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铉伯伯去世三十五周年祭

肖云

<p class="ql-block">  2021年1月16日,是父亲的好友,也是我的好友冯航君的父亲冯铉伯伯的忌日。35年前,我在寒风凛冽的冬日,含泪送别了冯铉伯伯。55年前,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也是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在西苑机关的大院里,我第一次见到冯铉伯伯时,他正在被造反派围斗。但是,冯铉伯伯冷峻的脸上,唯有坚毅和无畏。</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1931年,冯铉伯伯加入了少年共产国际。他当过电车工人,领导过哈尔滨电车工人的罢工运动。1933年,他去了苏联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193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任新疆“新兵营”政治处主任,参加了星星峡营救红军西路军突围的将士,极大的保护了革命力量。1939年,冯铉伯伯到了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在中国共产党情报系统的初始阶段,为调查研究工作培育了坚实的基础。1946年,冯铉伯伯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秘书处长,在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和李克农部长的领导下,英勇机智地与马歇尔为代表的美国政府和张治中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做了坚决的斗争。1947年,冯铉伯伯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并兼任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正式编制的海外情报机构——大连情报处处长。在中国共产党开展海外情报、统战、联络和为当时东北地区在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新中国派出的第一批驻外大使,自1950年至1959年,冯铉伯伯担任驻瑞士公使和驻瑞士首任大使,长达10年之久。在此期间,冯铉伯伯不仅亲自安排了许多重要的科技人才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而且还曾两次随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在所有的有关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影像档案中,都有冯铉伯伯的不倦的身影。1959年,冯铉伯伯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同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1966年,冯铉伯伯陪同刘少奇主席访问南亚多国。在四十多年的情报工作中,冯铉伯伯为我党我国培养了大批的调研、情报和外事工作的优秀人才,为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冯铉伯伯的祖籍在江苏省武进横林镇余巷,我父亲的祖籍在江苏省武进观庄,两地相距二、三十里地。1961年,我的父亲母亲从上海调至中央调查部工作并被派往瑞士后,一直在冯铉伯伯的领导下工作。当时,中国除了与英国有代办级的外交关系外,与西方国家都没有外交关系。几乎所有的对西方国家的调查研究工作,都由中国驻瑞士的外交机构完成。而当时中国驻瑞士的外交机构的工作人员,又几乎都是由中央调查部派出。可以想象,当时的工作有多么的复杂和繁重。文化大革命中,冯铉伯伯和我的父亲共受磨难。1969年前后,他们先后去了中央调查部山东邹县的“五七干校”下放劳动。由于与军队和中央调查部的合并格格不入,1970年后,他们先后被中央调至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工作。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的冯铉伯伯,直接参加了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接管、清理、整顿中央宣传口的工作;时任中国驻伊拉克大使的我的父亲,被直接派往中央上海工作组工作。</p> <p class="ql-block">  冯铉伯伯和我的父亲平时都言语不多,但是,他们只要在一起,就会不停地使劲抽烟,长时间的交谈。冯铉伯伯的儿子冯航君,与我是北京101中学的同学。我们同年入伍,同在一个连队、一个排,又同年复员。足足半个多世纪亲如手足的岁月,使我们的友谊愈加弥坚。</p><p class="ql-block"> 我的父亲在晚年时多次说过:“我的一生中,在西苑工作的十年,是我最愉快的十年。”我的父亲母亲自进入中央调查部工作后,便与我党的隐蔽战线的工作有了不解之缘。我的父亲直到最后在上海工作时,也一直掌管着各政府部门和部队系统在上海的情报工作。2012年,为了表彰在隐蔽战线工作50年以上的工作人员,国家安全部授予了我的躺在病床上的母亲一枚勋章和第00005号荣誉证书。</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正是由于有了冯铉伯伯等一大批忠诚、无私、智慧、黙默奉献的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才能创造出那个时代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的巨大辉煌。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他们是新中国的大厦中,埋藏的最深厚的、最坚实的一块基石。</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