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旧事（四十一）

张广辉

六九年母亲与哥哥妺妹在北京留影，军人是我的堂哥。

　　文革形势混乱时，除了当权派们和所谓的黑帮们受到的冲击外，他们的家属和子女们也是惶恐不安，生怕发生什么不测的事情。父亲躲到成都后，通过成都办事处传来了信息（有点像过去的地下斗争哈），患难夫妻关键时刻见真情，母亲当即决定带着我和妹妹去成都探望父亲，留下哥哥看家。白沙距成都60多公里，现在一抬腿就到了，可那时的交通状况很差。我们一早在白沙搭了个便车，到灌县长客站乘车，下午一点多钟才到成都。当时的商店里空空如也，连口水都喝不上，母子三人又饥又渴，好不容易在办事处附近的小饭铺吃点饭。我记得十分清楚，要了一份豆花，三碗米饭，刚要吃饭，突然从门外闯进来几个荷枪实弹的造反派，领头的大喊一声，都别动，我们来抓反革命分子。突然一个持长枪的家伙，砰的开了一枪，当时的小饭铺都是三合土地面，子弹打的地下溅起的泥土喷了我们一身，把饭菜都污染了。当时把我们都吓傻了，所有的客人们都不敢吭声，现在想想这事，就感到当时的造反派就像威虎山上的土匪下山打家劫舍一般，我估计开枪这小子一定是走火了，因为当时他没有任何开枪的理由，幸好他的枪口是朝下的。等他们折腾一阵子并抓到那个反革命分子走后，我和妹妹才缓过神大哭起来，而母亲当时则表现得十分镇定，现在想来仍然让我钦佩不已。

年轻时的母亲。

年迈的、潇洒的老妈妈。

　　母亲一生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随军家属，平时都是生活在父亲的身影之后，相夫教子不显山露水，但当家庭处于特殊的社会环境中，父亲处境困难时，她立即就显示出她那种独特的胆魄和才干，特别是在文革社会动荡中表现的淋漓尽致。我们在成都探望父亲并给父亲带去了钱、粮票和换洗的衣服，我相信家庭的温暖和关怀，给予了父亲面对困难的莫大勇气。我们回到白沙家中，这时期，由于社会动荡，除了粮食还能正常供应外，其他的副食蔬菜以及日用物品都处于时有时无的状态。跟家属区的大多数家庭一样，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自救运动。一是解决父亲的烟荒问题，父亲那时啫烟如命，饭可以不吃，但烟不可一日无，可是市场上基本上买不到任何品牌的香烟。这时，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立即显露出来了，不知谁发明了土卷烟器，用木板木棍加一小块布条做成，到自由市场买来烟叶，把白纸裁成小条（后又有人专门裁制卷烟纸条出售），自己卷制烟卷。我们家也一齐上阵为父亲卷制。后母亲又不知从哪学来的方法，先将烟叶放在锅里蒸一会儿，喷点白糖水，烟叶蒸后比较软，把烟叶中的梗抽出，用菜刀把叠成几层的烟叶切成细细的烟丝，这样卷出来的卷烟，据说口感好，这种方法帮助父亲渡过了大半年的烟荒。二是开展种植蔬菜的生产，后期种植的蔬菜自己都吃不完，那时我家后院小厨房旁搭了个架子种了几棵扁豆，豆藤爬的满架子都是，把窗户都盖满了，谁想摘豆角吃都行。三是开展养殖业，养了一大群鸡鸭兔狗，兔子最多时30多只，父亲一回家就杀兔子改善生活。

我家在白沙的老屋，前后侧院都能种菜。

母亲一辈子喜爱劳作，八十多岁还能操作缝纫机。

　　由于对文革中父亲处境的担忧，母亲从成都回家后就病倒了，病情严重时感到天旋地转，躺在床上几天水米不能进，后经医生诊断为眩晕症。不知父亲通过什么方式认识了也在白沙住的武医生，伍医生个子不高，白白净净的脸上总是挂着热情的笑容。那时铁道兵调来的干部受到的冲击不小，许多人都唯恐避之不及，但伍医生不管这些，有段时间他经常到我家来为我母亲治病。他胳膊下总是夹着一个白布小包，包里有号脉用的小手枕，一包银针，一瓶酒精棉球。先为我母亲号脉，再扎上几颗银针，然后开处方并详细的跟我们交代煎熬中药的要领，在伍医生的诊治下，并随着部队的形势趋于好转，母亲的病情逐渐好了起来。但这个病也一直伴随到她去世，不过好在后期医疗条件好，犯病时也没有过去那么严重。从伍医生的身上，我看到了医者仁心，也看到了人心的善良，所以我想做人无论如何，善良是第一位的。我参军前还见过伍医生，我惊喜地发现伍医生竟然穿上了军装，崭新的军装和鲜红的帽徽领章影衬着伍医生显得十分精神，后来才听父亲说伍医生在文革中表现的十分优秀，又是个不可多得的中医大夫，被特批参军。伍医生退休后定居湖北宜昌，相信好人会有好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