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蒜情结

庄生晓梦

　　我于大蒜有着夹杂不清的感情，用一句网络流行语就叫做：“大蒜虐我千百遍，我待大蒜如初恋”。 它使我付出了难以言状的艰辛，也给了我生活的希冀。

　　我的家乡是渭河平原上的一个小村落，那里有着悠久的种蒜历史。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一个不足六百人口的小村落，每年都要栽种大蒜二百亩，占到农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小时候农村笼罩着穷困，大凡孩子要一件洋布做的新衣，要一双能透气的凉鞋，家里要添一辆架子车、自行车、缝纫机等等，大人们就会说，“忙罢吧，等卖了蒜！”

大蒜是家乡农人唯一的经济收入，他给了我父老乡亲生活的勇气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栽蒜是一项精细而又非常辛苦的农活。

之所以把种蒜叫做“栽蒜”，是因为种蒜不像种植其他谷物，不能随意把种子播撒在土壤里，而需要将一粒一粒的蒜瓣根部朝下栽在土壤里。整个过程需得人工操作，机械无法代替，要求比较精细。

每年立秋以过，家家户户就开始剥蒜子。妇女们三五个人聚在阴凉处，一边东家长西家短地说着闲话、拉着是非，一边将一粒粒蒜瓣从蒜头上剥离出来，扔进筐里或装入蛇皮袋。直到日头压山，人家房顶升起炊烟，才弹一弹身上的尘土，提着筐子，拎着蛇皮袋回家。

　　之所以说栽蒜是非常辛苦的农活，是因为蒜是需要套种在玉米地里的。处暑前后，家家地头都横七竖八地放着蒜种、化肥、锄头、水罐。男女老幼都隐没在高密蔽日的玉米地里！

男人拿着锄头奋力地刨开板结的土地，孩子在后面一把一把地将化肥均匀地洒在小沟渠里，妇女则缩着瘦小的身躯蹲在地上栽种、覆土。汗水裹着泥土在脸上流淌，玉米宽厚的叶子划得脖颈生疼。一天活下来，脸、脖子、手臂横斜着的一道道划痕，和着汗水地浸蚀，那种蛰痒至今记忆犹新！

　　经过近乎十个月地施肥、灌溉、松土的作务管理，就到了收获的时节——立夏前后打蒜苔，小满前后出蒜。

　　打蒜苔也是一个精细活。在我的家乡，人们怕影响大蒜的后期生长，打蒜苔是不用刀具的。在中午太阳最毒，蒜苔含水量较少、蔫软的时候，人们带着草帽，弓着腰，拿钳子在大蒜茎秆底部轻轻一夹，然后小心翼翼地抽出蒜苔。此时难受的是腰，最难受的是蒜苔断了，没有抽出完整的一根！

出蒜的活相对粗糙、简单，但晾晒却有讲究。将挖出的大蒜捆成小撮，蒜头朝下簇拥在一起，以免大蒜暴露在强光之下灼伤。

上世纪八十年代，蒜苔、大蒜是紧俏的出口商品。每到打蒜苔的时节，村子的田间地头就分散着三五家商户，路边停上卡车，摆好磅秤，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山响。随着一袋袋翠绿、鲜嫩的蒜苔过磅、装车，一叠花花绿绿的钞票就到了人们手上。

回家路上，如若遇到相向而行正欲卖蒜苔的乡党，对面一声“卖咧！”则回一声“卖咧！”语言简洁明快，满是兴奋、喜悦！

　　与卖蒜苔相比，卖蒜就相对纠结。虽然也有商户来村收购，但要求严格，蒜头的茎杆不能超过两公分，需得用刀具按标准截断，用剪刀除掉须根，蒜头必须在四公分以上。剩余的不合外贸要求的大蒜则当做蒜种便宜卖给外乡种植蒜苗的农户。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大蒜外贸出口萎缩，家乡的大蒜滞销。乡人开始把大蒜剥成一粒粒蒜瓣，再把蒜瓣倒入注满水的大铁盆，浸泡两个时辰，然后，一家大小围在铁盆旁，用指尖剥掉蒜瓣的粗皮，再将精光的蒜瓣卖到邻村的大蒜加工厂。一天下来，手指皱缩，指尖又烧、又疼、又损！

　　多数则三五成群，将满满两三蛇皮袋大蒜或成捆的蒜苔，码在二八加重自行车后座上，上西安、下咸阳走街窜巷，高声叫卖，或于自由市场寻一阴凉处懒洋洋地等候买主。被文革误了前途的家峰叔还编出了一窜叫卖顺口溜：

走一走，看一看。

沧州蒜，四六瓣。

既杀菌又消炎。

能拌皮子和凉面！

尽管使出浑身解数，想尽各种办法，销量依然很低，收入微薄。大蒜也从此渐渐地淡出了家乡农人的生活。

三十多年过去了，家乡也早已不再种植大蒜。每每在菜市场看到大蒜或蒜苔，就会嗅到家乡的味道。包含着酸甜苦辣，浸入了农人的艰辛，就算是二十元一斤，我也不觉得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