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百年学脉与军医之路（第一章，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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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军医肇始（下篇）

1902年9月，袁世凯委派直隶藩司吴方伯在原北洋水师营房的旧址上设立起了"行营军医学堂"，直接隶属于直隶总督——也就是袁世凯本人，这足见袁大帅对军医工作的重视。袁世凯任命昔日的总督医院医学馆第一期的第二名、时任陆军部军医司长的徐华清为北洋军医学堂总办（校长），月薪350两银子。

写到这里，不禁让我们再一次感慨于奇妙的历史轮回——中国第一所军医学校的第一期第一名，后来成为中国第二所军医学校的校长；第一期的第二名，则成了中国第三所军医学校的校长。

建校的命令下达后，校长徐华清走马上任，来到了北洋水师的营区，看到的是满目疮痍，活像是北洋水师悲惨命运的写照。于是徐华清禀报袁大帅，得到的指示是：“暂借浙江海运局开堂肄业。”

徐华清（1861～1924），广东梅州人，留德医学博士，曾给慈禧太后诊病，总理皇宫医政。是北洋陆军军医学堂首任校长、陆军马医学堂（后来的解放军兽医大学）创始人。

话说这个“浙江海运局”，原本是一处地段不错的政府资产，可是早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就被一群日本浪人给强占了，搞得乌烟瘴气，并且拒不归还。清政府外务部为了军医学校的事，多次跟日本人交涉，倭寇毫不理会。

于是徐华清校长干了一件令人拍案叫绝的事：他果断绕开政府，私下雇了一批天津地面上的江湖势力，隔三差五地去海运局找日本人的晦气。这帮天津爷们不辱使命，为国争光，最终居然逼得日本浪人乖乖搬家了。徐校长与江湖豪杰的这次联手，堪称《辛丑条约》签订以来的一次罕见的、扬眉吐气的对外胜利，更为中国的一所源远流长的军医学堂正式拉开了序幕。不久之后的1902年11月24日，北洋军医学堂正式成立。

袁世凯对军医学堂的偏爱，在学校的各项配置上就可以窥见一斑。虽然校舍是暂借的，但在砸钱投入的力度上，却是毫不含糊。军医学堂里设有专门的办公处、会客厅、账房、文案、寝室、讲堂、厨房 、饭厅等模块，寝室分办公人员寝室、洋教习住房、学衡寝息室、学生寝室；讲堂则分头班讲堂（可容40人）、新班讲堂（可容7~8人）、新班第二讲堂（可容40人）。如此这般讲究，比起现在的贵族学校来，也不遑多让。据记载，学堂内“略种花草，明媚芬芳，风景清幽，尚勘小住”，为师生营造了一个舒适的校园环境。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花了大价钱，从欧美购来各种仪器，供学生学习使用。例如在头班讲堂配有测算、理化仪器；新班讲堂中有购自日本的骨骼标本，墙上还悬挂博物标本；新班第二讲堂里还配了一具价格不菲的蜡人模型，器官部件可以拆装演示。这样的教学条件，在当时的中国绝对称得上是第一流的。

袁世凯为“北洋军医学堂”选取的地段（图中蓝色字体），注意与“北洋医学堂（海军）”的区别

在师资力量的打造上，袁世凯先是派遣徐华清到日本考察了一圈，学习日本人的医学办学经验。徐华清访日期间，考察了几所著名的军医学校，回国后聘请袁世凯的医学顾问、当时日本占领军驻天津陆军医院的院长平贺精次郎为总教习（相当于教务长），月薪和校长一样高，也是350两银子。

这个平贺精次郎在日军中的军阶为“二等军医正”，大致相当于中佐（中校）。他出身于日本山口县的名门士族，毕业于东京大学，写过不少内外科著作，是在八国联军入侵的时候随军来到中国的。军医学堂成立伊始，他带了一个教官团队前来。从这个教员队伍的学历、素质、专业分布上来看，都算得上是一时之选。只不过，当时没有人知道，在平贺精次郎的内心深处还怀着一个秘而不宣的念头。这个念头，在他多年后撰写并发表的《北清の医事》一文中得以阐述：

“……日本医术的进步已逐渐被北京的官僚认可……欧美各国皆投巨资建造医院，不仅给本国的居留民治疗，还免费给清朝的贫困者看病，因此日本也不应落后。”

这就是说，日本教官意欲在中国的近代医学教育中，与欧美医学展开竞争——这其实正是当时列强在华扩大渗透影响、争夺中国精英的理念倾向、并展示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在北洋军队这个受德国影响极深的舞台上，日本教官们更是摩拳擦掌，试图尽一切可能，去“塑造”这些中国未来的军事医学中流砥柱们。

紫色的印章，是当时北洋军医学堂图书馆的印戳，请注意，北洋军医学堂的英文名居然是“Imperial Army Medical College（帝国陆军军医学校）”，这本书后来被保存到了民国时代，因此又有了左上方的红戳。

这注定将是一个无形的战场。当时，军医学堂总办徐华清是德国留学归来的，属于彻头彻尾的德系观念信徒。因此，他还在学校里聘请了不少德国人作为顾问，积极推行德国陆军的军医体制。徐校长所想要打造的，是一个以德国体制为基干、适当吸收一部分日本体制优点的中国军医教育体系。

而在这一边，以平贺精次郎为首的一班日本教官，则坚持用日文在课堂上教学，不知疲倦地向学生灌输日本做法，甚至安排学生与附近的日本驻军一同操练，推动优等生前往日本留学……单就日文教学这一项，后来搞得袁世凯都看不下去了，下令自1905 年起，“一律改从华字口令”（教学中使用中文术语）。

这一段过程，酿就了20世纪前半段中国军医以德、日流派占据主要地位的状况，也为后来长达数十年的“德日系”与“英美系”的争斗埋下了伏笔。

日本驻天津的驻屯军，自从庚子国变后就不走了，驻地毗邻北洋军医学堂。

除了硬件条件和师资力量，北洋军医学堂对学生的生源质量也是要求极高。学堂正式成立前，校方就在天津的报纸上刊登广告，广招学生前来参加选拔考试。

1902年12月1日，北洋军医学堂首届招生入学考试在辅仁医院举行。那天，总办徐华清、总教习平贺精次郎双双前往考场监考，天津府的父母官也到场观摩。这场招生考试，光是准入门槛就很苛刻，要求投考的学生年龄在15岁以上、20岁以下，熟于汉语，且略谙英文，同时要“开明年貌三代、籍贯，取具妥保”，“凡耳目、口鼻稍有不灵敏者，身体稍有不健壮者，即不录取”。

是不是很吹毛求疵？别急，这只是开胃菜而已。那天的招生考试难度有多高呢？卷子分为汉文、英文、法文、日文四个题型，题目分别是：

汉文题：《直隶、海口及内地防疫办法愿闻大略》；
英文题：水学、化学翻译各一篇，算学一篇；
法文题：《祝军医学堂文一篇》；
日文题：水学、化学翻译各一篇 。

要想通过这样的考试，申请者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医学、化学基础，同时还要熟练掌握至少一门外语。当考生通过这场入学考试，进入学堂后，立刻就会面临第二场的分班考试（其实就是复试）。这次考的是数学、几何、代数等课目，全部通过者再进入第三轮考试，考国文、物理、化学、英文等课。三场考试皆通过后，才算被正式录取，才算是有资格进入军医学堂学习了。

不仅如此，军医学堂还规定“入堂肄业三个月后查看，如有不堪造就者随时开除。”

以1902年北洋军医学堂正式录取的首届学生为例，当时通过这种严苛的层层选拔，而被录取的有40人、备选6人，但最终只有37人得以留在学校学习。后来北洋军医学堂每一届，也都是用这样的标准、这样的方式来考察招收学生、来造就军医人材的。

法国人镜头下的清末北洋新军

从这一史实里，我们不难窥见旧中国的军队，一度是抱着怎样的一种期待，来塑造军队的医务人才的。毫无疑问，当时“军医”这一角色，是被当做军中精英来看待和培养的。在此后一百多年的历史里，这种培养观念将会一再地经受争论和冲击，激发争鸣与思考。抱持着不同观点的军队领导者们，也会不断地在“军医”、“战地救护员”、“国防卫生研究学者”……这些不同内涵的培养定位中进行选择。而选择的最终结果，就决定了一支军医教育机构的归宿。

1905年至1906年，北洋军医学堂不仅建立了教学医院，还在天津河北四马路修了全新的校舍，并创立了防疫学堂，各项建设热火朝天。可以说，对北洋军医学堂的组建和发展，袁世凯是下足了血本的，这里面既有他本人重视军医工作的原因，也有一层中国传统的“亲军子弟兵”的心理在起作用。

其实，从一开始倡立军医学堂，袁大帅就是把这所学校当做自己的嫡系北洋军的一部分来打造的。若论北洋军医学堂各项办学资源的来源，她完完全全就是一所北洋陆军自办的学堂，而不是什么国立学校——这所学校直属于北洋陆军，由袁世凯本人亲自统辖，并不归属于清政府。该校所培养的人才，也全部都为北洋陆军服务。

为了进一步讲清楚这个问题，让我们再来看一个极具对比性的事实：就在同一时期，袁世凯还上奏朝廷，成立过一个“保定军医学堂”，而这所学校就明确隶属于北京清政府，属于“国立”医校，和北洋军医学堂有着本质区别。不过，在1906年的时候，这两所军医学堂最终合并，统归陆军部管辖。

1906年11月，清政府改革中央官制，设立陆军部，下辖军医司，掌管陆军卫生、医疗及军医教育等事业。于是北洋军医学堂就由军医司接收，归了陆军部管辖了，并从此改名为“陆军军医学堂”。陆军部对军医学堂的重视程度不减，进一步加大了每年的经费拨给，使得学校各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1906年，清政府军制改革，设立陆军部，图为北京晚清陆军部旧址

陆军军医学堂进一步强化了四年制的课程设置，学生在第一学年的必修课为：

物理学、化学、动植物学、生理学、组织学及实习、胎生学、算学、汉文、日文、英文；

第二年是：

解剖学、生理学及实习、病理学、病理解剖学、诊断学、外科总论、药物学、汉文、日文、绷带学、药方学、内科总论；

第三学年为：

内科学、外科各论、眼科学、产科学、妇科学、婴科学、传染病学、普通卫生学、内外科诊验、汉文、日文、军阵外科学、军阵卫生学；

最后一年则是：

内科学、外科各论、眼科学、皮肤病学、耳鼻喉科学、产科实习、细菌学、法医学、精神病学、内外眼妇婴科诊验、军队卫生事务、军事学、汉文、日文、学堂卫生学、工业卫生学等。

从1906年开始，徐华清还在军医学堂创设了药科，以培养专门的药学人才，学制3年。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设立药学高等教育。这一传统和学科优势，在后来民国的军医学校、国防医学院、第二军医大学历史里被不断延续，一代代药学人的师生传承，也在这些不同名称的军校里连绵不断。

1906年2月初，军医学堂的首届学员即将毕业，可是袁世凯已经等不及了，他让徐华清尽快结束课程，让学生们拿到文凭，前往军中任职。

4月20日，军医学堂选拔了四名学员，携着十几箱药材，奔赴奉天行营医院工作，全程陪同他们离京、赶路、上岗报到的，居然是辽北驻军长官张勋本人——这简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高规格的军医毕业生报到了！这些走上军官岗位的医科生，在军营中引发了强烈的关注，他们的军服袖口上镶嵌着双道金龙和红十字符号，副医官佩戴蓝顶子，医长则戴着水晶顶子。

1906年，新任奉军辽北总统张勋，亲自全程护送北洋军医学堂的毕业生前往部队报到。

也是在这几年里，日本教官与学校管理层、以及中国学员们之间的隔阂日渐加深，矛盾冲突不断，甚至让袁世凯都为此心忧。

1908年5月，一位南洋华人医生来到天津，被袁世凯聘入学校，担任协办（副校长），开始改写军医学堂、乃至中国军医教育的历史。这就是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史上不世出的一位奇才——伍连德。

伍连德（1879~1960），国际知名防疫专家。这是他在北洋军医学堂担任协办期间的戎装照

伍连德出生于马来亚的槟榔屿，这是一个涌现过无数近代革命者、深刻影响过晚清政局的南洋城市。伍就读于剑桥大学，毕业后曾在利物浦热带病学院、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等处研习，在欧洲医学圈子里建立起了一定名望。

从欧洲回到槟城后，他一边行医，一边从事热带病研究，还积极投身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当时在南洋华人圈，有三个杰出人士被誉为“海峡华人三杰”，他们分别是新加坡华人领袖宋旺相、伍连德、以及同为医学出身的新加坡华人林文庆。这位林文庆，后来担任了厦门大学首任校长，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儿子林可胜，将是我们这部世纪军医史里的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也将在后文中闪亮登场。

林文庆（1869~1957），新加坡华人领袖，厦门大学首任校长，其子林可胜是中国军医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

伍连德回国后，开始认真履行起军医学堂副校长的职责。除了参与各项教学和管理工作外，他还发现了学校当时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伍连德在文字记述中写道：“……教授多为日本医界及留日医学名流，采用日文教授，但对于实习及防病上未加注重”。

伍连德本人是一个受欧洲教育熏陶极深的人，于是他本能地感觉到了当时的军医学堂里上下弥漫的那股浓浓的日式味道，以及这种理念与英美医学教育思维之间的强烈差异。伍连德记载：

“……学校没有解剖室，学生是到一间规模很小、没有几张床的医院去看死后尸体解剖，这医院院长也是那位资深教授（应指平贺精次郎），医院也几乎只收外科病人”。

由此，伍连德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在他看来，军医学堂的学员虽然享受到了当时中国最好的教育条件，但和西方国家所要求的标准还有很大的差距。伍连德进而发现：学校里除一位化学教师外，其他日籍教师“都十分傲慢，金口难开”，他们仅仅希望中国学生“成为高级护理人员”。伍连德认为：

“这样会让中国仍需依靠日本的高级人才，合乎日本的政策……就连医学教育，也抱着帝国主义的立场，想控制中国成为日本的巨大附庸国，为其日后之扩张效力。”

后世的中国人，称赞伍连德“国士无双”，千篇一律地赞颂他在扑灭东北鼠疫事件中的卓越功绩。但在我看来，他在军医教育过程中所做的这些观察、写下的这些文字、以及此后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更令他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国士”一词的定义。在伍连德写下的这些文字里，浸润的是一种对民族未来的忧思、以及深厚的家国情怀。在这个高度上，才真正使伍连德够上了“国士”这一中国文化下的至高评价。

伍连德晚年照

1910年春节前夕，北京城里开始四处出现离奇的死亡事件，死者的躯体上遍布着大块的黑斑，有的家庭甚至在短时间内就遭灭门。清政府的医官和洋人医院对死者进行验尸后，得出了一个可怕的诊断——鼠疫。

这场疫情起源于哈尔滨，很快就由东三省蔓延到京津一带。疫情爆发时，伍连德正在军医学堂教学，接到政府的急令，他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以“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的身份赶赴哈尔滨。而此刻的哈尔滨，几乎快成了一座死城。

伍连德在工作中

与伍连德同期抵达的，是另一支医疗队伍，带队的乃是当年“北洋医学堂”的教官、法国人迈斯尼。迈斯尼对伍连德这个黄皮肤中国人根本不屑一顾，并觉得自己更有资格担当这个“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

在防疫指挥部的会议上，伍连德提出，东北的这场鼠疫，和欧洲中世纪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黑死病”并不一样。它应该是通过飞沫而进行的、人与人的直接传染（肺鼠疫），而不需要经过老鼠媒介实现传播（腺鼠疫）。

这一观点，更遭到了迈斯尼的鄙夷。在他看来，经典理论是不容质疑的。为了证明伍连德的“人与人直接传播”的判断的荒谬不经，迈斯尼坚持不戴口罩，在哈尔滨铁路医院先后诊断了四名传染者——六天后，迈斯尼就感染上了瘟疫，一命呜呼。

1910年东三省鼠疫，震惊世界，疫情在伍连德指挥下的扑灭成功，标志着中国的卫生防疫能力一跃进入世界前列。

后来的故事，我们就不再赘述了，今天的人们，精确还原了当时伍连德所采取的分区隔离、分级救治、乃至他发明防疫口罩的那段历史，伍连德作为防疫专家，也从此彪炳史册。不过这次东三省鼠疫阻击战，也意外地打断了伍连德的军医教育工作，使他转向了公共防疫和公众医学的广阔舞台。此后，他创办了《中华医学杂志》，倡议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并建成了北京中央医院（今天的北大人民医院），创建了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今天的哈尔滨医科大学）等20多所医学院校……

伍连德回到祖国，在最初的几年里投身军医教育事业，这可能是他最不为人们所知的一段历史，但却是令我们军医人倍感亲切和难忘的一段历程。

辛亥革命后，伍连德离开了军医学堂，但他与军医的缘分并没有就此断绝，1919年，他推荐了一位名叫刘瑞恒的年轻人进入协和医院，当上了外科医生。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个年轻人将继续引领风骚，为中国的军医教育事业打上深深的印记。

敬请期待第二章：古都烟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