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同在青山

玉柱

王 庆 同 在 青 山

侯学斗

青山乡，是盐池县中南部的一个乡，原称青山人民公社，（简称公社）一九八四年改称青山乡。

王庆同同志于一九七五年五月份，分配到青山公社工作，我时任公社党委副书记。

青山乡是一个山区乡，过去在哪里工作的干部，大都是从基层选拔上来的工农干部，相对来说文化水平较低，要选个搞文秘工作的还比较困难。公社党委多次向县人事部门要求，向公社调配文秘干部，县人事部门一时也选不到合适的人选，一直久拖未果。

一九七五年五月的一天，接到县人事部门的通知说，你们公社要的文秘干部选到了，是一个平反的北大的大学生叫王庆同，如果有人来县上顺便接回去。当时公社几个领导听了都高兴地说，不管他是平反的，还是干啥的，只要是有文化的，能写的就行。为啥这样认为呢？因为当时公社这几个领导都是农民家庭出身干部，都经历了许多运动，有的甚至无辜地挨了批斗，也经历了“平反”这样的过程。从心理上对这样的同志，有着十分深厚地同情感。正好那天，我要到县上水利部门去为自己蹲点的大队—郝台大队北马房西沟生产队，联系向回拉运水泥管子，大家都说你去把王庆同接回来。

我到了县上，由组织部门的干事，把我领到县招待所接王庆同。当我们走到招待所院子，王庆同已从住房的门口走了出来。组织部门的干事向我作了介绍，我和王庆同握手寒暄几句后，我就对王庆同上下大量了一番：中等个头，穿着十分简朴；年轻人的脸上，已经挂上了几条皱纹，显得很老面；说起话来不紧不慢，也很低调。当时我一看，这哪像个大学生，真是土极了。上车时，我要帮他去房间拿东西，他说不必了，谢谢，我的东西很简单，就是一个破皮箱自己拿。王庆同提出皮箱，我惊呆了，那皮箱非常破旧，四边已经失去棱角，本色已经斑驳脱落难以看出，箱子表面着满污垢乌黑乌黑的，提在手中轻飘飘的，看来箱中也没有啥东西。由于汽车驾驶室座位已满，王庆同只好上车坐在水泥管子上，还连连说，这挺好，这挺好。

跃进气车在不平整的砾石公路上，颠颠簸簸地行驶着，不知王庆同那时在想啥？可在我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翻腾着：一个北大名校的高才生，风华正茂，正是在报效祖国的最嘉年华的时候，怎么能落得如此这般……？真乃可悲可叹啊！一个南方城里的年轻人，来到这边远的不毛之地—山区，无亲无辜，一待就是九年，这九年是如何生活的可想而知。经过几年风风雨雨磨砺，王庆同和陪伴他的箱子一样，都失去了年轻时的许多光泽，只能在今后的日子里奋力追回，往事不堪回首，只能这样……。

来到青山公社后，我记得有一个晚上，王庆同和我做了一次长谈。王庆同直率地向我表述了他以前的学习、工作、以及所遭遇的坎坷之路的情况。谈的最多的还是对今后的工作、生活的想法。当我问王庆同对爱情有什么想法？他淡淡一笑说，要求不高，能过日子就行。通过这次谈话，王庆同给我第一影响是：对他人有诚心，对工作有抱负，对生活有渴望，对爱情有标准，不高论，不奢谈。

对王庆同同志如何使用，公社党委作了研究，基本上意见一致：在公社现任文书还没调离之前，王庆同同志先任公社生产干事，下队工作时间多，便于熟悉公社情况，公社有需要书写的材料，王庆同可以帮写。

王庆同第一次下队工作，是跟我到我蹲点的郝记台大队工作。由于多年没有接触工作，尤其是基层工作，王庆同感到非常新鲜和激动。这是王庆同在人生道路上又一次起跑，怎能不动情呢。我对王庆同说，下队晚上要开会，白天要参加劳动，王庆同毫不犹豫地说，没关系，这几年别的没有练下，这两样还是有功夫的。

那个时候，群众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遇到灾年，吃粮靠供应，花钱靠救济。大都吃的粗粮，如黄米、玉米、高粱等。就是大队部也是一样，很少吃到白米白面，有时在逢年过节可能吃到一点肉，但谁也保证不了。在这样的条件下，王庆同照样能做到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就那粗米淡饭就咸菜，蒙着头一气吃个饱，从不因为由社员变成干部，就挑挑拣拣，嫌这嫌那。有人和他开玩笑地说，南方的小白脸，吃北方的这些东西恐怕是少公子吃黄连—难下肚。而他风趣地说，我可是叫花子下馆子—知足了。这好歹有人给我做好吃，在那些年月里，我可是王母娘下厨房—得亲手大做啊。在蹲点的干部中，他比我们都要年长几岁，但干起活来从不示弱，不知情的人绝不会看出他是个大学生，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农民。不多久，公社党委又把他调到古峰庄大队工作。在那里工作，同样受到队干部和社员的好评。

在当时，公社机关只留三个干部工作，即党委秘书、革委会文书和财务会计，其他干部通通下队蹲点。公社干部实行“月五”制，每月二十五天在队上工作，五天在公社汇报、布置工作。 

一九七六年春，公社党委决定让王庆同接任公社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文书。别看公社文书，虽然没上官衔等级，可他干的工作十分繁杂，包揽政务、经济、生产、民生等等，大者上对口县上各个部门，小者应对全公社队队户户，每天上上下下来办事者络绎不绝。干文书工作可以说没个上下班时间，没有耐性，没有精力是胜任不了的。王庆同听到让他接任文书工作时，又是喜，又是忧。喜的是公社领导对他的信任，对他能力的认可；忧的是恐怕干不好影响工作，辜负领导的期望。公社领导给予王庆同鼓励，同志们给予王庆同支持。而王庆同更有一股子钻研拼搏精神，每天工作到深夜，很快熟悉了业务，而且非常熟练。把所有文件、数据梳理的井井有条，可以说有问事者必答，有办事者速办，领导和群众都非常满意。

王庆同到青山工作，已是三十好大几人了。要不是赶上那痛心事的打扰，早已成家立业了。眼下婚姻大事也应列入议事日程。公社领导也为王庆同着急，王庆同也拜托同志们帮忙。世间的事情往往由许多巧合而促成。一九七五年春，我蹲点的那大队的支部书记，在搞农田水利建设时，不幸被炮炸死。妻子非常悲伤，携带四个孩子度日月，感到非常困难。我和公社领导交换意见，能否给王庆同介绍一下？有的说王庆同是知识分子，又是干部，恐怕要求高。我说王庆同说过只要能过日子就行，大家都说那就试试看。当把情况向王庆同说后，他思绪了许多天，也可能作了一些调查吧。后来他向领导说，那个支书也是为工作殉职的，家境又是如此这般，可我的年龄比人家大，看人家啥态度。后来在公社几个干部的撮合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他们又生一男一女，现在儿娶女嫁，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大家庭。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我调任冯记沟公社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在没有和王庆同多联系，只是在节假日我回家探亲时，找他叙叙旧，每次都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一九八0年王庆同任青山公社管委会副主任，一九八一年五月调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一九八二年一月我又调回青山公社任党委书记，他经常回青山公社帮助工作，他说青山是我第二次走向工作的起跑点，也是我的家乡。

我和王庆同同志，工作时间虽然很短，但王庆同给我的影响很深。首先，王庆同为人诚实平和，不骄不傲，不欺不诈。也许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典型的环境造就了王庆同这个典型人物的缘由吧，在他身上大学生的气息早已不存，而是一个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的盐池人。其次，他心胸开阔，宁静致远，九年的冤屈，九年的艰辛，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经济上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他都能正确对待。当人们和他说起此事，总是微微一笑，并说过去就让它过去，还是面对现实，走好未来，不能破罐子破摔。如今他事业有成就，儿女事业有前程，就充分验证了他的话。再次，王庆同对做事很讲实际，不奢谈。就拿王庆同对婚姻问题的处理上，很能说明这一点。在当时，尽管他刚平反恢复工作，年龄也偏大，但要找一个无牵无挂的对象还是没问题的。但他选择了女方已有四个孩子的这样婚姻，承担了一个做丈夫和做父亲的责任。他的心底是善良的、无私的。至于他对工作的认真负责，是无可非议的，前有表述，不再赘述。

王庆同同志在青山工作六年之久，做得事情很多，我和他一块工作一年多，对他后几年在青山工作的事知道的很少不能妄论。我写的只是王庆同的为人处事和在青山公社工作的点滴，我想起个以少概多，以偏概全的作用。真乃是：

当年相识笑年少，

几春共勉志更高。

弹指一挥两鬂白，

青山依旧情意牢。

2012年4月11日

青山来了个王庆同

侯凤章

渴求知识、学问，自然渴望能见到一位好老师。

上世纪70年代，生产大队的文书比较忙，主要是统计报表和写各种材料。统计报表麻烦在项目多、数字变化快。大的项目有农林水牧，小的项目杂七杂八，无所不包。着重反映生产进度，要让领导及时掌握各生产队当前的生产壮况，是在干活，还是不在干活；是在大干，还是在小干；是在快干，还是在慢干；是在按领导安排的干，还是在随心所欲地干。大队统计的数字来自于生产小队，生产小队的数字出自生产队长的嘴。生产队长哪里能记住那么多数字，而且天天都有进度，他怎么能掌握那么准确的进度数字，所以大都是信口在诌。由于是周报，又由于是生产进度，所以数字只能是一周比一周大，小了就不正常。项目一多，生产队长也记不住，为了让他诌的合理，你必须把上周的底子拿上随时提示他。大队文书知道这个数字有问题，但也没办法，只能上报。后来上报的胆子也就越来大。走哪里问生产队长去？自己捏吧，反正数字一周比一周大就行，大多少？在办公室里想想，看看上周的数字，估计个七大八，填上就完事。

所以统计报表难不住大队文书，而难住大队文书的是写材料。有总结，有报告，有请示，有各类单行材料，比如某社员被评为什么什么先进，某社员干了一件什么什么好事，某生产队创造了什么什么典型经验，农业学大寨又有什么什么新成果，等等，都要靠大队文书往出写，能写出来就是好文书，能写得让领导夸张就是笔杆子文书；写不出来，或写不好就不是好文书，就会被人讥笑，就有可能被人取代。

那年月，能写文章的人很少，称得上笔杆子就更少。如果某某人会写文章，能写出像样的文章，写出被领导夸奖的文章，写出被县上有关会议当作典型材料印发的文章，写出被县广播电台播诵的文章，写的文章上了《宁夏日报》，那可就不得了，在众人的眼中就是天才，就是大有前途的好苗子，就有可能跳出龙门端个铁饭碗，远远近近就有人找上门来给媳妇。

写文章诱惑了多少人，大队文书能写文章多么重要！

有一天我们大队党支部书记从公社开会回来说：“公社调来个王庆同，厉害得很，听说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在宁夏报社干过。”包括我这个文书在内的大队几个干部一下子听的不出声了，这简直是炮炸性新闻，北京大学毕业，报社工作过，那就是大笔杆子，咋能到我们这么偏远的小地方？尤其是北京大学，在我们心中简直高得无法想象，报社那纯粹是大文人才能到的地方，王庆同竟然把这些令人向往的地方和工作都占了。公社调来这么一位大笔杆子，大家都想让支书多说点王庆同的情况，可支书却说：“人我到见了，个子不高，戴个帽子，笑笑地，也不多说话。再我也没听说什么。”“没听说公社让他干啥工作？”我们急着问。“干啥工作？咱们公社农业学大寨那么多成绩，不靠他写靠谁写？”支书口里喷出的烟圈带出了这么一句扛硬的话，让我们信服，其实我们信服的是王庄同。

公社要开阶段性工作汇报会，大队安排让我赶快写总结。我犯了愁。平时写的上报材料，因为公社也没有大笔杆子，好好坏坏也不怕人笑话。这次可不行，行家来了，真正的笔杆子来了，材料写不好可有人笑话了。何况自己从来就没有写过好材料，这可咋办呢？

我连夜赶写了个总结初稿，交会议讨论。参加会的有包队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侯主任），县上下来包队蹲点的几位干部，还有大队领导。我念一段他们提意见修改一段。全文修改完，我又复写了两封，准备上交。突然侯主任又把我叫去说：“咱们这阶段工作还不错，总结一定要写好，你跟我回公社，我叫王庆同指导你好好地再改改。”

侯主任工作特别认真，工农干部永远都是那样，每天早晨早早起来下地了，有时候和社员一起干活，有时候一块地一块地转上看，随身装个小本本，把情况、数字记得清清楚楚。他能把全公社每个生产队所有的农田方位、亩数说得准准确确。

侯主任说叫王庆同指导我？我很忐忑，一是我很想认识王庆同，跟他学习写文章，但又怕自己水平低让王庆同笑话。领导说让我跟他走，请王庆同指导把总结的质量往高提，我也只好跟着走了。

笫一次见王庆同确实出乎我的想象。他穿戴很普通，普通的跟我们想象的北京大学毕业的、报社工作过的人基本不对称。倒和我们农村受苦人差不多。公社干部都穿涤确良，最不行也是条子绒、栽绒领子蓝布上衣。可他穿的是很普通的布衣裳，和县上来的下队干部穿戴相比，差距更大，尤其是缺乏县上下来干部的神气和作派。他很随和，很低调。我看他的手也很粗糙，哪里像个嫩文人。侯主任把我领过去请他帮忙改总结，他笑哈哈地说：“行，我看看，我看看。”侯主任忙别的事去了，我站着不敢动，他看了一会材料，发现我还站着，赶快站起来笑着说：“哎哟，怎么没给你拿凳子。”他顺手搬了个椅子，说：“坐，坐。”他却不看我们的总结了，和我闲聊。他问我年龄、学历，我作了回答。“有机会再去上几年学吧。”他说。我一听他这意思是说我的总结写得不行，要我去上学再提高。我说：“王老师，你说文章怎么才能写好呀？”他竟然指着我的总结说：“这不，就这样写很好呀。”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么大的笔杆子肯定了我写的总结，这可不是一般的肯定，是改变我在公社的形象和地位的大肯定。我真不知道如何把这个肯定传给更多的人知道。

公社阶段性工作总结会议开完了，向各大队下发了会议记要。这个记要是王庆同写的，文中引用了各大队上报的总结中的文字，在引用我们大队上报的总结中的文字时，我看他都作了一定的修改，和原文对照，我品出了许多味道。

公社下发和上报的许多文件都是王庆同写的，我们想办法找来拜读，从中体悟语句表达方式，内容组织方式。他的文风很朴实，硬功夫就在此，我们却学不来。

接触了几次，我发现王庆同一说到农业生产上的事，比如耕地、播种、锄地、收割，什么时候该种啥，什么季节该干啥，地锄几遍好，农时谚语，等等，很熟悉，说的头头是道。但一牵扯到政治上的事，或我们请教他点学问上的事，再问到北京城的事，他基本什么都不说，而是笑笑地听我们胡谝乱说。

有一天，他突然来到我们大队。听说王庆同来了，几个回乡知识青年和小学老师辇来见面。大家都想听听王庆同说话，他却很少说话，笑笑地看着我们说。年青人都想有所表现，以得到王庆同这样有学问人的夸奖。一位小学老师平时爱看书，也善于思考，他说：“世界最后非打核战争不行，因为己造出了那么多核武器，总不能白白地扔了吧。就像饭做好非吃不可一样。”这位老师又说：“太空这么大，我就不信只有地球上有人别的星球上就没人。”王庆同突然笑了，说：“你很有哲学头脑。”哲学头脑，是啥头脑？这只有大学问家才知道，王庆同说这位老师有哲学头脑，可见王庆同学问有多深呀！能得到大学问家夸奖可就不得了了。说实话，他这一夸，可没让我们对这位小学教师少嫉妒呀。这位老师从此变得更爱读书了，我记得他读的是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

王庆同是奉公社丁书记的指示，来总结我们大队基本农田建的先进经验。我陪他看农田，地边长些蒿瓜子，他蹲倒摘了几个就吃，我奇怪地问他：“你咋知道这个东西能吃？”他说：“这个好吃，吃多了打舌头。”北京上学，报社工作，还认得蒿瓜子，知道能吃，吃多了打舌头，怪，他到底有过怎样的经历？我深深地疑问自己。

他写我们大队的先进经验材料很快在全县转发了。我拿上反复读，反复品味，反复着摸写作方法。

大队支书又一次从公社开会回来说：“王庆同在苏步井受了好多年苦，说是从报社遣赶下来的。人就怪，那么大的知识分子受苦，万般出的无奈何呀。”

我们又知道了王庆同的一点历史情况，也明白了他平时不谈政治，少教导人的原因了。但仍然是崇拜。一次我又叫他王老师，他过来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笑笑地说：“我没当过老师。”我说：“你就是我们的老师。”他低下头说：“我还在接受教育，你们是我的老师。”

秋收之后的打碾入库快结束了，王庆同突然又来到我们大队，满头大汗，大队正在开会，想让他这个公社来的干部讲两句话，他说：“我是来找侯凤章的。”我吓了一跳，“他这么匆忙找我有啥事呀？”心里一阵紧张。他说：“小侯，我发现你上报的数字咋前后不一致，尤其和侯主任说的数字不一样？”他翻出了我的报表，我很不好意思，因为我知道是自己怎样瞎编的。他说：“你看，耕地面积、搯种面积、收获面积，春天报的和秋天报的不一样。”又说：“亩产、总产和侯主任说的差距大。”我说：“现在还有打碾完，等彻底打碾完我再报准确数字。”他确严肃地说：“小侯，可不敢这样，这些数字都牵扯到分配，给国家上繳多少，生产队提留多少，社员分配多少，公社审批都要看你上报的数字。你报的不准确造成的问题可就大。”我很羞愧。他又说：“可不敢小看数字，文章写得再好，一个数字不准确，全篇文章都报废。哈哈。”他最后的哈哈一笑，明显是缓解我尴尬的心态。

我上学走了，离开了大队文书的岗位，离开了王庆同，但王庆同教我的东西至今还鲜活地留在我的心中。

老师，人生道路上，能遇到好老师受益终身。

（选自2016年10月26日

侯凤章文集）

青山依旧井还在

王庆同

1975年5月，我恢复公职（政治上未平反），离开盐池油坊梁生产队到青山公社任生产干事。公社让先到古峰庄大队蹲点。这个大队旱地多，缺雨水，用水困难。我住在土台上的大队部，不远处有一口水井，那年夏天，晚上井下总咣当咣当响个不停。那是社员下到井底，等水一点一点渗出来，渗出一点连泥带水用碗舀到桶里——那个响声就是碗沿碰到铁皮水桶的响声——攒够半桶叫上面的人提上去，倒盆盆罐罐澄清，用于焖饭、烧开水。

蹲点就是劳动开会写材料，大队党支部张红年夸我材料写得好，但也有人说“那人走路提不起土”。他在队干会上说：老王过的桥比你们走的路多，你都闹机密……

时隔四十多年，我回古峰庄，见到当年生产队长张科和一些社员朋友。张科婆姨笑着对我说“你吃几个月我做的干饭呢”（那时我一日三餐在张科家吃）。我们说笑话当年，愉快融洽。张科指着一个土台子说：原来的大队部拆了。我问：那口井呢？他领我到不远处一间小房子说：前几年旱得不行，大家吃水还是靠这口井，给盖了个小房子围起来，现在通了自来水，不用这口井了，留着是个念想。

古峰庄的事，我常忆起。特别是张红年，我与他的交往持续到2010年他逝世。

1976年春，我任青山公社文书；1980年春，获政治上平反，任青山公社党委委员、副主任。工作起来也较为大胆，没有说我“那人走路提不起土”了。公社领导、同事和社员对的关爱，我心存感激。公社党委书记侯堰的工作作风更让我难忘。

侯堰，钢笔别在上衣兜里，带个小本本，穿双布鞋，经常下乡入户，跟谁都能谝上几句，有情况就掏出钢笔记在小本本上。听大小队干部汇报，公社开党委会、革委（管委）会，他都在自己的小本本上记最重要的事项、数字、日期。有一次，他带我到旺四滩大队估产，听完大队汇报，直接到一块谷子地看谷穗，掂谷穗的分量，能打多少就心中有数。他听取汇报或谈工作任务，总是钉钉捉一，言必有据，谁想放空炮，没门。 

古峰庄那口井还在，但只是作为一种念想而存在，这是历史进步的见证。我所熟悉的青山公社干部的党性修养体现在实实在在的工作中、朴实无华的作风中。与他们相遇是我的荣幸。

那口井和青山同事留给我的印象、影响不灭。青山依旧井还在！

（2022年6月二稿）

难 忘 的 瞬 间

记 忆 的 永 恒

以上所有照片（图片）版权归原创者所有，若使用需授权。

图文来源：

《青山无言》微信群

整理编辑：

郭玉柱

背景音乐：

《我们这一辈》

发布日期：

2022年1月1日

（首次公开发布）

2022年6月21日

（增添了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