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轨迹：4.文革岁月

刘炳华

　　1966年6月初我们这届高三年级正在紧张地进行高考总复习时，一场风暴席卷全国大地，从此国家陷入十年“文革”动乱之中。

　　第四章：我在铁一中亲历的两年“文革”岁月

 “文革”序幕早在1965年的秋季已经拉开，那时候仅限于文化层面的运动，开展一些文艺批判，报纸登载一些批判文章，召开一些批判会等等，称之为“文化革命”。1965年11月份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接着开展批判“三家村”，政治的调门逐渐升高。1966年中央发表《五•一六通知》，决定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并成立“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全国文化大革命。

1.“造反有理”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顿时之间“文革”狂潮席卷全国大地，各行各业全都卷入其中，人不分老幼全都参与其中。批斗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文革”洪流涤荡着社会上的一切“污泥浊水”，到处都是开批斗大会的、戴高帽子游街示众的，口号声震天响，到处都是“红海洋”。人们疯狂了，一些人借机发泄自己的不满，我当时挺纳闷，都解放17年了，搞了那么多次的运动，哪还有那么多“坏人”，怎么“文革”一下子揪出来这么多有问题的人了？这些想法当时可不敢流露出来，表面上还得表现出一副“革命”的姿态，不然你的“立场”就有问题了。

学校停课闹革命，整个学校沸腾了，“大字报”满天飞，学校领导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些骨干教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揪了出来，一些“左派”学生和一些所谓的“造反派”们打着“造资本主义反”的旗号表演着、发泄着，他们把领导和老师们拉到操场上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游街示众，想尽一切办法羞辱他们，用棍棒皮带抽打他们，我躲在远远的地方不忍的看着，心想你们哪来的那么大的仇恨，怎么忍心这样对待辛辛苦苦培养你们的领导和老师，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谁敢为他们说句公道话，“保皇派”的大帽子早给你扣上了，弄不好也把你拉出来批斗。我看那些折腾欢的大多是平常在学校表现不怎么样的，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对他们的恶行我们无奈，只能心里默默地同情老师们的遭遇。有时见到挨整的领导和老师，我趁没人看到时偷偷地和他们打声招呼，算是给他们一点点精神慰籍吧，那年月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也不多啊，人们见了他们都躲远远的，生怕给自己惹上麻烦。

　　2.毛主席检阅“文革”大军

——我两次见到了毛主席

　　8月18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文革”中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并乘敞篷汽车到东西长安街检阅百万来京的大中专学生。到11月26日毛主席先后九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群众，差不多半个月接见一次，每次都有百万人参与。毛主席的接见进一步点燃了“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革命激情，我有幸两次到北京“大串联”时赶上了毛主席接见。

　　1966年10月中旬我和班里的一些同学第二次来北京“串联”，正赶上毛主席第五次接见“文革”大军。

这天一早我们按照带队的解放军指引来到东长安街指定地点集合，只见长安街两侧黑压压的都是人，平时宽阔的长安街只留下几条车道，其余地方全被人挤满了。我们按照要求排成一列列纵队，席地而坐在长安街上，各纵队紧凑地挤在一起，组成一个个方队，各方队前面都有解放军指挥。东西长安街上和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声势浩大，黑压压的人群望不到头，到处是红旗招展，人们热情高昂，盼着早早见到毛主席。尽管受阅群众有百万之众，但组织的很有秩序，没有人敢越过队伍前面的白线，除了上厕所之外没有随意走动的。解放军组织大家唱革命歌曲，学习毛主席语录，我们坐在长安街上等了两个来小时，广播里传来大会召开和中央领导讲话的声音。会后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分乘多辆敞篷汽车来到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检阅文革大军，汽车从我们面前缓缓驶过，我们人人手中挥动着毛主席语录本，“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喊的震天响，人们狂热的喊哑了喉咙，挥累了手臂，场面十分壮观，见到了毛主席人们无比的兴奋和喜悦，激动之情久久不能平息。接见之后很多人聚集在天安门前久久不肯散去，他们高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的口号围拢在一起，原来是毛主席接见时汽车一驶而过，他们当时激动的光顾着挥语录本喊口号了，没看清楚，所以心有不甘。

　　（1966年10月中旬到北京大专院校“串联”，摄于人民大会堂前。）

　　1966年11月26日我和同班的杨喆成、贾道泰、周利源四人在北京西郊机场第二次接受了毛主席接见，这是毛主席第九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文革”大军。

我们四人于11月16日从重庆“大串联”后来到北京，听说毛主席最近要接见来京的革命师生，我们决定等接见后再返回天津。到北京后，接待站安排我们住在北京西城铁路第二单身宿舍。来北京串联的外地师生很多，安排解放军按军事化组织管理我们这些外地来京师生，把我们编成连排班天天组织我们学习“毛选”，进行队列训练，齐步走、正步走反复训练，省的这些人无事生非，天天让你有事干，等毛主席接见后就都回去了。负责组织我们的解放军经常搞个紧急集合，传出毛主席今天有可能接见，尽量别外出这样的消息，让人们老实待在住地，以免错过主席接见。可接见一次次落空了，不知是他们故意这样安排讲的，还是上面这样传达下来的，反正是我们这些人在一次次期待中，又一次次觉得被“骗”了，不管如何我们要一直等下去，直到被接见为止。

　　1966年11月26日凌晨三点一阵紧急集合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突然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毛主席今天要接见我们来京的革命师生，顿时整个大楼里沸腾起来，人们激动无比，困意全无，欢呼声响彻楼道。洗漱完毕、吃过早饭，早五点按班排连集合队伍，解放军代表讲了接见时注意事项，五点半队伍摸黑出发了。

我们的队伍一路向西、向北方向前行，而不是向东面的天安门广场方向行进，大家都很好奇，主席要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接见我们，没有人知道，解放军也不会告诉我们，这是个秘密，在我们心里这是一个谜。直到走了几个小时天大亮后，我们到达目的地，才知道这是北京西郊机场。

行进中我们排成几十人的横排，一排紧接着一排，队伍的宽度占满了整条大街，队伍两侧是带队的解放军排成一列纵队跟随队伍行进。黑压压的队伍挤满了整天大街，一眼望不到头，我们队伍一排和一排之间紧紧相连，行进中几乎是后排的脚尖碰到前面的脚后跟，行进中我们不敢抬脚走，只是小步的脚秃噜地面往前蹭着走，生怕脚上的鞋被踩掉了，如果鞋被踩掉了，根本没法哈腰提上，后面的队伍会把你拥倒，黑压压的整条路上都是人，如果发生那种情况后果将不堪设想。接见完我们往回走时看见路边有好几大筐各式各样的鞋，这些鞋都是当时被踩掉而无法提起来的。

我们站在北京西郊机场上，只见机场上黑压压一片全是人，我们翘首以待，焦急的期盼着毛主席接见。高涨的热情使我们忘却了几个小时行军的疲劳，感觉不到天气的寒冷，带队的解放军领着大家学习毛主席语录、呼喊口号、演练着接见时的动作。大约下午两点左右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分乘几辆敞篷汽车来到机场，离我们站立的地方远远地驶了过去，我们挥动手里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高喊着“毛主席万岁”口号，踮起脚尖远远地望着，整个机场成了红色的海洋，口号声震天动地，我们第二次见到了心中的“红太阳”，感到格外的兴奋和激动，我们下决心回校后要进一步搞好文化大革命，用实际行动感谢中央领导对我们“红卫兵”小将的关爱。

毛主席接见后我们返回住地，天已渐黄昏，松弛下来了才感到疲劳和饥饿。用过晚餐我们抓紧休息，转天我们一早就要返回天津了。

3.革命“大串联”

“大串联”大概始于1966年七八月份，历时半年多。起始于北京大专院校的部分学生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为当地的“文革”运动推波助澜，紧接着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师生纷纷到北京各大专院校“取经”，毛主席几次接见“文革”大军，把“大串联”运动推向了全国，形成全国“大串联”的高潮。

“大串联”期间，全国各地都设有接待站，负责接待和安排外地来当地串联的师生食宿问题。那时候到各地串联的师生吃饭、住宿、乘公交车都不收费，乘火车也免费，全国各地的大街上都是涌动的人流，尤其是火车站一带更是人潮汹涌，来串联的革命师生充满了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场面十分的热闹夹杂着混乱，尽管如此，但整个“文革”期间社会秩序还在可控范围。

　　1966年“文革”初期我和班里的同学多次到北京“串联”，到大专院校看“大字报”，参加批斗会，学习人家搞“文革”的经验。北京离中央近，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成员经常到各大专院校发表讲话，指导、掌控各校“文革”动向，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北京的各大学都有自己印刷的小报纸，经常登载一些关于“文革”的最新动态、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和一些“小道”消息之类的东西，这些对当时的各地“文革”运动都有很大的影响。“中央文革小组”当时拥有极高的权威，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就是“圣旨”，谁敢说“文革小组”半个不字，那就是反革命，立即打倒，再踏上亿万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大串联”从最初的到北京学习取经“文革”经验，逐渐演变成了全国性的“大串联”。我们班级的15个同学10月28日从天津一起出发，开始长途“大串联”，到重庆因观点分歧而各奔东西，到11月27日我们四个同学一起返回天津，历时整整一个月，这一个月的“大串联”我们历尽艰辛，现在回忆起来真不知当时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们原计划“大串联”的路线是天津——北京——西安——重庆——乘船到上海——返津。那时候人们思想单纯，一心只想着搞好文化大革命，“大串联”目的主要是学习外地“文革”经验，看到传单和小报以及街上贴的大标语上反应哪里“文革”有什么大事件了，就都往那里跑；另一方面是借“大串联”之机参观瞻仰延安、井冈山、西柏坡、韶山之类的革命圣地，很少有人借机游山玩水的，每到一地主要是去当地的大专院校看、抄大字报，学习人家搞“文革”运动的经验。

　　1966年10月28日我们班一行15人从天津出发了，开始历时一个月的“大串联”。晚上7点我们来到天津站，只见站前黑压压的人挤人，我们签的552次列车不知什么时候能来，那时候没有正点的车，等到半夜12点还不见车影，每趟车都严重超员，检票口也不见检票放人进站的。看来走正常途径是进不了站、乘不上车的，好在我和贾道泰上学时通勤了好几年，对天津站特别熟悉，我们15人从民生路栅栏门处顺着铁道溜进了天津站。等到29日凌晨1点左右，从东北方向来了一趟开往永定门的车，车上人挤人，车站不放人，车门也不打开，好在我们已经进了站，不管三七二十一，两个男生先从一扇打开的车窗爬入车厢，下面的男同学抱起女同学，上面的男同学拉着她们，把女同学一个个从车窗拉入车内，剩下的男生也都是从车窗爬入车内。终于上了车，大家跟打了一场胜仗一样松了一口气，哪还管人多挤不挤的，这都不在话下。

列车于10月29日早4点半左右到达永定门车站，我们下车后到北京铁二中稍事休息，下午1点半左右我们登上了开往郑州的火车。车上照例是人挤人，我们在车厢中站了一路，不过和后面的行程比起来这段还算是好的呢！

列车于10月30日凌晨两点到达郑州，我们下了车，在郑州火车站前席地而坐，待到上午10点多我们终于挤上了开往西安的列车。车上人多的难以想象，用人挤人都不足以形容人多的程度了，每个座椅下面、行李架上面都躺满了人，每个座椅背上都坐着人，连厕所里面都挤着站了好几个人，站着累了想挪动一下，抬起的脚再放下都不容易找到落脚的地方。我们一路上不敢喝水，解手不方便，挤不到厕所那里，即使挤到那也没法进去，里面全是人，只好等车停了从车窗跳下去方便，之后再从车窗爬回车里，要是车停在站外就更麻烦了，高个的男生站在路基上伸手才刚刚够得到车窗，连蹬待拽地勉强才能爬上来，小个子和女生就更别提多麻烦了，下面得一个人抱着往上面举着，车上面的人往上拽着，这样才能拖进车里，每次解手都跟打了一场仗一样。

列车在陇海线上缓慢的行驶着，逢站必停，还时常的让车，有时一停就是个把小时，有人从车窗跳下到车站外转一圈回来车还没开呢！列车于31日早7时许终于到达西安。我们28日下午从天津出发，经过两天半的折腾，疲惫不堪，决定在西安待几天修整一下。

　　（“大串联”期间各趟列车上均人满为患，几无立锥之地。）

　　（车窗成了上下车的“通道”）

　　我们出了西安站就办理去重庆的火车票，排到11月4日的车票，正好我们借机在西安待几天修整一下。

接待站安排我们住在西安市党校，这里离大雁塔很近，我们登上大雁塔，极目远眺，一扫多日的疲态，心胸顿觉开朗。在西安的这几天我们主要是去大中专院校看“大字报”，学习人家搞“文革”的经验，我们还专程去参观了“陕西省农村阶级教育展览馆”，一天上午外出时正赶上一家新华书店卖《毛选》四卷，我们喜出望外，排了两个多小时的队终于买到手，那时候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借外出之机，我们路过西安鼓楼，登临西安城墙，远眺小雁塔，充分感受古建筑的宏伟、劳动人民的智慧及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

　　我们从西安到重庆的火车票是11月4日凌晨2点多的，西安火车站进站口前黑压压一片，人潮涌动，看来想顺利登上车也是不容易的。11月3日上午我们“大串联”小队就安排部分同学来到检票口排队，大约排了一天一夜的队我们才挤进了车站。列车仍旧是晚点，我们焦急地等待着，西安11月份的夜很冷，那晚的夜显得是那么的长，时间仿佛停滞了一般。大约早上4点多列车终于驶来了，人潮涌向车门，我们仍旧从车窗爬进车内，15个人都爬上了车，我们出了一身汗，又打了个“胜仗”，那时候根本顾不上挤不挤的，能上去车就是胜利。我们在车厢中站了一路，直到11月5 日下午3点多列车到达成都站下了不少人，我们才找到座位，从西安到成都我们整整站了35个多小时，要知道那可是大部分时间动弹不得的站着啊！现在回忆起来真不知当时是怎么熬过来的！

11月6日中午12时许列车到达重庆，下了车我们就去排队办车船票。我们原计划是从重庆坐船去上海，到那一打听到上海的船票要排到两个月以后，看来这条道是行不通了，那就只好排火车票吧。到晚上8 点才排上车票，到达接待站安排我们住宿的机制学校已是晚上9点多了。算上从西安出发的那天，又是折腾了四天，几乎是三天三夜没合眼，那年月真是有股革命精神，人们整天处在亢奋中。

　　我们在重庆待了一个星期，只见到出了两次太阳，且每次时间都很短，整天都是雾蒙蒙的，重庆是名副其实的“雾都”。我们住在机制学校的教室里，一屋子住了几十人，地上铺些稻草，上面放条褥子我们就睡在上面。有个南方小学生发现自己衣服上有虱子，吓得直哭。

我们在重庆参观了渣滓洞、白公馆、红岩村等处，深受触动和教育，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我们要倍加珍惜。

我们签的车票是12月6日的，我们等不及了，决定想办法提前离开。我们15人因观点分歧，在重庆分道扬镳了。我和杨喆成、贾道泰、周利源四人于11月13日下午从接待站领了十几个馒头就朝火车站出发了。昨天晚上我们几人曾特意来到火车站，探好了一条进站之路。

　　晚上六点多我们来到两路口，乘缆车下到山下，借着夜色我们顺着长江岸边走了一段后便开始顺着坡慢慢地往上爬，怕被人发现，我们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出，火车站就紧邻长江，在江坡上面的半山腰处。溜进站后只见站台上站满了人，我们加入人群中焦急地等待着火车进站。时间在我们的祈盼中慢慢的度过，晚上8点多下起了小雨，又刮起了风，感觉很冷。直到14日凌晨两点多终于有一列空车进站了，这回没有女生跟着累赘，我们4个大小伙子行动更方便了，我们飞快地找到一个打开的车窗处，迅速地爬了进去，抢到了四个座位，坐在位子上我们长舒了一口气，当即决定不管这趟车是开往何方的，我们决不下去了，拉我们到哪算哪，刚刚在风雨中冻的够呛，好不容易上了车又抢到了座位，这太难得了！列车到早上5点左右终于开动了，这时候我们才得知这趟列车是开往北京的。好吧，既然如此那就回北京吧，这些天我们受够了罪，正好也不想再“串联”下去了。

列车车厢中的情景以及行进情况和我们来重庆时一模一样，甚至更甚。列车接近西安时有一节车厢因严重超员把车的弹簧压折了，不得不把这节车甩下了，由此可以想见到车上的境况。列车于11月17日晚上六点左右到达北京站，我们在火车上坐了整整四天三夜，这可是几乎动弹不得的坐着啊！下了车，到达接待站安排我们的住处，一照镜子，把我们几个人吓了一大跳，各个蓬头垢面，脸上蒙上一层厚厚的黑黑的油腻，眼泡肿肿的，脸也有些浮肿，自已都快认不出自己来了，腿肿得一按一个坑儿。

我们在北京待到11月26日毛主席接见后，于27日中午返回了天津。历时一个月的“大串联”简直就是“大受罪”，终于结束了。

　　（1966年11月10日参观红岩村时，在日记本上盖个纪念章，留下珍贵的记忆。）

　　1967年4月下旬，我们“追穷寇”战斗队的六个人搭技校“劳二半”的解放牌大卡车再次到北京“串联”，目的之一是赶上“五一”晚上到天安门广场看放烟花。我们把自行车带上，放在汽车上面，这是我们在北京期间的交通工具，当时全国“大串联”早就结束了，食宿问题我们只得自行解决。我们住在聂连贵的姨家，他姨在北京邮电学院工作，北京的几大学院都在邮电学院附近的西郊那片，我们去各学院都比较方便。

5月1日晚上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看放烟花。广场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我们近距离的看到放烟花的情景，隆隆的礼花炮声震的我们听不清彼此的说话声，仪仗兵一排排的轮流发炮，场面十分壮观，礼花五光十色耀眼夺目，人们欢呼雀跃。看过放烟花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上徘徊到夜12点开始骑上自行车往天津回返。一路上我们相互追逐、说笑，人多也不觉得骑车走夜路单调乏味，骑累了就到道边歇会儿再走。我们沿着京津公路骑行，到5月2日下午两点多我回到家中，才觉得屁股磨的有些疼，腿也有些僵硬，那时候这些对于我们年青人都不是事，我们浑身都是劲，充满了革命朝气。

（1967年4月底我们再次到北京大专院校“串联”，顺路游览颐和园。）

（1967年5月1日傍晚，摄于天安门前。）

4.成立“追穷寇”战斗队

1966年12月大串联回来后，我们班里观点相近的十几个同学成立了“追穷寇”战斗队。

　　成立战斗队之初，我们主要是按照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精神写一些批判文章，油印一些宣传材料，不介入社会上的事情。那时学校和天津市都分成势不两立的两派组织，他们都称自己的一派是“造反派”，两派之间互相攻击谩骂，派仗不断。

　　1967年的夏收之际，中央号召“红卫兵”下乡支援“三夏”工作，一天上午宜兴埠的一个生产队来了个人进入我们“战斗队”，请求我们派人支援他们拔麦子，我们六七个人二话不说随他就去了。六月的津沽大地骄阳似火，拔麦子可不是好干的活，干了一天下来，手上划出好多小口子，脸上和脖子上让麦芒扎的红红的痒痒的。那时候我们是自觉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来这里拔麦子纯属自愿，没人要求和监督，但大家依旧情绪高昂，争先恐后的比着干，我们住在宜兴埠大队一连拔了好几天麦子。一天上午我们刚干了一气儿活，就见阴云密布，刹那间一场瓢泼大雨不期而至，把我们个个浇成了落汤鸡，回到住地冻的我们直打哆嗦。这时周利源拿出一瓶浓度百分之九十五的医用酒精，兑上些白开水，不知是谁又往里面放了两块水果糖，制成一瓶水果味的“白酒”，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你一口我一口的就着瓶子轮流喝起来，你还别说，两口“酒”下肚，还真有点热乎的感觉。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后怕，这是什么“酒”啊，没中毒就是好事！

5.成了“逍遥派”

（1967年的春天，我们“战斗队”游离“文攻武卫”以外，到学校附近的宁园“逍遥”。）

　　1967年春夏之际，“文革”已经搞了一年了，我们对无休止的派仗早已厌倦了。那时我们战斗队早已名存实亡，我们只是每天上午到学校碰碰头，在宿舍楼里找间空屋打会儿扑克，10点多到学校附近的新开河游泳，中午就各自回家了，下午就待在自己家里，我们成了名副其实的“逍遥派”。

　　铁路职工家属原本享受每年两次免票乘火车待续，“文革”后宣布从1968年取消免票待遇。我们家外地也没有亲属，免票一直也没用过，这回我们想趁取消前出去溜达一趟。我们也不知道去哪里好，只觉得广州远，又是南方，要去就走远点，那就开一张去广州的免票，我和炳仁带上炳琦，背上一手提包馒头和枣卷及母亲给的10元钱就出发了。

我们坐早车先来到北京，准备去故宫参观，正赶上天安门广场开大会，故宫不开放。我们坐在路边，啃着干馒头耐心地等待着。快到中午时分大会结束，我们进去故宫游览一番，继续乘车南下。大约一小时左右我们在高碑店下车，老伯在那里的地方铁路工作，我们顺路到他那里看看。

　　第二天下午我们离开高碑店继续南下，转天早上到达武昌。我们也不知到哪去溜达，只知道武汉长江大桥有名，就到那去看看。听说从火车站到大桥走着去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到了，我们舍不得花钱坐车，就步行前往，当时炳琦才10岁，肯定是累的够呛。见到向往已久的长江大桥，我们狠狠心花了近一元钱拍了一张照片，留下了珍贵的记忆。

　　（1967年12月我们哥三个开张铁路家属免票南下广州，途径武汉，在武汉长江大桥拍照留念。）

　　从长江大桥我们仍是步行返回武昌站。这时天色已晚，我们见正好有一趟开往广州的列车再有一小时就发车了，赶紧签字上车。我们哪知道这是一趟慢车，没想到它是那么的慢，逢站就停，一停就是不短的功夫，用了两夜一天才到广州。我们本来就是毫无目的出来随便溜溜，只想着坐车看看南方的风景，好在这一路上都有座位，白天看看车外南方的风景感觉还有点新鲜感，晚上车上人不多时炳仁蜷缩着躺在长条的三人座椅上睡觉，我怕人多时占用三人座椅和别人发生口角，和炳琦两人占用一处两人座椅，让炳琦躺下把腿搭在我的腿上躺在椅子上睡觉，到大站上下车人多时我伸手护着炳琦伸出去的腿，怕让人碰着他，还得照看着不值钱的行李，车上的这两夜我坐在座位上连眼都不敢眨一下。不管怎么说，这总比“大串联”时强多了。

到了广州正是早上，到哪去溜达呢？毫无目标！出发前听父亲说广州有中山纪念堂和越秀公园，我们到那一打听“文革”后早就不开放了，那就去“农民运动讲习所”看看吧。到那转了一圈，也没舍得花钱拍照留念。见到街上有卖热带水果的，我们舍不得买贵的，买了几个7分钱一斤的青涩杨桃，刚咬了一口又酸又涩，谁也不爱吃。

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可溜的地方，那就回火车站往回走吧，夜12点左右我们登上开往北京的列车，到高碑店下车，在老伯那待了两天。老伯在地方铁路开小火车，那时候他还是单身，领我们坐小火车到涞源转了一圈。

我们外出的这些天，父母十分的担心，怕“文革”中外地不太平，后悔让我们外出，我们顺利地回到了天津，父母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不管怎么说我们也算是去了回广州了。听父亲说我们走的第二天学校就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武斗”，我侥幸地躲过了一劫。

6.“大联合”

——走上了“上山下乡”之路

　　1968年春天，解放军“支左”进驻学校，学校每个教学班有一名解放军任排长，各班按军事化管理编成排，每个年级编为一个连。解放军排长负责把一个班的两派学生召集到一起，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语录、“最新指示”，组织队列训练等活动，两派人貌合神离的坐在了一起，共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革命的“大联合”。学校成立了“革委会”，各班成立了“排委会”，“文革”整体形势趋于稳定，我们每天上午到学校除了开会就是学习，搞革命的“大联合”，下午就自由活动，基本上除了那些积极分子外其他人就都各回各家了。

　　到1968年“文革”已经搞了三年了我们六六届——六八届初高中毕业生有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称号——“老三届”。这三年大中专院校停止招生，各单位也没有招工，大量的“老三届”滞留在学校，这也不是事啊，怎么消化这么多的学生？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下来了：“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随之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展起来，不管你是自愿的还是被动的，都被卷入这股洪流中，全国“老三届”绝大部分都走上了“上山下乡”这条路，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参军及分配留城工作。

那时候“批准”谁“上山下乡”就敲锣打鼓的往谁家贴大红的“喜报”，先造成声势，让邻居们都知道你要“上山下乡”走了，搞得你不走见人都不得劲；你要是还不走，就给你父母停止工作办“学习班”，直到你消了户口走人父母才算是走出“学习班”。我被“批准”到内蒙哲里木盟科左中旗插队落户，尽管我不是很情愿，可又有什么别的出路和办法吗？我也不能给父母找事，与其折腾一回还得走，那不如“响应号召”主动走，于是我自愿报名到内蒙上山下乡，并按时迁了户口，积极做好准备工作，家里也兴师动众的为我准备该带的生活用品。一天母亲和姐姐陪我到小白楼去买了床被面和一些生活用品，父亲从单位“互助会”借了100元，破天荒的陪我去光复道市场买了双绿色的尼龙袜子和一身秋衣，我记忆中这是父亲唯一一次单独和我出去买东西，这也是我头一次拥有了自己的秋衣裤。我要远离家门，前途未卜，在当时讲得口号是“插队落户”，这一走虽然不是生离死别，可前路如何？何日得归？一切均在未知中！

（1968年9月“上山下乡”前夜和班级几个密友摄于天津站附近的一家照相馆，后排右二为作者本人，）

（2016年当年的两派同学走到一起，参加年级组织的毕业五十周年聚会活动。后排左五为作者本人）

　　（未完待续，请看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