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先生》（一）

阿宝

怀念先生（一）

题记：这个正月十七，是我家先生去世三周年忌日，哀思无处寄放，趁我记忆尚存赶紧记下我和先生相濡以沫二十五年的点点滴滴。

一转眼，先生离开我们三周年了。三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不思量，自难忘！

先生性格内敛，不善言辞，凡事亲力亲为。1992年我桐师毕业回到母校中义初中任教，那时先生已在那里工作了两个年头，真正认识先生是在我们成为同事以后。当时我们学校有十几位教职工常年住校，不少路远的学生也在校住宿。那个时候的师生关系十分纯粹，学生非常乐意帮老师做事，比如跑腿，洗衣之类。先生从来不让学生代劳，起初引起我关注的并不像后来大家所说的始于颜值终于才华，而是先生经常单手托着脸盆去大桥下洗衣的身影，那晾在操场边上的衬衣在阳光下特别耀眼。两年后我和先生领证在一起了。

（曾经幸福的一家四口）

　　先生特别勤快，有担当，很用心地经营着我们的小家。记得刚工作时，我每月工资不足一百元。开始在一起的那个夏天，炎热的夜晚是先生摇着蒲扇伴我入眠的。我心疼先生手酸累着不让他扇，先生却乐此不疲，边扇边说：“老婆跟着我受苦了，将来我一定要让老婆过上好日子。”后来我们添置的第一台电风扇是在百货公司买的，138元，带摇头定时夜灯的那种。如今空调，空调扇早有了，先生却没了。

先生博览群书，文笔极好，酷爱书法，单位文案几乎都出自先生之手。先生平时生活十分节俭，但置起书来毫不吝啬。我们家最多的就是书，先生尤喜文史类书籍，先生特别看不惯年轻人追星，常说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伟人。除了文选，先生常看的还有孔子的论语，苏轼的诗词，曾国藩的家书，王阳明的心学，偶尔也来点仓央嘉措的情诗。先生和我两个人的母亲都早年过世，缺失母爱的两个人偎依在一起温暖彼此，我们度过了一段艰苦而快乐的时光。

（先生书法作品）

　　1996年10月，我们的儿子出生了。我们特意到三里街先生大学同学张松林家附近租房子，张松林的母亲张奶奶每天早晚来帮我们洗孩子，帮了我们大忙。我是剖腹产，产后恢复不太好，先生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儿子小时侯长得非常可爱，一逗就笑，但是老是吵夜，每天晚上十点钟准时醒来，要人抱着晃来晃去，到凌晨一两点甚至四五点才睡，整整吵了一百天后才作息正常。那段时间先生瘦了不少，好不容易有那么一刻空闲却不去休息，趴在摇床边上逗孩子玩，用现在的话来讲叫辛苦并幸福着。孰不知，巨大的考验却在后头。

（96年出生的儿子）

　　1997年夏天，儿子半岁多了，我发现儿子的两条腿和别人家的孩子不一样，城关医院儿科有个返聘的老医生告诉我们是外八字，还说你家小子这么可爱，外八字不影响你家儿子帅。儿子一岁多时，已能蹒跚学步，摇摇晃晃的，我们终究不大放心，1998年暑假我们带着孩子去了安医，那里儿科医生一看就让我们去骨科，结果一拍片诊断为双侧先天性髋关节脱位。在那之前我们都没听过那病名，身边也没见过那样的病例，从此我们踏上了漫长的求医问药之路。

先生豁达乐观，遇事冷静。儿子确诊后我背地里不知掉了多少眼泪，先生一边积极搜罗治疗方案，一边安慰我说，现在医疗条件一天比一天先进，我们的儿子将来一定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

从1998年9月开始，儿子在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先后进行了三次复位手术，每次手术后要打三个月的蛙形石膏，石膏很沉，比儿子的体重还重，我抱起来有些吃力，大多时候都是先生带着孩子出去玩。先生经常把儿子架在脖子上，让儿子双手抱住他的头，先生则一只手扶住儿子胳膊一只手骑自行车，儿子王一淩后来在祭奠其父的文章《您陪我长大，我却不能陪您变老》中就提到过这一段经历，只是孩子只记得架在父亲脖子上到处去玩，不记得当时是打着石膏的了，或许两岁的孩子的记忆中只剩下美好的一面吧。

三次复位手术过后，儿子的股骨头发育还是不好，有些坏死症状，其间我们到过怀宁的石牌骨科医院，河南郑州的管城中医院，都未能解决根本问题。直到2002年9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从报纸上得知北京积水潭医院是全国骨科的最高学府，那里的小儿骨科很擅长治疗股骨头坏死，于是我和先生向单位交待了手头工作请假北上。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先生的高中同学程兴生一家，我们初到北京，积水潭医院床位紧张，一时半会住不进去，前后在北京呆了四十多天，是兴生给我们提供住处，还有一个小厨房我们可以自己买菜做饭。这样的帮助实实在在，兴生话不多，他称先生老表，说得最多的一句就是：老表你有困难就说啊，不要见外！

在北京的日子里，先生首先买来一张北京市的交通地图，还租了一辆自行车，每天上午去积水潭医院报到，生怕错过入院机会，不午就带着我和儿子去往处周围转转，直到儿子终于住进医院。积水潭医院的手术是大手术，一次只能做一侧，术后也是打石膏固定，要相隔半年后再做另一侧。考虑第一次手术我们滞留北京时间太长，耽误了不少工作，第二年春天也就是2003年4月准备去北京手术时先生和我商定，由他带儿子先去，等确定手术时间我再去北京，这次不到一周他们就住进医院了。

就在我们等待手术通知的时候，谁也不曾料想，一场SARS风暴席卷全国。由于科技手段滞后和一些人为的因素，当时情况比今天的新冠肺炎还要严重，直到钟南山教授站出来才慢慢扭转局势。就在这个时候医院通知我们可以给孩子安排手术，但也告知术后人体免疫能力下降，一旦感染SARS病毒，结果可想而知。至于要不要做这场手术，我和先生都很纠结，我们在长途电话里讨论了一个多小时，考虑到做与不做手术感染的机率是相等的，非典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消失，而儿子的手术不能再拖，我们决定了做手术。

就在儿子手术当天，同病房的一个孩子突然发烧，空气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全副武装的人进入病房，消毒，再消毒，陪护的大人全部被逐出病房，只许白天探视一个小时。好在有惊无险，儿子的手术还算顺利。由于手术前禁食，手术后也要禁食，儿子很饿，“妈妈！你怎么还不来？快给我赶两百头猪来！”电话那头儿子撕心裂肺地哭喊让我心急如焚，父子俩在北京医院我在桐城家里，中间隔着非典，那种煎熬焦虑和无奈，相信今天经历过新冠病毒肆虐的人们定能感同身受。

术后第三天医院就催促我们出院，当时北京小汤山医院尚未建成，医院人手床位十分紧张，所有的120救护车都被派出去了，北京各大医院除了急诊暂停收治患者。当时人心惶惶，北京城是只出不进，北京车站人山人海，车票早已抢购一空，我去不了，父子俩也回不来，还是兴生想办法，通过朋友的朋友从河北帮我们租来一辆黑色轿车。王一淩在巜您陪我长大，我却不能陪您变老》一文中描述的医院地下室的走廊，黑色的轿车，路边的馄饨都是真实的场景。

儿子能做的手术都做了，剩下来就是漫长的复健过程。我和先生想方设法尽可能地让儿子与同龄孩子无异，待儿子能下地走路时，我们与家附近的东关小学沟通好，儿子可以不上早读不做课间操不上体育课，每节下课时间专门请了学校一位老师家属帮忙照看，就这样儿子终于过上集体生活，欣慰的是儿子从小到大一直很阳光很开朗。

时间一晃到了2006年，国家二胎政策尚未全面开放，有一天一位在残联工作的朋友对先生说：“东徽，你们可以再养个二宝呀。”说者无意，听者动心。关于二宝我是有顾虑的，我们这样的家庭再生出一个有问题的宝宝可咋办？考虑到将来有一天我们都不在了，儿子身边可以有个身体内流着同样血液的人互相照应，我们决定冒险一回，那年我三十五岁。我们一直小心遵医嘱，按时产检，孕二十周时我们再次北上，以前是为了儿子手术和复查去北京，这次是去北京协和医院做羊水穿刺检查，一切正常，次年三月份，我再次剖腹产生下女儿阿宝，出院回家那天，十一岁的儿子在阳台用稻粒摆了个颜体“你好”，欢迎小妹回家，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祝小妹茁壮成长，将来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07年出生的女儿）

阿宝的到来给我们这个饱经磨难的家庭凭添了许多快乐，我们全家都爱她，尤其是先生，捧着阿宝就像捧着一件稀世的珍宝，眼里溢出的温柔，心头滑过的甜蜜，那个宠溺，在“我家阿宝十岁啦＂的美篇中可以窥见一二。我们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2017年，儿子大三，女儿上小学五年级，先生终于腾出精力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时值中书协沈门七子之一的李明导师开班授徒，先生和其他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七位师兄弟有幸成为明师的第一届学生，他们自封十八罗汉。那段时间先生十分兴奋，有种落伍的士兵终于找到大部队的感觉。先生比以前更加勤奋，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他给自己制作了详细的规划，坚持日课打卡，书艺也日益精进。

（先生书法作品）

（未完待续）

见《怀念先生》（二）

后记：年关将至，越发思念在天堂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