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百年学脉与军医之路（第二章，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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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古都烟霞（下篇）

迁到北京，对陆军军医学校来说，不仅仅只是场所的改变，更迎来了培养体制上的一次质的飞跃。到京之后，军医学校开始对学生实施分科培养——在传统的医、药两大学科基础上，进一步分出了普通科、本科和研究科三个培养层次，以满足对不同梯队军医人才的需求。

1918年末，中国北洋政府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而洋洋自得，11月28日，北洋陆军在太和殿前广场上举行了盛大阅兵式。此刻，陆军军医学校也被陆军部慷慨地接到了北京，给钱给地。

“普通科”的培养宗旨是“养成普通医学药学之人才，并授以初等勤务必要之学术”，学制为医科3年、药科4年，并在军队实习3个月。招收的是中学毕业生及同等学力者——很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大学本科。

而军医学校的这个所谓的“本科”，培养目标则是“教授中等勤务必要之学术，并造就将来研究高等学术之基础”，学制半年至1年，招收的是前面的那些“普通科”毕业生，或者是国内各医药学校毕业的、经军队内部或卫生部推荐过来的人员。在这半年或1年里，学员要学习军阵卫生学、军阵防疫学、军阵外科学、军阵内科学、选兵医学、战术学、地形学、野战卫生勤务学等科目——从内容上看，很有点军事强化班的味道。

至于“研究科”的创立，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的教育宗旨是“就本科已有之学力上，授以高等勤务必要之学术，专业医学和药学学术研究为主，培养高等军医勤务和研究人才”，招收的学生须为“本科”毕业生，而课程“教授及实修课目不定，由教官授以问题并示以方法，令其研究”。也就是说，这其实是现代意义上的研究生制度。

后来，军医学校相继创建了军阵防疫、眼科、耳鼻喉科、司药四个研究所，选拔优秀毕业生、在职军医、司药人员返校研习，培养时间为两年，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研究生培养点。

在北京的陆军军医学校校舍

1919年2月初，军医学校的附属医院也搬离了天津，迁入北京朝阳门内北小街，并于12日发布广告，宣布自15日起开诊。医院对外开放内科、外科、眼科、皮肤、花柳五个科室，每次诊费铜元十枚，药费和治疗费另计。军人诊疗是免费的，只收挂号费二枚铜元。

然而因为医院地段偏僻，这个医院的就诊病人很少，长期处于门可罗雀的状态。

况且，学校和附属医院迁到北京后，迎来的也只是片刻的安宁。

北京时期的北洋政府陆军军医学校附属医院的大门

历史进入1920年代，北洋军阀之间的混战更加频繁。直系、奉系、皖系之间的战火甚至直接烧到了北京附近，战争中的大量伤员无处安置，于是军医学校附属医院被再一次强行征用，学校的教官和学生也被征去干活，正常的教学秩序已经荡然无存。

与此同时，各派军阀都对这间军医学校垂涎三尺，企图纳入自己的囊中。

但，这些都还不是最糟糕的。

北洋军阀的部队向京津集结，战火开始殃及陆军军医学校。

对一间学校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教研经费了。在李鸿章和袁世凯时代，由于两位强人的高屋建瓴，即便在困难的时期，也依旧能优先确保军医学校的日常运转无虞。

然而到了后袁世凯时代，北洋政府的高层如走马灯一般的换人，各届内阁无不依赖外国借款度日，仅有的那点税收、和外国借来的款项，除了被各级侵吞外，基本都投入了战争之用。根本就拿不出像样的财政经费来支持其他事业的发展。

陆军军医学校也不例外，从1920年开始，日常经费就已经不能按时从上面领到了。1921年4月8日的《益世报》上，刊载了这么一条新闻：
“军医学校近因财政困难，积欠教职员之薪金，已达五个月有零，教职员自己情愿遣散，另谋生计”……

“校内一文莫名，支持艰难，欠教职员之薪金尚不属第一难题，所最困难者，学生之饭食，向由学校供给，别下已有在陈绝食之慨”。

陆军军医学校附属医院的院机关办公楼，原址位于今天的军区总医院大院里，已经残缺不全

为了维持生计，教职员工们开始在校外兼职——或开诊所、或在其他学校教课——根本无心本职工作。还有的教员干脆不辞而别，投奔军阀麾下当军医去了。稍微有点责任心的老师，也只是在军医学校有课的时候，才从别处、甚至外地赶来上课，十分辛苦。

经费不足还导致学校不能按期招收新生。从1921年至1924年，军医学校的招生规模日渐缩小，甚至沦落向新生收取高额保证金。

这种惨淡局面，一直维持到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接收陆军军医学校为止——当时军医学校里只剩下医科三、四年级的学生各一班，一共才数十人。

北伐军进北京

因为缺乏经费，学校的行政管理也陷于荒芜。1921年12月12日傍晚，校内设施因疏于维护而突然起火，烧掉房屋多间。

1922年的春节快要来临的时候，学生食堂基本断了炊，军需官欠着外面的账款没钱还，躲了起来不露面。校长没办法，只得自掏腰包，垫付食品款，让学生们喝口热粥饭。

正值隆冬，学校里仅有的那点取暖煤炭也要烧完了，找陆军部也没人管。学生们饥寒难耐下，根本无心上学。据一位当事人记载：那年学员队里大伙都找借口逃离学校……
“年假回家，托故请假，来一封信就行。但是一回学校，决不轻易放出……住在学校里，也不上课……也不实习，整天没事作。近来有人主张请示办法，又有人主张请放寒假，终日议论，难得良果。学生方面只知无理由的服从，有什么意见万不敢发表。”

政坛上的军阀更迭速度眼花缭乱，军医学校的管理层也是频繁换个不停。校长全绍清，区区一介学者，被这几年弄得心力交瘁，再也无法支撑这种局面，于是借着到美国访学的机会，不告而别。

他走以后，陆军部先后任命了6个校长，每一任校长也都无力解决学校的困境。学生们斯文扫地，被逼上书大总统徐世昌及陆军总长，请求拨发经费。那封信字字血、行行泪，但无济于事。

1927年10月10日，北京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个“国庆节”

1928年6月8日，北伐军终于开进了北京城，奉系军阀则从朝阳门撤离。

朝阳门离陆军军医学校近在咫尺，可是奉军已经彻底把这个北洋小兄弟给遗忘了，倒是军医学校的时任校长鲁景文搭上了奉军的线，跟着张作霖逃往关外，丢下了学校和师生们自生自灭。学生们只得推举一名教官出来主持校务，直到8月，等来了北伐军接收代表。

中国历史上的北洋时代终于画上了句号。6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对内宣言》，宣布“结束军事”，“开始训政”；并公布了“励行法治”、“澄清吏治”、“肃清盗匪”、“蠲免苛税”、“裁减兵额”的五大施政方针。

作为北洋“余孽”的军医学校，此刻该何去何从？国民政府“裁减兵额”的大刀，又会不会砍向师生们呢？

北洋奉军与北伐军和平移交北京城，奉军一退出朝阳门，北京街头挂满新旗。

事实证明，这一次军医学校反倒迎来了新的生机。由于南京政府的蒋介石和众多军政官员都出自昔日北洋保定军校，自然是对系出同门的这所军医学校非常了解。而且蒋介石本人对军医工作的重视，也丝毫不在袁世凯之下。

就在北伐胜利、京津易帜后不久，南京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军政部”，蒋下达指示，对军医学校进行完整接受，人员全部留用，隶属于军政部陆军署军医司。

蒋介石还对军队医务工作进行了点评，认为当时的“军医不良，经理无方，军队要素三失其二”。蒋要求军政部对军医学校的条例和教纲进行修改，全面整顿和恢复学校的各项工作。

1930年代初，陆军军医学校的战地救护训练

第二年的10月，军政部军医司制定了《训政时期军医工作分配年表》，对促进军医教育、筹建陆军医院等工作进行了规划。明文指出：“最要、最急者其惟在军、兽医教育之改进发展。”

这一纲领出台后，军医学校的经费、资源有了稳定的保证，许多散落在外的教官、职员也开始陆续回到校园。

南京国民政府对军医工作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了北洋时代，军医学校也被寄予厚望。

1930年2月，国民政府又专门颁发了一个《军政部陆军署军医学校条例》，明确军医学校的宗旨是“掌管军医司药学员生之教育，并军医、司药之调查研究，及图书编译事项”。对军医学校及其附属医院的各职能重新进行了规划，人员配备比北洋时代更加全面、完整，还出台了严格的校纪校规。

当时陆军军医学校的学员宿舍

在学制方面，南京国民政府不仅完整延续了北京陆军军医学校的“普通科”、“本科”、“研究科”三级培养制度，还考虑到当时全国军医人才的匮乏，在原有三级学制（统称“学生班”）基础上又增设了一个“学员班”，用来对在职军医、司药人员进行培训。

这样一来，军医学校就形成了学生班和学员班两种培养模式，被赋予了更广泛的职责，可以提供学历教育、研究生教育、以及在职教育。从此，学校在培养更多数量人才的同时，也更加贴近作战部队。

军医学校的另一个重要变革，是将学生班的“普通科”（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本科）改为医科五年、药科四年。此外，还有一个明显有别于北洋时代的新生事物——全面开设了政治课，学习三民主义。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在沈阳向东北军发动进攻，几个月后，东北全境沦陷。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军医学校并没有机会投身于白山黑水的战地救护工作。反倒是当时的北平协和医院，动员了不少师生志愿者，奔赴古北口一线，积极培养战地医护力量。

这些举动，也为不久以后协和系大举接管军医教育、“英美系”取代“德日系”、并成为中国军医体制的最后赢家，埋下了伏笔。

“九一八“事变后，北京协和医学院组织的长城前线救护队，这些师生在后来的八年抗战期间，成为中国军医教育的中坚力量

九一八事件后担任军医学校校长的，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微生物学家和传染病学家严智钟。他的父亲严修，是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之一。

严智钟是地地道道的日本医学派，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回国后长期从事防疫工作，与全绍清、伍连德等人共事，曾经战斗在1910年东三省鼠疫、1918年绥远鼠疫的战场上，后来参与筹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方防疫机构——北洋政府中央防疫处，并兼任京师传染病医院院长。

1932年他被任命为北平的军医学校校长，开启了他的军医生涯，严智钟将在这个全新的领域，陪伴着军医学校的师生们完整走过十四年的抗战历程。

严智钟，中国近代杰出的防疫专家，陆军军医学校校长。1949年后曾任台湾大学医学院院长。

转眼就到了1933年，日本在华北的军事侵略日益加剧，此时海军部下辖的海军军医学校（北洋医学堂的一支发展而来）彻底停办。陆军军医学校继续待在北平，变得越来越危险。于是国民政府下令军医学校全部迁往南京。

这是学校的第二次大搬家。从此，军医学校彻底告别了平津故土。在她今后的岁月里，无论是辗转大半个南中国，还是从上海江湾一分为二，或留黄浦江畔、或去往台湾，都始终再也没有回到华北的土地上。

军医学校与普通的医学院不同，她的特定身份，注定了她不可能成为大时代里的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象牙塔。每一次历史风云的变幻、民族命运的跌宕，都会将军医院校推向风口浪尖。从1902年到1933年的三十年间，军医学校从天津到北京，经历了晚清与北洋时代的风雨飘摇，登上了防疫抗疫的世界舞台、也融入了中国社会变革的时代洪流。

军医学校即将离开北国的土地，来到江南。

那里有六朝烟水、有桨声灯影，更有关山万里的跋涉在等待着她。

敬请期待：第三章 石头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