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知青岁月（上篇）

美丽草原

前言

1966年，我是内蒙古师范学院附属中学高三毕业班的学生。那年5月，我们顺利通过了毕业考试，开始分科复习准备高考。当我们正满怀信心地准备迎接高考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谁曾想这一推迟就遥遥无期，我们上大学的梦想彻底破灭。

1967年10月，我们听到了以曲折为首的十位北京的中学生，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区插队落户的消息。于是，我们也萌生了像他们那样到农村牧区去，为改变农村牧区的落后面貌贡献自己的力量的想法。我们班几位同学一拍即合，率先报名，立即得到全校及其他中学同学的响应。

1967年12月，我们呼市地区一中、二中、三中、四中、回中和师院附中的五十位学生和附中两位老师组成的52人，成为文革中呼市首批下乡知识青年团队。

1968年1月6日下午，我们在数百名相关领导和亲朋好友的欢送下，从呼和浩特火车站上车，踏上了去往两千里外的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额仁戈壁牧场插队的征途。

2022年1月6日是我们下乡54周年的日子，回想起那段特殊年代的特殊经历，我心中百味杂陈感慨万千。对于全国几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件事如何评价？是歌颂还是批判，交由历史去做结论吧！我这里只想把自己亲身经历的至今还印象深刻的一些人和事记录下来，作为自己那段知青生活的纪念。由于年代久远，很多事情已经遗忘，下边记录的一些事情的细节和时间地点也有些模糊不清了。

这是我们全家（奶奶、父母和弟妹们）欢送我下乡的纪念照。

这是自治区及呼市两级革命委员会领导在新城宾馆接见我们全体知青的画面。

这是1968年1月8日《内蒙古日报》头版刊登的报道我们启程去锡盟西乌旗插队落户的消息。

这是当年我们班的军训排长（前排右二）及部分同学与我们下乡师生的合影。我们班下乡同学有：李宝（后右一）、牧仁（后左一）、六英（中右一）、托亚（中右二）、塔拉（中右三）、嘎日布（中左一）还有额义乐（他提前去了西乌旗）。前排左二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哈斯巴根，不知为什么他和另一位仇博存老师也与我们一同下乡，好像没过多久就都回来了。

我们班首批下乡的四位女同学，从左至右依次是：嘎日布、塔拉、托亚和六英。

这是我们班女同学欢送我们几位下乡女同学的合影照。

这是我们临行前附中军管解放军与我校首批下乡知青的合影，前排右三是我。

一、路途艰辛

1968年1月6日下午坐火车离开呼市后，当晚到达集宁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从集宁转乘火车，下午到达赛罕塔拉。从赛罕塔拉往后就没有火车了，我们只能乘坐长途汽车继续前行。由于正是数九寒天，天气特别冷，我们穿的棉衣棉裤根本不能御寒。于是牧场领导来到赛罕塔拉，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套白茬皮得勒（皮袍子）、皮裤、高筒毡靴和羊皮草原帽。皮得勒是用八张羊皮缝制的，毛朝里，皮板朝外，不吊面子。为了防虫和美观，用牛粪烟熏成金黄色，领口、大襟边和下摆处镶上黑布边做装饰。皮得勒虽然暖和，但是穿在身上又沉又臃肿膻味儿还特别大。毡靴子又硬又笨，必须使劲砸一砸，使其变软一些才能穿，穿的时候还要用毛头纸把脚裹好再穿，否则磨脚磨得厉害。至于草原大羊皮帽戴在头上就像狮子头一样，大家互相看着都发笑。

这是知青程月明、张继革和肖大赞穿戴皮得勒、毡靴和老羊皮帽的照片。

那年冬天锡盟遭受大雪灾，路上的雪很厚，大客车很难行驶。当地政府动用了拖拉机为我们开道，一天走不了多远。9号从赛罕塔拉出发，晚上住东苏旗。10日继续出发，晚上住阿巴嘎旗。我们于11号下午到达锡林浩特，受到当地军民的夹道欢迎。由于有同学生病，我们在锡林浩特休整了两天。

这是当年《锡林郭勒日报》刊登的锡林浩特市军民夹道欢迎和欢送我们去西乌珠穆沁旗安家落户的报道。

这是1月11号下午我们到达锡林浩特时，在锡林浩特工作的我五姨来到我们的汽车旁见我时，被记者抢拍的照片。

14号早晨我们继续出发，晚上住在吉林高勒公社，15日下午到达西乌旗。从旗里到我们要去的牧场，连汽车也不通，牧场的一位副场长带领着五辆五匹马拉的大车来接我们。

17号一早，我们乘坐五辆马车向牧场出发。去牧场的草原路坑坑洼洼，非常不好走。由于雪大，马车轮子时不时就陷到雪里走不动了，这时大家就得下车铲雪。马车吃力地行驶在皑皑的雪原上，在零下三十度的冰天雪地里，我们坐在无遮无拦的马车上，寒风刺骨，浑身快冻僵了。大家冻得受不了，就下来走走。可是，穿着二十斤重的皮得勒和毡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雪地里，很快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这时再坐上马车歇歇。当时刺骨的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般疼，很快我们的脸就冻硬了，大车倌儿告诉我们不要用手捂，要拿雪或皮得勒的袖子使劲搓。从西乌旗到额仁戈壁有180里的路程，途中我们在阿尔山宝力格公社又住了一晚上。

1968年1月18日晚，历经12天艰难的行程，我们终于到达了额仁戈壁牧场。牧场的几十位牧民早早骑马来到距场部十几里远的路旁欢迎我们，并簇拥在大车两边护送我们到牧场，场面十分感人。

1968年夏天开始，又有呼市、天津、锡林浩特等地的知识青年陆续来到额仁戈壁牧场。通过共同的劳动生活，我们亲如兄弟姐妹，共同构成了额仁戈壁知识青年群体。

牧区大雪中艰难行驶的车辆（图片采自网络）。

二、喂养弱畜

场部很快把我们五十多人分配到了三个牧业分场（通常叫三个牧业队），我被分到了额仁淖尔分场。

那年冬天牧场遭遇几十年未遇的大雪灾，平均雪厚有二十多厘米，低洼地带就更厚了。因为正是数九寒天，雪又厚又硬，散养的牲口吃不上草，秋天打的一点草，对于全场五万头只左右的大小牲畜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当年牲畜又没有棚圈，又饿又冻，到处是冻死的牛羊。由于很多牲畜虚弱得走不动，有些站都站不起来，不能跟大群一起放牧，队里决定把我们十几位知青集中起来喂养弱牛。

大雪灾中饿死冻死的牲畜（图片采自网络）。

队里在总场后边不远处给我们搭建了两顶蒙古包，男生住一个较大的包，而且在那里起火做饭，女生住较小的包。队里送来二十多头弱牛和一些饲草，饲草主要喂给站不起来的弱畜。对于能够慢慢走动的弱畜，我们每天拿上木锨在前边铲雪，弱牛跟在后面吃露出的黄草。

草原上根本没有煤和柴火，都是烧牛粪和羊粪。每年各家在夏秋季就把一冬天烧的牛粪和羊粪准备好。我们是冬天去的，没有储备的干牛粪，队里只给拉来一些冻羊粪砖。那时每天吃饭就是个难题，由于没有干牛粪，只有一点冻羊粪砖，炉火很难点着，大家围着炉子又吹又煽，火始终着不旺。我们的早饭到中午也吃不上，中饭常常到很晚才能吃上，大家每天又饿又冷。

由于燃料紧缺，女生的蒙古包根本不烧火。晚上回到包里，就像进入冰窖，不敢脱衣服睡，棉被上盖上皮得勒，还把马鞍子等都压在身上，否则冻得睡不着。由于牲口没有棚圈，晚上牛犊也在我们的蒙古包里过夜。这些牛犊也饿得受不了，把我们的衣服、被褥都嚼烂了。夜晚风大时，早晨起来，蒙古包的门被刮过来的雪顶住推都推不开。

由于送来的弱畜本来就非常虚弱，加之草料不足，又没有棚圈，很快这些弱畜一个个都死了。于是场领导研究决定，把各队知青分散分配到各个牧民家（我们称为插包），和牧民共同生活和劳动，学习基本的牧区生活和劳动技能。

三、插包生活

刚开始，我和刘继颖、卢素芳插包在牧民色登家，不知为什么队里很快又将她俩分配到别处，只剩下我一人留在色登家。他们一家四口人，男主人叫色登，早年当过兵，我随小辈们称呼他为“阿玛”。他很威严，不苟言笑，我对他有些敬畏。妻子叫额尔敦陶格陶，我们叫她“阿嘎”，大眼睛高个子，身材苗条。儿子谢日布十三、四岁，女儿巴达玛不到俩月。谢日布和巴达玛都是色登阿玛的弟弟乌日图那苏图（人们都称呼他“乌佳”）的孩子。乌佳是共产党员、复原军人，当时是额仁淖尔队的队长（分场场长）。由于色登夫妇膝下无子，早年乌佳就把二儿子谢日布过继到哥哥家。我们到牧场前夕，乌佳的妻子生小女儿巴达玛时大出血去世，色登夫妇就把刚出生的巴达玛也接过来抚养。

我插包家的男主人色登阿玛

当年牧民都是住蒙古包走敖特，逐水草而居，过着原始的游牧生活，一个地方住上十天半个月就搬家，所以家具和生活用品极简单。冬天搬到新地方，用木锨把地上厚厚的雪铲去，就在上面扎上蒙古包。蒙古包用两层毡子包裹，蒙古包里没有床板，冻地上铺上两层毡子就在上面睡觉。

平时蒙古包里很冷，感觉到背后有飕飕的凉风。只有做饭时炉火烧得旺，包里才有点热气，正如知青们当时常说的“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因此牧民家晚饭吃得很晚，吃完就趁热乎气儿赶紧睡觉。由于冬天蒙古包里实在是太冷，牧民都是盖老羊皮被或皮得勒，而我们从家里带来的棉被褥盖在身上冰吧凉。阿玛和阿嘎教我睡觉时把皮得勒裹在身上（两个胳膊不伸进袖子里），皮裤脱下去一半折回来，先跪在铺上再面朝下躺下，然后再转过身子面朝上或侧身睡。这样皮得勒和皮裤把身子和脚都包住，身上才觉得暖和了，一会儿就睡着了。

刚去牧民家吃饭也是很不习惯。牧民家早晨和中午都是喝米茶，只有晚上一顿正餐。熬茶时不管几个人，一大锅茶里只放一勺小米，冬天又没奶子都是黑茶。茶熬好后倒进茶壶里放在地上自己往碗里倒。我们一开始往碗里倒茶，壶底的米怎么也进不了碗里，后来才知道倒茶前先把壶嘴向上仰一下再倒，壶底的米才能进到碗里。当时光喝茶不吃饭很不习惯，就盼着吃晚饭。而冬天的晚饭多数时候是吃手把肉喝黑茶，隔两天才吃顿面条。我们遇上吃手把肉很犯愁，肉里只放一点盐，没有任何调味料，也没有酱油醋，肉又煮得很硬，吃几口就不想吃了，又没有其他主食，好像没吃饭一样。只有遇上吃面条的时候感觉才能吃饱。

牧区吃水很困难，春夏秋季都是套上带木制水缸的勒勒车，去很远的井里打水。冬天全是吃雪水，从外头撮上一簸箕雪，在锅里化成水烧茶做饭。雪化成水后，经常看到锅里有草或羊粪蛋，用笊篱过滤一下就行。

阿玛和阿嘎都非常勤劳能干，日子过得还算不错。阿嘎是一位少有的爱干净的人，家里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冬天蒙古包里走风漏气的并不暖和，但是阿嘎天天都给小女儿洗澡。当时寒冬腊月没有牛奶，阿嘎每天用小米糊糊喂养女儿。我记得当时巴达玛的两个小脚后跟溃烂有俩小洞，色登阿玛每天用他那粗糙笨拙的大手给女儿注射盘尼西林。我没见过他们煮注射器消毒，每次都是用酒精棉擦擦针头就打针。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女儿的脚果然治好了。

记得1968年的春末夏初时节，阿嘎和我念叨说，她母亲病了想去看看，就是家务活儿多，每天还要挤奶走不开。她母亲就在乌兰淖尔队她哥哥仁钦苏德宝家。我对阿嘎说，我替您干家务、挤牛奶，您放心地去吧。一开始她还不相信我能干，第二天看我挤牛奶干家务都不错，她放心了。临走那天早上，阿嘎换上了崭新的绿袍子、新靴子，头上扎上了天蓝色的丝头巾，修长的身材，精神焕发。我顿时觉得她那么年轻、那么漂亮。我看着她套上勒勒车远去的背影，真为她高兴！阿嘎走了大约一周左右，这期间我承担起了家里女主人的全部家务活儿，挤奶、烧茶、做饭，搅酸奶子等等。很快，我替阿嘎挤奶做家务的事情就在牧场传开了。

我在色登阿玛家生活了近半年时间，他们待我像亲生女儿。在和他们一家人的同吃同住同劳动中，我学到了一些基本的牧区生活和劳动的技能。我们之间建立的深厚感情，一直延续到现在。

四、牧区接羔

清明节前后母羊开始陆续产羔，进入了接羔季节，这是草原上最忙最累的季节，也是牧民收获和喜悦的季节。接羔保育工作是牧区最重要的工作。因为初春的草原咋暖还寒，天气变化无常，昼夜温差大，若不注意保护，刚产下的小羊羔就会冻死。因此牧民放羊时都背着一个毡子做的口袋，把刚产下的羊羔装在里边带回家。下夜时也要格外精心，若不及时发现母羊产羔并把刚产下的小羔抱回家里，小羊羔就会冻死或被其它羊踩死。

产完羔后的母羊会慈爱地舔舐羊羔身上的羊水和胎衣，并咩咩的呼唤自己的宝宝。小羊羔会很快晃晃悠悠地站起来在母羊身下寻找奶头，一旦将奶头含在嘴里，就会两条前腿跪下使劲地吮吸母乳，这是一切动物的本能。这时的母羊乖乖地让小羔吃奶，沉浸在做母亲的幸福之中。这种“舐犊情深”和“跪乳感恩”的场面深深地感动着我们。

接羔期间，要把原来的一群羊分成两群分别放牧。未孕的母羊（牧民叫“苏白”）和羯羊（阉割过的公羊）要到远处放牧。由于羔羊走不远，就把产羔的母羊（牧民叫“萨赫”）和羊羔在蒙古包周围放牧。每天早晨放牧前和晚上羊群回来时，母羊和羔羊互相寻找，咩咩的叫声响成一片格外热闹。

接羔时节（图片采自网络）

说起接羔，有一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每年接羔时，总有个别母羊对自己刚产下的小羔不闻不舔，也不让吃奶就离开，这叫“弃羔”。由于68年冬春的大雪灾，母羊体质虚弱弃羔的比往年多，羊羔吃不上奶就会饿死。

对付这种弃羔的母羊，牧民会采用一种特殊的办法，那就是给它唱一种叫“陶艾格”的歌来教育感化它。这时牧民家的妇女们就把弃羔的母羊拴在勒勒车轮上，自己单腿跪在母羊一侧，在羊羔身上涂上母羊的奶，双手捧着羊羔，唱起哀婉悠长的“陶艾格”。歌中只有一个词“toig，toig......”，一边唱一边不停地让母羊闻闻羔羊，又把羔羊的嘴对准母羊的乳头。这凄婉动听的歌声，真是有神奇的力量，唱上个把小时就能感化母羊，唤醒它的母爱，开始慈爱地舔着羔子，让羊羔吃奶了。这件事太神奇了！牧民对弃羔的母羊既不骂也不打，而是用歌声，用自己的爱心和善良感化着生灵，这就是蒙古民族特有的品质！

五、承包羊群

1968年7月份开始，各分场知青三人一个蒙古包，独立生活，独立承包羊群，真正成为了牧场的员工，过上了和牧民一样的放牧生活。我一开始在额仁淖尔队与嘎日布、崔国庆包一群羊。我们三个人轮流放羊、下夜，干家务。真正自己承包了羊群，我们才深深体会到牧民的艰辛和不容易。

放羊的人早晨赶着羊群出去，晚上才能回来，一天不吃不喝。若遇上刮风下雨下雪等坏天气，羊群会不停地走，羊倌一刻也离不开。草原上夏天骄阳似火晒得流油，没个遮阳处；瓢泼大雨浑身浇个湿透，没个躲雨处；寒冬腊月寒风刺骨，没个避风取暖处；若要遇上白毛风，四周白茫茫一片，辨不清方向，羊群顺风跑，你赶都赶不动。

大概是68年冬的一天，那天是崔国庆放羊。一上午天气还挺好，下午开始刮起了白毛风。风越刮越大，雪粒漫天翻卷，迎着风睁不开眼喘不上气，雪粒打在脸上分外疼，四周什么都看不清楚，羊群堆成一堆低着头顺着风跑。崔国庆来回跑动使劲顶着风往家的方向赶羊群。刚拦住右手边的羊群，左手边的羊群已经顺风跑了，再跑到左手边，右手边的又顺风跑了。眼看着快天黑了，可是羊群怎么也赶不动。无助的她放声大哭，边哭边赶羊。哭上一会儿无济于事，也没人能听得见，她就不哭了。过了一会儿天越来越暗，家也看不着，羊也赶不动，她又急又怕又放声大哭起来，这样反复好多次。这时嘎日布我俩也很着急，都跑出来找她，最后总算找到了她，一起把羊群赶回了家。

牧区的白毛风（图片采自网络）

当然，草原上也有浪漫惬意的时候。夏秋季节草场好，加之遇上好天气，羊群就会散成一大片定在一个地方低头吃草。这时我们就会下马坐在草地上放声的歌唱；或者仰面朝天躺下欣赏蓝天白云，看云卷云舒；若不远处有蒙古包，羊群又在视线范围内，还能骑上马到这家喝上两碗茶；若碰上附近有放羊的牧民或知青，那是最开心的事情，可以凑到一起聊聊天。

牧区下夜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那时候的羊群大，清明后接完羔，大大小小上千只羊，又没有棚圈，羊群晚上就卧在蒙古包旁边的羊盘上。当年草原上狼又多，晚上经常袭击羊群，一不小心就会咬死好几只羊。因此，家家户户都养几条狗帮助下夜。下夜的人要时不时的拿着大手电出去，巡视羊群。冬天出去一会儿回屋后冻得半天暖不过来。遇到刮风下雪羊群就会顺风跑，一晚上不能合眼。

下夜的晚上，我们经常举头望向浩瀚的天空，观星星观月亮，观月盈月亏的变化，思念远方的亲人。晴朗无月的夜晚漆黑一片，仰望天空满天星斗分外清晰。我们认识和经常观看的就是北斗七星和和启明星。北斗星的勺柄方向随着季节和时辰不断变化；启明星是天亮前出现在东方天宇中最亮的星（实际上就是金星）。那时的我们常常通过观星星来度过漫漫长夜。

除了放羊下夜，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套上牛车去很远打水；一有空就要背上背篓捡牛粪，备好一冬天烧的；到几十里外的总场拉粮食、砖茶、盐等生活用品；清理羊圈以及烧茶做饭等。除此之外，各个不同时节牧业上的活儿也很多。春天接羔时节几个人都忙不过来；公羊羔长到45天就要给它去势；春末夏初给羊群药浴；剪羊毛；秋天要卖羊；上草山打草；入冬要到配种站给羊配种等等。每年阴历10月25日开始各家各户宰杀牛羊，准备好整个冬春吃的肉。我们女知青也都是自己宰羊、卸羊、剔肉、灌血肠。

由于知青都要轮流回家，人员经常调剂变动。1968年冬，我被调到乌兰淖尔队，与刘狄和邓东齐放一群羊。1969年初，当时可能是邓东齐回家了，我们蒙古包只剩下刘狄我们俩。

当时我们在冬营盘散登浑地一代居住。那一天我在放羊，看到羊群走远了，我想骑马把羊圈回来。由于那匹马有些生且很不老实，加之冬天我穿得又厚又笨，我左手拿着马缰绳握住马鞍前鞒，左脚蹬上马镫，右手撑住套马杆起身，右腿刚迈上去还没等坐下，马就窜了出去，我头朝下重重地摔在冻地上起不来。

这时在不远处放羊的知青程月明看到赶过来，把我用马驮回我们蒙古包。我头痛头晕天旋地转躺下起不来，还不停地呕吐。当天，程月明又骑马几十公里到总场请来了场部医生高训学。大夫确诊是脑震荡，但也没有什么治疗办法，只是让我好好休息。这一下苦了刘狄，她数九寒天放上一天羊，回到家里还是冷锅冷灶，还要自己烧火做饭，晚上接着下夜，第二天又要放羊，一个人轮轴转。我呢，一天躺在没火的蒙古包里又冷又渴又饿，想喝点水，但是刚往起一坐便晕倒。这样过了好几天，感觉稍好一些，自己就咬牙爬起来干点家务活儿。这次脑震荡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头晕恶心。69年底回呼市探亲时，我在内蒙古医院还治疗了一个月左右才稍好些。回想起这段经历，真是由衷地感谢程月明和刘狄两位知青友。

这几张照片是知青托亚的妹妹来牧区探望姐姐时给我们拍下的珍贵照片。这是在乌兰淖尔队放牧的五位女知青。从左至右分别是刘狄、邓东齐、塔拉、王克勤和托亚。

青春年华的我们，没有漂亮的衣裳，没有美丽的容颜，但是并不缺乏快乐的笑容。

这是乌兰淖尔队的牧民海力杰（前排中间）一家和队长金巴（前排左二）以及知青刘狄（后排左二）和我（后排右一）的合影。

这是我在茫茫雪原上的骑马照，脚上穿着高筒毡靴。

英姿飒爽的女知青骑手们是当年草原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是1970年4月从各队骑马来到农业队的女知青们的珍贵合影，左五是我。

六、夜宿野外

69年夏末初秋的一天，我一大早赶着牛车去总场办事，办完事往回走时，已是下午四、五点钟的样子（当时我们都没有手表）。走到离乌兰淖尔的好义日敖包（两座山）不远处，牛就不肯走了。眼看着夕阳西下，我心里着急，于是下了车在前边使劲牵着牛往前慢慢挪。没走几步，无论我怎么拽怎么打，牛一步也不往前走了，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我一个人在荒郊野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心急如焚。我干脆把牛卸下来，原地坐下休息。这时我看到远处有亮光一闪一闪的，我以为是我们包里的同学给我打手电筒。于是我又套上车牵着牛往亮光的方向走，走了几步牛又不走了。这时看到远处的不同方向都有亮光，我才意识到这不是手电筒的光，而是传说中的“鬼火”。其成因是，死牲畜的骨头里的磷发生化学反应，形成燃点很低的易燃气体磷化氢，磷化氢在空气中燃烧发出“磷光”。草原无月的夜晚真是伸手不见五指漆黑一片，没有任何参照物，往哪个方向看都一样，辨不清方向。牛也不走了，我也累得精疲力尽了，又冷又害怕，怎么办？最后没办法，我干脆卸下牛拴在车上，把车上的毡子铺到车下面，我躺在车下面，毡子铺一半盖一半，不一会儿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已经天亮，赶紧套上牛往家的方向走去。后来听牧民说这一带有狼，好悬呀，没让狼吃了，真是后怕！

这身蓝布吊面的羔皮袍子，是牧民额吉为每位女知青缝制的当时我们最漂亮的衣服。我回家后穿上它拍了一张标准的锡盟牧区服饰照。

八、草原扑火

知青承包羊群后，队里给每个知青包安排一家有经验的牧民家带着，指导我们什么时候搬家往哪儿搬，牧业上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我们蒙古包是跟着乌兰淖尔队的金巴队长家。他们家放羊主要靠大儿子占布拉和二儿子巴特尔，他俩那时一个十四、五岁，一个十二、三岁。1970年4月的一天上午，二儿子巴特尔放羊时冻得不行，拢来些干草点着取暖，由于刮风引起火灾，火势迅速蔓延。

火光就是命令，大家纷纷自愿参加到扑火的队伍中。我当时正在离场部不远的配种站工作，前几天刚被种公羊（牧民叫羊耙子）顶了一下，摔倒崴了脚踝，又肿又疼行动不便。为了保护草原，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我也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扑火。我们拿着大扫帚顺着火势边追赶边扑打，火苗蹿得很高，人靠近时脸和手感觉烫得厉害，我的头发也被燎了一些。我第一次参加扑火，才深深地体会到了“死灰复燃”一词的含义。本来已经扑灭的火，不一会儿又着起来了；打火时飞溅出去的火星又会引着新的火苗。因此，必须步步为营，打一处火就要彻底扑灭，决不能让死灰复燃。我们边走边打，又累又热又渴，嗓子好像要冒烟了，不知不觉走了二十多里路，最后遇到一条大路的拦截火才被扑灭。这时我们浑身上下都是黑乎乎的草灰，脸上汗水和着草灰往下流，人们个个都是大花脸。扑完火，我的脚踝肿得更厉害，走也走不了路了。由于在这次扑火中的表现，我还被军管解放军通报表彰。后来，旗里来人调查火灾原因，把巴特尔的父亲金巴队长带到了旗里。旗里来的人还让我带他们去了金巴家，当时金巴的夫人拉水去了不在家，家里没生火，几个小孩子在冰冷的家里冻得发抖。旗里来的人想给他们点火，翻遍了家里也没找着火柴。

九、盐湖拉盐

大约1970年的夏秋之际，我们的蒙古包正扎在通往高力罕牧场的路旁。一天从高力罕方向开过来一辆大卡车在我们蒙古包旁停下来，从驾驶室里走下两个人进了我们的蒙古包。我们边给他们烧奶茶边聊天，得知他俩是勘探队的，现住在高力罕牧场。他们这是要去东乌旗的额吉淖尔盐湖拉盐去，第二天沿原路返回高力罕。

当时我们家和附近几家的盐都很紧张，于是我决定跟他们的顺车去拉回一些盐来。就这样，我跟着两个陌生人坐在驾驶室里去东乌旗盐湖拉盐去了。现在想起来，自己当时愣头愣脑真够胆大！幸运的是，我遇上了好人，一路上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额吉淖尔很大，湖边的盐堆积如山，拉盐的汽车马车很多。盐湖真神奇，头天从湖里挖出很多盐，第二天就又析出盐的晶体填满了湖面。我们在额吉淖尔住了一宿，第二天拉了一卡车盐返回来。他俩给我们从车上抱下来几大块盐，喝完奶茶走了。我把拉来的盐分给了各家，解了各家缺盐的燃眉之急，大家都很高兴。

东乌旗额吉淖尔盐湖（图片采自网络）

十、丢失羊群

牧区的生活，除了气候恶劣，条件落后，生活艰苦外，寂寞对于我们这些从小在城里长大的，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来说，也是非常难熬的一种考验。一家一户独立承包羊群，各家各户都离得很远，知青们即使在一个队里也很少见面。

1971年初的一天，我去了同在乌兰淖尔队的托亚、王克勤和郄学英三位知青的蒙古包。晚上几个人说说笑笑非常开心，一直聊到很晚才睡。由于太累了，下夜的同学也睡着了。到后半夜时，突然听到蒙古包外有人喊：“孩子们，快起来吧，你们的羊不见了！”。我们几个噌的一下都跳了起来，赶紧穿上袍子往外跑，果然羊群不见了，我们分头向不同方向去找羊群。指导托亚她们放羊的牧民米道尔吉家离托亚她们家有几百米远。米道尔吉的老母亲后半夜出去发现下着小雪，这时候羊最容易顺风跑。她赶紧叫醒儿媳妇让她看好自家的羊，不放心我们，又步行走过来看我们的羊群，结果发现我们的羊不见了。老额吉把我们叫起来后，又回家叫醒儿子米道尔吉，让他骑马帮我们找羊群。然后，她老人家自己也步行帮我们找羊去了。漆黑的夜里，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心里又急又害怕。拂晓时，米道尔吉赶回了我们的羊群，已有几只羊被狼吃了。幸亏老额吉发现的早，并让儿子骑马帮我们找，否则损失会更大。当我们看到年迈的老额吉在雪地里踉踉跄跄的走来时，忍不住热泪盈眶，真是又心疼又感动。

十一、小学教师

额仁戈壁小学成立于1970年3月，最初只有十几位学生一位老师。1972年春季开学，学生增加到三十几人，班级也增加，原来的老师也走了。由于我是老高三又蒙汉语兼通，经场部推荐和各队牧民群众的评议，我被选拔为第一位知青老师，后来一位锡盟下乡男知青额尔敦敖其尔也被选拔为小学教师。那时学校条件很差，有三间土坯房，其中两间分别为男女生宿舍，只有一间教室，上课只能进行复式教学。我既教语文、算数，又教音乐、体育。课后常和同学们一起游戏，还经常去学生宿舍关心他们的生活起居，给他们讲一些课外知识和励志故事，激励他们好好学习。

这是1972年春，我当牧场小学老师时与学生们的合影。

知青哈斯同我的学生们的合影。

1972年春末夏初，被关押了四年多的我的父亲终于回到了家里。学校一放暑假，我就迫不及待地回呼市探亲。这是我下乡四年半里第二次回家。有一段时间，我们家八口人分散在七个地方。父母分别被关押在不同的地方；小弟弟后来也下乡，我们姐弟四个下乡在四个不同的地区；家里只有奶奶和小妹妹。经过四年多的分离，全家人总算团圆了。

这是72年夏天回家在呼市拍的照。

正是在这次回家期间，我和我的先生相识相恋。幸福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由于工作在身，我不得不在开学前赶回学校。到了西乌旗没有顺路车，在旗里等了几天，等我回到牧场时学校已开学。见到我回来，学生们兴奋地蜂拥过来握手问好。后来听别的老师讲，那几天场部一来大车，学生们就说塔老师来了，上着课都跑出来，老师拦都拦不住。

1972年底我被抽调回呼市上了呼市师范学校。在额仁戈壁当老师的时间不到一年，当年的好多事情都记不清了。但是在牧场当老师的经历，却奠定了我终身从事教育工作的基础。1973年7月，我从呼市师范学校毕业留校在呼市师范学校中学部任教，成为一名中学教师。

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又考上了内蒙古师范学院物理系上学，高三毕业11年后终于考上了大学，圆了我的大学梦。1982年1月，我从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一直到退休。

十二、理想崩塌

当年我们高中毕业后既无学可上，又无招工单位，于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我们首批知青下乡时完全是主动自愿的，大家都怀着革命的理想和满腔的热情，准备扎根农村牧区，为改变农村牧区的落后面貌奋斗一辈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和自己遇到的各种问题，我们的思想也渐渐地发生着变化。

当年我们下乡时就已二十来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都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个人的婚姻问题已成为不得不考虑的大问题。这时已经有两位女同学和当地牧场职工结了婚。看到她们生活在温暖舒适的平房里，生活稳定幸福很是羡慕。还有不少知青之间开始恋爱，成双成对互相关心互相照顾。而自己却仍然漂泊着，心里没着没落。当然，也有向我表达爱意和求婚者。自己怎么办？我的内心告诉我，我不愿意在这里结婚生子生活一辈子！

从1970年开始，旗里、盟里乃至呼市和包头陆续有单位来到牧场招聘职工。一些知青先后离开了牧场的艰苦环境，有了稳定的工作和较好的生活条件。我也有两次这样的机会：第一次是锡林浩特招工，第二次是包头二冶中学招聘教师。每次招聘者面试后，对我各方面条件都很满意，但是都因当时我父母的问题还未作结论，政审没通过而未被录取。一次次的挫折对我思想上的打击很大，我独自流泪过、悲伤过，但并没有“躺平”，没有颓废。自己擦干眼泪，昂首挺胸面对生活，努力做好自己应该做的每一项工作。

这是1972年春，在总场相遇的部分知青欢送哈斯（前排右三）去包头二冶中学当老师的合影，后排中是我。

同一天的另外一张合影，前排中是我，还穿着补丁裤。

后来根据上级政策，一个家里有多子女下乡的可以照顾一个子女返城。我们家四个姐弟都是知青，而且分散在四个不同的地方。我是家里老大，父母肯定会首先让我返回呼市。这样，我于1972年10月底，告别了生活工作近五年的牧场和可敬可爱的牧民，回到了从小生活的城市，回到了生我养我的父母身边。而且回城后不久，我就被呼市师范学校录取，开启了人生又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