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华的美篇

陈建华

《以父亲的文字纪念父亲》

去年底的某一天，向来反对我收藏“废铜烂铁、老书旧图”的母亲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收拾屋子时找到一些你老爸以前的个人资料，你过来看看你要不要，不要我就扔了，老放着也没什么用”我说先不忙等我看看再说。看到这袋资料里多是父亲以前的一些工作文件、工作计划安排、会议发言稿等内容，除此之外的两份手写稿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份应该是1988年贵州电视台建台二十周年之际，接受约稿写给电视台的纪念文章（不知何种原因此稿未能交用），另一份则是他自参加工作以来的个人工作总结，内容中有贵州电视台建成初期的工作情况和设备情况，还有1971年他作为中国专家组参加援建阿尔巴尼亚国家电视台的情况介绍。

1988年（戊辰龙年）对父亲来说，是有着美好记忆亦是心情大好的一年，这年的7月1日是他亲自参与创建的贵州电视台20岁的生日，而1个月前的6月1日又是他的大孙子出生，让其成为爷爷的喜庆之日。

我静下心来一字一句地品读着父亲30多年前写下的这些文字，被文章中的故事内容深深打动，真切地感受到了父亲在贵州电视台的创业过程中做出的贡献和付出的辛勤汗水。

贵州电视台筹建之初正好处于我国一个特殊的年代背景之下，在政形势的影响下、在外界和内部的压力干扰下，让筹建工作的开展变得极其艰难，无数次面临夭折。最后在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机智顽强的斗争中，1968年7月1日贵州电视台最终还是在艰苦困难的逆境中诞生了（原支持办电视的李正瑞台长文革中被打倒了，父亲也被说成是李的红人受到一些牵连，只因他出身革命烈士家庭，实在是“根正苗红”才免受到一些伤害）。父亲在文章中描述很多争论、争辩的斗争场合时，只是笼统的提到了“造反总部”一些人等，并未提及具体人的名字，也许是意识某些当事人都还在工作，避免给他人带来不好影响，也有可能正是这个原因让他最后不愿将此文公开吧。作为子女，对于父亲哪一辈老电视人的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始终充满敬意，为他们骄傲。

2022年正好是父亲离开我们的第十个年头，突然之间冒出一个想法，就是将父亲留下的这些不曾公开的文字做成一个“美篇”，这也将是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对他的原文基本沒做改动，只是将他“个人工作总结”中所写的，贵州电视台初期情况和援建阿国电视台情况的两部份内容合并了过来，并按照他的习惯方式，帮他配写了两个小标题，1.《艰难起步攻艰克难》、2.《援阿建台始末》。

父亲的原文如下：

今年七月一日是贵州电视台建台二十周年。二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短暂，但在人生的道路上却是一个不短的历程。由于自己亲身参加了贵州电视台的建设，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因此对二十年前建台初期贵州电视台所曾走过的一段坎坷的路及经历的一场复杂的斗争，直今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现把我印象较深的几件小事介绍给大家，以作为我献给贵州电视台建台二十周年的小小礼物。

一、乐接新任务

一九六六年的五月份，我刚刚从遵义参加“四清”工作归来，正在等待安排新的工作，一天李正瑞同志（当时的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突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他在北京见到了李立同志（当时的贵州省省长），谈起了我省办电视的事，李立同志很感兴趣要我们马上着手办。李正瑞同志的意见是要我负责抓这件事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因为我在学校就是学电视的对电视有着特殊的感情。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在广播电台科研室工作时，虽然搞了两年的电视研试，后因国家经济经济困难被迫下马了，以后就一直在中波发射台工作和在技术训练班教书，现听说又要搞电视了，当然很高兴因此就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二、艰苦的旅程

我们要到北京去订设备，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红卫兵正在全国串连社会上的治安形式也较乱，为了安全起见我要求再安排一个同志和我同行，领导同意了就叫王英武和我一起去北京。我和王英武同志到了火车站，人来人往的车站熙熙攘攘，人的密度不亚于上海的南京路，使人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我们俩个拼命地挤到了列车门口，上车的人就像冲浪运动一样一浪接着一浪，我和王英武几个回合下来就感到吃不消了，实践证明冲上去是没有希望了。于是我就和王英武说，我们还是改天再去吧，王英武说天天都如此。这时我们发现很多人都是从窗户往里爬看来我们也只有打这个主意了，他先是把我推了上去然后我又把他拉了上来，两个人总算都上去了。

　　当时的火车是不卖票的因此也就没有固定的坐位，车箱里挤的水泄不通上车后想移动个位置都困难，我和王英武同志就只好挤在厕所的门口。这个位置虽然空气不好，但也有个好处解手比较方便，当时坐车解手都是个难题因为车上人实在太多了有时连厕所里都挤满了人，幸运的是上车前我们还买了点吃的东西否则连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贵阳到北京本来只有三天两夜的路程，由于列车一再晚点到北京时已晚点了十几个小时，因此差不多三天三夜才到北京。三天时间我们滴水未进脸也没有洗，因为车上没有水供应下车又怕上不去了，因此就一直在厕所门口呆了将近三个昼夜。好在当时还年轻还挺得住，三天的旅程虽然艰苦，但终归是顺利地到达了北京。

三、订货和退货

名义上是我们两个人去订货，但刚刚到北京，电台一个人也跟着赶到了，说是和王英武两个人一起去“上访”，“上访”在当时也是个“硬任务”，我当然不敢阻挡，因此他们就忙他们的事情去了订货的事也就落在了我一个人头上。当时我们住在虎坊桥附近李铁拐斜街（现在的铁树斜街）的一个招待所里。先是到了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广播电影电视部的前身，下同）了解了一下情况，据介绍，北京广播器材厂正在生产一套全半导体化的四讯道黑白电视中心设备，这套设备是清华大学为我国援外工作开发设计的，据说是援助印度尼西亚的，后因和印尼关系恶化中央取消了这个援外项目。

　　当时想买这套设备的除了贵州外还有内蒙和青岛市。内蒙当时正值自治区建立十周年，想把建立内蒙电视台作为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献礼项目，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内蒙闹得比较厉害，领导也就没有心思办电视了。剩下的就是我们和青岛市了两家都想要，后来只好由中央广播事业局裁决了，为此局里专门召开了党组会，出席会议的有周新武、卢克勤等同志，为了争取到这套设备，在我的要求下列席了他们的会议。经过力争最后党组还是决定把设备给我们。当时各省订购广播电视设备必须经中央广播事业局批准，甚至有些重要的器材也要由中央广播事业局统一分配，因为那时还是卖方市场而不是买方市场。这大概与当时国内的生产能力和国家政策有关。拿着中央广播事业局的批文跑到北京广播器材厂落实了订货事宜，签订了供货合同。根据中广局领导同志的建议，经与北广厂协商同意在设备调试期间派五位同志到厂里学习。事情办完后即回到贵阳。这时贵阳的文化大革命已进入高潮，广播电台也成立了造反总部。

电台的造反派对办电视的看法不一多数人是持否定态度，认为办电视大方向是错误的，是扩大城乡差别、是为城市老爷服务等等，在某些人的压力下，一天总部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去退设备，我听了很不高兴，我说：“要退别人去退，我不去”，但胳膊终究扭不过大腿去，结果还是跑了一趟北京，不过这次是我一个人去的，这也有个好处，跑的结果如何、厂方意见怎样，别人是不得而知的，到北京后先是找到北广厂供销科的同志了解了一下退货的手续和有关规定。当对方了解到我这次来北京之行是受命于人，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时候，便出主意说：“这很简单，你就说设备厂里已经投产了要退货就得赔偿厂里70%的损失……”。这位同志说的话使我大受启发，我立即打电话把这个意见作为厂里的答复告诉了总部领导，总部领导感到很为难一再要我做厂里的工作。后来听说李立同志带了一个代表团到北京，祝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我很快就在民族饭店找到了他，当把情况向他汇报后，他说：“我本来就不主张退，电视也可以宣传无产阶级的东西嘛，……退不了就算了”。有了李立省长的意见我也就好交差了，回贵阳后如实地向总部领导转达了李立的意见，退货风波就暂时平息了下来。根据和厂方达成的协议，如期派出了五位同志到厂里学习（胡永明、陈褔履、李德俊、肖显荣、吴礼业）。为了便于将来设备的维护管理，五位同志的学习内容是多有侧重的，因为这是我国第一套全半导体化的电视中心设备，大家都比较生疏，短短几个月要想全面掌握这套设备是有困难的。当时我们住在北广厂一个非常简陋的招待所里，每天除了和厂里职工一起上班、下班外，还要挤出时间来看有关书籍和资料，工作相当紧张同志们学习十分刻苦，前后在厂里呆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当学习即将结束的时候厂里发生了武斗，两派之间的人打斗的非常厉害，生产也停止了，我们的调机也因此终断了，一切工作都无法正常进行了。

这时我们的机器虽没有完全调好但也大体告一段落，为了使机器免受损失我们几位同志研究决定，尽快把机器拆掉运进仓库包装托运。就在拆掉机器的第二天，调机的机房就变成武斗的战场，十二月的北京寒风刺骨，两派武斗中一派被赶到了我们调机机房的楼顶上，另一派冲不上去就用水龙头浇，楼顶上的人都浇成了冰棍，我们的调机房也成了水塘，幸好把机器拆了不然就真的毁掉了。

经过我们在厂学习同志们的努力加上仓库保管员的帮忙，机器很快就包装好了，紧接着到北京站包了一个60吨的车皮，按照站里的要求我们准时把机器运到了清华园货站。机器运回贵阳后电视台还没有固定的机房，于是就和贵阳市文化宫协商每月支付36元租金把现在电视台新闻部用的那栋房子租了下来机器就暂放在那里。由于当时电台的造反派多数是反对办电视的，这给电视台的筹建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一番斗争，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尽管如此在电视台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贵州第一座电视台终于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正式开播了。

　　哪时的电视台虽然只有十一位同志，但大家干劲十足，个个都成了多面手、记者、编辑、导演、摄像样样来，在开播的第一天就组织了100多人来电视台演出，组织工作也做的井井有条，节目内容和形式以现在的水平来要求虽然显得比较单调和粗糙，但在当时来讲能做到那种程度已经是尽了最大努力了，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强烈反响。

四、“7.11”事件和宣传“7.23”布告

电视台虽然开播了但办电视和反对办电视的斗争并没有结束，电视台的开播使反对办电视的人十分恼火，开播后的第十天即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一日，在某些人的策划下组织了一次所谓的辩论会，电视台本来人就少，除了坚持工作的同志外能参加会议的人就更少了，而反对办电视的人为了显示他们的力量，为了在会上形成以多压少的局面笼络了很多人参加会议，在会上我们发现有的人在文革中的观点和总部是完全对立的，就是因为他们也反对办电视就被他们拉去参加辩论会，会议由总部的某人主持。会议一开始气氛就很紧张，一些人除了讲办电视大方向是错误的以外还提出了所谓的理论根据，说什么贵州是山区经济落后，人口居住分散因此是不适合办电视的。有的人根本就不讲道理蛮横地提出：“反正电视不能办，机器退不了就拆了机器去卖零件。”会议越开气氛越紧张，后来简直就是吵架了，一些人气势凶凶盛气凌人真有一口把电视台吃掉之势。电视台的同志不仅没有被这种气势吓倒，而是更加激发了同志们的斗志，个个发言有理有据、针锋相对，充分显示了电视台的团结和力量，会议自然是以不欢而散而告终。这就是电视台的同志所说的“7.11”事件。为了配合那次会议为了造声势，他们还写了一些批判电视的大标语站在会场周围，一些人的干扰虽然分散了电视台的不少精力，给电视台的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但同志们没有因此而动摇，相反地更加坚定了大家办好电视的信心。而反对办电视的人也并没有就此而罢休，而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说来也巧辩论会后的第十二天即一九六八年的七月二十三号，中央文革发了一个“7.23”布告，在当时宣传这些东西是个“硬任务”，那怕是深夜发布的也要立马上街去宣传。这次总部的某些人可抓到机会了，他们要电视台抽五个人脱产去宣传“7.23”布告。电视台总共只有十一个同志人员非常紧张，总部却硬要从电视台抽五个人其用心是不言而喻的。这可给电视台出了个难题，抽人吧确实有困难，不抽吧这是“政治任务”，反对文革的帽子就会扣在你的头上，所以只好硬着头皮抽了五个同志，组成了一个“7.23”布告宣传队。总部的领导明明知道当时电视台的同志大多数是搞技术的，却要求我们必须以文艺的形式去宣传“7.23”布告。我们也明明知道自己做不到也只好答应了下来，否则又是对文革的态度问题。反正是你有你的千条妙计我有我的一定之规，为了完成这一政治任务，我们向市文化宫等单位借了一些饱以锣、鼓之类的宣传用具，做了个横标，就上街宣传去了，当时街上宣传队很多，机关的、学校的、工厂的都上街了，比较起来我们这支队伍是最不起眼的，再加上我们的文艺素质自己心里有数，因此也就不敢登大雅之堂了，人家往人多的地方涌我们则往人少的地方溜。一般我们都是跑到城边边上，找一些偏僻人少的地方去拉拉场子演出，像大十字、小十字、味水池这些繁华的地方，我们一次也没有去，说没有去也不完全确切，只是有时从大十字过的时候喊了几句口号，所谓拉场子演出也只不过是一种形容，人家一看我们这个阵容就够了那里还想看我们演出，因此也就用不着拉场子了，我们的演出经常是演员比观众还多，有时有几个观众也多是一些看热闹的小孩，觉得我们这些人好玩而已，根本不是听什么宣传“7.23”布告。不管怎么说我们每天都还是要演出几场的，有没有观众对我们来讲无关紧要的，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这时的电视台虽然只剩下六位同志坚持工作，但工作的非常出色，圆满地完成了每天的播出任务。

五、艰难起步攻艰克难

由于国内早期半导体原器件质量不是很过关这套电视设备工作状况极不稳定。特别是监视器、摄像机的行扫描管及摄像机电源的某些大管子，由于耐压不够，加上线路设计上的不合理，经常出现故障造成停播。为了保证机器的正常运转，我们对监视器、摄像机电源等容易出故障的机器部位，进行了认真地分析研究。对原线路作了必要的修改、对一些易损件做了更换。提高了设备的稳定性减少了停播、保证了播出工作的正常进行。为了实现外出实况转播，和同志们一起设计了一个简易转播车，每遇外出实况转播时就将中心台的设备装到了一个用大卡车改装的转播车上，转播结束后，就又将机器装回中心台。一套设备既作为室内播出用又用于实况转播，使仅有的一套四讯道中心设备得到了充分利用。

六、援阿建台始末

贵州电视台建成开播后的第三年，即一九七一年，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同意，我国援助阿尔巴尼亚建设一座中央电视台。其中心台设备也是全半导体化的。当时在国内使用这种设备的只有贵州台一家。因此中央广播事业局和贵州台协商要我去参加这一援外工程。援阿工作组建立后由我负责电视中心台的机器安装和调试工作，并和中央广播事业局设计室一起负责电视中心台的系统设计。国内准备工作就结束后于一九七一年七月赴阿尔巴尼亚工作。

前排右二为黄惠群（后曾任中央电视台台长）

照片中应有一位叫张玉宝的中国专家，在指挥天线架设时不幸坠崖牺牲。

　　到阿后，阿方提出国家电视台一定要在七一年底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六大”召开之前建成开播。时间紧、工作量大、技术人员少，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为了保证按期完成任务，中方制订了严密地施工计划。在施工过程中对原机器设计不合理的地方，经理论分析后作了大胆地修改，对机器的一些薄弱环节，容易出故障的部位作了重点处理。经过五个多月的艰苦努力按期完成了中心台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并使机器达到了最佳工作状态。为了使阿方技术人员忙熟悉转播车的机器设备，保证阿劳动党“六大”的实况转播，在阿劳动党“六大”召开的前20天将转播车移交了阿方技术人员，但由于他们操作不慎，加上设备稳定性不够，半个月不到就将车上的四个讯道搞坏了三个。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组又将我派到了车上。上车后，一方面给阿方技术人员讲解机器的操作规程和注意事项，一方面抓紧抢修机器。经过两天多的努力机器全部修好了。为了保证阿劳动党“六大”转播任务的完成，经阿方同意我留在了车上，并参加了他们的实况转播。近一个星期的实况转播，没有发生任何技术事故。转播任务完成后，又对他们的技术人员进行了系统地技术培训。到一九七二年二月我离阿回国的时候，阿方的技术人员多数已能熟悉地操作机器、独立地进行工作。为了表彰我在援阿工作中的成绩，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授于我三级劳动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