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足球队的往事，作者:物理系61级谢绍东

gewx

　　上世纪1961年我从湖南长沙雅礼中学（当年叫”长沙市第五中学”）毕业，考入北大物理系。当年入学时我们物理系61级有161名学生，分为4个班，我分在第一班，学号6102135。物理系的学制是本科6年，前4个学年(61-65年)学的都是基础课，第5学年（即65年下学期）开始分专业班学习，我被分在了半导体班。但九月开学后只有一个多月，阶级斗争形势突变，北大全体师生被上级紧急安排于11月初离开学校下放到四川省农村搞“社会主义劳动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又称搞“四清”。到四川后我们年级被安排在乐山地区的眉山县，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与地方干部、解放军干部一起组成“三结合”工作组下到农村基层生产队搞运动。在全力搞了7个多月的阶级斗争之后，66年6月1日在结束“四清”后从四川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就听到了广播聂元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干了些什么？，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所以一回到学校我们也就身不由己的被迫参加到了这场大革文化命的运动中，开始了写大字报、参加批斗会、辩论会、游行示威、全国大串联、游山玩水、武斗、当消遥派、....，前前后后闹腾了三年还多，直到68年9月才毕业分配离校。所以我在北大整整呆了7年，而实际上真正正规的课业学习只有4年。我自己因为出身一般（父母亲都是医学院的教授、医生），不是红五类，当然也不是黑五类，所以我有自知之明，没有参加任何的派别组织，只是随大流的参加一些一般的活动，基本上是一个消遥派。当年当消遥派的最大收获就是和同班同学、校乒乓球队的戈队长谈恋爱，最终结成夫妻相伴一生。

　　当年是我在长沙的一个老邻居齐辉带我到学校来报到的，她当时正好在北大物理系读研究生。（齐辉毕业后留校在物理系工作，并嫁给了物理系主任褚圣麟的独子褚克弘为妻，婚后就住在燕南园。）齐辉知道我们雅礼中学是长沙市的足球传统重点学校，而我是校足球队的主力队员，曾入选过长沙市少年队。而她本人还是北大女排的队长，与校体育教研室的老师们很熟悉，所以就把我推荐进了校足球队。开学后第一周我就开始参加了校足球队的训练。其实我除了足球之外，游泳也挺好，我当时的蛙泳百米成绩已经超过了国家二级运动员标准。所以第一次上游泳体育课时，就被校游泳队教练看上了，要我参加校游泳队。但因为我更喜爱足球，所以最终还是选择了足球队。当年我在的物理系61级一班还是挺不错的，在校级运动队中除我之外还有好几位主力队员：男子篮球队绝对主力之一的韩铁，他毕业于北京男四中。田径队女子跳高选手董怡荪，她毕业于北京女十中，62年在北京市高校运动会上获得女子跳高冠军。乒乓球女队主力、队长戈闻喜，她毕业于北京女八中。另外还有几位非主力的校运动队队员。

将近60年过去了，当年的校足球队队友大多数都已经记不得了。特别是因为从65年11月急匆匆去四川搞“四清”开始，校足球队就停止了活动，即使后来回到学校，由于“文革”的动乱争斗，一切都乱的一塌糊涂，校足球队也就再也无法存在了，球队队友们也没有机会聚会或联系了。再加上毕业分配也是在匆匆忙忙中进行的，所以球队队友们都来不及聚会、告别就散了。那年头电话还没有普及，普通家庭都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所以大家都没有留下联系方式，也就从此失去了联系。下面只能就自己记得的人和事谈一谈。

　　我进校足球队时球队的教练是周宝恩老师，以后也一直是他。听老队员说，以前足球队的教练是赵占元老师，我进队时赵老师已改到手球队当教练了。周宝恩老师曾经是篮球国手，当年校乒乓球队的教练刘士英老师好像也是曾经的篮球国手。为什么会这样配置教练就不得而知了。我和周宝恩老师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四川眉山搞“四清”的时候。有一天我去另一个生产队找同学吴秉军，没想到周宝恩老师竟然也正好就在这个生产队工作，我和他就这样意外的见面了。而且赶巧那天他们工作小组正好要合影照相，所以把我也拉进去一起照了张相。当时还真没想到这张照片竟成了我和周宝恩老师唯一的一张合照。后来，有一次校庆返校时我特意去体育教研室看周宝恩老师，才知道他已经在之前一次打网球时突发心肌梗塞而去世了，真的是太不幸了。

61年我们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所以我进校足球队时一切都不尽如人意。校队的队服都是旧的，甚至连号码都不全。更麻烦的是足球鞋也只能在离队的老队员留下的旧球鞋中挑选，再不合脚也只能凑合着穿。当年买一双足球鞋还是挺贵的，所以个人基本不会买。实际当年在北大我从来就没有穿过新的北大校队球衣和新足球鞋。在当年那个困难时期，我们每月的定量是粮食32斤、油半斤、肉半斤（当年全国唯有辽宁是只有3两肉、3两油，所以主政的辽宁省革委会主任陈锡联获得了一个雅号“陈三两”）。其它副食（如豆腐、粉丝、糖果、糕点、烟酒等等只要是吃的）也都是凭票供应。买点饼干、糕点等除了要钱还要粮票，实际上就是要从每月32斤的粮食定量中扣除掉。由于肉少、油少，粮食也不多，长年总是处在吃不饱的半饥饿状态，所以那些年北京高校的球赛也比较少。我记得有一次冬天去北航踢比赛，因为是安排在下午4点的第二场比赛，虽然午餐大家都吃了饭，但到开赛前又已经有点饿了，可是又没有票证买糕点、糖果，所以大冷天也只好买了一堆没有多少豆粒的“小豆冰棍”勉强“充饥”。 当时因为长年吃不饱，实在饿的很了，我就晚歺后偷偷从41楼旁的小门溜出去，到亍上斜对面的小平房饭店去吃两小盘醤油煮白菜（一角钱一盘，不要票证）填填肚子。这事后来成了我的一个问题，说这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当年校足球队的训练安排是每周一次，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半，场地就在东操场。那时的东操场是砂土地，而且坑坑洼洼的不太平整，还有很多小的碎石粒，所以摔破皮是经常的事。东操场也是我们的比赛场地，所有的高校联赛和友谊赛都是在这里进行。我们足球队的更衣室就在旁边第一体育馆的半地下室里。记得当年踢球训练和比赛之后洗澡是个大问题，大澡堂因为要节约用煤开放时间较短，去晚点就关门了，只好在宿舍的洗脸间用脸盆冲冷水（洗脸间是没有热水的，而冷水就是地下水，只有十几度）。夏天还好，冬天还真考验意志。自己当年仗着年轻、身体好，就这么挺过来了。

当年我们校足球队踢的主要是“四四二”和“四三三”阵型。校队的守门员叫齐增英。在他之前校足球队的守门员叫肖威，是无线电系57级的，他是我雅礼中学的学长校友，之前也是雅礼中学校足球队的守门员，我进队时他已经改到手球队去当守门员去了。齐增英身材不是太高，比较壮，但反应快，弹跳力强，身手灵活，基本功很好，出击扑救球和抢高球都不错。特别是不怕死，敢于扑对方前锋的脚下球。左后卫叫谢士敏，是化学系的，天津人。后来的一位左后卫叫谢纪康，和我同系，是物理系62级的，北京人。他后来在合肥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研究所工作，退休前是该研究所的所长。而我则从进队开始就踢熟悉的老位置左中卫，穿3号球衣。我的特点是技术比较全面，经练丰富，位置意识好，防守卡位好，而且爆发力强、抢截能力上乘，与对手冲撞拼抢时总能占据上风，一般前锋很少能过我。我身高1.82m，头球好，有空中优势。和我搭裆的右中卫叫王道丰，是东语系的，他个子比我稍矮，但身强体壮，抢截凶狠，并且速度很快。我们俩配合还不错，一般进攻时都是我靠前抢截分球助攻，他则断后防对方突袭；而防守时则高空球一般都是我负责抢，他负责盯防对方的重点得分人。实事求是的说，当年我们校队的实力是防守强于进攻。由守门员和我们左右两个中后卫组成的“铁三角”防守相当得力，不论对那个强队都不怵，失球少；但对弱队进球也不多，战成平局的居多。总之可以说是一支“遇强不弱，遇弱不强”的球队。

　　校队左前卫叫孙惠君，是地质地理系62级的；右前卫叫刘夫元，是地质地理系63级的。刘夫元身材瘦长，很灵活。有意思的是1974年我和他在湖南邵阳的相遇。当年湖南省体委准备举办一届各地、市队参加的足球联赛，于是各地、市纷纷组建足球队，邵阳地区以“第二纺织机械厂”为主组队。该厂是从上海迁过来的，踢球的人比较多，其中有一位曾经踢过上海少年队。我当年正在“邵阳市电子仪器厂”工作，也被招进队中。没想到进队后见到了刘夫元，他当年是在邵阳地区冷水江市的“中南冶炼厂”工作。我和他能在离开北大多年后在这个球队里巧遇，也可说是一段奇缘。这届联赛最后没有办成，我们只是和长沙队踢了一场友谊赛。

校队中锋叫赵岩松，是化学系61级的，他是球队的队长，毕业于北京男四中。赵的特点是身体灵活，球性好，盘带、过人、控球和射门都不错。当年比赛中的点球都是他来踢，我记得他从来没有射失过。他后来又回到北京男四中工作直至退休。今年3月，我通过原来班上一位也是毕业于北京男四中的老同学张人佶，要到了他家的电话，打过去想要与他一起回忆当年北大足球队的往事，并建立联系。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我觉得是赵的夫人，他说赵岩松病了，不能接电话。我不死心，先简单自我介绍了一下，再说明来意。女士在考察了我一番，确认了我是赵在北大校足球队的队友后，无奈的轻轻说了一句：他已经有点痴呆了。我听到后顿时惊得说不出话来，只是轻轻的“哦”了一声就放下了电话。说实在的，在我这个年龄，听到类似的坏消息已经不少了，应该不足为奇。但听到老队友赵岩松得了阿尔茨海姆症，还是真的让我难过叹惜了好长一段时间。

校队中有一位前锋印象深刻，他叫郭世英，是郭沫若的儿子，他是从人民大学转学过来的。郭世英身高1.8多，身材匀称，一表人才，绝对的一个大帅哥，是郭沫若最喜爱、看重的一个儿子。他球技也不错，来了就是主力，但是他平常从来不参加球队的训练，经常是只在比赛时到场。他最特别的一点就是自带球鞋、球袜和护具，并且中场休息时要喝自带的咖啡和抽烟，这在当年要算是相当奢侈的了。郭世英是一个知识丰富、有思想、有抱负的青年，只可惜生不逢时。文化大革命中郭沫若被批倒、批臭，郭世英也受牵连，再加上他自己又太敢于议论那些“不该”议论的事和人，从而被“红卫兵”拘禁、拷打、摧残，最终死于非命。据说，当年郭世英被拘禁后，他妈妈哀求郭沫若去找周恩来救救世英，郭沫若竟然不敢去。儿子死后，郭沫若晚年经常独自一人翻看世英留下的日记和文章，暗暗的流泪，其情实在是惨不可言。

　　几十年过去了，我也老了，今年我已经79岁了。当年的许多人和事都不太记得了，还有些记忆的也就是61、62、63级和我一起在球队交往时间比较长、比较多的少数几个队友了。要是有机会能有几个当年的队友聚在一起，一起回忆回忆当年在球队的人和事，肯定是一桩很高兴的事。只不过这恐怕也是一件不太容易实现的事了。

　　实事求是的说，当年北大校足球队在北京市高校中不算强队，只能算是二档球队，而清华、北航、北钢等是一档的强队。其实这和北大一直是注重学术知识的水平，而不够关注体育的校风相关。当年许多重视体育的学校都是采取校体育代表队员分队集中住宿、集中活动的方式，并且他们有专门的运动员食堂就餐，伙食有补助。而北大的校运动队队员从来就没有集中住宿过，只在训练和比赛时才能聚在一起，就餐也是分散在各个食堂。直到63年才在五四操场北边的学3食堂开设了专门的运动员餐厅，供校运动队队员就餐，而且有了一点点补助。后来运动员餐厅改到了“勺园”餐厅。

当年清华就是很注重体育的学校，该校体育教研室主任是马约翰教授，他非常的有名。马教授身体很好，80多岁了还经常和年轻的学生比赛俯卧撑。据说后来也是在一次比试中劳累过度引发心脏问题而去世的。清华的校长蒋南翔号召全校同学下午4点半全体上操场运动，锻炼好身体，毕业后“要为祖国健康的工作50年”。所以清华也一直都很注重招收有体育特长的学生。当年我们雅礼中学一位校足球队队员彭佑恩未毕业就被招入湖南省足球队，踢了几年球后，63年退出球队，又考入了清华。而北大就不是这样。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当年北京体育大学有一位跳高运动员因为伤病必须退役，他希望能免试转到北大生物系就学。北大体育教研室的老师们非常高兴，急忙在暑假期间报给学校领导，可没想到在暑假的校务会议上被教授们给否决了，理由就是必须要考试合格，不能破格免试录取。此人最后被北京一所大学免试招收了。随后新学年开学，在10月举行的北京市高校田径运动会上，他一人就夺得跳高和三级跳远两项冠军，得了24分，而北大田径队全队取得的总分也就不过30几分。

当年在北大东操场踢比赛时我有过两次严重的受伤。一次是在与北京钢铁学院队的比赛中，拼抢时支撑脚左脚正好踩进一个小坑，把左脚踝严重扭伤。当时治疗、恢复的条件都不太好，我自己也不太懂，根本就没能好好治疗，而且打联赛伤还没有全好就要带伤上场，所以拖了好长时间才“好”。但原来作为起跳脚的左脚功能退化，从此只好改换到右脚起跳了。另一次是在与北京体育大学队的比赛中，对方的中锋因为在与我的争抢中几次失利，便恼羞成怒，在禁区前一次拼抢时，用一个足够红牌罚下场的犯规动作正面伸脚踩踏，直接踩到我右脚小腿的胫骨上。当年的足球鞋鞋底都是硬的厚牛皮做的，鞋钉也是一个个用几层小圆形厚牛皮叠起来，再用铁钉钉在硬鞋底上的。这种鞋钉穿过一段时候，皮子被摩掉了就露出铁钉，并且被磨得很尖锐，非常的可怕。他这凶狠的一脚把我右腿的球袜踩破，护腿板带子踩断，在小腿胫骨上踩出一道5cm长的血口子，露出白楂楂的骨头，很是可怕。事后有二十多年我右脚小腿胫骨前面一块都一直是麻木的，没有知觉，直到现在都还能看到一条大伤疤。

当年的五四操场也是砂土地，但质量要好一点，平坦一些，碎石子较少，那里平常下午都是爱好足球的同学们自由组合分边踢球，我也经常去那里踢球。不过在这种场合我都是踢前锋，因为我也很想过过进球的赢。那时五四操场经常有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国的留学生一起踢球，每当发生大的冲闯争执时，越南留学生总是马上集体撤离球场，从不惹事。相反朝鲜留学生则是毫不退让，总是集体冲上来帮忙打架。他们最多的打架对手就是阿尔巴尼亚留学生，我们中国学生则总是当和事佬劝架。周末和放假时，有时还有外校的留学生过来和北大的留学生踢比赛。我还记得有次来的阿尔巴尼亚留学生当中有个叫巴尔基旦的，他剃个光头，跑的飞快，踢球水平相当不错，据说他曾经踢过阿尔巴尼亚国家少年队，还说他父亲是阿国防部长巴卢库，他的名字巴尔基旦就是“游击队之子”的意思。

在大革文化命期间，一切正常的活动都已经停止，国家体委下属的所有运动队也全部停止了正常的训练和比赛，全力投入到政治运动中去了。有些国家队的运动员因为喜爱还是经常抽空参加到一些基层的野路子球队中，到学校、工厂的球场打比赛，国家足球队也是如此。这也就让我们有了近距离观看到国家足球队明星球员球技的机会，在还没有电视转播的当年，这是非常难得的。其中让我记忆最深的是在五四操场看到了当年国家足球队主力守门员桑廷良的表演。桑身高近1米9，身体壮实，动作灵活、敏捷，接扑球动作非常优美。他扑救对方前锋单刀球时，总能在对方起脚的一瞬间，横过身子贴地平扫飞行好几米，把球封堵在对方的脚下，或是挡回去。至今我还记得他在五四操场的一个精彩的扑救：当时对方在右边禁区外突然一脚远射吊向球门左上角，桑在左边小禁区线上向后跳起接球脱手，紧急中只见他在空中一个凌空鹞子翻身，在球落地的一瞬间两手把球稳稳地抱在了胸前。

今年是我们61级同学进校入学60周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北大校足球队的许多事情都忘记、想不起来了，真希望能有几个当年的队友一起回忆往事，但恐怕也是不太可能了。

　　现在我对足球的热爱依旧，足球世界杯、欧洲杯、美洲杯、欧洲五大联赛等电视节目，永远是我的最爱。但我已经多年不看中国国家足球队的比赛了，特别是不看现场直播，因为看中国国家足球队的比赛太着急、太憋屈、太难受，太紧张，心脏受不了。几十年来亲眼目睹中国足球队的坠落真的是既恨铁不成钢，又万般的无可奈何。

今年6、7月我在老家长沙第二次为北大湖南校友足球队参加“湖南省外名校校友足球联赛”助威，看到年轻校友们在场上生龙活虎的奔跑、冲刺、拼抢、射门，大家一起为进球而高兴，为失球而懊丧，使我似乎又回到了当年在北大东操场的青春岁月。但遗憾的是我自己已经是年老体衰，无法上场比赛了。回想当年在球场上，自己也曾经有过“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情，可现在却只能是“可怜白发生”了！

回到北京后，又参加了北京“北大未名湖校友足球队”的活动，每周四、日下午到北五环的北京“国奥金冠奥森足球营”球场活动2小时，并且上场蹓哒了几次，慢慢找点感觉。尽管校友们都很客气，处处照顾我，但我明显已经是力不从心，无法融入比赛了。多数情况下，能看到、想到，但做不到。往往做出来的动作总是慢半拍，而且动作变形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了。另外肌肉也已经消退无力，既跑不动，更没有爆发力了。所以我只能在球场边自己带带球，练练动作，熟悉下球性，活动下身体。或是自己对墙踢踢球，有时也与场下的球员两人或多人对踢传球，练练脚法，聊聊天，对我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最后附上几张68年毕业分配离校前请朋友帮忙在北大东操场拍的踢球照片。在上世纪那个年代，要拍张照片可不像现在用手机拍照这么方便，当时是用135相机35mm胶片拍摄，然后我自己再在暗室中先冲洗出胶片，而后再用胶片洗印出照片的。由于不是马上可以看到照片，所以往往拍了好多张，真正可以留下的却没有几张。而拍运动照片就更难了。所以整个学生时代我也就只留下了这么几张珍贵的踢球照片。

右一是北大校足球队教练周宝恩老师，左一是我。

　　这张十一人合照是1986年10月回母校雅礼中学参加80周年校庆时与部分返校的原校足球队校友的合影，右三是我，右一是邓家祜，他55年考入北京航空学院（即现在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航院足球队主力队员，并担任过队长。右四倪慎、右五林国悌、右七陈崇勇、右八李东山等四人都先后成为湖南省足球队的队员。右六骆志胜是我在长沙市少年足球队的队友。左一游立新，他从沈阳体育学院足球班毕业后回到长沙，在市体委担任长沙市足球队和市少年足球队的教练。母校雅礼中学在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前前后后为湖南省足球队输送了十几位运动员。其实当初，我也差一点就成为了职业运动员。

2004年6月在长沙贺龙体育场主场，参加雅礼中学足球队校友为欢迎我回长沙而举行的足球友谊赛之后，与湖南省体委副主任熊倪合影。熊倪退出跳水运动后，在湖南热心于推动足球运动。

2019年6月在长沙参加第二届“湖南省外名校校友足球联赛”时，与北大湖南校友会邓映如会长和湖南北大校友足球队刘军队长合影。

2019年在长沙参加第二届“湖南省外名校校友足球联赛”，湖南北大校友足球队荣获季军。

2021年在长沙参加第四届“湖南省外名校校友足球联赛”。

我作为“足球元老”被邀请在开幕式上第一个登台占据C位。



闭幕式上北大湖南校友会邓映如会长为我颁发湖南省外名校校友足球联赛“形象大使”奖牌。

2021年6月湖南北大校友足球队（部分）合影。后排左起第三人是刘军队长。

感谢北大同窗自由兄配诗：

也曾驰骋球场，

也曾英姿飒爽，

择一趣钟一生，

何惧两鬓染霜。



2021年12月与“北大校友足球联合会”会长王惠德大师兄校友在北京“国奥金冠奥森足球营”球场。



2020年“北大校友足球联合会”秘书长王豫刚校友为我颁发李宁公司赞助的比赛服。



与“北大校友足球联合会”，北京未名湖队队长李鹏在北京“国奥金冠奥森足球营”球场。

79岁大大大师兄与73岁大大师兄胡燕武在北京“国奥金冠奥森足球营”球场。



“北大未名湖校友足球队”在北京“国奥金冠奥森足球营”球场活动。



　　感谢母校给了我参加足球运动的天地，给我留下青春美好的回忆。

感谢北大校友足球联合会和未名湖足球队；感谢北大湖南校友会和足球队，使我在耄耋之年还能享受足球运动的魅力，有幸和球友们在一起踢球聊天，给我带来无尽的愉悦。

最后，谢谢夫人把我的文章做成美篇。

202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