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刘汉丁

我的父亲

父亲在我的脑海里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印象，因为他在我7岁时就离开了人世，终年只有53岁。对父亲的了解更多的是母亲和兄长们的讲述。尽管如此，他那伟岸的身影以及正直不阿的人品性格始终伴随在我的身旁，直到现在也常在梦里与他相见。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短暂的父子情感有时竟然超越了我与母亲的情感，每每在梦里相见，总有抑制不住的兴奋，抑制不住的幸福，就像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感染着我，也许是在现实的人生道路上我太渴望有一位活着的父亲了吧。

据母亲讲，父亲也和我一样，也是在他7岁时没了父亲。

父亲生于1910年，有一个姐姐，爷爷去世时，奶奶只有29岁。好的是当时家境不错，爷爷为他们留下了几十亩地，几间瓦房还有牲畜等家产。爷爷的去世让这个家庭如同塌了天，一个29岁的小脚女人带着两个不满10岁的孩子，既是有地有房有牲畜，让谁来经营呢？谁能帮她撑起这个家呢？那时虽然推翻了清朝皇帝建立了民国，但旧的封建礼教压迫还很严重，特别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性，是没有权利选择另改嫁的。幸运的是奶奶娘家有两个亲弟弟，大的还没有成婚，二的成婚后又死了老婆，留下一个女孩叫桂花，家境特别不好。于是就让他们一起搬来一块过，既能帮助照看孤儿寡母，又能帮他们有个稳定的生活。

说起奶奶的这两位弟弟，即父亲的舅舅，我们的老舅，老大特老实、特能干活，老二是十里八乡有名的侠肝义胆英雄，特厉害，特仗义，曾经为打抱不平主持正义而打死过人坐过监狱。他体型魁梧性格率直，村里人既敬他又怕他。在这样两位老舅的帮衬下，家里的日子不仅没有因爷爷的去世而下滑，反而越来越好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优越的生活条件和老舅那威风八面的影响，把父亲和奶奶从艰难、痛苦、无奈带向了另外一个极端的方向。吃好的穿好的不说，还整天不干正事，奶奶迷恋于抹牌赌博，虽然不大赌，但耗时费神。父亲上了几年私学，调皮捣蛋也没学成什么名堂，倒是跟上老舅沾染了不少英雄豪气和富家阔少爷的恶习。。

几年后，奶奶在村里遇到了一位逃荒要饭的寡妇，经过说合与二老舅成了婚。奶奶便送给二老舅一些家什补贴让他带着老舅妈和桂花表姑姑回他的故地临汾西孔郭村了。后来不久大老舅也病故了，姑姑也出嫁到了曲亭村一李姓人家，父亲的依靠一个个全都走了。

父亲19岁时与母亲成婚，年轻的父亲没了老舅的依靠独撑门户。由于从小娇生惯养，吃不了苦，受不了罪，还爱耍一耍阔，自然不是过日子的把式。加上社会动荡，战乱不断，后来日本鬼子又来烧杀掠抢，一份好家业逐渐走向了败落。更不幸的是1944年的秋后，日本鬼子来到村里抢掠，在收藏物品的慌乱中，小脚的奶奶不慎摔倒，头碰到了桌子的角沿儿上，夺去了她尚还年轻的生命。

奶奶的死让父亲对日本鬼子怀有刻骨仇恨，这时的家境虽每况愈下，但保家卫国的抗战更急。为八路军捐物、捐粮，上战场抬担架、救伤员，这些后方的战事他都积极参与，绝不愿落在别人后面。

抗战胜利了，日本鬼子投降了，家境也败落到了无法糊口的地步，为度饥荒父亲到薄村比较富裕的老姑（父亲的亲姑姑）家去借面，不料发生了一件让他非常不愉快的事情。

老姑家招待他吃的是玉米面窝窝头，吃了饭借给了十几斤玉米面，父亲谢过准备回家，刚出村口遇见了老姑的亲家公，因为和父亲也是熟人，非要拉着返回家里坐坐，无奈有回到老姑家，结果这次热腾腾的白面膜端了上来，父亲一看，忽然觉得自己被人小看了，说了没几句话就要动身回家。走到半路上父亲泪如泉涌，一气之下把借来的面撒向了空中，并立誓永不与这位老姑来往，一定要奋发图强出人头地，决不能再受人小看。

人世间的事情就是这么奇怪，当你处在顺境中、富裕安逸时、别人会很看得起你甚至巴结你，而你自己也容易洋洋得意忘乎所以，没了斗志和目标。当你处于逆境中、穷困潦倒时，别人就会看不起你甚至欺负你，环境就会逼着你去奋斗、去拼搏，竭尽全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好像早就成了一条不变的定律，“物极必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皆是此理。

从老姑家回来，曾经的浪子回了头，父亲就像变了一个人，经过一番谋划和准备，从此挑起了凉粉担子，走街串巷的卖起了凉粉。晚上做凉粉，白天去卖，地里的农活也不能耽误，要么两天的活并作一天干，要么起早贪黑与卖凉粉穿插着干。母亲及两个大一点的哥哥自然也不能闲着，全家共同努力，不几年败落的家境又逐步恢复了起来，土地、农具、牲口、粮食基本能够自给自足，1950年农村划分阶级成分时，我们家被划为中农成分。后来有人给父亲开玩笑说“你要是再多浪荡几年，你家就是贫农或下中农了”,父亲笑答“咱既不剥削人也不被人剥削，中农就挺好”。

经历过民族兴亡和家庭兴衰的父亲，对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打心眼儿里拥护和支持，无论是解放前的农村土改运动还是解放后加入初级、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农村人民公社，父亲都是村里的带头人。更让村里人交口称赞的是父亲对教育工作的重视和执着。

解放前在家里劳动力极紧缺的情况下，父亲不仅送大哥三哥去地村三高读书（二哥12岁时因患感冒不治而故），而且把已过门的大儿媳也送去上学，每个月都会挑着小米去学校交学费和伙食费。

不仅对自家子女的教育重视，对全村的教育事业也十分热心，1950年村里办完小就是父亲动议并一手主持操办起来的。他商校址、筹资金、选教员、办手续，把家里能用的桌椅板凳都借给学校用。不仅让府底村，让邻村的娃们也都来这里上学。从府底完小毕业出来的学生，要么走向更高学府，后来成为国家的人才，要么留在乡村也是受人尊敬的有文化的人。到60年代，我们村就出了3个国家名牌大学生，其中我们家就有两个，三哥北京政法大学毕业，四哥山西化工学院毕业，还有邻居家的一个，毕业于山西医学院，这在府底村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父亲一辈子没有当过什么干部，唯一有过的官衔就是那个时期的村委会文化股长，他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的做好这一世间最小的职务，确改变了无数人的人生轨迹，这也是他一生最为之骄傲的资本。

父亲是一个农民，但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农民，因为他确实不简单。他虽有浓重的中国传统思想，但又思想活跃开放，易于接受新生事物，在府底村、在他的活动圈子里，凡事他都想冒尖带头，只怕“姑姑家借面”被人小看的悲剧重演。对子女的教育他从不娇生惯养，对子女严格要求到几乎苛刻的地步。家里墙上挂有一杆皮鞭，本是用来打牲口的确时而会落在儿女的身上，一提起这杆皮鞭，儿女甚至母亲都会胆战心惊。

然而他又确实是亲子女的，只是他亲的方式不同而已。他期望儿女能吸取他年轻时的教训，个个成才有出息，将来能成为家国有用之才。

父亲不仅仅只是有期望，他也把行动付诸于了期望的实践之中，他所以能把家里的好土地换成沟里的孬地，能把好好的瓦房卖掉，到沟里挖窑洞住，全是为了腾出钱来供子女上学。他之所以能把儿女长成一个送出去一个，长成两个送出去一双，连儿媳妇也一样培养、一样送出去，甘愿独自一人在家忍受百般苦累，是他作为父亲最无私最负责任的选择。在他逝世前，他已有两个儿子在北京，一个是解放军的军官，一个是北京政法大学的学生，还有一个在太原念大学，一个在临汾读师范，家中还有两名初中生，村里人都说我们家是“文化家庭”“革命家庭”。

1961年，大哥二哥接父亲去北京看病，他在天安门前注视着毛主席的像，像是见了亲人久久不愿离去，他说：“我一介草民，做梦也不会想到会到首都北京毛主席跟前来看病”。他上午把羊皮大衣丢失在了天安门后面的凳子上，下午去找，还在原处未动，他感慨的说：“路不拾遗，这社会真好”。此时的他虽然已是重病缠身，但他依然感觉是幸福的。

1962年农历 4 月13 日，父亲没能战胜癌症病魔，与我们阴阳相隔了。他的离去成了母亲、他的子女、这个家庭永远的伤痛。散文家朱自清的父亲给他留下的是“背影”，我父亲给我们留下的是他作为父亲的责任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