武行花衫名旦吕嗲囡恩均鉴：盖闻男昏女诈，冤家即是亲家，夫抢妇催，怨偶原为佳偶，“吴”神童“祖”宗造化，吕嗲囡“恩”赐良缘，红闺静好，枕边低唤先生，墨脸难看，印度气煞孙子，飞机西降，化妆之品不来，航信东飞，王八之蛋免骂，从此闺房劈拍，吕嗲囡棒打有情郎，琴瑟轰隆，吴娃儿跪倒花魁女，此日欣逢大典，越爱越见难捱，早定佳期，不打不成相识，一房剑戟，刘皇叔过江招亲，满目疮痍，吴祖光洞房挂彩，相应电贺，即颂武祺。
按常理，新郎新娘读这样的信，必“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不手掴大耳光，也定会绝交老死不相往来。按说吴祖光叔叔、吕恩阿姨都是有“脾气”的人，然而，见此信不以为忤，反以为乐——让众多的朋友哈哈一笑，因此也就有了丁悚爷爷（丁聪叔叔的父亲，人称老丁）的妙文供后人怀旧了。
我成年后才知道，父亲从小顽劣，好“恶搞”，以至于弟弟、妹妹被他忽悠得到老都不吃“一粒一粒的东西”，诸如花生米、蚕豆。结果自然是由父亲“舍嘴”帮弟妹“克服”了。
我的爷爷黄冷观。 在我印象中，父亲好像很怕我爷爷，看来是没少挨揍。我听父亲说过，他走上漫画之路，一是学塾附近的一家麦少石兄弟画室的橱窗，再就是得益于爷爷。爷爷是同时给几家报馆撰稿，要父亲做“快递小哥”，时间长了，人混熟了，就在朋友的鼓动下，就“塞”上自己的“私活”——将自己的漫画拿给人家看，被报馆看中，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四处投稿，从香港投到广州，又投到上海……
　　
香港中华中学，爷爷创办的学校，父亲初中毕业于这里。 发表漫画，又怕家里知道，就用了笔名——苗子，猫仔去了偏旁，拜黄般若伯伯“赐名”。漫画原来叫“谐画”，所以不正经一点无妨。可后来就成了正名。凡事怕琢磨：朋友叫苗子也罢了，学生晚辈恭恭敬敬称其为“苗子先生”……每当看到如此场景我就暗暗发笑。

　　1932年“一二八”抗战，父亲带着抱着救国和对大上海漫画的憧憬，带着画漫画得来的稿费——其中有一家好像是广州的报馆，一直没给父亲付稿酬，父亲上门，又避而不见，于是“坐等”，来人送钱，父亲就代收，凑够自己的稿费，加上其他“积蓄”便买了船票奔赴上海。

初到上海的父亲。 我的朋友都觉得父亲是个和蔼、可笑的长辈，常说一些令人捧腹的话。但是，我小时候挺怕他的，我们兄弟三个都怕他，以致我家的保姆都笑我们，你爸爸既不打也不骂，怎么就那么怕他？当时我也不明白。
　　兄弟三个挨过打的只有大哥。小时候大哥气奶奶，被父亲看到，便让大哥伸出手来，用手打了大哥的手板，第一下，大哥还忍着“不服”，第二下就哭出声了，本来还有第三下，然后就是向奶奶道歉，结果，奶奶不干了，把大哥拉过去，于是，那个“然后”就不了了之了。
父亲和我的大哥。 父亲会大声训斥，但好像次数不多。最严厉的处罚印象最深的就是“关小黑屋”了。当时我们还住在北京东单栖凤楼，我大概四岁上下，好像因为吃饭挑食，还对汪阿姨（我家的保姆）发脾气，于是被训斥还被关进了没有窗的厕所。汪阿姨赶忙从厕所的另一边门“解救”，但她是小脚，没有父亲跑得快，本来门已经打开，我正要往汪阿姨那里跑，结果，父亲抢先把那扇门关上了，厕所成了真正的“小黑屋”……
五六岁以后就不关“小黑屋”（外婆和我说的：不许你爸爸关你“小黑屋”，她关你，我就关他。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改成了“诫勉谈话”，无非是要让你知道你哪里错了，要承认并作出“整改”保证。
　　父亲的严厉直到我的孩子长大成人以后才才明白：一些基本习惯，做人的底线是必须做到的，有了底线，有好习惯，才有真朋友。比如，我可以和保姆互开玩笑，可以和她们吵嘴，但从来不敢居高临下、盛气凌人。每个诚实劳动的人都该受到尊敬，可能就是在父母的言传身教和父亲的严厉处罚下，慢慢养成的习惯。

　　等我明白了这些，他早已不是个严父了。

1975年4月，父母出狱不久，摄于北京中山公园。 应该说，1975年他从监狱里释放回家，几乎就没对我们板过脸了。因为那最小的儿子也长成了二十出头的大小伙子了，而且是自己养活自己还能持家管账了。父母刚出狱时，一段时间只给他们每人每月30元生活费，而他们原来的工资加起来有二百六七十元。母亲感觉钱有点紧。我给她算了一笔账，我一个月28块钱工资，每月少则剩三四块，多则七八块，三个人88元，比我们同学家富裕多了，并保证他们天天吃肉。于是在他们的工资恢复之前，家里的钱都是我管着的。直到恢复了原工资，而且还补发了工资，我就再也不管家里的账了。
　　“严父”不再，好像也没变成“慈父”，而是“没形儿父”——北京话“没正形儿”的父亲。
紫藤花冠。

　　母亲恢复工作没多久，父亲（恢复工作就让他退休了）到中国美术馆看展览。当时，展览开幕式是预展，只凭请柬参观。因为母亲长期做展览部主任，以前进美术馆都凭“脸熟”。而此时，守楼梯口的都是临时工，没人认识父亲，那天父亲又把请柬落在了家里，于是被拦住，父亲就嘻嘻哈哈地自报家门是“郁风的丈夫”，由于母亲比父亲“不止是高一点”，加上“没正形儿”的表情，服务员都哈哈哈大笑不止，还说父亲“你真逗”。就在父亲“进退维谷”时，有美术馆的老人过来解了围，带他上了楼。可能听到服务员窃窃私语，他就折返回去，笑眯眯地对服务员说：“再有人来说是郁风的爱人，你们可千万不要让他进去。那一定是冒充的，郁风只有我一个丈夫。”

爱“恶搞”的毛病到老没改。随着器官老化，医院成了父亲的长住地。一次进手术室，因血管有问题，手术没法做了。一回病房，就对迎上来的病房护士说：“我不合格，被退货了！”本来有点紧张的护士立刻大笑起来。一次午休，趁他熟睡护工小田去洗衣服。回来见他在床上看书，只见他眼盯书本，很严肃地对小田说，我刚才自己下地了。小田看看床的栏板还被捆着，栏板放不下去，他怎么可能下地？父亲说：不信你看看马桶，大便没冲。小田冲进厕所，出来时面无人色：“爷爷，你可别再吓唬我了！我不在屋里，你按铃叫护士！”

在晚辈眼里，父亲是好玩的老头。比如小孙女老缠着爷爷，让爷爷跟她玩，问：“干嘛老拉着爷爷不放呀？”答曰：“爷爷好玩！”爷爷听罢，皱着眉头笑起来。再比如，父亲住院时，护士都爱和他开玩笑，开得最邪乎的一次，是小护士趁他熟睡，拿起放在一边的毛笔，在他脸上画胡须，还在额头上写上王字。恶作剧后还放言：“今天太爽了！从来没这么爽过。”

　　不过，不要以为后辈会不把他放在眼里，父亲说要做一件什么事，甚至是想做一件什么事，只要能办，大家都会乐颠颠地去给他帮忙。

当心！小护士手里拿着毛笔呢！

　　父亲有个展览是在百雅轩办的，当时天已经很冷了，我已经劝住他不去了。然而，医院的刘主任找到我，说：黄老有这么个心愿，咱们就满足他一下，我和护士小王会陪着他一起去，我们带着药箱……这是父亲参加的最后一个个人展。

父母都是馋人，出狱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是自己下厨。特别是恢复工作以后，我们家伙食相当不错。主要是父亲掌勺。我那时在东四副食店当售货员，骑自行车三五分钟到家，午休回家蹭饭。父母朋友多，但是他们有“虐待”客人的习惯，只要一来客人，家里就没有好吃的招待——光顾聊天，忘记做饭。

一次中午回家，看坐一屋子人（当时屋子很小，来两三个客人就没地方下脚了），记得有艾青和他夫人，还有两位伯伯记不清了。朋友聊得高兴，竟忘了吃饭还要先做好。幸亏我知道家里存有挂面，还有鸡蛋，赶紧在一个炉子上烧水，另一个炉子做花椒酱油汁，煎了六个鸡蛋，給他们端上桌。最要命的是，席间，我父母和艾青伯伯他们大肆交流“被改造”时打扫厕所的经验，说得很细致，各有各的创造……幸亏我插过队当过知青，否则饭就别吃了。记得艾青伯伯说，同在“牛棚”的“牛友”曾放言：“我们敢于在你刷过的厕所里吃饭！”父亲还讲他在北大荒劳改时，进山伐木，午饭竟把熊粪当成冻硬的大麦窝头啃了几口。这些难以下咽的话题，竟然丝毫不影响他们的胃口，居然还说我做的面好吃。而我觉得，那天是我做得最难吃的面——用油瓶里仅存的一点油将将把鸡蛋煎了，然后干焙点花椒倒上酱油算是卤子，完事。 黄大刚原创

（未完待续）

为什么在庄严的宴会上扮鬼脸？没正形儿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