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本里的一万元

妮派书房

　　小时候，我总是很好奇母亲的檀木柜里锁着的那个日记本，淡黄色的封面，里面插着精美的图案，母亲说那是过生日时外爷送的生日礼物，那该多珍贵啊！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总是趁我们熟睡的功夫，悄悄取出那个刻满她回忆的日记本，偶尔我在睡梦中醒来的时候，总能看到她在灯光下提笔沙沙地记着，夜是如此的静啊，母亲的满腔心事都记在了那个日记本里，她有时候好像将自己真空了似的，额头跟着拧作一团，陷入了某种沉思，她到底在记什么呢？伴着这样的问号，我又进入了梦乡。

后来的某个腊月天，年关将至，母亲从集市上买回一些衣服、糖果和水果，二姐担心我和妹妹偷吃，就将它们全部锁进了柜子里。然而我俩还是没能抵制住柜子里散发出来香味的诱惑，趁着家里没人的时候，找来改锥将柜子背后的螺丝拧开，每人装了两口袋的糖果，当然顺手牵羊也抄走了母亲的日记本，日记本的左面记着许多陕北民歌的歌词，右面记录着全家一年的开支，这流水账的源头是1990年的一万元，所有的故事也得从一万元说起。

1990年是我家最繁华的时候，我家率先步入了小康，生活一步步都在向着好的方向运转，我们已经是一个七口之家的大家庭了，我父亲是煤矿的工人，他不仅苦力好，而且能说会道，庄里但凡有什么事情，叔叔伯伯总会找他商量。母亲说生下我的那年，村里的庙会很是热闹，我想只有摩肩接踵、挥汗如雨这样的词语才能填补我大脑里关于当时情形的所有想象吧!就在这样热闹的场景中，闹事就见怪不怪了，我的五爸就是不安分的闹事者之一，不怕事的我父亲带着庄里百十号人为了那一口活人所谓的气和邻村的男人展开了厮杀。许多年以后，姐姐们商量着想把妹妹嫁到与我五爸发生口角的那户人家，母亲一口回绝了，她娓娓道来事情的缘由，说出了自己的担忧：万一人家记仇，自己人上人家门，吃不了人家的够。

　　这样一个爱惹事、不怕事的父亲，在公社修路的时候不小心压在了大石头下，母亲时常感叹：一辈子与石头打交道，没有孙猴子的本事，自然也逃脱不了命运的手掌心。

因为是意外事故，所以县上发放了赔偿金，当母亲从别人口中得知钱被我爷爷领走时，这个沉浸在悲伤中的女人却丝毫没有丧失了理智，她给我们四个穿好衣服，抱着还不会走路的妹妹上路了，那日的太阳很毒，一路上我们跟在母亲身后，她没有像往日一样唱首歌或摘朵花，我们径直向爷爷家的方向赶，到了家门口，听到爷爷正在商量着要将我们姐妹五个全部领养到他的五个儿子名下，一人一个刚刚好，他们一边吃着饭一边点头回应着。母亲听到这里，她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怒火，一脚踢开了面前的门，指着窑正中间盘腿坐着的爷爷吼道“我看你是如意算盘打的太好了，你忘了这些娃娃谁生的了，我劝你早早打消了这个念头......”那日的母亲一反常态，把一生当中最多的话全倒了出去，说到痛心之处也免不了流下伤心的泪水，然而，一个女人，即便她发出再大的声音，在男权社会里，在一帮男人当中，她的撕心裂肺也激不起多大的浪花，谁也做不到感同身受。吃过饭后，该上山的上山，该下地的下地，这便是生活最真实又残酷的地方，它从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而停下脚步或者改变方向。我们坐在爷爷家的门口，头顶着大大的太阳，嘴里没进过一粒米，嘴边没沾到一滴水，所有人和母亲展开了一场无声的较量，谁撑到最后就是赢家。

这是一场利益的较量，双方都经过了慎重的思考，因为钱到了我爷爷的手里，我几个未成家的爸爸的婚姻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如果到了我母亲手里，几个孩子没带大，说不定连人带钱都打了水漂，站在当时的角度，处在那样一个全民闹饥荒的大背景当中，这一万块钱到底何去何从确实关系到我每一个亲人今后的方向。

　　我的母亲一生不慌不忙，即便在那样的处境中也没有自乱阵脚，她把所有的孩子交到了我四妈手上，转身来到了灶堂洗碗的奶奶身边，用唠家常的口吻说到“妈，我听说孩子爸的赔偿金下来了？”说完这一句时，她像所有无家可归，无路可走的女人一样眼含泪花，嘴唇动了动，牙齿有节奏地跟着跳了跳，略带哭腔地恳求道“你让我最后看一看，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马上连孩子都没了，最后就想看一眼，可以不？”奶奶看了一下眼巴巴张望的母亲，最后心软了下来，从柜子里找出了那封签着我母亲名字的赔偿单，母亲顺势一把夺了过去，赶忙找到我二姐，再三叮嘱一定要把庄里那几个德高望重的爷爷们找来，大姐拉着二姐一溜烟跑了。不一会儿，爷爷带着我的几个爸爸从地里回来了，庄里的爷爷们也来了，奶奶坐在角落里哭个不停，母亲站在人群中作最后的挣扎，她声称要和讲理的张家人说话，她就不信法律到这里就凭空消失了，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在她的角度考虑她的感受，那一日的母亲让众人哑口无言，她不仅争取到了我们的抚养权，还争回了父亲用命换来的一万元。

从那以后的很多年里，我们渐渐长大，亲人渐渐疏远，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们要怎么不拖累别人而生活下去一直成为母亲心中的一块大石头，她日夜盘算，将心中的思虑全部记在了日记本里。首先，她让外爷将一万块钱找可靠的人放了出去，利息用来第二年的开支，我家本没有多少地，母亲就租别人的地种，有时候就去山上开荒，不会用牛犁地的母亲只能一镢头一镢头与黄土作斗争，所谓的面朝黄土，背朝天最贴切地描绘了母亲的那些年，后来爷爷看不下去了，他让我的爸爸们抽空给我们种地，帮着收割，我们也有了粮食，最起码的温饱问题也解决了，外爷每次从老外爷家回来就给我们带回来一些亲戚穿剩下的衣服，母亲打开缝纫机都会连夜加以更改，穿在我们身上又变成另外的式样。那些年里我们穿过独一无二的棉鞋，戴过母亲缝制的手套，一条老虎尾巴的围巾不知道羡慕了多少小伙伴，这些全部是我们成长中最美的回忆。

　　到了大姐该上学的年龄，所有人又像约好了似的出来拿主意了“女孩子养大嫁人算了，你们这样的孩子还上什么学?”大家一致的意见没有钻进母亲的耳朵里，夜晚的时候，她又翻开日记本，不停地勾勾画画，脑海里的算盘拨了又拨，算了又算，毅然决然地给大姐缝了书包，将她送进了学校。之后，我们几个相继入学，藏在柜子里的日记本被母亲勾画得越发勤快了，母亲从来不提没钱的事，只是反复叮嘱我们要好好学习。那年大姐上初中了，翻山越岭走着去学校，母亲又开始了夜深人静翻日记本的生活，她想在这日复一日的牙缝里挤出一辆自行车，然而自行车没买回来，大姐却病倒了，所有省出来的钱来来回回送进了医院，这一送就是两三年，自此，大姐再也没走进学校的大门，这成为她一生的遗憾。病好了以后，母亲拖人让大姐在加油站上班，从此她开始帮助母亲记日记，给二姐买了自行车，给我们买了复读机来帮助我们学英语，我们的生活从此一路高歌。

后来我上初中，我三姐高中，二姐舍不得她的热炕头就离开了学校，母亲把她嫁给了发小的孩子。母亲日记本里的一万元也没了，两个姐姐自主添补了日记本的空缺，她们将我们的衣食住行安排的妥妥帖帖，就连二姐家到我们家的大巴车司机都认识我了，有时候笑着说“你姐姐连方便面都要给你们捎下来。”

身边的人好奇地看着我们安然长大，亲戚们悬着的心在很多年里慢慢落地，他们想不明白母亲居然没向谁张口借钱我们就大了，于是他们发挥了各种想象，村里的人就想一定是母亲在我们的住处挖出了古董，因为我的老爷（我爷爷的父亲）曾经是个秀才，也是有名的地主，听说他当年有很多家产，最主要的是他就住在我家这三口窑洞里，大家一致认定是我母亲从房子里挖出了古董，所以才将我们带大了。有一年雨水冲毁了我家的窑洞，姐姐们商量着重新将窑洞铲平盖平房，多少人眼巴巴盯着挖土机，看能否从我家地底下挖出宝贝，有笑的是居然什么都没有，然而还有人不死心，趁着我家没人的时候，居然在窑背后挖了个洞，用探测仪检测了一番，最后失望而归。我姨姨舅舅们则认定是外爷将家里的饷洋添补了母亲，后来坐在一起聊天才弄清楚外婆去世那些年，舅舅们上学困难，箱子里的饷洋、银元就供他们上学耗光了。

多少亲人在猜忌中渐渐疏远，其实有关我们的成长都在那个日记本里，那里不仅仅记载着父亲用生命换来的一万元，更重要的是它记录了母亲勤俭节约、精打细算的生活哲学，这样的生活方式刻在每一个子女的脑海里，因为母爱的伟大，教会了后来的子女去无私付出，只希望后来的我们过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