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光辉岁月

海马

2021年双十一那天，我突然记起这是人民空军成立72周年的纪念日。不由得想起离开我们半年了的父亲和他生前引以为豪的空军生涯。于是尝试梳理记录一下父亲为我国空军早期建设付出的艰辛，追随他的足迹，回忆峥嵘岁月，怀念老兵父亲。

1929年1月，父亲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周王庙镇新民西村（现周王庙镇长春村），原名苏少江，因出生时有8斤重，故小名“八斤”。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大旱，民不聊生，父亲说他曾在村前这座小池塘里抓乌龟果腹。 由于家境贫困，父亲在他6岁（1935年）时被卖给杭州海月桥宋家，改名宋清华。因为他那时不肯改口叫宋老板“爸爸”，所以当时他并不那么受待见，名义上是做儿子，实际上是做童工。好在8岁那年让他去读了一年书，但后来就失学了。至1937年底日本鬼子打到杭州，宋家避难绍兴、兰溪等地，由于生活困难，宋家让他到兰溪铁厂做童工，随后铁厂被日军占领，父亲逃难时从此与宋家失散，于是一个人流浪在兰溪、开化一带，为了糊口他曾经捡过破烂，偷过桔子萝卜。在兵慌马乱的日子里他居然侥幸活到了成年。后来在常山肥皂厂做学徒，给地主当长工，在庙里当伙夫，1948年1月，为了能吃上饭和躲避国民党军抓壮丁，父亲在常山西峰寺出家当了和尚，并到南海普陀山受戒。随后在杭州海潮寺挂单。7月份的时候，国民党在杭州招收伞兵，听说待遇高，主动去当兵不会像被抓的壮丁那样吃苦头，于是父亲报考参加了国军伞兵三团。伞兵部队最初由杜聿明于1944年在昆明创建，划分为一、二、三团，隶属陆军总部。伞兵军官都是国民党中级和高级军事院校的毕业生，全套美式装备，因而成为国军的特种嫡系机械化部队。蒋介石曾将这支部队用于两广、湖南等地的对日作战。日本投降后，伞兵司令部由昆明开往上海，而后调驻南京，内战期间加入徐州战区与解放军作战。
伞兵部队是国民党的嫡系精锐部队，杭州招兵时要求新兵具有初高中以上文化还要求懂外语。由于条件太高一直没人报名，后来只好降低条件，只要写一篇自传就可以了，就这父亲还是托同伴写了一篇交上去，居然被录取了。7月份父亲和同伴穿着袈裟来到军营，当时的杭州《东南大众日报》上还发表了一篇《两青年僧戡乱从军，易去袈裟换上戎装》的新闻。凭着这篇报道，周王庙苏家才得知了父亲的下落，父亲也才知道自己原来姓苏。
8月份，父亲在南京岔路口军营受训，成为三团八连的一等兵，第二年升为上等兵。11月，父亲被派乘运输机在淮海战场上空进行空投，倒是借此机会第一次尝到了罐头和饼干的滋味。随后他们驻守在上海浦东一带。
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伞兵第三团于4月13日奉命从上海黄浦港码头乘“中” 字102号登陆舰调往福建。这就是父亲曾乘座过的“中”字102号坦克登陆舰。 这个团的中共地下党员刘农畯、周其昌、李贵田、孟虎、陈家懋等人，根据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指示，策划举行起义。在航行途中，时任团长的刘农畯与其他人员起草了一份由国民党国防部下达的要他们北上去青岛（当时尚未解放）的假电报，命令登陆舰的舰长改变航向，向北航行。尔后，他们勇敢机智地争取全体基层官兵参加起义行动。14日，刘农畯率领全团官兵2500余人宣布起义，15日在连云港登陆，胜利到达解放区。起义那天晚上，父亲和大多数下层士兵一样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第二天早上看到舰艇是向北航行，随后团长派发起义传单，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们团长把我们带到共产党那边去了！”父亲当时很是惊讶。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对国民党伞兵官兵的起义十分重视，在18日给起义官兵的复电中，热烈庆祝他们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希望他们“努力于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学习，为建设新中国的新伞兵而奋斗”。随后这个团改编为华东军政大学伞兵总队，由刘农畯任总队长。伞兵三团起义的故事，后来出过小说和电视剧《她的代号白牡丹》。（下图照片应该有父亲在内） 伞兵三团约有一半人（1200人）加入了解放军，其中大部分改行当炮兵（参加了抗美援朝），最终能够成为解放军伞兵的只有380人左右。
起义部队在江苏海洲经过几个月的政治学习，1949年11月，回到南京岔路口，成为华东军政大学的学员，学习《新三民主义和旧三民主义》、《两种不同的军队》等。 1949年下半年，我国大陆基本解放，蒋介石率残部退守台湾。为了彻底解放全中国，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毛主席关于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的指导思想和解放台湾的需要，认真考虑了组建空降兵的问题。人民空军成立的时间是1949年11月11日，空军仅有缴获的少量飞机，但是我们建设强大空军的决心却是非常坚定的。因此空军成立后不久，组建人民军队的伞兵也就顺理成章了。
1949年8月，中央派刘亚楼赴莫斯科，与苏联有关方面商谈帮助我国建立空军时，就组建伞兵问题进行了磋商。8月18日，刘亚楼电报请示中央：“为准备攻占台湾，伞兵登陆对从海上登陆作战可能发生大的作用，建议军委准备组织伞兵。如果可以，则准备向苏联同志提出订购运输机和降落伞，并请其派顾问和教员。”次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11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起草了组建空降兵部队的决定。
1950年初，中共中央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先组建一个伞兵旅比较合适。1月，已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再赴莫斯科，就组建伞兵问题与苏联政府进行具体商谈，并于2月15日向苏联聘请顾问41名，订购德-乙型降落伞300具，为新中国伞兵的组建创造了条件。4月17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命令，抽调人员组建空降兵部队。根据空降兵处于敌后独立作战，必须具备英勇顽强、机动灵活素质的特点，要求从各军区、野战军抽调一批战斗英雄和模范班、排干部组建空降兵。5月27日又电告各部：如确难按条件抽调，其不足者，可以一、二等功臣补充，如仍不足时，则按政治可靠、身体健康、战斗勇敢、表现好等条件，从战士中补选。空降兵部队领导机构的组建，要从有指挥作战经验的步兵师团营领导干部中选调。7月17日，中央军委正式确定空降兵部队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陆战第一旅”。26日，旅部领导机构在上海组建，并召开机关成立大会，8月1日移驻河南开封。全旅实编5000余人，其中，党员占88%，战斗英雄、模范、功臣占33%，直接参加过战斗的占83%。
9月17日，陆战第一旅在开封营区召开成立大会。会上，宣读了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发来的贺电、贺信。第三野战军副参谋长周骏鸣代表中央军委给空军陆战第1旅授军旗，旅长王建青代表全旅指战员进行了庄严宣誓。从此，新中国有了第一支空降兵部队。后来，9月17日被定为空降兵诞生纪念日。 9月27日，中央军委决定，把原国民党伞兵第3团起义后改编而成的华东军政大学伞兵总队全部人员调给陆战第1旅，作为技术骨干，其中有刘农畯等30余名干部、包括父亲在内的350名战士。父亲也因此成为我国第一批伞兵，编在陆战第1旅一营一连。
部队成立了，可是条件很艰苦，当时只有一些旧的苏制伊尔12运输机和少数缴获的美制C46运输机。当时我军的伞兵是师从苏联的，其头戴仿苏式伞兵帽、手持50式冲锋枪的形象是非常威武的。当时建造了一座88米高的伞塔用于训练，也被称为是“亚洲第一塔”。 1950年9月29日，空军陆战旅参加首批跳伞的62名官兵全部安全着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批完成伞降的伞兵，实现了“从天而降”的梦想。 经过10个月的突击训练，部队作战能力达到可以将配有重机枪、迫击炮、无后坐力炮等武器、200人左右的1个加强连空降到敌后执行作战任务。
1950年11月，父亲因表现好荣立四等功一次，1951年1月和4月父亲因学习成绩优良，荣立三等功二次。
1951年9月，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共青团）。 这是父亲在空军陆战队时期的照片 1950年12月，空军陆战第1旅改称为空军陆战第1师，后又改称伞兵师、空降兵师。196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军军部及其44、45师和该师一起，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第15军。
解放军第15军就是在上甘岭战役打得艰苦卓绝，打出军威国威的那支光荣部队。1952年11月2日，15军45师与战斗素质远远超过美军其他部队的王牌精锐第187空降团（原隶属美军精锐部队第82空降师505团）在597.9高地进行惨烈争夺。电影《英雄儿女》中手持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的英雄王成，原型就是45师战士王万成。45师以自己伤亡190人的代价，歼敌1500余人。这支后来的空降部队还在步兵时期就打败了自己的美国同行。由于15军的赫赫威名，1961年，空军司令刘亚楼亲自选定第15军军部及其44、45师和空军陆战第1师一起，组建解放军空降兵第15军。

1951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周年典礼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在这一年的阅兵式上，一些新兵种亮相。这其中包括伞兵部队，火箭炮部队，防空兵部队等；父亲多次自豪地说过当年他背着降落伞包，踏着正步走过天安门前。参加检阅的伞兵每人都有一枚一九五一年国庆纪念章。

1950年7月13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空军司令部。8月20日，以东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和辽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辽西军区供给部等单位为基础，在沈阳成立。东北军区空军机关成立后，根据国土防空和参加抗美援朝作战需要，迅速组建部队。1950年10月～1952年8月，先后组建2个空军军部、6个航空兵师等。
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首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大量优秀的飞行员和各种专业技术人员。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军只有一所在解放战争初期建立的东北老航校，它不仅规模小，而且条件简陋，远不能适应迅速建设人民空军的迫切需要。
“建军先建校”。1949年10月6日，中央军委批准了创办6所航空学校的方案。为此，空军派出专门工作组，会同先期来华的苏联专家分赴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考察，提出了航校校址选定方案。10月底至11月中旬，中央军委先后审查批准，分别在哈尔滨和长春建立2所轰炸机航校，在锦州、沈阳、济南和北京建立4所歼击机航校。为充分发挥原老航校留下的人员和装备的作用，中央军委又批准在牡丹江再建一所运输机航校。12月20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将上述航校依次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至第七航空学校。从中央军委1949年10月6日正式批准创办6所航校开始，经过50多天的紧张准备，6所航校于12月1日同时开学。以“东北老航校”为基础的第7所航校也于1950年1月5日开学。
到1953年底，初步形成培训歼击、轰炸、运输机的飞行人员和各类机务人员，以及航空兵部队中级指挥员的航校训练体系，为空军部队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航空学校学员的选调，直接关系到航空兵部队人员素质和战斗力的提高。党中央、毛主席对此高度重视，向各野战军、各大军区发出指示，要求从陆军作战部队和各地军政大学中选调政治可靠、经过战斗锻炼、身体健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年轻连排干部到航校学习。经过各野战军和各大军区严格挑选，空军全面复查，首批接收飞行学员930名，地勤学员1980名，这批学员绝大多数是工农出身并经过战斗锻炼的连排干部，其中不少是英雄模范人物。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空军持续从全军选调飞行员，父亲于1951年12月，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航空学校第四期甲班学习，开始了他的飞行员生涯。
空军第三航空学校前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驱逐机学校，1949年12月1日在东北老航校飞行二大队基础上，组建于辽西锦州。同年12月20日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航空学校，1976年6月1日改称空军第三航空学校，1986年6月9日改为空军第三飞行学院。
第三航校首任校长陈熙，原东北老航校二大队大队长；首任政治委员王学武，原三野第34军100师政委。
空军第三航校，在建校初期的培训飞行训练中，创造了“六最”的好成绩。即：在空军六所新组建的航校中最早开飞，在空军六所航校中最先放单飞，在空军四所歼击机航校中毕业学员数量最多，在空军四所歼击机航校中训练速度最快，在空军四所歼击机航校中飞行事故最少，在空军四所歼击机航校中学员淘汰率最低。第三航校的突出成绩，受到了空军首长和机关的称赞。
在训练工作中，采用“速成的、分散的、部队性质的”训练方针，从速成班到三期乙班，共培养出空地勤学员3643名，其中毕业飞行员738名，适应了组建新部队和抗美援朝作战的需要。
现在想想真是真心佩服我国的第一代飞行员们，他们大多数连小学都没读完，跟苏联教官又有语言沟通障碍，却能在几个月内掌握复杂的航空理论知识，随即升空作战，真是了不起！
父亲也是如此，小时候仅读过一年书，后来只是在军大政治学习，而在飞行课程中，居然能取得全优的成绩，令人叹服！ 在第三航校，父亲飞过雅克-18、雅克-11、雅克-17、米格-9等机型，总共起飞565架次，飞行时间93.5个小时。完成了“航线空域编队、高空单机攻击”等科目。当时的飞行鉴定上说他“飞行中动作主动大胆，空中较灵活”、“飞行技术较好，尤其是基本驾驶术较巩固”。 这张照片家里没有，其中肯定有父亲，但难以辨认出来。前排左1有点像。 下图是当年航校的毕业证和空军司令部发放的飞行编号通知。 第三航校部分苏联教官和学员的生活照和父亲在飞机上 家里的这把苏联饭勺，应该就是那时保留下来的，可惜上面的俄文不认识。 因战争需要，1953年6月12日父亲提前毕业，进入空军21师61团二大队六中队，正式成为战斗机飞行员。这是空21师的徽章“飞虎啸长空”。父亲在他的《离休感怀》一诗里，有一句“一声春雷万众欢，号称飞虎出深山”，便来源于此。 1985年第三航校给他补发的大专毕业证书上特意注明：战争需要，提前毕业。正常毕业就是大学本科了。 1953年9月，经空军第四军政治部批准，父亲改名为“苏飞”。同时定为正排级。 空21师奉中央军委空军司令部参日戍字374号命令，1951年11月1日，在上海大场机场由三野和华东军区抽调组成空21师，下辖61、63团，师长蔡园，政委杨斯德，装备米格-9飞机79架，12月8日开始飞行训练。1953年6月，进驻上海虹桥机场，8月，61团进驻杭州笕桥机场，10月转回虹桥，10月新成立空62团。
印象中听父亲谈起过他曾驻扎在上海和杭州。这时父亲已和周王庙老家联系上了，据堂兄说，当时父亲从杭州回老家探望过。
1954年8月，空21师由上海调防沈阳东塔机场和吉林省东丰机场。父亲所在的61团进驻沈阳东塔机场。1955年1月18日接收旅大地区苏联空军军事装备，空21师接收驻三十里堡机场苏联空军师装备，由米格-9飞机改为当时最先进的米格-15比斯飞机。1955年11月，空61团参加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
由于空21师并未参加抗美援朝作战，而父亲说他曾在鸭绿江上空驱离美机，从时间和现有资料推算，他应该是1954年8月以后，在空21师进行战斗值班时与美机遭遇，由于此时已经签订停战协议，双方对峙后，美机离开。
1955年12月，父亲奉命调入空6师16团三大队，任飞行员。
1950年11月20日，以独立步兵第170师师部及508、509团团部为基础，在辽宁鞍山组建空6师，下辖第16、17两个团（空17团于1951年1月13日改称空18团）。
1951年2月11日开始飞行训练。同年4月19日，接收苏军驻沈阳1个空军师的装备，计有米格-9飞机58架，雅克-11飞机2架，雅克-17飞机5架，通信机2架，7月改装米格-15飞机60架。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以东北军区空军基地为依托，分批参加抗美援朝作战。空军第3、第4、第6、第8、第15师先后参战，击落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飞机229架、击伤72架。
1951年12月8日，空6师由沈阳东塔机场进入中朝边境安东大东沟机场，42名飞行员，52架米格-15战斗机，参加抗美援朝作战。1952年3月13日，该师回到二线休整。1953年1月28日，该师第2次参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空6师两次参战，共击落敌机26架，击伤敌机5架，共计击落击伤敌机31架。被击落飞机28架、击伤19架，牺牲飞行员15名。空6师几乎损失了一半的飞机，对抗结果可谓相当惨烈！
1953年7月27日签定《朝鲜停战协定》，抗美援朝胜利结束。现在估计，可能是1953年下半年起空军司令部从其他部队抽调飞行员给空6师，以补充战争损失的人员和飞机。父亲进入空6师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结束，所以他没有得到抗美援朝纪念章。
1954年2月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常务委员会召开联席扩大会议，决定组织“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董必武为团长。2月17日前后分赴各地慰问解放军，并颁发铜质纪念章。共发行400万枚。 1954年8月，空6师调驻上海市，担负要地防空任务。1954年11月1日，空6师18团及空9师师部和空15师45团接收苏军于安东地区洪屯的师部和所属两个团的装备。随后16团参加了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
1955年3月，空6师调回辽宁旅大市周水子机场，接替撤走的苏空军师，担负旅大地区的空防任务。在这里，父亲迎来了家庭事业双丰收。
1956年，经空三军干部部批准，授予父亲少尉军衔。
1956年11月，父亲在空6师因保证三年安全，获军旗前照像奖励并出席师积极分子大会。可惜家里没有这张照片。12月，成为中共预备党员，遗憾的是在1957年大鸣大放运动中他毫无顾忌地提意见，结果在1958年被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
1956年12月22日，父亲娶了母亲——大连渤海湾一个漂亮的渔家姑娘。 小时候听父母说道，国家培养一个飞行员要花费和他同等重量的黄金，因此，飞行员可以说是相当金贵的，不仅单独吃空勤灶，就连上街都有战士保护，生怕有所闪失。50年代一个普通士兵一天的伙食费是4角钱，而飞行员的生活费是一天4元多，此外还有专门的营养师，每天为他们准备菜谱，算营养成分，把他们喂的壮壮的，哪怕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们也没降低伙食标准。说起空勤灶，小时候可是“仰慕已久，无缘一吃”。不光是我，我们全家都是如此，当时我爸太正统，最多就是带几块苏联巧克力，苦苦的一点也不好吃！
那时的父亲还是挺帅气威武的。 在空21师和空6师期间，父亲飞过雅克-11、雅克-17、米格-9、米格-15比斯和米格17，完成的科目有：中队、双机在低空、高空协同动作；航行攻击并照相；空战、最高高度14000公尺；大队编队、中队攻击；中队、双机和中队在不同的高度编队；一般气象条件下完成战斗任务等等。这些是他飞行员时期的照片。 1957年2月，因创优运动成绩优良，父亲荣获空6师政治部“二级优等射击手”荣誉称号并受通令嘉奖。
在空6师期间，父亲曾驻扎在辽宁周水子、瓦房店、普兰店等机场。飞机也从米格-15比斯变成了米格-17，也就是中国第一代歼击机歼-5的前身。1958年4月姐姐出生在辽宁大连469医院。
1959年3月10日，空6师师部率空16团进驻福建连城机场轮战。1966年4月，为加强西北地区防空力量，空6师调归兰州军区空军建制。
记忆中没听父亲提到过入驻福建。父亲是在1959年3月调入第七航校第二训练团二大队，任飞行教员，后任训练参谋。他又一次避开了实战。
第七航校于1949年11月18日由军委批准，以原东北老航校驻黑龙江牡丹江旧址为基础组建的，1950年1月5日开学。教官和技术人员多数是日本人，是一所培养歼击机飞行员的飞行学校。当时我妈带着我姐随军，住在牡丹江兰岗民和村。
1960年5月，经第七航校政治部批准，父亲晋为中尉军衔，提为副连级。
1963年我出生时，我们一家是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富裕县一个叫二道湾的机场，属第七航空学校第二独立训练大队（二道湾初教团）。我妈当时在军人服务社工作，当理发员。我出生时父亲从空勤灶借了60个鸡蛋，算是给我妈的营养品。同年12月，经空军政治部干部部批准，父亲晋升为上尉军衔。
二道湾机场位于二道湾镇以南5公里、富裕县城以北20多公里，人烟稀少，是个一望无际的天然大草原，冬季积雪长达七个月，经常零下三、四十度，是真正的苦寒之地。
这是当年的机场和飞行大楼。 国产初教5型飞机，是飞行员的摇篮。 营区西边有一个地方号称火车站，没有站台也没有人值守，更不用买票，其实只是一个方便军人及家属上下的一个临时停靠点，停车时间最多1分钟。记得小时候妈妈要带我和我姐到齐齐哈尔转车去大连，刚把我姐抱上车，火车就开了，我妈一看我还在下边，一咬牙就从火车上跳了下来。
机场没有围墙、铁丝网，但是有岗哨，最近的54号村也在3公里以外。那时生活条件很差，除了飞行员外都是吃粗粮，高粱米、大碴子、白菜土豆冻豆腐，过年才有二斤白米。
下图是营区的运动场和团部门口。那个滚轮和旋梯我还有点印象。 1964年6月，父亲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5年5月，父亲升为行政19级。
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狂热时期，加上中苏关系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各地都在备战备荒，我们都参与了挖猫耳洞的工程，为了防原子弹。按照毛主席建设“大三线”、准备打仗的战略布署，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空军第十航空学校。1968年4月，空军最晚的航校----第十航空学校成立，由两个飞行训练团组成：原空军四航校齐齐哈尔三家子飞行团（雅克-11中教机）为十航校第一飞行训练团，原七航校二道湾团（初教五初教机）为十航校第二飞行训练团，校部建在齐齐哈尔。父亲也因此转入十航校二团二大队，任训练参谋。下图是父亲（右二）在二道湾和他带飞的三个学员的合影。

1970年5月，十航校第二飞行训练团从黑龙江省二道湾机场调往云南省昭通县（现已改为地级市）。二道湾机场从此荒废。
十航校二团第一任团长孙凤柱（下图右一）和原七航校二道湾独立大队（二道湾团）的部分骨干。 对于孙团长我没什么记忆，但记得团长夫人——浓眉大眼一口京腔的肖瑞琴肖姨，她待我们极好！经常给我们送些吃的。记得有一回送了一饭盒猪肚，那个香啊，至今难忘！他的两个儿子，特别是小儿子和我差不多大，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嘎拉哈、溜冰、抽陀螺、钻地窖（部队菜窖）。

当时正是文革时期，二团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随军家属也成立了业余宣传队，经常演出，我妈也是宣传队的一员。下左图是宣传队外出巡演前在机场气象台前合影，中间站立的最右边的女队员就是我妈。右图后排左一是我妈。 由于我妈工作表现出色，被评为1967度“五好家属”、1968年度“五好职工”和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应该是在1969年夏天，因父亲反对“突出政治”、“从快从简”培养飞行员的林彪极左路线，被批为“活命哲学”，先是被勒令停飞，到水稻田去种了一段时间水稻。然后在1969年底“清队”运动时，借口他曾参加国民党军队有政历问题，被贬到辽宁金州沈阳空军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成了一名拖拉机驾驶员。我们全家也离开了二道湾搬到辽宁金州（现大连市金州区）。 1971年5月，父亲被安排复员（八十年代落实政策改为转业），回到浙江海宁，在海宁县农业机械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至此，父亲23年的空军生涯划上了句号。
父亲的飞行座右铭：剑胆琴心。从1952年开飞——1969年停飞，十七年的飞行生涯，飞过雅克-11、雅克-17、雅克-18等教练机、米格-9、米格-15、米格-17等战斗机，飞行1600多小时，飞过复杂气象双机穿云、高级特技、空、地靶等课目。调入航校后，带出六期学员。十七年来，父亲曾多次排除空中险情，但他和他所带飞的学员没有发生过一次飞行事故，没有摔一架飞机，除训练外，没有跳过一次伞。最为惊险的一次是他在返航降落时，飞机的起落架卡住了，不能完全放下，多次盘旋后，父亲决定冒险加速旋转，利用离心力把起落架甩出来，这样操作很可能会使飞机进入螺旋状态，而一旦在低空进入螺旋，后果不堪设想。好在他福大命大，最后安全着陆。
九十年代，父亲在大连星海公园，再次重逢自己当年的老战友----米格15。 在父亲的空军生涯中，维护了祖国的领空安全，培养出多名飞行员，他把最美好的年华贡献给了新中国空军的建立和发展，即便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心中仍然对空军充满热爱。他一直希望有一天能重返蓝天。1970年3月在金州五七干校时，他曾填词《沁园春·海》，写道：

我驭铁牛，
锐气不减，
心怀祖国，
放眼世界，
时刻听从党召唤，
上蓝天，
卫锦绣河山，
奋勇向前。

我和姐姐学会的第一首完整的歌是《我爱祖国的蓝天》，当年部队每一次联欢晚会父亲的保留节目都是独唱《我爱祖国的蓝天》，直到晚年，他最爱唱的歌依然是《我爱祖国的蓝天》！

“洞两六六八，现在可以起飞！”。

2021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