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修良与南京地下党

铁甲骑兵

陈修良与南京地下党

文 / 王泰栋 沙尚之

(2017-5-16)

陈修良(1907-1998)是一位富有传奇经历的女革命家。学生时代深受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影响，1925年“五卅”爱国运动中她在家乡宁波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从此投身革命。次年在上海国民大学加入共青团，1927年在武汉任向警予秘书时，由向介绍正式转党。不久后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遭到过王明等人的打击。1931年还因反对王明、反对四中全会，被王明、康生一伙打成右派，因拒不检讨被靠边站。1930年代与沙文汉结婚，在逃避国民党当局的追捕中，一起流亡到日本东京学习，同时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党的抗日救亡文化与妇女活动。1942年奉命到新四军根据地参加整风，并在华中局党校和建设大学等工作。抗战胜利后曾任华中局南京工作部部长，在根据地领导南京地下党工作。1946年4月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组织部(部长刘瑞龙)和分局城市工作部(部长沙文汉)派她潜入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担任地下市委书记。她以家庭妇女“张太太”、“姑妈”等身份昼伏夜出，准备作长期斗争。她领导的南京地下党在解放战争时期迅速恢复、壮大。在国民党的统治中心，成功地开辟第二战场;策反了国民党海陆空军中的精锐之师起义;派出一批党员打入国民党党、政、军、特机关，获取大量关键情报，为解放军胜利渡江、和平解放和接管南京城作出过重要贡献。

中共南京地下巿委书记的陈修良

　　1949年，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地下党员们走出白色恐怖，还沉浸在得见天日的欢乐中时，却被来自党内的不信任包围。他们在惊愕、委屈之中被怀疑、降职、调査、批判、审查几十年，失去党籍……陈修良在这种形势下，于1950年初参加中共组织工作代表团访问苏联后便离开了南京。此后在上海、杭州等地担任过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华东妇联副主任、华东局暨上海高校党委专职副书记、浙江省委宣传部代部长等职，因在党代会上直言不讳批评省委主要领导，对知识分子、对民主和阶级斗争等提出看法，于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极右分子。1979年改正后，由上海社会科学院聘为党委顾问、党史研究员。晚年她根据自己的经历，深刻反思历史，克服病痛，奋力撰写与口述了大量党史资料留给后人研究。1998年11月，她以91岁高龄于上海逝世。

陈修良因坚持正义和耿直性格在党内两次吃到了苦头。1931年她被打成右派，几乎被开除党籍，背了14年包袱，一直到1944年在淮南根据地整风中才给她作出正确结论。她很感慨，写下了诗句:“只恨耿直妨事功，凿枘方圆屡不同，马老而今识途远，辛酸廿载尽此中。”晚年她曾与笔者说起:“解放初期，我到比京开会，总理和邓大姐邀我到西花厅小聚，总理说，女同志中像你一样长期坚持地下工作的很少有。反王明、反四中全会时你是那么年轻，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凡事要慎重考虑。总理是暗示我这种性格要改一改，可是我没有听进总理忠告，以后反右还是吃到了苦头。”

【中共南京秘密市委和中共中央上海局的建立】

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经历了短暂和平后，1946年国共两党的军事决战形势已不可避免。1947年初，中共驻南京和上海办事处相继撤离。3月，党中央决定在上海秘密建立上海分局，5月正式改为中共中央上海局，管辖范围是长江流域和西南各省。上海局的书记是刘晓、副书记刘长胜，陈修良的丈夫沙文汉(张登)任上海局宣传部长，兼任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副书记，同时主管南京市委的工作，因此是陈修良的直接领导。

1946年4月，沙文汉在长江边上亲自送陈修良到南京担任地下市委书记。两人都知道自中共建党以来，南京的党组织曾经遭到过8次大破坏，8届市委领导都牺牲在雨花台，当时南京被称为“虎穴”。接到任务后的陈修良，也作好牺牲的充分思想准备，夫妻俩在长江北岸分别时，她感慨地念诵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ー去兮不复返”，沙文汉也作诗一首相赠:“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岂无翻海鲸?欲得虎子须入走，如今虎穴是南京!”并在她挑行李的扁担上写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一行字，悲壮告别。

陈修良潜入南京担任市委书记后，首先恢复市委，陆续成立学委、工委、文委、公务员工作委员会等组织。沙文汉的四弟沙文威(史永)，不久从上海局调来南京负责策反工作，由陈修良单线领导。市委的情报工作负责人是卢伯明，也由陈修良单线领导。

城市地下党的工作方针是“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沙文汉在华中分局负责城市工作部时曾形象地提出:地下党要做到“像酵母菌在面粉里一样，只看见面团发起来而看不见酵母菌的存在”。这是在白区工作多年血的教训的总结，表明党的城市斗争已趋成熟，彻底摆脱了1920年代“极左”的斗争方式。面对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包围，陈修良领导市委加强了党员的气节教育，一旦被捕，宁肯牺牲而决不吐实。地下党员们要做到周恩来定的方针:“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打入国民党党政军和各行各业的地下党员知识程度比较高，深深融入群众，获得群众的信赖与支持。这就是地下党员虽身处国民党统治最疯狂时期，却能在敌人带血的刀丛中游刃有余，做出大量惊天动地的事业，并坚持到解放而始终没有被破坏的秘诀。

南京秘密市委建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1947年春发动“五二○”学生运动。“五二○”运动沉重打击了正在全力进行内战的国民党政府当局，极大动摇了国统区的民心、军心。“反对内战”成为社会呼声，也为后来发生一系列军事上大策反、大起义打下强大的思想基础。毛泽东为此通过新华社发表评论:蒋介石在全民包围之中，称之为第二条战线。

南京是公务员最集中的地方，经过“五二○”运动洗礼的大学生中涌现了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陈修良因势利导，布置一些学生毕业后进入首都各军事、政府机构，并且接受地下党市委公务员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为日后获取大量资料、情报信息，配合解放与接管城市创造了有利条件。

【水银泻地般的全方位情报工作】

南京秘密市委的情报网络深入到国民党三军和警察部队、保密局、国防部、美军顾问团、联勤总部、广播电台、电话局，甚至为蒋介石接线的机要部门，在群众组织中的青年部、黄色工会等也都有地下党员在活动。重要的机关和要害部门打入了几十名党员，从各种途径获取情报，掌握敌人的兵力配备、供给、作战计划、人员调动等信息。他们还十分注意特务机关的动态，准备捕人的黑名单大多能事先知道，保护了一大批同志。有一次，南京地下党发现敌人已经注意到上海局领导人刘长胜，获知情报后立即告知刘离开上海。

南京市委委员方休的一个妻弟是国民党保密局的工作人员，自重庆回南京后暂住他家中。一天出差时留下一个包，方休夫妇发现其中有一包军事密码。告诉陈修良后，取来一看正是党组织最需要的全国军事密码。陈修良让负责情报工作的卢伯明夫妇与一位助手王荣元连夜抄写，次日一早即将原稿送回方家，并立即派卢伯明将抄本送到上海。党中央收到这份重要密码后，曾通过上海局刘晓传令嘉奖。当然，中央并不知道是谁发现这个密码的。而作为书记的陈修良却很担心方休的安全，毅然决定将方撤离到太湖工委，离开了南京。

在经济情报方面，1947年南京市委开辟了一批银行等财经机关的工作。通过这些关系，对国民党政府的财力和经济情况有了相当的了解，得知其财力、物力的困难，判定战争不能长久维持下去。

在双方大决战中，军事情报的作用是关键的，也是数量最多的。南京地下党获得了例如封锁长江时的内部通讯口令，南京保密局特务名录及活动情况，国防部二厅、保密局、“中统”等布置潜伏南京的秘密电台和密码，以及一些重要军事会议的内容和文件。渡江以前，陈修良派南京地下党市委委员朱启銮、党员白沙化装成商人，冒险把情报送过长江，交给渡江总前委。

情报使中共在解放战争中迅速取得胜利，避免了大量伤亡。地下党员默默无闻、冒着生命危险获得情报，隐蔽战线的贡献是无可置疑的。

【海陆空三军的大策反、大起义】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内战形势趋于决战时刻，12月上海局派沙文汉到南京检查指导工作，为南京地下党迎接解放作部署。沙文汉提出，要准备“以南京为中心的会战”，指出“那是决战性的，估计可能在春末夏初”，“(解放军)可能集中优势兵力大规模渡江，一举占领京、沪敌人心脏地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为适应战局变化，沙文汉要求“加强策反工作，统一领导”。南京市委根据指示，迅速调整了党的机构，组织扩大到城郊及战线附近地区；强化策反工作，以使敌人海陆空军失去抵抗力，减少解放军的流血牺牲。

　　蒋介石政权为阻止解放军过长江，在千里江防陈兵百万，海陆空立体防御，号称“固若金汤”。据说，一个美军顾问曾称:国民党军队就是拿着扫帚当武器，共产党也过不了长江。但是奇迹还是出现了。国民党军队的大策反、大起义，起到了关键作用。

首先起义的是空军第八大队的中尉飞行员俞渤和他的机组驾驶的B-24型轰炸机。这次空军起义震动了朝野，动摇了国民党的军心，打响了京沪地区国民党三军起义的头炮，此后各地陆续有几十架飞机起义。空军八大队起义的幕后总指挥就是陈修良，她甚至亲自把起义呼号等送到上海局秘密电台发出去。

97师是保卫南京和蒋介石安全的嫡系部队，人称“御林军”，师长王晏清由蒋介石亲自考察任命。但王师长为人正直清廉，也不满腐败，反对内战。他的母舅邓昊明是一位民主人士，与南京《大刚报》记者李益之(地下党员)熟悉，史永（沙文威)得知后，陈修良希望邓能做王晏清的工作。邓于是规劝王要消除个人有负蒋介石的旧观念，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王同意起义后，陈修良向其传达上级指示:在解放军渡江时，97师开放江防正面20公里、阻止国民党军队和重要军政人员的南撤、并先行占领南京城。并为王安排好与江北三野司令部陈毅的联系。

起义前，王晏清不慎在军用电话中询问李益之江北的电台呼号，被窃听并被告密。李立即报告市委，陈修良决定迅速转移邓昊民等有关人员。但王晏清被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扣住，李益之与邓昊明夫妇紧急撤离到上海，由沙文汉从陈修良母亲处急取一百银元安排他们购机票到香港。王晏清后来被副司令覃异之放走，3月24日冒着极大危险，带了江防图等重要情报与一部分骨干和少数部队仓促过了江。在溪口的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大为震怒，悬赏5万大洋抓王。这次起义虽然没有按计划进行，但王晏清带去的南京城防情报对于解放军的渡江有很重要的意义。41年后的1990年，当年入城的先头部队三野八兵团司令陈士榘，在上海见到陈修良时说:幸好当年有王晏清带过江来的情报，否则我们原准备先用大炮猛轰南京许多地方，如大教机场、中华门等，那损失就大了。陈修良笑说:“你准备炮打中华门，我正好住在那里，恐怕也要被你打死了。”

当时解放军若要以武力强渡长江，最大障得是水上作战能力的薄弱。若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因此，中央和上海局都非常重视海军的策反工作，经过大量策反工作，最后使得长江防线不战自溃，其中海军及要塞炮台的起义便成为致命一击。

1947年3月，董必武在撤离前要地下党员王亚文到上海。王亚文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共，黄埔四期毕业，国共合作期间在重庆由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领导下与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建立联系。上海局建立后，董必武通过王亚文将这些上层策反关系转给了上海局。上海局派沙文汉接上关系，由他对王亚文直接领导，进行国民党上层军官的策反工作，为海军起义作好准备。

“重庆号”是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巡洋舰，武器装备先进，军官都由英国培训回国，是长江防线上的“流动炮台”，对解放军渡江构成很大威胁。解放后才清楚，“重庆号”上有多条线索在酝酿起义，但由于当时均为秘密联系，起义前互相并不知道。由陈修良、史永直接联系的是一些海军下级军官，他们都有反内战情绪并在议论起义。“伏波号”的下级军官王淇就是其中一个，他的弟弟王毅刚是金陵大学学生、地下党员。南京市委获得此信息后，陈修良派史永与王氏兄弟联系，了解情况并布置工作。她自己三次到上海约王淇见面，商定了十点计划，后来因为“重庆号”停泊在上海吴淞口，陈修良将这个策反关系转给上海局策委直接领导，改由陈约珥与王淇等起义军官联系。1949年2月25日“重庆号”从吴淞口起义北上，600多名官兵在舰长邓兆祥(邓兆祥由上海局策委联系)的支持下将军舰开到烟台解放区。“重庆号”起义的影响极大，以后又陆续有“灵甫号”、“长治号”等起义。

守卫在南京芭斗山的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拥有几十条舰艇和炮舰，担负着从安庆到江阴的江面防守。林遵也早对海军内派系斗争和腐败不满。抗战胜利前后在重庆期间，周恩来曾请王亚文以“张子舒”名字与他见面，并约定今后如有张子舒的人与他联系，就代表周恩来党中央派来的。

1949年4月前，林遵的舰队里也有来自解放区和解放军派来的人员做策反工作，但决定起义的时机，是王亚文奉张登之命来到南京，以张子舒名义向林遵正式下达了起义命令，并要他在起义后，用张登的名字作为联络方法，找到解放军渡江先头部队的首长。4月21日党中央发出向全国进军命令，22日长江要塞江阴炮台起义，23日南京狮子山炮台起义。这一天，林遵率第二舰队25艘舰艇和官兵在芭斗山起义，其余舰艇溃退到长江口。至此，封锁南京江面的主要炮火和军力全线瘫痪。在长江江面上失去了武力抵抗的情况下，解放军三野35军迅速渡江，于23日晚解放了南京。当陈修良确知解放军已进入浦口时，立即通知已经掌握在地下党手中的南京原中央广播电台，首先向全世界宣布了南京解放的消息。

【保护生命财产、顺利接管域市】

1948年夏到1949年1月，南京有两次大逮捕，被审讯100多人，被押入狱100多人，有几位学生党员被判重刑。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为了拯救被捕人员，南京市委通过学委沙轶因与她的姐夫杨兆龙取得联系，杨兆龙时任南京政府司法行政部刑事司长，后任最高检察署检察长，为人正直。陈修良派出地下党员白沙去见杨，劝说他动员李宗仁下令释放政治犯，为革命立功。而李宗仁也因与蒋介石有矛盾，希望与共产党和谈，曾提出要与南京地下党的负责人谈判。陈修良派人转告他:“地方党书记无权谈这个问题，但希望李代总统释放全国在押政治犯，以表示和平诚意。”最后李同意签署释放全国政治犯令，立下了一功。全国总计释放约万余人。

为做好迎接南京解放的准备，南京市委抽调干部，深入到各种机构收集材料:通过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了解南京重要企业，阻止其搬迁;通过官方组织的“应变会”调查清楚各类财产、物资;对南京市区、人口户籍、车辆、机关公务人员、税收情况等分类造册登记。南京市委又加紧组织工人自卫队，通过地下党在警察大队的关系，得到200多支枪和弹药，武装了纠察队，有效阻止了国民党撤退时的破坏。保护了电台、电厂、自来水厂、桥梁、仓库、学校等，维持了地方的交通和治安。在渡江前，敌人想破坏老江口的轮渡栈桥，企图阻止解放军渡江，工人纠察队与敌开展了斗争，保证了南北轮渡的畅通。下关电厂工人在国民党下令封江后，在反搬迁斗争中把运煤船保留下来，将“京电号”等几艘小火轮开到北岸迎接解放军。地下党组织了群众迎接大军过江，动员民船和下关一带私营轮船公司的大小机动船、火车轮渡船等一齐出发到北岸迎接大军过江。

在新街口欢迎解放军的南京市民

　　4月24日一早，通宵达旦未睡的陈修良来到35军军部励志社，要见三野的首长。由于她还穿着旗袍，被卫兵挡在门外。正在解释时，政委何克希出来了，他和陈修良在华中局时就是老相识，两人高兴得不顾一切，跳着拥抱起来，大声叫道:“我们又会师了!”司令陈士榘目睹了这一场面，两边警卫的战士却看傻了:我们首长怎么和一个“女的老百姓”抱在一起?经过解释，才知道这位“老百姓”是南京市委书记。大家鼓起掌来:“真没有想到，帮助我大军解放南京的地下党负责人，原来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女人呀!”

【胜利会师后的困惑】

首先与地下党会师的是三野八兵团35军，无论是八兵团陈士榘司令还是35军何克希政委都是亲历者，他们对于当年能如此顺利渡过长江天险、胜利解放南京是非常满意的。陈士榘不但当面向陈修良说过，而且也写在回忆录中，真诚地赞叹了南京地下党的出色工作。1949年4月28日，南京军管会成立。渡江总前委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也肯定了“秘密市委”的工作。5月1日在国民大会堂召开了二野、三野解放军和地下党会师大会。出席者有华东局、二野、三野领导邓小平、陈毅、刘伯承、饶漱石、宋任穷、刘晓等。会上各方都肯定了这次会师是成功的，提出南下干部与地下党干部要互相学习。陈修良曾被邀请上主席台，但她婉拒了。因为职业性的敏感使她考虑到上海尚未解放，沙文汉正在为迎接上海解放进行秘密活动，在3000多人的大会上公开亮相，恐对沙文汉和上海局有影响。大会宣布成立南京军管会，主任是刘伯承，陈修良是16名委员之一，也是新成立的南京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长，兼市妇联主任。会后，三野奉命转到解放浙江、上海的战斗中，全面接管南京的是二野。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却使陈修良陷入困惑与苦恼之中。

主管干部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宋任穷对陈修良说，由于随解放军过来的南下干部不熟悉城市工作，要她这位组织部长配备一些副职干部，作为领航者带个路。陈修良就配备了熟悉业务的地下党员干部，到军管会各部门和群众团体担任副职。不久后，却有流言称:陈修良到处安排地下党员做副职，是要与南下干部“平分秋色”。

从艰苦生活环境出来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部队，进城后环境巨大的落差，使接管出现一些问题。陈修良听到不少官兵经常抱怨“穷、苦”，她察觉到腐化风气有所滋长:有些部队官兵多次发生不买票强行上车，无票强行进入娱乐场所，占剧场开会等事件;在接管财产时毁坏、抢占，个别还出卖拆毁。以至于南京军管会专门出了多个有关此类纪律的内部通告。陈修良和许多地下党干部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解放后，她一直思考国民党迅速倒台的原因，认为根本在于腐败和独裁。她认为中共一定要牢记这个教训，不能变质，特别是七届中全会关于进城后警惕糖衣炮弹的告诫言犹在耳。于是陈修良组织了一次演出，剧目是根据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所创作的戏。不料却引起部分南下干部的不满，认为“这是地下党看不起我们”，“是针对南下干部来的”。

二野高层领导中，刘伯承的态度鲜明，多次批评这种现象。1949年5月9日一次南京市政府局长以上会议上，他说:“农民革命首领洪秀全，到了南京脱离了群众，自己腐化起来，就失败了。”8月一次市委会议上，刘伯承又说:“现在我们成了执政党，什么事情都满不在乎，如不警惕及时纠正，那是很危险的。”

解放后，所有干部一律按部队方式实行供给制。由于城市干部原来有职业掩护，可以养家，实行干部本人供给制后，城市干部家属的生活没有来源，立即陷入困境(农村干部家属可以以务农维持生活)陈修良发现后，向市委提出了这一问题。市委委员、副市长柯庆施在会上批评她是照顾地下党，搞“地方主义”、“特殊化”。柯庆施在市委会上经常对陈修良发难，称“老市委解放后尚在活动”，为什么“工、青、妇都是地下党员负责”。还有人传说:“地下党过去有个口号，‘保管好工厂，将来好当厂长’。”柯在一次会上竟将此传说夸张为“那么保护了总统府，总统就是你当了”。对此，陈修良曾当面对柯予以反驳，并要求追查前一句话是谁说的，但没有下文，柯也不作澄清。其后，有人提出“南京地下党的大发展是在淮海战役之后，蒋介石倒台已成定局，入党的动机不一、成分复杂”，提出要整党。陈修良被指责“拖延”三个月不整党，是为了掩护南京地下党错误。

事实上，淮海战役开始后，上海局曾根据形势要求南京适当发展组织，以适应渡江和接管城市的形势需要。但鉴于南京地下党经历8次大破坏的血的教训，慎重发展党员是有关个人和组织生死攸关的问题，陈修良对党员和组织的发展相当谨慎。这一届组织在解放前没有发生过破坏、没有牺牲过同志的事实本身就是没有混入坏人的证明。这种情在全国白区的地下党中也是罕见的。尽管如此，在解放初的整党和历次运动中，南京地下党员和干部都受到冲击。直至十ー届三中全会以后，1985年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对南京地下党问题正式作出了结论:没有发现特务、叛徒，才最后为蒙冤的同志平反了。

【忠于历史真相需要正直与勇气】

在陈修良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在南京虽然只有4年时间，但这里却是她魂牵梦萦的地方。这里有在腥风血雨中与她同舟共济的战友和大批帮助过地下党的淳朴忠勇的人民。南京的山水、街道、房屋，是那段惊天动地大变革历史的见证，也经常勾起她对一幕幕往事的记忆。然而，当年她领导过的南京地下党员和起义官兵们的命运，使她不能释怀。

1979年陈修良的右派问题获得改正以后，在生命最后20年间，她秉笔直书，留下了几百万字的回忆，其中有关南京地下党的人与事占有很大比重。她认为，地下党以生命与理想书写的那段历史鲜为人所知。要把真实历史留给后人，成为她最大的心愿，也是她最后的心愿。

1985年6月，江苏省委批转南京市委《关于解决南京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的报告》，结论是:“南京地下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她身处国民党首都，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保持和发展了党的组织，领导了各种合法的地下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那一代人已经进入历史，离我们远去。他们的思考、经验、教训，无论是成功还是挫折、胜利或者失败，都将永远作为全民族的宝贵遗产留给后世。60年后的2009年12月，陈修良作为和刘伯承等一起的3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南京英雄模范人物公布，还颁发了奖章。南京人民没有忘记他们，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

(作者王泰栋系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沙尚之系陈修良、沙文汉的女儿，沙、陈文史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