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龄生的铁合金情结——致我那逝去的青春

刘翔

　　一转眼，时间已经进入到2022年了。1968年末在中国大地上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最近在网上经常可以看到知青们发表的一些回忆文章，回忆他们以前在农村或边疆时所经历过的那些蹉跎岁月，读后感触多多。

但是在国内可能还有许多人不知道，在那个知青上山下乡的时代大潮下，有一批与当年老三届初中68级知青同龄的年青人们却意外地躲过了那个潮流，他们走出校门后並没有去上山下乡或支边，而是直接进入了企业就业，成为了那个时代令人羡慕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中的一员。这批人就是四川省1966年夏季毕业的部份小学毕业生们，他们在本地官方文件里的正式称呼就叫高小毕业超龄生（简称为超龄生），我恰恰就是那个特殊群体中的一员。

在网上看过了有些知青的回忆文章后，我发现高小毕业超龄生这个群体在全国似乎只是在四川省才独有，外省1966年毕业的那批高小毕业生没有适龄生和超龄生的说法，要么是被划归到老三届知青范围内，要么就像我们这里的适龄生那样升入初中学习，初中毕业后没能升入高中的，就以新知青的身份去上山下乡或者是去支边，我没能力去作更深入的调查，也不知这个说法究竟对不对？

当年我们这批被称为超龄生的小学毕业生，离开学校后参加工作的时间是在知青招工大返城的时间之前，大多数是在1970年9月到1971年之间，而老三届知青下乡后首批被招工返城的时间则都是在我们工作之后，我就听某位超龄生同学说过他工作后就曾到知青点去招过工。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全都成了退休老人，有不少人还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令人唏嘘。

在全国范围来说，我们超龄生这个特殊群体的人数肯定不多，我们虽然参加工作较早，但由于在需要读书的年代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造成了我们这个群体文化程度普遍较低，虽然有些人后来经过自身的努力，提高了自己的文化知识水平，有极少数人还当上了一定级别的干部，甚至还有人加入了作家的队伍，但在网络上仍然鲜见这个群体的身影。我知道在我们这个群体中现在有些人甚至连智能手机都还玩不转，微信聊天还只习惯使用语音，所以他们在网络上很少发声，以至于现在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的存在。我很清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我们这代人的逐渐离世，这段历史终将会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我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现在默默无声确实是有点心有不甘。还好我现在还能码几个字，在打开记忆的闸门后，发现居然还能回忆起许多往事，加上现在网络上又有这么好的交流平台，于是就产生了把我们这个群体以前的那段历史和一些难忘的经历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萌想，我希望我的这个文章能抛砖引玉，引起我们这个群体的共鸣，让那些生活在各行各业的超龄生朋友们把自己的经历用文字和图片的方式记录下来，供我们这个群体的同龄人们怀旧，也供那些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分享和关注。

1966年夏季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随后掀起的红卫兵运动和革命大串联活动造成了全国各级学校的全面停课，我们也因此而没能升入中学读书学习。直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后，社会秩序才逐渐得到恢复，全国开始宣传学生要复课闹革命，在工宣队普遍进入了各级学校后，9月份新学年开始时各地中、小学校恢复了招生和正常上课。中学开始接纳的入学新生是那批被称为适龄生的小学毕业生们，而我们这批被称为超龄生的小学毕业生则是适龄生们入学后一段时间才被通知入学的，入学的说法很奇特，叫做参加“超龄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当年进入的中学是重庆市著名的重点学校巴蜀中学，那时叫四十一中。那时的学校是由工宣队和校革委共同主持工作，我记得当年学校的工宣队是来自重庆市松藻煤矿的工人。那时在校学生是按部队的连、排编制的，排就相当于现在的班级。全校一共设置了9个连队，1-6连是适龄生，一共60个排，7-9连是超龄生，一共20个排。每个连队都安排了工宣队师傅参与教学管理，我们当年同期毕业的小学毕业生中有划分到适龄生的，也有划分到超龄生的。

　　这是现在巴蜀中学官方网站上的校友录，那里面记录了建校以来的所有在册校友，这个网页上记录的就是我们同期入学的校友们。我知道，现在要进入这所学校的门槛是很高的，在小学里如果不是学霸的学生基本上是进不去的，但在1969年那时的小升初则是按地区划片入学的，真没想到当年一不留神竟混成了名校的校友，我们是不是有点太幸运了！

　　这是我所在班级在校友录里的名单，当年他们走出校门后全都进入了本市的各行各业。

　　由于我们入学时还是处于文革期间，在入校后不久学校就组建成立了红卫兵团，许多同学都参加了红卫兵，不过那时的红卫兵组织与文革初期的红卫兵组织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是自发组织的造反派组织，可以无法无天地造反。而我们参加的这个红卫兵组织则是在工宣队和校革委领导下的学生组织，类似于以前小学时期的少先队。这是当年在校时我们八连部份红卫兵战士参加军训时的一张合影照，同学们身后的建筑物就是我们超龄生们当年上课时的教学楼，那幢一楼一底的教学楼早已被拆除了，这张极其珍贵的照片现在还保存在巴蜀中学那个校友录里。

　　1969年时的重庆市属于四川省的省辖市，由于1967年的1月夺权运动，全国各地原来的各级党政机构都不存在了，各省市都成立了一个名叫革命委员会的机构管理城市，重庆市的日常工作也是由当时的市革命委员会主持，而当时各地革命委员会的标准配置是一个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由当地驻军领导，在运动中被解放出来的革命干部和当地造反派头目三方联合组成，以驻军领导为首，那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历史产物，这个权力机构行使着当地党政军的最高权力，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现在的年青一辈对这些历史可能还不太知情。

据说当年市革委的有关部门根据省革委的指示，将我们这批一直未能升入中学读书的小学毕业生划分为了两个群体。1953年4月11日以后出生的小学毕业生被称为适龄生，他们可以在中学里完成全部初中学业，初中毕业后不能继续升入高中学习的学生则会被作为知识青年安排上山下乡或去支边。

1953年4月11日以前出生的小学毕业生则被称为超龄生，在各个中学里专门举办了一个“超龄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接纳他们入校学习。记得那时我们学习的教材与适龄生们是一样的，文化课除了语文、数学外，理化部份被改为了工业基础课和农业基础课，实际上我们在校学习的整个时间不到一年（中间有个寒假），在1970年暑假时就宣布这个学习班结束了，于是我们的学业也就随之而结束了。

1968年年底各地革委会根据中央的政策对在校毕业生的安置是四个面向，即面向工矿、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但实际上执行的政策是老三届的高中和初中毕业生都是被称为知识青年，全部都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面向农村、面向边疆接受再教育去了，没有任何人是面向工矿和面向基层的，后来才弄明白了当年只有大学和大中专的毕业生们才是面向工矿和面向基层的。我们这批所谓的小学超龄生在中学里参加的学习班结束后究竟该怎么安置，大家那时都很迷茫。

想不到的是当年市革委政工组和市劳动局革命领导小组竟出台了一个“关于从高小毕业超龄生中招收部份进厂当工人的请示报告”的文件，市革委批准了这个文件，同意安排我们这批小学毕业超龄生进入企业就业，没有像老三届那样被作为知识青年去上山下乡或支边，当得这个消息时，我们真的是感到有点喜出望外。其实那些比我们早一年进入初中的小学毕业生，也就是那些老三届中的初中68级，他们的实际年龄也与我们超龄生们差不多。到1966年文革爆发停课时，他们实际上也同样只是在中学里呆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后来他们全部都在复课闹革命前（1968年底到1969年初）就被作为知青安排上山下乡或者支边去了。那些与我们同时进入中学的适龄生们，后来读完初中后没能升入高中的也都走上了老三届知青们所走的那条路，这是那个时代的基本国策。相对来说，我们这批超龄生可以算得上是那个时代的少数幸运儿，让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们很是羡慕。

　　记得是在1970年8月底，我们这批才走出校门的超龄生就开始有人接到招工单位的体检通知了，至于我们是哪天接到重庆铁合金厂的招工体检通知的，现在已经回忆不起了。那时只要是通过了体检和政审后被工厂录取的人都会接到一份《新工人录取通知》，这是我当年接到的那份录取通知，至今仍保存在我的职工档案里。从通知的格式上可以看得出那是个标准的文革格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那时的毛主席语录一直是被尊称为“最高指示”的，当年不论发个什么文件都必须得引用一两段有关的最高指示才合符规矩，否则就可能算是犯政治错误。我看到当年的录取通知是用铅字打印机打印的，那时打字机上的铅字有些还是使用的繁体字，姓名也是用繁体字填写的，这个《新工人录取通知》颇有点历史文物的味道。

　　1970年9月14日的早上，初秋的山城，细雨蒙蒙，重庆朝天门港（那时曾被改名叫红港）港务大楼前的广场上，一群学生模样的男女青年身背着各色行李在那里排队集合，停泊在重庆朝天门港口嘉陵江边三码头的东方红101轮正在等着他们登船。这些青年男女就是位于长寿县的重庆铁合金厂招收的那批超龄生新工人，我就在这个队伍中，当年与我一起登船的是250人，其中有10%为女生，我们都是重庆市市中区（后改为渝中区）的人，基本上是重庆市四十一中和四十二中里的超龄生。

　　这是以前朝天门港务大楼的一张老照片，当年我们就是在这幢大楼前集合登船的。（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是当年重庆朝天门港的一张老照片，这是两江汇合处的嘉陵江一侧，照片中的这个囤船是朝天门港的4码头，照片左上方那个囤船就是位于千厮门的3码头，我们下长寿和回重庆基本上都是在那里上下船。

从停靠在4码头囤船边那艘轮船的烟囱看，那是一艘用煤炭作燃料，使用蒸汽机作动力的轮船，那个年代的长江航运上还保留得有一些这类轮船。

　　这是载着我们去长寿的那艘客轮——长航东方红101轮的一张老照片。在那些年里，这艘轮船是重庆到涪陵之间的固定班船，头一天下水到涪陵，第二天上水到重庆，我在长寿那四年多的时间里，经常乘坐这艘轮船。（图片来源于网络）

　　早上8点钟，轮船在汽笛声中驰离码头，顺长江而下，中午时分轮船抵达了长寿县的港口大码头。

　　这是长寿港大码头，介绍说拍摄于1990年，是从囤船上拍下了大码头港务大楼的全景，从港务大楼的外貌上看与七十年代那时基本上没有变化。（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是在网上搜索到的当年长寿港大码头的两张老照片，现在因三峡库区形成，长寿区城区又改造过了，以前的那个大码头了已经找不到任何踪迹了。这张照片是拍摄者在河街绞车道这边的某个高处拍下的。（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张照片是拍摄者站在大码头上往新桥那个方向拍的，照片上的那条绞车坡道是下船后去河街和去新桥的一条捷路，在照片的右边还可以看到新桥的部分轮廓。（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长寿大码头下船后，重庆铁合金厂的招工师傅们把我们带上了长寿县著名的老街三倒拐，从半山腰上的一条小道进入了一所学校，说是厂里安排所有新工人在那里集中学习两周。记得当年那些招工师傅给我们说过那是长二中，许多人应该都还有记忆，但后来才得知那个学校实际上叫长寿一中。学校的校舍是与一座破旧的庙宇连在一起的，五十年后我在网上百度后才知道了那座庙宇叫武庙，当年的长寿一中就是在这个武庙的基础上扩建的校舍。据历史记载，在1939年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在这座武庙里设立了“西南第二陆军医院”，当年这里曾经是医治抗日前线伤病员的一个医院。没想到我们入厂时就是在这样一处历史遗迹中集中学习过，现在回想起还真是一件很值得怀念的事。

　　这就是三倒拐通往长寿一中的那条小道。（照片摄于2012年春节期间）

　　这就是那座武庙现在残存的部份建筑。（照片摄于2012年春节期间）

　　1970年的9月估计是遇到了俗话说的“烂白露”了，从自我们离开朝天门港口那时，天空就一直阴雨不断，在集中学习的那两周里，很难遇到不下雨的时候，搞得大家的心情都很不好。记得集中学习没几天，我们新工人中就有人在街上与当地的青年发生了打斗冲突，驻厂军宣队的军代表就在那条小道上设卡禁止我们上街了，类似于把大家都被关了禁闭，当时实在是感到很郁闷也很无奈。

在学习班快结来时，厂里安排我们全体新工人去参观了当地的两处地方，一处是一个名叫杨伯寿大队的农村，估计是当地树立的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另一处则是长寿县的一个县办企业——滴水岩煤矿。那次参观中我们曾被带着爬进了低矮的采煤撑子面，那个煤矿当年的工作环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极大的震撼，至今记忆犹新。事后回想起，深切地明白了当年厂方的良苦用心，那就是今后我们下了车间后，当我们面对车间里恶劣的工作环境时，那就去想想那些煤矿工人吧。

重庆铁合金厂是一个老厂，当时简称为重铁厂，但我们入厂后一直都习惯地称它为铁合金厂。它的前身是民国时期在长寿成立的中炼厂、渝光电溶厂、恒昌电化厂、中国电化厂、渝鑫钢铁公司长寿分公司、华新公司长寿电冶厂五家冶金企业。

中国工业炼气公司长寿电炼厂(简称中炼厂)，前身是1933年9月创办于上海的氧气厂(生产氧气、氮气等)和1935年创办于上海的电熔厂(生产电石)。上海沦陷后，创办者陈受昌、李久成旋即来到四川，于1941年在长寿羊角堡建成900千伏安和450千伏安的电炉2套。中炼厂职工232人，主要生产“葫芦牌”电石供应重庆市民作点灯照明，还产矽铁销往全国。抗战胜利后，陈受昌、李久成先后返回上海，收复旧厂，将重庆办事处改为四川分公司，钱祖恩任分公司经理兼中炼厂厂长。1947年7月，因国民党政府经济崩溃，导致产销失调，停工数月，到解放时，职工仅剩下53人。

渝光电熔厂，由11人合伙投资法币10万元于1941年初创办。5月1日正式开炉，职工53人。在四川首先炼出电石，月产高级电石6吨，次级电石3吨，主要生产矽铁、锰铁和人造石墨。1945年，由于宏观形势影响，产销失调，被迫倒闭。

恒昌电化厂，是1945年由刘佩雄等人集资2000万元法币于重庆邹容路成立的公司，并在长寿河街羊角堡建厂。次年1月动工并安装250千伏安电熔变压器及电炉1座，职工36人，生产焊用和灯用电石，年产“火山牌”电石400吨。

中国电化厂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电化厂)，股东多系福建及南洋华侨。1940年6月创办于河街镇和尚滩，两年后试炉成功。产品以冶炼电石、炭精、硫酸亚铁为主，有职工251人。抗战胜利后，股东大多退股，各奔前程。解放前夕，货币贬值，物价暴涨，企业负债累累。

渝鑫钢铁公司长寿分厂，1940年9月成立，1943年10月在复元乡詹家沱建厂，安装电炉、合金炉等设备，以锰矿、焦炭、石灰石、杠炭和铁屑等为原料，生产钢、矽、铁，年产2000吨，供给兵工厂使用。

华新公司长寿电冶厂，1945年4月开办于复元乡詹家沱。主要设备有变压器3台、马达3部、电炉1座、电板升降器7台、碎石机1部等，主产铁合金和电石2种产品。董事长由渝商银行董事长杜月笙兼任。

1954年7月，中炼、恒昌、渝光3厂合并，成立四川省合营川江电冶厂。1955年1月，中化、渝鑫2厂合并，成立四川省长寿县地方国营冶炼厂。同年5月，合并入川江电冶厂。川江电冶厂1966年更名为重庆铁合金厂，隶属于重庆市冶金工业局，属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是西南地区最早生产铁合金的企业，也是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兴建并管理的铁合金生产企业。

　　这是现在保存在长寿区图书馆网页的老照片，分别为当年重庆铁合金厂的一、二、三、四车间。（图片来源于长寿区图书馆网页）

　　这是2020年9月我赴长寿参加入厂五十周年纪念聚会时拍下的原重庆铁合金厂厂部办公楼，早已经人去楼空。

　　当年下车间领到了工作服后，赴长寿河街照相馆换上了工装，拍下了这张工装照留着纪念，胸前的像章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特征。

　　我们入厂时，重庆铁合金厂的厂部与一车间是在一起的，四个生产车间是沿长江江边布设的（有个机修车间在二车间附近），由长寿湖流下来的龙溪河把铁合金厂分为了两个部份，一、二车间相距不远，都是在长江与龙溪河汇合处的上游一侧，三、四车间相距不远，都是在下游一侧。实际上二车间与三车间之间不但隔着一条龙溪河，而且相距也是很远的。一、二车间都有公路与城区连接，龙溪河以下的三、四车间则没有公路，车间生产原料的输入和产品的运出全都靠水路运输。

我当年是被分配到三车间的（那时四车间还处于在建中），那时龙溪河上没有桥，我们由车间到码头乘船回重庆主城，或者由车间去厂部，到河街、县城商业区，都必须要乘渡船渡过龙溪河，很不方便。而且当年长寿县城区除了河街与县城的坡道上有条缆车运行外，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由车间去河街、县城的商业区全部都得靠步行。三车间交通不便而且远离厂部的弊端在两年多后就得到了充分地印证，我觉得就是那个致命的因素导致了我当年没能去参军入伍，从而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轨迹，不过那是后话。

半个世纪后，当我们重返长寿聚会时，看到龙溪河上不但建了大桥，而且现在的长寿城区也扩大了很多，早已是面目全非。变化最大的是以前的县城部份，以前比县城热闹得多的河街反而是沦落了。城区里有多条线路的公交车在营运，从河街到以前的县城之间也开通了公交车，不用乘坐缆车也能由河街到以前的县城上面了，不过那条缆车现在仍然还在运行，那缆车作为一种特殊的景观交通工具得到了保留，那也是现在重庆市唯一保存下来的一条缆车，市民和游客们都可以免费乘坐。我在长寿生活的那几年里乘坐缆车的票价是上行三分钱，下行两分钱。

　　这就是那条著名的长寿缆车的两张老照片，这处缆车始建于1964年2月26日，同年10月15日正式通车营运。它采用“鱼腹式”轨道建设方式，由中国有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设计，长282米，垂直高度达110米，可谓山城奇观之一。长寿缆车由于自然条件的特殊性，当年是长寿县城与河街之间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图片来源于殷毓德老人的老照片）

　　这是2018年经过整改工程后焕然一新的长寿缆车，这个全国轨道最长坡度最陡的缆车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乘坐。（图片来源于网络）

　　当年二车间与三车间之间的龙溪河上只有一座停了工的在建桥，估计是缺乏资金，那时只建好了部份桥墩。在大桥没有竣工以前，当年过河的渡船是一种特殊的拉拉渡船，拉拉渡船不用桨，也没有动力，是用一根钢缆横跨河面，固定在河的两岸上，船工靠手拉钢缆带动渡船过河。在一早一晚的时间里，如果遇到船工未上班或者已下班了就无法过河，很不方便。记得有次车间有很多人很晚才一道从街上回车间（记不清是何原因了，好象是因为看电影），大家集体在岸边高呼船工的名字，因为船工就住在对岸岸边，当听到是许多人在喊时，船工也把渡船拉过来接了我们的。不过如果不是人多，船工肯定是不会理睬我们的，我就听说过夏天有人在渡船收班后自己泅渡过河的。

遗憾当年因为条件的限制，没能留下任何影像，这是在网络上搜到的一张类似的图片，供大家分享。（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是当年在建中的龙溪河大桥，从桥墩工程的施工进度来看，是在我离开铁合金厂三车间以后的事了，我当年在三车间时，那时只建好了一个靠岸边的桥墩。（图片来源于殷毓德老人的老照片）

　　这是建成通车后的龙溪河大桥，大桥是1980年3月竣工的，不过那时我已经离开铁合金厂5年多了。这座大桥后来因三峡库区淹没线的限制而被拆除了，在原址的前面新建了一座龙溪河大桥。（图片来源于殷毓德老人的老照片）

　　这是2012年春节期间我重返长寿去三车间时拍下的新龙溪河大桥和老桥残存的桥头标识。

　　当年三车间的产品是75硅铁（那时我们都习惯地称为矽铁），全车间当时只有三台电炉在生产，三台电炉的编号分别为7号炉，9号炉和10炉，后来在7号炉与10号炉中间添加了一台电炉，编号为13号炉。那时7号炉的容量最小，13号炉稍大一点，最大的是9号炉和10炉，它们是同样的容量。

　　这是75硅铁的产品图片。（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当年被分配到的那个生产班组据说是当时全车间最好的一个班组，休息日是星期天，一个星期的六个工作日中，前三天是在配料工段工作，后三天是在7号炉工作，所以我干过配料工和电炉冶炼工两个工种。这个班叫小流动班，是为配料工段的三个正班和7号炉的三个正班工人的轮休而配置的。另外车间还有一个大流动班，也是休息星期天，那是为9号炉和10号炉的三个正班工人轮休而配置的，那个流动班的工人都是当年车间里比较精壮的工人，有两个长寿城关镇的大个子工人还是厂蓝球队里的主力队员，我认为那个流动班的工作显然比我们这个流动班要恼火得多，因为7号的容量比较小，相对来说，劳动强度和工作环境比起9号炉和10号炉来说要好很多。

其实当年配料工段的工作也是很繁重的，配料工作实际上就是将硅矿石和焦碳粉碎后，按比例与铁屑混合在一起，用独轮车送到炉台上去，工作过程看似简单，但劳动强度相当大，粉尘也很重。由于工作中要用粉碎机粉碎硅矿石，还有患上矽肺病那种职业病的危险，不过我在厂工作期间没有听说有谁患上过。

实话实说，当时铁合金厂的三个车间中，只有三车间的工作强度最高，环境最恶劣。但这个车间也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当年有些有各种政治问题的人就会被厂方安排在这个车间里去改造。据我所知，包装工段那位身材魁梧的姓乔的老工人，身上一直有着一股不怒自威的军人气质，据说他是新中国建国后某监狱的一位监狱长，是犯了错误后被贬到这里来了的，坊间传闻其文革前还有佩枪的资格。现在重庆电视台著名主持人韩咏秋的父亲韩广平当年也是在我们车间的配料工段当工人，我知道当年他就是属于车间领导暗管的对象，不过他平时看起来老实得很。10号炉还有一个姓魏的老工人，身体超棒，是班组里的生产骨干，蓝球也打得很好，但也是个管制对象，据说建国前是国民党内二警的一名警官，其实当年那人与车间其他工人和我们超龄生新工人们的关系都处得相当不错，也不知后来怎样了？

我们当年的车间主任姓陶，也是车间的党支部书记。那是一位头发已经花白，有点老农民形象的半老头，除了文化稍差一点以外，但具有一名当年企业基层干部具备的所有优秀品质，穿上工作服可以上炉台，主持会议时可以侃侃而谈，工人们都很敬畏他，但背地里却都称呼他为陶老头。我2012年春节期间去长寿时，得知他还健在，还专门去拜访过他，那时他说他已经八十多岁了，倒推回去，其实当年他也才四十出头，正当壮年，算不上什么老头。当年他身边有一位姓叶的年青人，据说是文革时期重庆大学冶金系的毕业生，被分配到了铁合金厂工作。那个时代强调的是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所以他下车间后也和工人们一起上过电炉炉台。但我们到车间后，他的工作基本上算是给陶主任当秘书了，后来他被调到厂部去了，我接替了他的那部份工作。我离开铁合金厂后，听说在改革开放后他曾担任了厂长一职，按年龄推算，他现在应该是快八十岁的人了，可惜自从离开铁合金厂后就再未与他见过面了。

在我们进厂前，厂里的工人除了有不少身份为正式工的老工人外，也有从长寿县城关镇招收进厂的工人，工人中还有一大批人是被称为“亦工亦农”的农村轮换工，他们当时的身份实际上是合同工，类似于现在各个民企里的农民工，不过后来他们都按政策转为了厂里的正式工，那时国企里的正式工就意味着是铁饭碗了。在当年的三车间，这批农村合同工很多都是生产骨干，对我们超龄生新工人的帮助也很大。我那个班组的班长是位正式工身份的老工人，付班长和班组的生产骨干都是农村合同工。班组里还有三位长寿城关镇来的工人，他们比我们早几年进厂，也比我们年长，大家都相处得都很好。记得有位姓车的城关镇工人后来被调去当了车间的维修电工，大家都很羡慕他，但不久就听说他在工作中触电身亡了，真是令人唏嘘。

　　这是我在网络上搜索到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真实地反映了我们以前工作时的那个场景。实际上我们三车间当年的生产环境比这要恶劣得多，可惜由于当年条件的限制，没能留下任何影像。（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在铁合厂三车间工作的时间只有4年多，对其他车间的情况不太了解，但我一真觉得当年三车间的电炉冶炼工应该算是全厂电炉冶炼工中工作强度最高的，在四车间没有投产之前，三车间的9、10号炉是全厂容量最大的电炉。

在电炉冶炼硅铁的过程中，铁水上面的炉料会产生板结，这样就会影响炉料的正常溶化，从而影响到铁水的产量，所以在冶炼过程中都需要进行捣炉（我们当年习惯的说法是叫撬炉子），捣炉就是用铁棒撬松板结的炉料后再添加进新的炉料，这样才能多产出硅铁水（炉料主要为硅矿石、铁屑和焦碳粒的混合物，有时会添加少许烟煤）。由于当年三车间没有安装捣炉的机械设备，捣炉的过程实际上是工人们手持铁棒去作撬松炉料的操作。电炉在通电开炉投料后是不能熄火的，需要24小时三班制连续作业，操作工艺的规定是两个小时出一次铁水，每个班8个小时中要出4次铁水。出铁水的场景许多人可能在影视作品中都见识过，确实非常壮观而且也很有成就感，作家们的描述也比较多，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我在这里主要说说硅铁冶炼中捣炉的事，我相信除了我们这些从业人员，许多人都没有见识过，而且可能大多数原一、二车间的电炉冶炼工们也没有见识过。硅铁冶炼时，每次出炉就是放空炉底完全溶化了的铁水，但电炉里的炉料层很厚，那些没有溶化的炉料还会在电炉里继续燃烧着。每次出铁水后一段时间，上面的炉料就会塌陷下去，那时就需要进行一次捣炉的操作工序，按规定是一个班次的4炉时间中，1、3炉是大捣，2、4炉是小捣，大捣炉料时的工作强度不但相当大，而且工作环境也比较恶劣，手套和工作大衣被炉火烤糊烤燃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现在回想起，当年大捣炉时的工作场景其实是非常壮观的，我用文字记录下来，供大家分享。我相信我们当年大捣炉的那种工作场景在现代普遍都是机械化操作的时代是再也看不到了，那种场景肯定已经成为了一种绝唱，当我们都离去后，鲜有人知道。

先说说当年捣炉操作前我们每个工人都必须穿戴的劳动保护用品吧，每人头上除了戴上有护耳的帆布工作帽外，还要戴上覆盖了石棉布的一种尖顶竹壳帽，竹壳帽的边缘悬挂着一张留有观察孔的石棉布面罩，脸上是护目镜和厚厚的口罩，身上除了工作服外，还要系上一条用石棉布制作的围腰，外面再穿上用白帆布制作的长大衣，大衣的袖子上也是套着石棉布袖套的，另外手上戴着的是用棉毯作衬里的厚厚的单指帆布手套（实际上当年操作时大家都是戴着双层的单指手套），脚上是穿的一种高帮的劳保布鞋。本来按说那条石棉布围腰应该是系在长大衣外面的，但老工人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捣炉操作时，炉火极易引燃布质的工作大衣，一旦大衣被引燃，如果围腰系在大衣外面，就不能及时脱掉大衣灭火，皮肤将会有被烧伤的危险（我右手臂上那一大块烧伤伤疤就至今仍在）。捣炉操作时工人们会按分工的不同，分别手持着长短粗细不一的铁棒或加料的铁锹，捣炉工具中还有一种很长的类似一个大火钩式的专用工具，工人们把它叫“淘淘”，那是用来拉开电极边的炉料和去除掉那些粘在电极上的炉料的，不过使用这种工具不但需要一定技巧，关键是需要极好的臂力，一般都是由班组中臂力最好人在撑控。捣炉过程中有一个人是专门用铁锹加炉料的，一般都是班组里经验丰富的老工人担当，他加的炉料主要是焦碳粒，因为只有他才知道该加多少最合适，完全是凭多年操作的经验在操作。那操作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对电炉看表工的操作影响比较大，如果操作得合适，电炉看表工可以把电极插入炉料很深也不会造成跳闸，这样出铁水的产量就会比较高一些。

我觉得当年我们穿戴在身上的那一身劳动保护装备再配上手中的工具，每一个人都极像一名顶盔掼甲的古代武士，现在好遗憾当年因为条件的限制，没能留下任何影像，现在肯定是再也看不到了，已经成为了历史和在我们的记忆中了。工人们的这一身披挂一年四季都是同样的，不论是三伏天还是三九天，捣炉操作结束后都是感觉前胸似被烤糊，后背则是被汗水湿透。我想如果是在现在，在没有高薪的情况下，这样的工作环境，恐怕许多年青的农民工也不会选择这种职业，但我们当年竟然干下来了，真的是很不容易。

记得每次捣炉都是出铁水后不久，因为炉底的铁水流空后一段时间，电极附近的炉料就会发生塌陷，炉料塌陷时会发出巨大的轰呜声和耀眼的电弧光，电炉里的火焰会伴随着电弧光冲天而起，捣炉的工序也就在这时开始了。那时电炉的炉台上，两边都是安装得有大功率的排风扇，捣炉操作时都是单边进行的，因为操作时需要用强大的风力把电炉炉台上的火和烟吹向另一侧，以减轻炉火对操作工人们的威胁，所以操作时炉台的另一边是不会有人的。大捣炉开始时，当班的工人们打开炉台上的排风扇，在班组长的带领下穿戴好劳动保护用品进行捣炉。捣炉过程中，排风扇巨大的轰鸣声和炉台上的浓烟烈火交织在一起，恍如一种战场上的氛围，我觉得当年车间里以9号炉和10号炉大捣炉的工作场景最为壮观。

大捣炉时工人们先是需要把一根粗粗的大铁棒沿电炉边插进燃烧着烈火的炉料里，一人不行就两人同时用力摇动着往里插，前面的人被炉火烤得受不了了就换了人接着干，有时炉料板结得厉害时还需要动用大铁锤击打铁棒，这一波操作都是要在烈火熊熊的电炉边进行的，尽管身后有风力强大的排风扇压着火焰，但烈火仍然会烤得人受不了，铁棒必须尽快地插入炉料中，因为时间长了铁棒会被炉火溶化掉，铁棒溶化多了就会增加硅铁里的含铁比例，那样将会影响到硅铁产品的质量，造成废品。等大铁棒插入到合适的深度后，马上就会加上准备好的铁套筒，套简后面再加上一根大铁棒，几个人冒着高温拉着电炉上的电缆线攀上加了套筒的大铁棒上，站在上面奋力地往下踩，利用杠杆的原理撬松板结的炉料，当众人用大铁棒奋力撬开板结的炉料时，炉台上是浓烟滚滚烈焰冲天，场景实在是惊心动魄颇为壮观！这样的操作要根据电炉里炉料板结的情况，有时需要进行N次大铁棒撬炉才行。捣炉工序完成后就是添加炉料的工序了，那时工人们会放下手中的铁棒，拿上铁锹添加炉料，相对捣炉来说，这收尾的加炉料工作就是最轻松愉快的了。这一边做完了，另一边炉台上的捣炉工序马上就会接着开始，重复着以上的操作，直到完成整个电炉的大捣炉操作。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当年大捣炉的那一幕幕场景，经常会使我联想到古代那个美丽的神话传说，那场景还真有点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意境！遗憾的是那时没有智能手机，如果能拍成视频，那该是多么精彩！

　　这是我1998年春节期间重返长寿时，站在三车间蓝球场上拍下的一张照片，那时车间的厂房已经被改建过了，我在改建后的三车间电炉炉台上看到已经安装上了捣炉的机械，看来那时车间工人们的劳动条件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可喜可贺！那次进入车间很不容易，车间当时是处于停产状态的，春节期间有些人在值班看守厂房，值班的人我都不认识，但经过我的自我介绍后，他们中有人说听说过我的名字，知道是原三车间的工人，于是同意我进入车间参观，但强调不准拍照，而且还派了一个人一直陪着我，这个要求既无奈又令人费解，所以那次在车间里没能留下宝贵的影像，遗憾！

三车间改建前的厂房是砖木结构，记得大概是在1971年一个深夜，9号炉曾发生过一次大火灾，由于火灾发生在夜间，扑救非常困难，车间与外界没有公路连接，消防车根本来不了，灭火只能靠车间职工，虽然大火在全车间职工的奋力扑救下熄灭了，但9号炉的厂房和变压器却被烧毁了，给厂里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当年炉火熊熊的电炉冶炼车间竟然是砖木结构的厂房，现在想起来真的是不可思议，如果那时是现在这种改建过的现代化厂房，那场火灾肯定是可以避免的。事后听说调查过起火的原因，说是据专业人士分析，疑似电炉里喷出的火花穿过了砖墙的某处缝隙进入了表房，引燃了变压器泄漏在地面上的一些油迹造成的，据我所知，那场火灾事故后没有任何人担责。

　　

　　这是原三车间当时最好的一幢单身职工宿舍楼，楼下的第一间房以前曾经是我们四个超龄生工人居住过的寝室，当时在整幢宿舍里只有我们这一间房的室友全部是清一色的超龄生工人。记得是在1972年那时，我利用给陶主任当秘书的机会，用那间房与陶主任在宿舍楼里的那间办公室互换了一下，以后那间房就变成了他的办公室。

当年我们同寝室的4个超龄生室友，有一位1973年8月在长江游泳中不幸溺亡，另两位在1974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先后调离了铁合金厂，我一个人在那间寝室里坚持到最后，在1974年底的最后一天才离开了铁合金厂。

1998春节期间我重返三车间时，在这幢楼前留下了这张照片，当时整幢宿舍楼里静悄悄的，空无一人，也不知后来究竟是谁住进了我们以前住过的那间寝室里？

当2012年春节期间我再回到那里时，这幢宿舍楼已经不见了踪影，变成了一块菜地。

现在，以前居住在同一间寝室的四位室友，已经走了两位，一位失联，只剩我一人还在这里冒泡，实在是有点令人唏嘘。

　　其实我们这些铁合金厂当年的一线生产工人，表面上看起来很光鲜，是当年令人羡慕的领导阶级队伍中的一员，而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们则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新农民身份，相比之下，双方待遇似乎有着天壤之别。但实际上比起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们，我们在工作中吃的那些苦实际上並不比他们在农村中吃的苦少，我们唯一比知青们好的地方只是有固定的工资收入而且粮食定量很高而已。记得我们那时每月的粮食定量是43斤，高过普通居民很多，那时重庆地区普通居民每月才28斤的定量。不过当年如果出现缺勤（比如病、事假或者旷工），除了要扣工资外，粮食定量也是要按比例扣除的。

我们当年进厂后的试用期是三个月，因为工种属于熟练工，入厂后的工资待遇定为每月28元，如果是技术工人（比如车、钳、电、焊等），那时每月就只有十多元钱，而且是三年才能出徒定级，不过技工如果技术学得好，以后涨工资的机会比我们熟练工要高一些。我们转正定级后为一级工，工资为每月30.50元。入厂3年后按政策调整为了二级工，工资升为了每月35.50元，从这张当年的工资卡上就可以看得到，其实那时我的日平均工资仅为区区的1.39元，不知现在的人们会怎么看待我们当年那点可怜的工资收入的？

　　说起工资，那个时代工人们的工资普遍都很低，当年全车间几百号人，每月的工资总额也就一万多元。我在车间管理层干过一段时间，曾经去银行领过全车间的工资。记得当年每到发工资的那一天，车间一般都会派出三个人一道去银行领取工资，银行在城区的河街街上，由车间步行到银行约需一小时。那时由三车间到二车间之间没有公路，不过即使有公路也没有交通工具，去和回来全部得靠步行。早上从车间出发，到达银行后排队取款，取款后把总数清点好，还需要在银行柜台上去兑换部份零钞。那时人民币的最大面额是10元，需要兑换一些5元、2元和1元的钞票，另外还需要兑换一些角票和分币，然后把所有的钱装进一个大的手提包里，返回车间。回到车间后先是在车间办公室里按各班组的工资卡把钱配搭一定比例的零钞后分装包好，反复核算无误后才通知班组长到车间办公室去领钱，在领钱的过程中还可能会发生一些零星的兑换零钞的事，总之每月发工资时是相当麻烦，又费时间又怕出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次去取款，在银行把所有事情都办好后，钱也装进了手提包，另外两个人还有点其他的事需要在街上办理，他们就叫我一个人先把钱带回车间去，让车间的人先把钱分好，以免耽误职工领工资的时间。当时我就是一个人把钱从街上银行带回车间的，那时的一万多元钱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百多两百万元吧，一个人带着那么大一笔巨款，步行一小时走回车间，其中有一半的路程还是行人稀少的江边小路，现在想起来当年的胆子确实是够肥的，不过还好平安无事。

　　实话实说，当年进入铁合金厂工作后我是极不安心的，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恶劣只是次要的原因，因为一年后我实际上已经脱离了生产一线。主要的原因还是长寿和车间的生活环境实在是太差，车间没有围墙，周围全是农村，满坡都是庄稼菜地，出行全靠步行，而且道路崎岖。车间除了有个蓝球场，平时的文化生活极其匮乏，加上当年长寿城区与重庆主城的环境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虽然重庆主城那时与现在比也很差劲，但与长寿相比，那给人就是一种城乡差别的感觉。当年的长寿县城区里只是河街上的商业气息稍微好一点，县城上面反而显得很萧条，整个县城上面就只有一家国营的百货商店，使得从小就生活在重庆市中区的超龄生新工人们觉得反差太大，所以那时我们都特别地想家。那时没有电视，没有网络，平时与家里联系只能靠书信，写封信还要几天后才能收到，有急事打个长途电话都需要到城区河街上的一个小邮电局去排队等候，而从车间上街则需要近一小时，全是步行。错过了每天一班的轮船和班车，有钱也回不了重庆，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是无法想象我们当年的囧像的。

　　这就是当年长寿河街上最大的一个百货商店，那时的百货商店都是国营的。记得当年河街上那个能够发电报和打长途电话的小邮电局就在这个百货商店的下面一点。（图片来源于殷毓德老人的老照片）

　　不过那些年在长寿也还是有些值得回味的轶事，记得那时只要是休息日，除了回重庆，几乎都会邀约上街去闲逛，从车间步行到龙溪河，乘渡船过河经羊角堡到关口，过了新桥进河街，河街上那家卖醪糟小汤面的小店一般都要先去光顾一下，一碗醪糟小汤元入口真是让人回味无穷，现在吃的醪糟小汤元再也吃不出以前那种味道了。逛完河街商店乘缆车上县城，再从三道拐老街走下来，电影院门口那个面馆经常是我们吃午餐的地方，每次饭点到那里时店里都是食客满座，还要排队等候，生意极好。二两粮票贰角钱一大碗的“大面”让人垂涎，那碗被当地人称为大面的面条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三鲜面，煮好的面条里加上了肉片、肚条和猪肝，厨师味道做得好极了，份量也很足，一碗下肚满口留香，货真价实的三鲜面啊！在那个缺油少晕的年代里，那碗面真的是不可多得的美食，离开长寿后，至今再也没有吃到过那么美味的三鲜面了，实在是令人终身难忘，不知我那些老工友们如今是否还有此记忆？

那时我们每月都是配发得有肉票的，几个人的肉票集中起来，休息日时派两个人去河街的肉店买肉，那时的肉店全是国营食品公司开的，肉都是凭票供应的。我们一般都选择的是二刀后腿肉，然后采购好一些辅料后赶回车间。留在车间的人会生好炉子等着，那时车间里焦碳很多，不缺燃料。大家动手，或做回锅肉，或做红烧肉，然后大快朵颐。记得有次我们还托人采购过一只山羊，拜托车间里一位会宰羊的师傅帮忙宰杀了，羊皮就送给他了，我们烧了一大锅羊肉，装在洗脸盆大家大嗨了一顿。

那时长寿城区除了著名的三道拐老街外，河街上还有一条叫鱼市街的老街，街上除了有一些餐馆外，那有一个集市，许多农民把自家的家禽和鸡蛋等农副产品拿到那个集市上来卖，我们回重庆登船前有时也会去采购一些鸡或鸡蛋带回重庆，那时农民卖的可都是真正的土鸡和土鸡蛋哟。县城上面也有一条同样的老街和集市，不过没有河街这里的规模大。现在回想起，那时的老街和集市才具有真正原滋原味的乡土气息，现在新建的那些古镇老街再也找不回原来的那种味道了。

　　这是当年长寿县老街上赶集的场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是当年长寿县河街连接关口那边的那座大桥，当地人称呼它为新桥，记得有一年长江发大洪水时此桥曾被淹没过。这座桥在三峡库区形成前也被拆除了，在原址新建了一座大桥，桥那头新建了一个定慧寺，现在那个定慧寺已经成为了长寿区的一处景区。（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是那座老的新桥拆除前的一张老照片，旁边就是在建中的新桥。（图片来源于网络）

　　那座旧桥拆除后，这是现在的长寿新桥与定慧寺。（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是1998年春节期间我重返长寿时在三车间拍下的车间蓝球场，这个蓝球场是龙溪河下面厂区里唯一的一个蓝球场，当年曾经在一起叱咤球场的老工友们一些失联，一些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深切地怀念着他们，同时也怀念那一段难忘的时光。在那个文化生活极其匮乏的年代里，这个蓝球场曾经给我们带来过不少的欢乐，既有平时的娱乐，也有比赛获胜后的喜悦。我们几个超龄生组建的那个小小的蓝球队，在龙溪河下面这一带鲜有对手，记得当年的征战中唯一不敌的对手就是位于四车间江边詹家沱造船厂的那帮年青人们，当年我们确实技不如人，两场皆败，至今还有点耿耿于怀。

2012年春节期间我再到那里时，这个蓝球场与那幢宿舍楼一样不见了踪影。

那时在夏天，我们最喜爱的活动就是下河游泳，车间就在江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回水沱。有时也去龙溪河那边游泳，那里涨水后水势会比较平缓，游泳没长江边危险，但如果遇到长寿化工厂的废水排入时，就会有一股怪味，所以我们不大去。龙溪河大桥停工后岸边有个高高的桥墩，我们超龄生新工人里有个人会跳水，他在那桥墩上表演的燕式跳水，姿势相当优美，曾获得过大家的喝彩。永远不能忘记的是，1973年8月4日的傍晚，同室好友在车间下面的长江边游泳，被冲出回水沱后不幸溺亡，从此以后我就再未下过江河了。

　　我们这250名超龄生新工人的入厂，估计是重庆铁合金厂历年来增加得最多的一次新鲜血液，在新工人里面也不泛有一些文艺爱好者。于是在我们入厂后不久，厂里就在职工中挑选了一些人，组建了一个剧组，编排当年热门的现代京剧样板戏《沙家浜》，当年剧组的演职员里就有不少是超龄生新工人，我们三车间的新工人里也有一些人参加，我那个在1973年8月溺亡的室友也在那个剧组中。剧里郭建光的扮演者就是当年一车间的超龄生新工人，刁德一的扮演者是我们三车间一位长寿县城关镇的青年工人，他是我在车间里的一位好朋友，他们至今都还健在。由于当年剧组的编排演出时我都是在三车间的生产一线，不了解他们的活动情况，所以只能一笔带过，望大家谅解。剧组从成立到解散的时间不短，里面肯定有许多故事，希望今后能看到他们中有人写出回忆文章，那一定会非常精彩！

以下是铁合金厂当年编排演出的现代京剧《沙家浜》的部份剧照，照片由原剧组的老工友们提供並上传。

　　这些珍贵的老照片距今已经有半个世纪了，值得珍藏和回忆。

　　那时铁合金厂的生产工人执行的是三班制，早班是晚上零点到早上8点，中班是早上8点到午后4点，晚班是午后4点到午夜12点。每过一周就会轮换一下班次，三周为一个周期。在第三周时的早班下班以后，下一周再上班时就是上晚班。例如周六早上8点下班后，下周一要下午4点才上晚班，也就是说除了有两个白天和两个夜晚的休息时间外，周一还有大半个白天的休息时间，我们把它叫大转班，基本上每次回重庆都会充分利用这个休息时间。如果是乘坐班车回重庆，那么第一个白天中午就可以到家，多了半天的时间在家里，但乘坐轮船则是整个白天的时间基本上都耗在船上了。

到了三车间后才深深地感受到了交通不方便带来的烦恼，因为我们每次回重庆时只能是选择乘船，而乘船又太费时间。那时由长寿到重庆的轮船每天只有一班，上水航行很慢，到重庆朝天门港需要8个小时，轮船是从下游的涪陵港开上来的，到长寿港时差不多是走了全程一半的路程，下客后再上客，正常情况下是早上8点从长寿大码头开船，中途还要停靠洛碛、木洞，正点的话大概下午4点能抵达朝天门港的三码头。不过如果遇到江面有雾，轮船就会延误到达长寿港的时间，那么实际上抵达重庆朝天门港三码头的时间也会往后顺延，记得有时因扎雾是晚上才到达重庆的，整整一天多的宝贵时间都耗在等船和乘船的过程中了的，实在是很无聊又很无奈。

其实那时长寿县城的汽车客运站每天都是有班车发往重庆的，但班车只有早上7:10那一班，由于三车间离县城很远，步行到河街再乘坐缆车上县城到汽车客运站的时间需要一个多小时，如果我们等到龙溪河的渡船开班后赶到县城汽车站，班车早就开走了。记得那几年中我只乘过一次回重庆的班车，那次是在夏天，天亮得比较早，我们几个同行人厚着脸皮央求船工早点开渡才及时赶到了县城汽车站，乘上了回重庆的班车。

当年回重庆的轮船票价是2.20元，是五等舱座位的票价，其实那时每次乘船都是想买个四等舱铺位躺躺的，因为我们回家前的那个深夜都是在上班，根本没有休息，很疲惫的，睡觉不但可以恢复疲劳，同时也能消磨掉在船上那大量无聊的时间。但我在那几年里却从来都没有买到过四等舱的船票，估计是舱位在涪陵港早就是已经卖完了。汽车票价是2.90元，那时没有高速路，回重庆的国道全部都还是砂石路面，汽车要翻越张关和铁山两座大山，从长寿县城到市中区的牛角沱枢纽站虽然需要4个小时，但比乘坐轮船要节省一倍的时间，如果我是在一、二车间上班，回重庆肯定是会选择乘坐汽车的。龙溪河大桥是在1980年3月才竣工通车的，大桥建好后由车间回重庆肯定是能赶得上那个班车的时间了，不过那时我已经离开那里有5年多了。

那些年我们由重庆返回长寿时则都是选择的乘坐轮船，因为重庆到长寿是下水，下水时船速就比较快，朝天门港到长寿只需要4个小时，票价也才1.30元，比乘坐班车划算得多。每次大转班回重庆后，周一早上在朝天门港乘船回长寿，早上8点钟开船，中午就能到达长寿，步行回车间上晚班还有多余的时间。

在长寿工作的那几年里特别地想家，记得在长一中结束学习下车间后，马上就是国庆节，第一次乘船回重庆就很是激动，特别是船过铜锣峡后，在船舷边看着沿途的东风造船厂、黑石子、寸滩、溉澜溪，直到看到那熟悉的朝天门。记得每次回重庆看到溉澜溪的那座白塔时都是异常的激动，因为在朝天门那里就能看到那座白塔。相反，每次离开朝天门时却总是感到非常的惆怅，也是无奈。

记得当年乘坐得最多的是东方红101轮和东方红117轮，那时那两条客轮是专跑重庆至涪陵的班船，每天轮换着运行。东方红117轮是艘双体轮船，那时被称为双脑壳船，感觉船速比101轮要稍快一点。节假日有时可能有些过路的加班船会停靠长寿港，当年就曾乘坐过东方红109轮，那是条烧煤的老客轮。还乘坐过人民号登陆艇，船舱里没有座位，是铺的草席，可以睡觉，但没有提供卧具。当年有条舷号为东方红111的小型客轮也跑长寿，到长寿后第二天返回重庆，但不是经常都开。

这是在网上找到的一张东方红117轮的老照片，很珍贵，感谢担供此照片的“长江船迷小兵”网友！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曾带妻儿去过一次长寿，那次是早上乘船离开朝天门，中午到达长寿港，到长寿后游了河街，乘坐缆车上了县城，孩子很喜欢乘坐那个长长的缆车。返程时有夜班轮船回重庆，四等舱卧铺，上船就睡觉，到重庆时一看才凌晨四点多钟，一天就走了个来回，比以前方便多了。

　　这是当年东方红101轮长寿到重庆的一张旧船票，登船时船票会被囤船上的检票员撕去一个角的，类似于以前持火车票进火车站的检票口时剪票一样。（图片来源于网络）

　　当年的国企是铁饭碗，谁也不可能因为想回重庆而去辞职，但那时有职工对调的政策，就是说我们如果找到愿意调到铁合金厂来工作的其他国企职工，那是可以协商对调到对方单位去工作的，当年离开铁合金厂的那些超龄生新工人都是通过这个途经调离的。不过在1973年以前，厂里一直都没有打开过那个窗口，我们也没有办法。

1971年爆发了9.13事件后，也不知后来是什么原因，1972年底的部队征兵竟然面向了当时在国企里的青年职工，没想到就是因为那一次征兵却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轨迹。当时来我们厂征兵的是空军地勤部队，算是比较好的军兵种。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都是很向往军营生活的，大多数人的心底里都藏着一个戎装梦，文革初期红卫兵们的标准服装就是全身戎装。能够当兵入伍一直是我多年的梦想，而且当兵入伍也是一个立即就可以脱离长寿和铁合金厂这个环境的极好机会。在接到征兵消息后，当时厂里许多青年职工都去报名应征，我也在其中，而且顺利地通过了体检。我知道体检合格的人数肯定是超过了征兵的名额的，能不能入伍还是个未知数。虽然我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部队上来带兵的人对我也很有好感，但实话实说，当时的心情还是很忐忑的。结果最后公布出来的入伍名单果然是让人失望透顶，应征入伍的人选竟然全部都落在了一二车间的新工人身上，三车间一个都没有，沮丧的情绪顿时无法控制，当时误认为是陶主任不愿意放我离开而去做了手脚，于是主动放弃了在车间里的脱产工作，毅然决然地返回了生产一线。因为三车间远离厂部，消息闭塞，事后才知道，当年能够去参军的那些人实际上都是通过了各种渠道去给决定兵源的厂武装部负责人打了招呼的，与陶主任无关，是我误会他了。后来明白了入伍落选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自己涉世不深，不懂当年征兵过程中的那些潜规则，没去疏通关系。不过那时即使懂得那些潜规则，但因为三车间远离厂部，自己在厂部那里确实也没有什么可用的人脉，所以也是枉然。如果当年我是分配在一、二车间，入伍的概率可能就会比较高，虽然后来明白了落选的个中原因，但结果已经是不可挽回了。从那时起我就铁了心必须离开铁合金厂，特别是1973年厂里已经开始打开了职工对调的窗口，同班组一个家里有些背景的超龄生工友已经调动成功了，更是刺激了我的神经，从那以后，我一门心思都放在了对调工作上，直到1974底成功地调离了铁合金厂，来到了位于重庆主城大渡口区的重庆钢铁公司（后改称为重钢集团），开启了新的职业生涯。实话实说，那次与军营失之交臂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也是我心中永远的一处痛点，至今难忘。

据我所知，我们当年到铁合金厂的那250名超龄生新工人，大多数人都通过对调离开了铁合金厂，剩下来在厂里安家一直干到退休的只是少数人。2012年春节期间我重返长寿去三车间时，曾在三车间家属区里打听过陶主任的下落，得知了他仍健在，不过已经从三车间家属区搬到关口俱乐部后面的家属区里去了，于是就专门去那里登门拜访了他，见到他老人家后本来是准备就当年参军误会他的那件事好好地给他道个歉的，但没想到当年车间里的那些往事他竟然全无记忆了，也是遗憾。这一晃就是近10年过去了，也不知他老人家是否还健在？只有遥祝他安康！现在回想起与他见面时他完全失忆的那个情景，不由得使我联想到了今后我高龄了后是不是也会是同样？于是就萌发了写下这个回忆文章的念头，趁自己现在还有记忆，用文字和图片的方式把那段历史和那些往事记录下来，不但今后自己能够永久地保存这段记忆，现在还能给大家分享，何乐而不为。

　　这是2012年春节期间我到长寿时与陶主任的一张合影照，他老人家那时除了记忆力出了点问题外，身体看起来还算是健康的。当年我是青年小伙时他正当壮年，再见面时他已是耄耋老人，我也是年近花甲了，感叹中！

　　我们都已经步入老年了，近几年来几乎每年都有人在离开我们，那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去年3月，以前在铁合金厂时的同室好友突然病故更是加重了我写下此文的紧迫感。我们超龄生工人们虽然文化比较低，但毕竟还是读完了完整的小学，有些人还是有一定写作能力的，希望现在还能写的人都能重视这个问题，把自己一些难忘的经历用文字记载下来，不要留下一些遗憾。俗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当年乘坐同一条船进入铁合金厂的超龄生老工友们，今年我们很多人都将进入古稀之年了，等到明年的4月11日以后，我们大家全都是古稀老人了，缘分既然让我们走在了一起，老工友们，大家且行且珍惜吧！

重庆直辖后，长寿县改为了长寿区，令人感到喜剧的是，历史仿佛给我开了一个大玩笑，1995年12月，铁合金厂居然合并到重钢集团里去了，2012年重钢集团则从重庆主城的大渡口区整体搬迁到了现在的长寿区来了。现在的长寿区已经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城市建设与主城的差距也正在缩小，新建的菩提古镇与菩提山也成了著名的景点和风景区，从主城沿高速路开车一小时就能到达，主城到长寿区还修通了铁路，从重庆北站出发，高铁、动车半个小时就能到达长寿，即使是普通列车也就40几分钟的车程，我想如果当年是这样，恐怕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就不会选择离开铁合金厂了。

　　这是2017年4月我跟团旅游时在长寿菩提山景区里拍下的一些照片。

　　这是长寿新建的4A景区菩提古镇。（图片来源于网络）

　　那些年调离铁合金厂的超龄生很多，他们都融入了市内的许多行业，但对调人数相对多一些的单位是本市的另一家冶金企业——长江钢厂，那个厂也与铁合金厂一样，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破产关门了，不过好在大家都退休了。退休后以后，以长江钢厂的那批超龄生们为主，在一些热心老工友的组织下，大家开始了每年一次的聚会活动，能联系到的原铁合金厂超龄生老工友们都踊跃参加。不论是早年调离了铁合金厂的工友，还是一直在铁合金厂干到退休的工友，在铁合金厂工作过的那段共同经历把我们大家凝聚到了一起，铁合金厂的超龄生是我们共同的称呼，也是我们大家身上共同的烙印。

　　五十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我们这批当年十七、八岁的青年现在全都成了年近古稀的老人，1970年的9月14日成为了我们铁合金厂超龄生们永远的纪念日，每一年的9.14也成了老工友们心目中的节日，这些年来每年只要一进入9月大家就期盼着欢聚一堂的那一天，在2020年入厂五十周年纪念日到来之时，老工友们曾相约回到了长寿，在长寿菩提古镇和菩提树下体闲山庄里欢聚一堂，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2021年入厂纪念日到来的时候，我们大家又相约欢聚在了北碚的缙云山上。

这是历年来入厂纪念日时大家聚会的集体照，时间是从2010年开始的。深深地感谢每次聚会活动的组织者们，你们每一次精心组织的聚会都是功德无量！每次成功的聚会既增进了老工友们的感情也增加了我们重庆铁合金厂超龄生这个特殊群体的凝聚力。也感谢积极参加聚会的各位老工友，你们的参与让我们之间的友谊永葆青春！

　　人生真的是很奇怪，当年在铁合金厂工作的那个时候一心想着的就是怎样才能尽快地离开那里，但实际上离开了以后，却又很怀念那个地方。在离开长寿和铁合金厂后的几十年中间，我曾数次重返那里，还曾带着妻儿一同去过。现在年近古稀了，回忆起那几年的经历，才觉得那几年实际上是自己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段阅历，我对长寿和铁合金厂谈不上什么爱和恨，但那里确实是留下过我们的一段青春和梦想，使我们终身难忘。那里也承载着我们一份沉甸甸的情感，离开它了后，经常还会魂牵梦绕。其实那一段艰苦难忘的岁月，早已成为了我们每一个老铁合金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才能放下，这恐怕就是我这个超龄生的铁合金情结吧。

在结束这篇文章时我在想，在那些知青们写下他们的回忆文章时，对当年他们生活过的乡村村镇和边疆边城，是不是也存在着我这样的情感和情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