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担下的少年

一壶老酒

　　从前，人间掌管农事的机构，叫“人民公社”。春种秋收的人，叫“社员”。

那时，每户社员家都有三瓢：水瓢、潲瓢、粪瓢。三桶：水桶、潲桶、粪桶。水瓢、水桶，用作喂人。喂人所得残汤剩水下脚料，方言“潲水”，用作喂猪。年辰风不调、雨不顺，喂人的东西金贵，喂猪的潲水也就紧俏。

　　那时，无论是黄荆沟镇居民，还是威远煤矿职工，肉，都不是想吃就能吃到的。就算你有钱，那也得要有肉票啊。因此，每个月的打牙祭，就都是有回数的。

人的肚儿尚且僧粥斋饭，猪的潲水也就更无半点油星了。（现在，经常看到农民进城拉的潲水，几大桶大鱼大肉白米饭，上面还有一层红亮亮的浮油。我就迷惑：此时的猪和彼时的猪相比，哪还叫“猪”哦，简直就是皇帝。）

　　那时，镇上、矿上，家家户户灶门前或屋檐下，都有一个缺了口的瓦缸或断了把的木桶，用来装潲水。

所谓的潲水，多是淘米水、锅碗洗涮水、菜叶、菜皮，偶有面汤、米汤。

那缸、那桶里的东西，不是随便哪个想去倒就可以倒的，它们都各有要家。要家和主人，若非家门亲戚，就是同流故交，妥妥的“关系户”。

　　到我们家开始养猪的时候，要挑潲水，近邻已无望，就只剩下了远亲——大姐家。

大姐家住威煤家属二段。从一井井口坝旁边的陡梯，往上走到一半，倒左手，就到了大姐家。

那一年，十一岁的我，刚好初小毕业，到太平寺读高小。上太平寺，可以从大姐家后面经过，挑潲水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我的头上。

　　每天早上，把潲桶挑去大姐家，下午放学就把潲水挑回来。

大多数下午去，都见不着大姐和大姐夫，只有大姐夫的父亲（我随大姐夫叫他“二爷”，他随孙辈叫我“小舅舅”）在家带孙儿孙女。

冬天上学，娘为我们缝一个小布口袋，装几根红苕，到学校蒸作午饭。到下午放学时早已饥肠辘辘。

二爷对我很慈爱、很体贴。每天去，他都想法给我点吃的：一碗开水泡饭，一个烤热馒头……有时，实在找不出东西了，他就眉头一皱：“小舅舅吔，今天没得啥子吃哦”。我嘴笨，说不来客套话，只望着他傻笑。

有一天，二爷看到我刚从屋后转过来，就笑眯眯地朝厨房走：“小舅舅，今天有好吃的”。说着，从锅里拿出一个早为我蒸热的包子——这是我第一次吃到大姐夫井下班中餐的肉包子。

在我吃包子的时候，二爷已经给我把潲水装好了。那一天挑起担子啊，浑身是劲。平时，途中要歇两三次，那天竟只歇了一次。

一九七一年，二爷随大姐一家去了打通煤矿。听娘说，临走那天，他满眼泪水对我爹说，泥巴都要埋到颈子了，舍不得离开，去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直到二爷去世，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倒是他：那一撮灰白的山羊胡，那一声亲切的“小舅舅”，时常叩开我陈封的记忆。

　　从大姐那里回家，有两条路。

左边经井口坝、百货大楼、碳坝子，除下两道石板陡梯外，都是平坦的马路，到家约三里。

右边是坎坷不平的小路。特别是连接威煤家属一段和二段的那一座沙坡，虽上下不足百米，但砂石松散，没有路型，只有凌乱的脚窝。

不过，这条路要比左边那条近一些。挑担子的我，自然就拣近路走了。

开始挑潲水后，第一次遇到下雨天。二爷说：“小舅舅，今天你不要走沙坡哦，怕跩斤斗。”

我挑起在坝子边左右看了看，不信蛇是冷的，硬起心肠选择了走近路。

真的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刚走进沙坡没几米，就踩到松沙下面一块光滑的矸石，“哐啷”摔个仰面朝天。我急忙两手去抓潲桶，只抓住一个，另一个“咚咚咚”滚到坡下去了。

我顾不得疼痛，跑下去一看：老天爷，桶咋子就摔散架了嘛。

我把它捡起来装在另一个桶里，一头书包，一头潲桶，挑起垂头丧气地往家走。一边走心头就敲小鼓：今晚上没得潲水喂猪了，猪儿吃不饱，翻圈出来才麻烦。

当然，更害怕的是吃笋子焖肉（挨打）。

刚到家，爹就看到了。连忙问：“啷子了？”

我吓兮兮地说：“在沙坡上跩了。”

“败家子”。爹舌尖一咬，两拳一捏，我晓得“要着”，咬起牙巴想：要是把桶打得好，我就神到你打。

娘挡住了爹，把我拉到面前：“来我看看，跩到哪里没有”。

第二天，爹把烂桶箍好，两个桶底都糊了一圈洋灰。糊了洋灰的潲桶更重了，途中至少要多歇一次。

肚儿咋子痛的，自己明白，我不敢、也没想有怨言。

　　自从挑潲水后，上学就不能和同学们一路，放学也不能和他们打野战了。每天一走出校门，看到他们“呼儿嘿呦”往山上跑，心头就怨：怨那一挑潲水，怨那要吃潲水的猪，怨那偏要喂猪的爹娘。

有一天，实在稳不起了，心一横：打一回野战又要咋子？

两支参战“部队”的“战士”，都是通过划“剪刀、石头、布”确定的。随着一声“开始”，双方战士就高喊着“冲啊”，钻树林、跳土坎，进入状态。

战斗打到白热化，就心无旁骛了。到大姐家那条下山的路，冲过了很远，才想起挑潲水的事。慌忙转身拼命往回赶，忘记了娘曾经告诫过，有狗的地方不能跑。

刚跑过太平三队那座大房子，一条大麻狗“汪”地一声从后面扑上来，咬住了我的右小腿。

“哎呀”！我惊叫着用书包去打。大麻狗逃了几步，回过头，龇着牙，“唔唔”地虎视眈眈。

我捡起一块石头，小心翼翼地往后退。直到看不见狗了，才低下头看被狗咬的脚杆：菩萨保佑，幸好是冬天，只咬穿了棉裤。

　　赶到大姐家，天已黑尽。大姐在厨房，叫我吃了晚饭再回去。闻到甑子饭的香味，肚儿就打起了招呼，口水也出来响应。我忍了忍，对大姐说：“不吃了，怕娘他们望。”

挑起出来，不敢走沙坡，只好走左边那条远路。下第一道陡坡还好，下百货大楼到碳坝子那道陡坡时，脚儿岂止打闪闪，简直就是往下蹲。急出的热汗，饿出的虚汗，早已同流合污。

刚走过水井，就听到娘在坎上喊“老幺”。

黑暗中，娘看不清，这一声试探性的呼唤，我听出了娘的焦虑和不安。

连拖带拽回到家，放下担子那一刹那，灯盏上的火苗，在眼前由一朵变成了两朵、三朵……泛着一圈一圈的光晕。（女儿上小学时，我曾把这段经历摆给她听。她瞪大眼睛望着我：“是解放前吗？”呵呵，我猜，她是联想起了课文《半夜鸡叫》中的高玉宝。)

　　一九六六年秋，学校停课，我不去太平寺了，也就不再去大姐家挑潲水。

爹娘想办法，在附近找了两家。一家姓方，是二姐夫的同事；一家姓莫，是爹在茶馆互开茶钱的哥们儿。两家分居老菜市坝左右，离我家不过几百米，每天挑潲水，就轻松多了。

方、莫两家的潲水，我们挑了多年。在每年的不同季节，给他们送一些新鲜蔬菜、时令土产。这些轻似鹅毛的东西，对他们是尝鲜，对我们则是感恩。 特别是岁末卖了肥猪，给他们每家一方二刀，那喷香的油水，就无声地把彼此间的情谊滋润。

　　一根扁担，两个木桶，挑瘦了少年，挑肥了猪崽。

娘一瓢一瓢舀去的日子哦，是把家的希望，在清汤寡水中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