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建藏行记（43）——杀年猪】

祥建藏行记

　　在农村，杀年猪是营造过年氛围的一个重要环节。2021年冬至刚过，母亲就打来电话，问我何时从西藏回来，喂的两头年猪都长到快300斤了。我知道，这是母亲提醒我该回家杀年猪啦！

挂断电话后，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孩提时代。小时候最期盼的就是家里杀年猪了。上世纪八零年代初期，农村刚刚经历土地下放到户，农民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一年到头很难有机会放开肚皮吃上几顿肉。唯有杀年猪的时候，大人才会让孩子们大吃一顿。那时候由于粮食不够，给猪喂的多半是田间地头的杂草，有时会在猪食里掺和一点玉米糠或是麦子的麸皮。因此，即使喂了一年的猪也长得并不大，能够收获一百多斤猪肉就是很好的年岁了。所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家里是划算了又划算。稍不注意，就很难熬到第二年杀年猪的时候。那样的话，得过很长一段没有肉吃的日子。对于正长身体的我来说，实在是一种煎熬。

尽管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但那个时候杀年猪的一幕幕依然不时地浮现在眼前。父亲有翻皇历的习惯，挑选一个适合宰杀的日子，然后去请屠夫（在农村一般都叫杀猪佬），约好后再请村里亲朋好友帮忙。杀猪的那天早上，天一般都还没亮，父母就起来烧水了。待屠夫和帮忙的人到齐后，就开始了杀猪。老家恩施有一个习俗，杀猪后会用火纸或是黄裱纸在杀口处蘸一些猪血，然后张贴在猪圈里，这就是传说中的“血财”，祈盼来年喂养牲畜平安顺遂。那天的我一直兴奋着，一想到有肉吃，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已离家开启漫漫求学路。为了筹措我的学费和生活费，父亲也成为了我们村的一名屠夫。每年农历十月初，乡政府都会召开屠宰工作会议，把全乡的屠夫集中起来，按照就近划片方式，划分每一名屠夫的屠宰范围。那个时候杀一头猪的工钱是五块。如果主家没钱给，可以用猪小肠折抵，猪毛也是可以换钱的。屠夫还得帮助乡政府收取屠宰税等各种税费。记得1996年冬天家里杀年猪后，母亲特地给我送了一大碗粉蒸肉到学校。一顿大快朵颐后，我连晚饭都没吃。

二十一世纪初，随着中央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推进，湖北省地方税务局于2002年6月印发通知，明确取消屠宰税。屠宰市场基本放开。父亲依然会为亲朋好友宰杀年猪。杀猪是个重体力活，随着年龄的增大，父亲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参加工作后，特别是回家乡的动车开通后，我每年底基本上都会利用周末时间回家，帮助父亲杀年猪，有时候还会邀请几个要好的朋友到家里吃杀猪饭。每次我都会带走不少猪肉，这些猪肉为我的小家庭节省了不少支出呢！

可是，让我悲痛的是，每年底陪父亲杀年猪的快乐时光在2018年冬天戛然而止。那年冬天，父亲因病离我们远去。2019年7月，我响应中央号召，进藏对口支援山南市公安局，对父亲的思念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母亲已经75岁，尽管我一再劝说老人家注意身体，不要再喂猪了。但是操劳一辈子的她，总是闲不住，每年都会喂两头猪。我深知，母亲一个人在家很孤单，也许喂猪是一种精神寄托。每天在给猪喂食的时候，如果猪槽里还有剩食，母亲便会不断埋怨，唠唠叨叨，仿佛聊家常一般。在母亲的一再催促下，办好休假手续后，我于元月4日从西藏赶回老家。

相比以前，现在杀年猪都是组团式，往往由四五个熟人组成一个团队，设备齐全，就连烧水的灶和锅都自带，主家只需要出一点柴禾把水烧开就行。团队分工明确，动作利索，基本上能够一个小时内就可以吃上热腾腾的恩施泡汤。随着社会发展，现在杀年猪的工钱已经涨到100元至120元不等。

母亲很高兴。两头年猪总共有500多斤肉。看着她笑得合不拢嘴的样子，我知道那是她有一种成就感而发自内心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