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韵的土地

胡堡冬

1、由月饼引出的话题

认识沈楠，是去年在安庆市文广新局组织的“剧本创作读书班”上。

沈楠是天津人，对黄梅戏却情有独钟，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邀请我去天津，并热情地要我写写剧评，可惜的是，我既未成行，也未写出只言片语，很是抱歉。今年国庆、中秋长假来临，我恰逢此时退休，本想借此时机外出旅游，却在前两天收到一个来自北京的快递。打开一瞧，是一盒精美的月饼。快递没有寄件人的姓名和电话，只有月饼店的地址，于是，我和妻子一整天都在“哥德巴赫猜想”，这是谁寄来的月饼竟不留下姓名？这时，沈楠先生在微信上告诉我，说：“胡老师，我给您寄送了一盒天津月饼，您查收一下吧！祝您节日快乐！”

这下算是找着寄月饼的人了。但仔细一想还是不对，收到的月饼是从北京寄来的，沈楠说是“天津月饼”，尽管两地相距不远，但一个是北京，一个可是天津。

晚上，女儿告诉我说，在网上订了“米卡米卡”月饼，问可收到了？我这才想起去看月饼盒上的品牌，果不其然，正是“米卡米卡”。原来，女儿和女婿知道我喜欢吃月饼，每年都记着给我寄几盒，这下差点把她们的那份孝心给抹煞了。

两天后，来自天津老字号“桂发祥”的月饼也收到了，我知道那是千里之外沈楠的一片心意，但也应了我们桐城人的一句土话，叫“吃了饼子，套了颈子”，意思是，这个月饼可是不随便吃的。沈楠说：“天津文化部门正准备引进黄梅戏，您是否为安庆写篇文章，宣传一下安庆和桐城？”他真是别有用心啊！

看来我只好温一壶月光，和你说说这片带韵的土地了……

2、安庆：说不完的话题

安庆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安庆之名始于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年），安徽的得名，就取自“安庆府”和“徽州府”之首字。由此可见，安庆在安徽的历史地位是多么重要。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安徽省布政使司和安徽省会就设在安庆，这一百七十七年，正是大清王朝由盛转衰，至民国成立，经历沧桑巨变的时期；安庆坐拥安徽首府之城，为一省权力之中枢；拥有长江黄金水道之便，上通武汉、重庆重镇，下贯芜湖、南京、上海繁华之地，长江航运货物经过这里，成为当时最大的物资集散地，可谓“万里长江此封喉，吴楚分疆第一州”，是长江中游最繁荣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安庆位于安徽省西南部，长江下游北岸，辖桐城、怀宁、太湖、望江、宿松、岳西、潜山7县（市），以及迎江、大观、宜秀3区，全市总面积13589.99平方公里，总人口524.1万人。

安庆，是我们近代民族工业的摇篮。1861年，晚清重臣曾国藩在安庆创设军械所，他尊崇桐城派，并扛起桐城派中兴的大旗，在“义理、考据、词章”的理论基础上，加上了“经济”，可谓是深悟经济对国家的重要。曾国藩身边罗织了徐寿、华衡芳等一批科技人才，研制兵器，制造了中国第一台蒸气机和第一艘机动船，开创了中国近代制造业的先河，也是中国最早的官办“洋务”之一。徐锡麟巡警学堂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安徽的第一家发电厂、第一家电报局、第一部电话、第一个飞机场、第一所大学、第一张报纸……这数不胜数的第一，让安庆人为之荣耀。

安庆是禅宗圣地，而禅宗始于竺门菩提达摩，盛于六祖慧能，是中晚唐时期汉传佛教的主流。高僧僧可少为儒生，出家后精研三藏内典，在嵩山遇竺门菩提达摩，即礼他为师，改名慧可。慧可学禅六载，曾“遭贼斫臂”，但终得达摩衣钵，成为禅宗二祖。公元574年，慧可来到太湖县的狮子山，此后又去岳西县的司空山传衣钵给三祖僧璨，僧璨来到天柱山下的山谷寺（三祖寺）传扬禅宗，又将衣钵传给四祖道信，道信传承五祖弘忍，弘忍传给六祖慧能，终成禅宗的明心见性之果……

3、安庆：中国的戏剧之乡

安庆，有江南之灵秀，有天柱之雄奇，吴风楚韵的激荡，让这片灵性的土地成为中国的戏剧之源。自汉代以来，安庆就百戏盛行，至清代中叶，开始走向繁荣。

似闻阮氏家班的练声，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的历史深处传来，那昆腔婉转清丽，带有浓浓的桐城东乡口音。班主叫阮自华，字坚之，号淡宇。桐城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官至福建邵武知府。官场的尔虞我诈让阮自华厌倦了，他辞官归里，感觉十分快乐。据史料记载，他是安庆有史以来第一个以家班的形式组织戏剧活动的人。阮自华父亲是大名鼎鼎的抗倭名臣阮鹗。阮鹗，字应荐，号𠙶峰。桐城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在任浙江提学副使时，遇上倭寇侵扰杭州城，大敌当前，官员畏惧，遂将数十万乡民拒之城外。阮鹗见状愤怒了，说：“为官本在为民，奈何坐视不救？贼尚在数十里之外，坐弃吾民于贼手，上天不佑！”言罢，不顾家人和诸官的阻拦，持剑开门，救人无数。乱后，杭州百姓感佩其德，为其立生祠。阮鹗任巡抚时，与总督胡宗宪合作，多次给倭寇以重创，立下赫赫战功。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改任福建巡抚，不久罢归桐城。不当官也罢，那就聚徒讲学，著书立说。一时从者甚众，著有《礼要乐则》、《枫山章文懿公年谱》，声名远播。潘之恒在《亘史》中说：“云间（松江）倾六朝之艳，而皖上与之颉颃矣。”由此可见，昆曲在安庆一带的盛行。

阮家对戏曲的热爱可是代有传人。阮大铖（1587—1646年），字集之，号圆海、百子山樵，是阮鹗的四代孙，虽向权阉魏忠贤献《百官图》，欲尽逐东林党人，打击复社名士，依附亡明鲁王朱以海，最终被杀，是个十足的奸佞之徒。但阮大铖的才名也是无可否认的。他善诗词，尤长于传奇曲度，创作的《燕子笺》（与女儿阮丽珍合著）、《忠孝环》、《牟尼合》、《桃花笑》、《井中盟》、《狮子赚》、《赐恩环》、《老门生》、《春灯谜》、《双金榜》等10种，今存4种，堪称佳作迭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分卷》在“清传奇杂剧作家”中，将其收录。陈寅恪对《燕子笺》、《春灯谜》尤为推许。阮大铖还在《双金榜》中以剧中人影射东林、东厂和自己，利图以舞台形象为自己正清白。由于阮大铖声名狼藉，清代桐城大学士张廷玉任《明史》总裁时，将其定为怀宁人，故有“阮怀宁”之称，怀宁人对此极为不满，在《怀宁县志.山川》中指出：“旧志云明季阮大铖自号百子山樵，辱此矣。大铖实桐城人，今礼部题名碑及府学前进士坊可考也。”当然，这只是历史上一个无意间的插曲，阮大铖的“新建阮氏家班，名满江南”（《皖优谱》）到是名气小，只是入清以后家班流散，很多人随阮氏亲眷来到安庆唱昆曲，这也为日后安庆一带戏曲的传承与繁荣增添了力量。

在明祟祯十三年（1640年），张献忠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安庆、桐城一带，这些从秦岭一带起义的农民军，他们将陕北的腔调一路吼来，在安庆设有“山陕会馆”。在桐城与左良玉部多次激战，攻城不克。9月10日，适逢张献忠生日，起义军举行祝寿活动，唱秦腔，“碗酒大肉席地”，演《过五关斩六将》、《韩世忠勤王》等戏，堂上挂出寿联“上天命名君，曾见黄河清此日；人间寿新主，争似嵩岳祝千秋”。这些演艺活动，使西北秦腔融入桐城本地，为京戏“高拔子”腔调在桐城孔城的诞生埋下了伏笔。《辞海》（1979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47页，载：“高拨子，简称‘拨子’。戏曲腔调。明末清初秦腔流传至安徽桐城一带，结合当地民间曲调演变而成。”桐城成为明清之际，戏曲演艺最为活跃，最富创造性的地区之一。

二簧调形成以后，安庆一带的徽班活动遍及江苏、山东、云南、福建等省，《杨州画舫录》记载，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安庆有二簧调去孔府。五十五（1790年）年高朗亭组“三庆徽”赴京为高宗祝寿，人称“徽班”。相继进京的还有“四庆徽”、“五庆徽”，至嘉庆八年（1803年）四大徽班已誉满京华，至道（光）咸（丰）年间，潜山艺人程长庚“以二簧风靡一时”，影响了京城整个演艺界，推动了徽班艺术的发展。

清末，桐城人杨福源以其精湛的技艺成为升平署戏师，“其名誉不亚于皮黄界之程长庚”，长子杨隆寿自幼随其进京，入“双鬼”班学戏，后与其弟拜程长庚为师，成为著名皮黄戏武生，在京城有“活武松”、“活石秀”之称；其子杨长喜、孙杨盛春、曾孙扬小春均是武生，技艺超凡。杨隆寿还是小荣椿科班的创办者，培养了“荣”“椿”两科演员，武生杨小楼、侯春生、狄春仙等一些声满京城的演员，均出自其门下。杨隆寿还一位剧作家，编演了《陈塘关》、《双心斗》、《火云洞》、《九云天》，并首创连台本戏《三侠武义》，在京剧界威望颇高，谭鑫培、李寿山等均以礼待之。杨隆寿的女儿杨长玉嫁给了梅竹芬，在杨家艺术氛围的薰陶下，外孙梅兰芳成为一代京剧艺术大师……

安庆这片土地，是充满艺术蕴涵的土地。在建国初期，王兆乾等老一代艺术家曾做过调查，安庆有徽剧、昆曲、目连戏、倒七戏、话剧、文南词、歌剧、黄梅戏、汉腔、石牌高腔、岳西高腔、枞阳腔等十多种戏剧和腔调的存在。

安庆，是名符其实的中国戏剧之乡。

4、黄梅一曲韵悠悠

山是庄重沉稳的，茶山在旖旎的春光中绽出碧绿的嫩芽；采茶姑娘身着蜡染的衣衫，欢声笑语，哼着山歌，玉笋般的指尖飞快地采摘着绿茶。那情景真像一幅画，那调式，就是黄梅调。黄梅调曾叫“怀腔”、“府调”、“二高腔”。最早记载于民国九年（1920年）《宿松县志》，“采茶小戏，亦称黄梅戏。邑青年子弟，亦有习之者。”而道光年间的《宿松县志》记载：“十月立冬后，农功寝息，报赛渐兴，吹幽击鼓，或杂以新声，溺情惑志，号曰‘采茶’”。清乾、嘉时期，采茶调广泛流行于皖、豫、赣等省，并逐渐传入安庆各县，与当地方言结合，又融合了徽调、青阳腔的唱法，形成了小丑、小旦、小生，具有安庆特点。光绪五年（1879），上海《申报》曾载文：“皖省北关外，每年有演唱黄梅调小戏者，一班有二十余人，并无新奇，足以动人耳目。惟正戏后，总有一、二出小戏，花旦小丑演出百般丑态，与江省之花鼓戏无甚差别，少年子弟及乡僻妇女皆喜听之，伤风败俗，莫此甚”。黄梅戏一出世便遭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但流行乡野，百姓们喜闻乐见。

到了清末民初，职业班社兴起，桐城的“双喜班”、岳西“良友班”、怀宁“罐子窑科班”、“昝双印班”和望江的“合章堂班”，纷纷到商业繁华之地演出，出现了丁永泉、桂月娥、严凤英、潘泽海、郑绍周、查文艳等一批知名的黄梅戏演员。班社推动了黄梅戏的腔系的完善与发展；桐城彭小佬班社（因班主的外号得名），这位清末乡间的泥瓦匠，以对黄梅戏的满腔热爱，广交艺人，拜师学艺，逢年过节围圈献演，从“踩地盘”到“三打七唱”，培养了花旦薛根福、正旦李大发、小生汪少明、花脸彭正身等演员，该班社历时40年，父子两代掌班，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解散。双喜班社，由桐城民间艺人汪文秉（箱主）、琚光华（挑梁花旦）合股组建于潜山双井关。成员有吴汉周、枊法坤、梁宝善、琚诗云等10余人。该班制定“十大班规”，实行以艺计酬，请京剧名优传艺，请琴师汪元甫以京胡托腔，这一系列改革让黄梅戏脱胎换骨，摆脱了民间草台班子的“三打七唱”。1936年，“双喜班”首闯上海滩，在“冒险家的乐园”，由“三大坤角”严凤英、丁翠霞、桂月娥加入演出队伍，场场爆满，轰动了演艺界，这也是黄梅戏第一次走入大城市，受到世人的瞩目。

黄梅戏有36本大戏，72本小戏，但解放以前，国民党地方政府禁止黄梅戏进入安庆市内演出，甚至有的班社和演员被抓游街示众。解放以后，在党的文艺政策的感召下，丁永泉、潘泽海、桂月娥等艺人汇集于安庆，王少舫、陈丙炎等京剧演员也登上黄梅戏舞台，严凤英重返故里，桐城、怀宁、宿松等县纷纷成立黄梅戏剧团，从此黄梅戏不再漂泊，在安庆一带扎下根来。建国以后以严凤英、王少舫、潘璟丽、王鲁明等一批艺术家青春焕发，他们演出《打猪草》、《蓝桥汲水》等剧目，特别是《天仙配》、《女驸马》等剧目的拍摄和上演，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这也就是黄梅戏的“梅开一度”，这一代艺术家们，以他们精湛的演艺和艺术感染力，将昔日的乡间小戏，推向全国的大舞台。让“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夫妻双双把家还”这一清新悦耳的调式家喻户晓。1978年，经历过“文革”之后，改革开放让文艺的春天再度来临，这时以马兰、黄新德、吴琼等一批新生代演员活跃于舞台上，大批被禁锢的剧目得以解禁，他们又以新戏《龙女》、《秋千架》、《风雨丽人行》等一批优秀剧目的推出，让黄梅戏再展新姿，这些表演成熟，唱腔优美，刻画角色细腻的艺术家们以强大的阵容和实力，形成了黄梅戏的“梅开二度”，黄梅戏也由小剧种，一跃成为全国五大剧种之一。进入新时期，黄梅戏又面临新挑战，新抉择，而以韩再芬为代表的新一代艺术家们，以新的视野，用当代人的理念，对黄梅戏进行新的诠释，他们突破舞台限制，将戏剧艺术与现代审美相结合，推出的《徽州女人》、《公司》等剧目，引起广泛关注，这也成为黄梅戏的“梅开三度”。

物换星移，曲韵悠悠，我们既对这些艺术家们创造的一切表示祟敬，又对他们对艺术的执着所感动！

5、桐城：翰墨香风天下闻

文庙，就端座在桐城市民广场的正子午线上，那风铎声声，七百年的风光溢彩，让这座素有“文都”之称的古城，另世人瞩目。

桐城东周时为桐国，唐至德二年（757年）建县，先后属庐江、舒州、安庆等州府。1986年撤县设市，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翰墨香风，文化传承，让桐城人文荟萃。许多名字都灿若星斗，唐代诗人曹松，以《曹梦征诗集》3卷存世，其中140首收录《全唐诗》。其《己亥岁二首》中写道：“凭君莫说封侯事，一将功名万骨枯。”成为千古名篇。宋代大画家李公麟，善画鞍马，其《五马图》神形皆显，《韦偃牧马放图》画面人数百，马千匹，各具形态，形态毕肖，苏轼称赞说：“龙眠胸中有千驷，不唯画肉兼画骨”。明代诗人钱澄之、方文、理学家方学渐、方孔昭、女诗人方维仪、百科全书式大学者方以智等，以他们为代表的桐城诗派、桐城画派、方氏学派光彩夺目。进入清代，更有桐城派异峰突起，方苞、戴名世、刘大櫆、姚鼐、刘开、方东树、姚莹等，文章风骨，响噪天下。桐城派先后拥有作家、学者1200余人，文论2000余种，有“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之盛誉！近现代，桐城又涌现出中国近代教育开拓者，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桐城派奠军人物，清史总纂马其昶、美学大师朱光潜、哲学大家方东美、文学家方令儒、学者舒芜、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等。可谓群星灿烂，让桐城骄傲和自豪！

唐宋元明清，桐城人在历史上都留有自己身影。汉代大司农朱邑，曾是桐乡一名啬夫小吏，但他心系乡土，一心为民，后来虽尊为大司农，汉宣帝下诏，评价他“廉洁自守，无疆外之交、束修之馈，可谓淑人君子。”但他仍热恋这片故土，去世前嘱其子，说：“我故为桐乡吏，其民爱我。必葬我桐乡，后世子孙奉嘗我，不如桐乡民。”桐城子弟，都是这样清风传世，爱憎分明。

明代的左光斗（1575—1625），桐城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举进士，任中书舍人、选任御史，他刚正不阿，不惧邪恶，巡视京城，惩治作恶官吏，查出假官一百余人，收缴假印七十余枚，震动京师。在掌管屯田事宜时，左光斗看到直隶天津一带百姓外迁，土地全荒，他上奏朝廷，提出“三因十四议”，即：天时、地利、人情，此三因。一议浚通河流，二议挖渠，三议引水，四议修坝，五议建闸，六议设坡，七议地势，八议筑塘，九议招徕百姓，十议选人，十一议选将，十二议兵屯，十三议种田赋额，十四议富民可以拜爵。他将水稻种植技术推广到天津一带，并获成功。御史邹元标巡视天津，看到稻浪涌金赞叹说：“三十年前都人不知稻草为何物，今所在种稻，种水田利也。”天津兵备副使王祖宏称赞道：“向之一往青草，今日满目黄云，鸡犬相闻，鱼蟹举网，风景依稀，绝似江南”。左光斗在任左佥都御史时，敢与阉党做斗争，与杨涟一起弹劾魏忠贤三十二斩罪，后被迫害致死，表现出桐城人的铁骨铮铮，成为一代名臣！

桐城人似乎与天津有着不解之缘，近代大教育家、桐城派晚期作家、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吴汝纶先生就曾署理天津知府，并在保定任莲池书院山长时，为天津培养了很多人才。而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是桐城女杰施剑翘。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在与军阀孙传芳交战时不幸被俘，被杀害于蚌埠火车站。施剑翘悲愤万分，发誓要为父亲报仇。1935年11月13日，天津早场庵居事林突然传来三声枪响，施剑翘十年复仇，终于将大军阀孙传芳枪杀于佛堂。此案轰动一时，成为民国著名的三大奇案之一。

人们总爱用“人杰地灵”去概括某些地域，但我以为，用这四个字来表述桐城，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历史的研墨之味，那些大哲大儒们的经典与思想，那些韵味悠悠的民歌与黄梅调，滋润一代又一代桐城人，而历经岁月的文庙风铎之声，既是桐城的文化象征，更是启迪人们对真善美的寻找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