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时代

任玉昌

　　我1969年根河小学毕业之后，就读于根河中学，那时正赶上教育体制改革，学制缩短，中学读两年，高中读两年。那四年的学习期间，每天都是上半天课，叫做两部制，一个教室上午是一个年级用，下午另外一个年级用。不太理解的是，是否那时因为学生太多，教室不够用，实行的两部制，还是教育要革命缩短课时的要求，实行的两部制。

那时候的政治口号是，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课程要精简，所以我们的课本也是比较简单。半天的课程，只要在班上能够认真的听老师讲，回家后，按照老师的要求完成作业，基本上能达到是一个好学生的状态。

　　那时上课，我是属于那种比较认真听讲的学生，我个子小成为了优势，中学四年里，始终坐在第二排，离老师近，轻易不敢做与上课无关的事情，后面不认真听讲而交头接耳的噪声，影响不到我的听课。基本上老师课堂所讲，都能领会和理解，回家后只要是老师布置的作业，都能够认真的去完成，除了这些之外，不用利用课余时间去预习第二天的课程，没有参加什么补习班之类的事情，那时根本就没有课外补习班，确实也真用不到。

　　我是能够帮助同学的好学生，我们上学时也有期中和期末考试以及平时的小测验。但考场纪律很松，仍是在自己班级自己座位上。全班48名学生，座位很是拥挤。我同座看我答题如同平日看书一样方便，前排座两同学不时回头偷看一眼。

我的坐位是前面第二排靠窗，我们那一排共有六排桌椅，高个子同学郭忠勤坐最后一排，比较贪玩淘气，自然学习的不好，有两次考试求我帮助，由于我俩之间隔着三排座位，很不方便，扔纸团又不敢。郭忠勤便从家里带来细麻绳，考前将麻绳布设好，我将抄写的答题捆系绳上，他收扰绳索拿到答题，快速抄写，可混得及格以上的成绩。那时各科考试试卷大体分五大部分，后三部分是大题，只要这三道大题拿下，小题做对一些，基本可以及格，所以给他大题。可笑的帮助。

　　文化大革命对教材进行了革命，我们中学课文贯彻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精神。邱少云、欧阳海、麦贤德、王进喜被我们熟知，毛主席著作被精读，诗词几乎全是毛主席诗词这种现代诗。古诗词很少列入课文中，可能教材编写组怕被扣上封、资、修帽子吧，所以我几乎没学什么古诗词，每学期有那么几篇古文。以至象王维的《鹿柴》是儿子五岁时我俩一起诵读学习的、《出塞》是孙女七岁时一起学知的，还是孙女一句一句教我背诵的。

高我一年级的田野同学，在自己笔记本中抄写了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两句，被学生告发，被学校认定为坏学生，在全校师生面前予以批评。

　　我上学时，数学课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常安老师教过我，申江平老师教过我，数学课上，我经常是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的学生，这两个老师都非常喜欢我，以至于多年之后，见到她们，都会从他们口中得到表扬，我是个好学生。

1976年的时候，根河一中要在知青中抽调代课老师，当时常安老师想到了我，她和丈夫卢绍田老师说到生产队去点名要我。那时卢绍田已经是根河一中的校长。那个时期，知识青年被抽调工作，还是比较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就没有选择去学校当代课老师。

　　在学校有过最为出彩的一次答题，是政治课上的表现，当时吴纯老师担任政治课教学，吴纯老师教高一四个班的政治课，当时有一道政治题，几个班里都没有比较好的答案，到我们班时，讲过课之后，留下作业题，那道题的大体意思是，普通劳动者愚昧无知，创造和推动历史是社会上层人所为，要求答题反驳这样的论点。

我的作业选择了地道战、地雷战主要故事情节做论据，人民群众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发明创造，利用地道战和地雷战，进行抗日战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赢得战争胜利。最终结论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主席语录＞。这样一个论述文章，也就几百个字，吴纯老师看完答案之后，在班里点评答题，高度表扬我，过后在其他三个班的教学中，表扬我的思路与答题，我的那套答题，成了全年级的最优答案的范文，引得好多同学来找我，以寻求政治课学习方法。

备战备荒

　　我们上中学的那几年，是中苏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曾在中苏边界发生了珍宝岛战斗，全国上下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备战备荒为人民＂。备战就成了那个时期学校的很重点事情，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这些中学生，都要接受军事训练，那时学校各年级都改成连排的叫法，以适应战争的需要，例如三年二班，就被叫做三连二排，班长职务改叫排长，连长由学年组老师担任，旗人民武装部现役军官住校并任职。上级要求全民皆兵。

我们每个人做了一个木头长枪，在武装部现役军人的指导下，练习拼刺刀，也有很长一段时间，用真的枪，是那种半自动步枪，练习持枪、扛枪、枪支的拆装保养，每天练习瞄准射击，也练习持枪匍匐前进，最后进行了一次实弹打靶射击检验，我的成绩还不错，三枪打了24环的好成绩，那是我第一次真枪实弹射击。

那时候战备压倒一切，各单位和所有的家庭，都被要求挖防空洞，根河中学也开始修建防空洞，学校校园有条简易路，路两旁有两条排水沟，学校便组织教职员工和学生，挖深排水沟，就象电影中战斗坑道的样子，之后在上面棚上木头板子，再在上面覆盖上厚厚的一层土，就算是防空掩体，学校的木头被用没了，有几个同学把学校两副乒乓球台抬来，做成了防空洞的棚盖，真是让我们这些爱好乒乓球的同学心痛不已，我们怎么反对也无效。他们振振有词地说：备战压倒一切。学校领导也不敢说什么。

　　战争没有发生，但我们也见到了血淋淋的场景。那时备战要求各个单位和各个地区，利用自己力量，制造一些武器装备。那时，旗二轻工业局下属有一个机械加工厂，有车床、铣床、钻床等，有一个退伍军人叫司长洪，利用这些设备制造了六零迫击炮，几次试验效果都非常好，那应该是当时额尔古纳左旗，所制造出的最好的军事武器。 1973年的夏天，全旗民兵自制武器汇报大会，在根河中学操场进行。司长洪的六零迫击炮，在那天的汇报试射中发生意外，炮弹在炮膛中爆炸，司长洪当场倒在了血泊中，我们一些学生那时在周围观看，我们都趴在那备战的战壕里，头顶有炮弹皮呼啸而过，那惊心动魄的一刻，让人一生难忘，虽然没有经历战争，但炮弹炸飞的瞬间，感受到了战场上那种恐怖，一条鲜活的生命结束了。

　　火棘（俗称：救军粮）

　　学工学农

　　教育要革命，那时的教育方针是，学生要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全面发展。

劳就是劳动，我们学农劳动，去支援生产队的夏锄、秋收，也到学校的农田去劳动，学校的耕地在镇区正北的金河口处，那里离镇区最北居民住宅有一公里还多，那时耕地附近有八棵大松树耸立，所以大家把那位置叫＂八棵树＂那耕地所产土豆、大头菜秋天成为了老师们的福利。

我们的学工劳动，是到工厂去，那时额尔古纳左旗最好的工厂是旗农业机械修造厂，所以我们的许多同学都被分配到农业机械修造厂去学工。农业机械厂有机加车间，车床、铣床、刨床，钻床等非常齐全。那时所有学工同学都希望去的是机械加工车间。当然了，老师和厂里领导，会选择他们心目中的好学生，到那里跟师傅学习，所谓的好学生，无外乎家长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名气。修造厂还有铸造翻砂车间，活很苦很累也很脏。另外还有一个模型车间，就是为翻砂铸造各种零部件制作模型的车间。我哥哥是那个车间的师傅，我的学工便被安排到模型车间，跟哥哥学习做工人。

我们班学工也有一次被分配到旗粮食局，到大大的包装材料库，那里堆放许多售粮后返回的麻袋、面袋子包装物。我们负责把包装袋上残留的面粉或粮食粒抖净，然后十个一叠捆好，统一装入麻袋中，以便包装物发往粮食加工厂。包装物有破损的放置另外库房，准备修补。那次学工劳动一个星期，是每天的下午，半天劳动下来，满身上下是面粉粉尘，头发里，衣领里都是。没有口罩，没有工作服，多数同学也不戴帽子。粮食局是完全的无偿用童工，最后连洗澡票都没发一张。今天回想起来，这种学工劳动，总应该有原由，可能是粮食部门太急于返包装，向学校求援。也可能是学校领导老师为拉关系而为，他们是否可经常去粮店批条用粗粮指标购买大米、白面细粮，或者额外批购点食用油，那时的大米、白面和食用油定量供应，属紧俏物资。后一种的可能性很大。

　　勤工俭学

　　学校设有专门的机构，叫做勤工俭学办公室。学校建立瓦厂，糖果厂。学生们也被分配到那里去做工锻炼，也曾分配给每个班级任务，要求利用课余时间，到河道里去筛沙子，运回来交到瓦厂，瓦厂用细沙和水泥，还有卤水，制造瓦片，实际那个劳动，就是学生们出苦力，给学校节省了购买沙石的钱，但名目立的巧，勤工俭学。

1973年的夏天，我们这些学生，被组织了一次义务劳动，是给学校往回拉木头，说法是学校自力更生，自己做桌椅，原材料是到就近的山上去采伐后运回。安排四五个同学使用一个小推车，小推车是学生家的。两个年级八个班，浩浩荡荡的大队伍，到五峰山的南坡。自己伐木并造材，拖下山来，装车运回到学校。五峰山的南坡和山顶，生长很多粗大的山杨，山杨树的木质非常的白，很适合于作书桌和座椅。

但那次的劳动，说句心里话，除了那个特殊时代之外，再不会有那种的事情，因为到山上去伐树，没有森调，没有计划标准，没有木材指标，纯属于滥砍盗伐。只能是说林业局同意了学校的做法，就现在而言，那是监管者失责，严重的违背国家林业政策，造成生态的严重破坏。

从另一个角度说，大群大群的十六七岁的孩子，上山去干这种事情，风险该有多大，稍有不慎，造成人员伤亡，一旦出了问题，学校如何担得起这样的责任。万幸的是，那时这群学生在家多是上山拉烧材的主力，有着丰富山场作业经验，没有出事故，既使有谁轻微皮肉伤，自己都不会张扬包扎。

为学校伐运回来的木材卸得满院到处都是，其实运回的木材有一部分用于建教师住宅。

学校也曾组织学生上山去采收越桔，售给根河镇果酒厂，为学校创收。那一次有一学生迷山，未能和大家一起返回。可是吓坏了学校和教育局。组织好多人进山寻找，万幸，那学生没有育目乱走，当晚被找了回来。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我生来就是五音不全，从小学到中学，可能是不曾有一个歌唱的很完整，唱上一句两句准会跑调，音乐是我所有课程中最差的一门课，好在那个时候考试，很容易通过为合格。我肯定列不到文艺人的大范围之内，但我却做了一次文艺工作者施展才华，可以说是还很出彩。

1972年，额尔古纳左旗召开第一次党代会，这是额尔古纳左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由于建旗之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许多正常的机构，都被造反派夺权搞乱，踢开党委闹革命，可以说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一种无政府的状态，所以要召开党代会，更是让各方高度重视的事情，为了庆祝党代会的召开，旗里给根河中学一个重要的任务，在党代会召开的当晚，搞一台庆祝党代会召开的文艺演出，学校接到任务之后，挑选全校各年级文艺骨干，组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由这个宣传队，承担这台晚会，全校抽了30多个人，我也列在其中，我想肯定不是了解我的音乐能力，应该是老师们认为我是一个好学生的因素，准备那台晚会，安排有20多个节目，夏志勇老师负责组织，他搞到了一个群口快板的素材，选了我们四个人，排练那个快板，由于是四人快板，排练过程中，常会出现衔接不紧密造成停顿，排练的效果不理想，后来将这个群口快板，改成了两人对口快板，由钟福明和我两个人完成，虽然快板台词很多，但是变成对口快板之后，我们两个很快的都熟记了下来，配合的也非常不错。

　　那时我们两个，通篇的台词，好像没有错的和生疏停顿的，那时记忆力真好。

除了对口快板之外，还让我参加了另外两个节目，是表演唱，就是十来个人，边唱歌边有舞蹈动作，一个节目叫做《阿瓦人民唱新歌》，另一个是《金珠玛米一亚古都》，都是少数民族歌舞，参加这两个节目，说句心里话，完全是滥竽充数，穿着民族服装跳舞，和大家动作协调一致就可以，还说得过去，但是唱歌，可能我的歌声高度，我自己听得见为标准，绝对不会跑调的词，可能声音会稍微大一些。

　　演出的那天晚间，演出地点设在了铁路俱乐部，由于革命的需要改名为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更名为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是那个时代革命的一个标志，额左旗乌兰牧骑也更名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根河中学组成的演出队伍，也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当时的革命化。

　　我们两个那个对口快板，是反映入伍新兵，到部队进行新兵集训，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心得和体会，所以名字叫《毛主席哲学思想放光辉》，排练和演出时，我们两个穿着解放军军装，自己感觉精神与自豪，同学们围着我们看，羡慕的眼神。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偶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我也一样，心中理想是，将来能够当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

　　演出那天，偌大会场座无虚席，人行道上站满了人，并不是大家以为我们的晚会多么好，而是那时实在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像这样的演出，已经有好多年不曾有过，那天的演出很成功。许多人称赞最多的是我们两个那个对口快板，由于对口快板中，有几个抖包袱的笑料，许多人便把我们的对口快板，当做相声来对待记忆，许多熟悉的朋友还有我们的同学，大家都夸奖我们俩的相声，说的是太好了，以至40多年之后，在社区活动中心，成为麻友了的杜文斌校长、公安局郝荣副局长，他们还多次的称赞说，你的相声真好。可见那个时代，文化娱乐活动该是多么的匮乏。

　　那台演出之后，学校有专门安排了一场向全校学生和教职工的汇报演出。用现在的话讲，演出后我的粉丝量蹭蹭的上涨。

1973年的夏季，额尔古纳左旗乌兰牧骑招聘新人，学校通知我们所有的宣传队员，去参加应聘，我们那些人都去了，但是我到了招聘现场，在门外看了几个人表演后，我转身离开了，因为我在去的之前，就已经心中非常清楚，即使当中的多数人都能被应聘，我也绝对不会在其列，因为自己太了解自己了，那一次的选择离开，是我一生中多次需要抉择中，最有自知之明的一次，毫不犹豫。

　　钟福明，我们俩是好朋友，高中毕业下乡，我们两个又到了一个生产队，他下乡一年多之后，被征兵入伍，实现了他的军人梦想，我由于家庭成分所限，不具备报名资格，所以我的军人梦想无法实现。

　　近些年社会上，文化娱乐影视界有些知名度的人，都被称之为大腕，文艺大腕们，出场费都很高。即使不是名人大腕，也都是有偿服务。

我们两个人在额左旗那个范围内，也是很有名气的，至少在根河中学，有很高的知名度。我们的演出是义务的，演出结束，给我们每人发了两根麻花，算在奖赏？也可算做演出后加餐。

我做了一次文艺人。

　　我们上中学那时代，全民的蓝球热，因为其它体育娱乐活动很少有。

我很喜欢玩蓝球，半天无课时间，有很大部分时间玩蓝球。那时球场很少，一个半场内，可能会有几伙人几个球在投，所以下课铃声响起，我们几人飞快夺门而出，争分夺秒利用课间休息时间也玩上一会儿。

我家距根河小学操场边那蓝球场不足三百米，晚饭后，几乎每天跑到根河小学操场去，那里有几个熟悉的小伙伴，他们中有两人家中有蓝球，所以基本去了就有得玩，由于球场是自然土地，每天结束后肯定是满身灰土与汗水，脸颊两边汗淌冲刷灰土流下的痕迹是很多条的，如果用手背擦过汗，则是“花猫脸＂浑花一片。

那时多么渴望有一双“回力牌＂球鞋或白色网球鞋，但那几乎是奢望。穿白色跨栏背心上场玩球也美的很，背心能印号码则更为荣耀，我小学六年级那年，同班同学戴清连父亲在二轻服务社工作，那里可在背心上印字的人和他家关系不错，同学便把我们几个同学的背心送去印字，而且不收费。那时大家都喜欢5号和13号数字，5号与电影《女蓝五号》有关，13号多是中锋所用。我是前锋，印的是4号，穿上后，可以说是美的不行不行的。

我的蓝球水平还行，刚入中学就是年级队的主力前锋，但由于那时个子小，组建校队时没被选上，而比我个子高的他们，当时是我手下败将。但经过体育老师的专业训练，他们的球技进步非常之快，随之而来的是，经常参加各种比赛，临场实战锻炼使得他们球技大长。他们那些人在下乡当知青后，很快被一些单位抽调参加工作，成为单位系统蓝球队骨干。

上世纪七十年代很多地区或单位抢要蓝球球技较好的人，被抽调安排工作是个普遍现象，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特殊需求人才。

我的乒乓球玩的也不错。

蓝球和乒乓球玩的不错原因是，那时时间非常充裕，其它类活动又极少。

　　我在根河中学读书四年，那四年属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好在有两年间还真的学到了些中学生该学的知识。一九七三年，全国进行过一次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高考，做为招生的一个参考项。虽然还有一年高中课程未读，但那些试题我大部分都会，允许我考的话，应该会考的不错。

可惜的是，一九七三年，又有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那时抓教育说成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加以批判。在校想学，可时代政治运动不断，没有足够的课时安排。“读书无用论＂充斥占领着教育阵地。既使特别爱学习的人，也找不到可读之物，家家户户许多书籍都被定为“四旧＂收缴烧毁。象三国、水浒、红楼梦、西游记这样的名著都被禁读。新华书店几乎全是“红宝书＂和革命样板戏之类读物。

读书的权力被践踏，宝贵的时光被荒废。

我的中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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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均是南京城区美化花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