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英岁月》之二

四方

四、 打工生活

留学期间戴维公司资助我们的生活费每月500英镑，在本地生活基本上够用。每个月房屋租金220英镑，每天自己买菜做饭（主要是晚饭）平均2镑多、一个月约用70镑；一月有几次社交活动，例如有时与朋友去啤酒吧、有时要去伦敦探望朋友或者在附近旅游，每月要花70、80镑左右，这样每个月平均必须的开销约370英镑，还可以有100多英镑的结余。这个结余我们是想回国之后能够买些当时在国内无力购买，或用人民币难以买到、只能在“出国人员服务部”里用外汇才能买到的一些商品，例如彩电、冰箱、照相机、录音机等等。

除了上面的必须支出之外，我是克勤克俭，勒紧口袋，尽量节省每一分钱。例如漱口杯，我一年多一直用的是飞机上带下来的塑料杯，因为即使在专卖便宜货的小商店里，最便宜的玻璃杯也要2镑，换算成人民币要20多元（当时英镑与人民币的官方汇率为1:10以上），觉得不值得而不舍得买；本市标志性的旅游胜地——伯恩茅斯栈桥，我几乎每周都要经过，但从来没有进去过，因为进一次要收门票1.5镑，心想海滨景色在栈桥外已经一览无余，何必再花冤枉钱呢？在英国一年多没有自己花钱在饭店吃过午餐或者晚餐（仅有两次、每次花十几英镑吃了麦当劳），也没有自己花钱住过宾馆酒店，一直穿着国内带去的几套衣服，没有为自己买过一件新衣服，直到归国前为了国内的工作体面，才买了一套西装带回来。

1990年春节我从伦敦回到本地，见到了同事王捷，我俩一起议论起4月复活节有20天假期，夏天7月起有一个多月暑假，假期中最好出去在英国及欧洲旅游，因为当时由中国出国非常困难，不但需要外国签证，国内还要经过层层审批。在欧洲直接出游相当简单，只需要目的国签证即可，而且路费也能大大节省。但旅游就要花钱，再看看无论伦敦还是本地的中国学生基本上都在学习之外打工挣钱（其中有一部分自费生来英国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工挣钱），贴补生活和自用。我们决定也在课余时间打一些工、挣些钱以备近期旅游和回国使用，但不能影响到学习，也尽量不让管理学院和戴维公司知道，因为我们是公派人员，不能给中信丢人丢份子。

商议好了就开始骑着自行车找工作，几天内我们就分别找到了工作，我在本市的一家中餐馆帮着洗菜洗盘子，每周五、周六工作两个晚上，每天晚上的工资20英镑（约等于我在国内一个月的工资）；王捷每周三、六晚上在一家意大利人开的PIZZA餐厅做厨师助理（工资多少我没有问，几个月后他获得了比萨饼初级厨师证书，还专门请我吃过几次他做的比萨饼）。

我所工作的中餐馆英文名叫“Ocean Palace”，中文名叫“梅林阁”，是本市最大的一家中餐馆，位于市中心，距离海滨栈桥只有三百多米。餐馆主要做粤菜，有员工十五、六人，老板姓王，他和大多数员工都来自香港，都属于97年香港回归前移民潮中的一员。除了两三位文化程度较高的员工外，大多数员工只会说粤语，基本上都不会讲普通话和英语。我不会粤语，与老板沟通只能用英语，与多数普通员工沟通只能通过那两三位能讲普通话的员工。

每周五、周六来中餐馆吃中餐、过周末的老外还是很多的，我周五、周六傍晚5：30骑车过来吃晚饭，然后干活至晚11点左右，然后与员工们一起收工吃夜宵，骑车回到宿舍一般接近午夜12点。我在实际工作的5个多小时里一直要站着，洗盘子洗碗一批又一批，手脚匆忙地忙个不停，回到家里往往不仅手臂被带有洗洁精的温水泡的发白，而且腰酸背疼，要睡到次日8、9点钟。幸亏我是劳动人民出身，下过乡、进过厂、受过累、身体好，所以也不觉得很苦，休息后也就过去了。

在厨房工作时间，后厨录音机总是日复一日、循环往复地放着一盘广东话的音乐磁带，其中一首是陈慧娴演唱的《千千阙歌》：“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上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啊，因你今晚共我唱……”这首歌唱的我耳熟能详，伴随着我洗碗洗盘子。回国后每逢听到这首歌，就条件反射地想起在英国打工的日子。

王老板和同事们知道我是知识分子、是公派的研究生（我没敢让他们知道我早就是博士了），都对我很尊敬，与我相处的很好。其中有个阿伟是个大专生，会讲普通话，与我关系最好。后来我要学习开车、需要练车，他自己出钱租了一辆轿车租用一下午，作为陪练师傅看着我练了两个多小时。

七月里的一个星期五晚上，英国一场足球联赛在伯恩茅斯体育场举行，由利兹足球队对阵我们的伯恩茅斯足球队，上万名利兹球迷跟随他们的队伍来到伯恩茅斯。英国足球流氓闹事传统举世闻名，无论胜败，总有球迷闹事、打砸抢，往往失利的一方更为过分。为了防止闹事，本地警方严阵以待，同时从伦敦调来数百名警察协助。但即使这样，仍然阻挡不住球迷、流氓们闹事的疯狂。晚上十点左右随着一声哨响，本地足球队战胜了利兹队。利兹球迷们发狂了，他们走出体育场后开始对于沿街橱窗和霓虹灯又砸又抢，一直砸抢到我们餐馆所在的市中心区域。我们餐馆的老板对员工进行了紧急动员，要大家“保卫餐馆、保卫橱窗”，于是所有男性员工都手持木棒在门外列阵，迎击足球流氓们。我也心血来潮，主动拿了根木棒、迎着对方扔来的砖头瓦块、迎着街头燃烧的火光冲在第一排。我们旁边的商店橱窗纷纷被砸破，我身边的两位厨师同事一个头上被砸伤鲜血直流（老板的弟弟）、另一个胳膊被砸伤，但几十个流氓被我们和后来赶到的警察赶走了。餐馆本身没有受到损伤，我的命好，没有受伤。老板对于我的英勇行为很感动，不住地为我翘起大拇指。我与餐馆、与同事们的关系都加深了一步。不过事后我有点后怕，万一受了伤，一是医疗费用是个大问题；二是对于学校、对于中信公司可就不好交代了，万幸！

八月里的一个星期六夜晚，阿伟与另外两位同事要去苏格兰格拉斯哥参加一位老朋友的婚礼，他们专门邀请我一起去看看。我还没有去过苏格兰，于是欣然同意一起去。晚11点收工后，他们租了一辆宝马轿车四人一起出行，走高速公路六个小时后到达格拉斯哥。在朋友家稍微休息了两三个小时，早餐后他们三人要帮着准备并参加婚礼。我与格拉斯哥那位朋友不熟，所以自己出门去游览格拉斯哥的市中心区。格拉斯哥是苏格兰第一大城市，是工业革命的摇篮，大发明家瓦特在这里发明了高效率的蒸汽机。我参观了市中心乔治广场的瓦特铜像、议会大厦和格拉斯哥博物馆等地，沿途拍照留念。当天下午就一起回程了。

九月份我要结束兼职工作，准备回国，餐馆同事们都恋恋不舍，阿伟送我了小礼品。王老板说国内最缺的就是钱，我就不送你礼品了，就奖励你50英镑吧。

在英国时我个人感觉到尽管新中国成立和抗美援朝之后，中国人在政治上基本上站立起来了，但在经济上还是落后很多，还被西方人瞧不起，还没有站起来。如今，我感到中国人从经济上站起来了，这是在邓公南巡之后若干年之后实现的，尤其在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这个大事件之后。30年前在英国，进入购物中心被人问的第一句往往是“Are you Japanese（你是日本人吗）?”最近十年我去过英国、欧洲大陆、美国、加拿大，进过更多的购物中心和大商场，几乎到处都有说汉语的导购，第一句话往往是“Are you Chinese？”30年前出国的中国学生几乎个个打工，而且多数是打体力工，30年后出国学生大部分已经不再打工，很少打体力工，主要原因就是中国人的家庭收入已经大大提高，已经供得起自己家的留学生。大家可以查一查反映人民平均生活水平的统计数据，1990年英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是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的100倍以上，2020年这个比例只有8.7倍（均按美元汇率计算，若按购买力平价则比例更低）。可见这30年我国经济发展之快，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之大、追赶之快。

博恩茅斯码头中心广场

我与法国同学

1990年夏于格拉斯哥

五 、旅游交友

回忆在英国的13个月生活，前4个月虽然忙碌但比较单纯，后9个月是事务繁多繁忙但很愉快充实。古语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千个友”。我在英国时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

前4个月主要是忙于熟悉环境，学习语言和专业课程，与导师马克和他的朋友克瑞斯来往较多；去了两次伦敦与在伦敦的几位同学如湖南大学的张涛、鲍同学、清华大学谭同学，外贸公司的张女士等恢复并保持联系。在1989年圣诞节期间，去了伦敦东边的罗切斯特，探望了在中信戴卡公司工作时结识的三位英国专家：米勒、埃文斯和米恩。老友们在英国见面感到十分亲切。又去诺丁汉见了湖大机制班的周同学，一起游览了罗宾汉铜像等著名景点。

在复活节假期和一些周末，我自己一人或者与华人朋友一起，游览了普尔、南安普顿、牛津、剑桥、巴斯、巨石阵、布里斯托及英格兰的一些小城镇、小村子。这些地方尤其牛津、剑桥两个800多年历史的大学城给我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后面九个月除了以上所说的正常学习和旅游之外，又新交了不少朋友、增加了不少事务：

1. 戴维公司介绍我帮一位英国12岁的小女孩Wendy学习中文，那时英国人喜欢中国、喜欢汉语的真不多，所以我乐意并接受了这项委托，每两周一次的周六上午，无偿地辅导她两个小时。

2. 2月春节过后开始打工，一般占去周五周六两个晚上。

3. 春节前后结识了一批国内广东来学习英语的朋友，一批来学习英语或者深造的台湾省朋友。大家周末时间经常往来。

4. 与DMS班上的崔同学（生在香港，生长、工作在英国、母语为英语）、ADI同学（生在伊朗，生长、工作在英国）、在基督教会认识的英国人丹与芘葩夫妇、与EEM班上的几位法国同学成为朋友，有时周末也偶有往来。比如丹夫妇带我去过西边60公里的斯沃尼奇游览。

5. 夏季本市是旅游胜地，有几批朋友如张涛夫妇从伦敦来此地旅游。来的朋友们一般挤住在我的小房间里，而我出去借住在王捷或者马克的房间里。

在伯恩茅斯，除了两所大学（我们理工学院和伯恩茅斯艺术学院）之外，还有十多所语言（英语培训）学校，主要面向亚洲、非洲各地招生，每个学校有比较固定的某几个国家生源。例如招收中国大陆学生为主的有一所学校（其中也招有少量台湾学生和马来、韩国、日本学生），招收台湾学生为主的也有一所学校。我们在博恩茅斯期间，除了我与王捷是公派研究生，其余大陆、台湾学生全是学习语言的自费生。他们除了衣着、口音不同之外，还有一个主要区别：大陆自费生全都在打工，有的学生甚至要打两份工、三份工，而台湾自费生基本上以学习旅游为主，基本上不打工（偶有打一份工者）。这是由于当时大陆学生和台湾学生的家庭收入水平相差甚大。

与他们认识也比较偶然。伯恩茅斯市中国人不多，有一次我们在超市买东西，见到同样在买东西的两位亚洲女子，一位是30多岁的庄小姐，一位是20多岁的Susan，主动向我们搭讪，用英语问我们是中国人吗？原来是同胞，他们都来自广州，前一年来英国学语言，一年后也不管签证已经过期，依然留在了英国，现分别在某两个公司打工做文员。过了几天她们邀请我们参加他们曾学习的语言学校的春节联欢会。除夕的联欢会上又认识了十几位广东的学生和多名台湾的学生，大家表演了不少节目，相谈甚欢，共叙思乡之情，联欢会在《明天会更好》的欢乐大合唱中结束。之后，五六位广东学生（其中有老杨、Sherry等）和三四位台湾学生（其中有小陈、小杨和小李）与我来往密切，逐渐成了好朋友。他们都管我叫周大哥（尽管其中两位比我年纪还要大）。

我在英国的最后三四个月，我的居住地成了本地区中国学生的活动中心。每到周末就在我们院子的草坪上开野餐会，大家买来东西自己做菜，然后在草地上边聊天、边吃饭，有时还唱几首歌。后来这些广东自费生遇到转学校、考大学选专业、搬家、甚至谈恋爱都要找我咨询，在伯恩茅斯的华人学生谈到周大哥几乎无人不知，原来我还有成为“社会大哥”的潜质。我们中餐馆大战足球流氓的事他们从第二天的本市晚报上知道了，第三天纷纷跑来看我、为我的安全担心。

经过一个多月的办理签证，1990年暑假中的7月17日，我与广州来英的老杨一起乘飞机飞往瑞士苏黎世，开始了为期10天的瑞士、德国旅游。在瑞士四天我们住在我清华同学老童宿舍的地板上，在德国五天我们买了火车通用票，为了省钱，吃饭全靠超市食品，晚上都住在火车上。还好，记得除了两个晚上我们是在硬座上趴着睡的，其他晚上火车上人少，都有卧铺可以睡。我们去过瑞士的苏黎世、Lugano、日内瓦、卢塞恩、沙夫豪森，伯尔尼。瑞士的幽静整洁、壮丽山水、环保理念和国民素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德国去过斯图加特、汉堡、科隆、玻恩、慕尼黑、纽伦堡、柏林。我们去时东西德国还没有合并（当年10月才正式合并），西德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现代、时尚、繁忙。柏林墙刚在当年六月被打开，部分被推倒，勃兰登堡门附近还有许多人在砸柏林墙做留念，我们也过去敲下几块墙体作为留念。我们看到东西柏林、东西德国的城市面貌和维护程度方面明显不同。在宏伟的科隆大教堂门前广场上，一位青年正在用大号水彩笔作画，画的是一匹奔腾的骏马，我用相机将这个景象拍了下来，回国后以《大地为纸》为标题向人民日报《中国人看世界》摄影竞赛投稿，照片竟然还获得了纪念奖、登上了《人民日报》。7月26日，我们回到瑞士，从苏黎世飞回了伦敦。尽管旅途很疲劳，但感到很愉快很开心。

在伦敦我仍住在同学宿舍，在一两天内匆忙会见了七八位大陆和台湾的朋友，然后返回伯恩茅斯。

 

与英国朋友聚会

1990年夏在瑞士卢塞恩

大地为纸（1990年夏德国科隆）

六、 台胞情深

我在伯恩茅斯住的最久的Alma 路 153号，是一栋独立别墅，两层楼共有大大小小6间住房，有11个床位，大家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厕所、一所100多平米的后院（后院为草坪，可以晾晒衣服）。房主是意大利人安东尼奥，但他不住在这里，他在本市有四、五套住宅，都是租给外国、外地来此学习、工作的年轻人，他自己以房租为收入来源，每个星期来收一次房租。平时房屋由住户自行协调管理。我们房子先后居住着来自英国、美国、塞浦路斯、塞拉利昂、中国大陆、台湾等地的中年和青年人，就像是一个小联合国。平时大家都很注意安静、整洁、彼此忍让、相安无事，后来我们中国学生周末常来我处聚会，尽管我们很注意但有时还是有点喧闹，做中餐又有油烟，这使几位西方房客有点意见。我常常为此道歉、陪着笑脸。

我从欧洲大陆回本城住处后，看到两位20多岁的东亚姑娘搬到了楼下前几天刚腾空的一个房间。我用英语问“你们从哪里来”？答曰“我们从台湾来”。啊，原来是台湾同胞，她们一名叫Sue，一人叫Jean，刚到此城一个多月，她们在台湾就是好友，现在一起来英国，计划在语言学校学一年英语并准备同时在英国旅游。认识后我们都感到很亲切、很高兴。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台湾在两蒋统治下，青少年所受的教育还是“一个中国”，两岸人民绝大多数互认“同胞”。所以我们在英国遇到的大多数台湾学生互相感到亲切，关系也比较密切，他们关于两岸的地域用语和我们相对，就是“你们大陆，我们台湾”，这不言而喻我们还是一个国家。只有个别台湾学生用“你们中国，我们台湾”，这样表达的一定是台独分子或者受台独思想影响的人。这样的人在伯恩茅斯只有一两位，但只要听到他们讲类似的话，就会被我和周围的大陆学生纠正或驳斥，后来他们也就不讲了。

我们房子的两位姑娘是将我们视为自己人的，同样我视她们为姐妹，我们对她们很好。后来我介绍他们认识了许多大陆学生、台湾学生和香港学生，她俩完全加入了我们华人学生的圈子，天天叫我周大哥。我带她们游览了附近南安普顿等城市，带他们与我的朋友们一起去海滨游泳，星期天陪他们去教堂，还给她们学英语遇到的问题答疑（她们的英语基础确实很差）。她们多次帮我做晚饭，我处来客人时就帮我一起招待，参加我们的草坪聚会。

我和两位台湾姑娘在一个别墅相处仅仅两个月时间，但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9月末我离开英国时，她们恋恋不舍，不仅送给了我礼物，而且一直将我送到了伦敦。后来给我寄信说在回伯恩茅斯的大巴上，她们都哭了。后来我回北京、她们回台湾后又保持了近十年的通信联系。再后来由于大家都换单位、换地方，那时既没有手机、也没有微信，从而渐渐失去了联系。时光匆匆，一晃31年过去了，我已经63岁，她们也有56、57了吧。Sue、Jean，你们现在哪里？生活好吗？我已经有孙子了，你们也子孙满堂了吧？！

归国后，我与两位在语言学校学成后继续上研究生的台湾男生小陈和小杨一直保持着联系。小陈回到台湾之后，先是自己做红酒生意，后来到大陆顺德加入他们家族所投资企业的管理，担任总经理已经20多年。他第一次来北京时，我按十多年前的约定到首都机场接他，带他游览了天安门广场、故宫和长城。2011年，我出差广东专程去顺德看他，为他扎根大陆小城市的中小工厂、深耕近20年的恒心和毅力而深为钦佩。另一位小杨同学先回台湾，后来去美国学习、工作多年，几年前又举家迁回台北，现在台北在某房地产公司担任高管。

台湾语言学生小李时常到我处聊天，在他返台时，我送他一张合影照片。在照片背面我写下临别赠言：“大陆、台湾、香港同心协力之日，就是中华民族巨龙腾飞之时”。那时香港还没有回归，如今港澳已经回来，该将台湾列入时间表了。小李，这张照片你还留着吗？

我近一年身体不好，出远门较为困难。在旅游方面最遗憾的事情就是尽管去过中国31省级省、市、区，但一直没有去过台湾（其实曾多次打算去台湾而未成行）。当年台湾留学伯恩茅斯的兄弟姐妹们，大哥想念你们！欢迎你们回来看看，更盼望国家早日统一，我们两岸团圆，两岸一家亲！

 

居住同栋房子的台湾同胞

与同胞们在草坪聚餐

大陆、台湾学生们欢聚一堂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