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 怀 父 亲，——纪念父亲百年诞辰

曹哨兵

　　二0二一年，是我的父亲曹元泽诞辰100周年的日子。在这特殊的年度里，多少次提笔想要写篇纪念父亲的文章，可是受限于手头上父亲的生平资料甚少，写着写着手中的笔就停了下来，每到这时眼泪总会情不自禁地流落了下来，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今天，我又提起了笔，这是因为我想明白了一个问题：我们纪念父亲，到底是要纪念父亲的什么？我想，就是要纪念父亲身上所具有的一种精神，一种常人所无法理解的忘我精神。在这里，父亲首先是革命队伍中一名普普通通的老兵，同时又是生我养我们的至亲。在这里，写自己的父亲没有丝毫地炫耀，也没有与他人攀比父辈的荣光，更没有资格将父辈的光环套在我们自己身上。这样写起父亲来就感觉自然轻松了，那些往日有限的记忆就会一个个地从脑海中浮现出来。就会感到百年的父亲没有走远，他就在我们身边，并一直在激励着我们前行！

　　一、父亲的人生经历

1．在家务农，高小肄业

一九二一年二月，父亲出生在山东省新泰县第五区东浦家庄子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家中有兄弟五人，父亲排老三。一家十几口人都是靠种田为生，因家中的山地贫瘠，每年的收成基本上刚刚能够维持全家的生活，日子过得很紧巴很艰难。父亲九岁时在村里读小学，因学校时常停课，父亲就在家自学。十岁那年，经人介绍父亲去了新泰城西南关“私立明德小学”上学（一所耶稣教堂办的学校，学费低廉，教学质量好），在这个学校上了不到五年就高小肄业下学了。当时，农村孩子求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识几个字，将来有机会做生意或外出闯荡能识图解字不上当受骗就可以了。父亲下学后就一直在家做农活，平日里主要干些放牛、割草、垫欄、打水、喂猪等零碎活，季节性农忙时也跟家人一道干些抢种抢收的活，就这样一干就是三年半。

父亲的出生地。

父亲曾经做农活的场地。

离开家乡，抗日救国！

2008年10月携妻归故里。

　　2．参军抗战，投身革命

七七事变后，日本鬼子开始全面对华侵略。一九三八年日本鬼子就占领了新泰县，东浦村也变成游击区。当时，村里的个别青年包括大爷曹元海（父亲大哥）都积极投入到了抗日的行列，参加了著名的“徂徕山起义”。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是中共山东省委直接组织发动领导的武装起义，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带头作用，还组建起了一支八路军武装抗日的队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拉开了山东省全面抗战的序幕，打响了抗战的第一枪。在这次“徂徕山武装起义”的感召下，在大爷们的宣传鼓动下，父亲的思想受到了很大影响和感染，进一步增强了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激发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信心和勇气。那时的父亲耳闻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做，占我国土，掠我资源，杀我同胞、奸我姐妹、三光政策、灭绝人寰，桩桩件件罪恶累累、罄竹难书。激起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刻骨仇恨，极大地增强了国家意识和民族责任感。一九三九年二月父亲与同村单洪的二弟照云，一起去莱芜唐家王许报名参加八路军。父亲在参军时还发生了这样一段小插曲。父亲参军时由于身材瘦弱，部队里担心行军打仗时会吃不了那么多的苦，当时就没有同意父亲参军的要求，并劝其回家。父亲想我是来参军打日本鬼子的为什么不收我，于是父亲横下心来软缠硬磨坚决要求参军绝不回家。经过一番努力部队终于批准了父亲的要求，父亲光荣地参加了八路军，同年七月份父亲在指导员和政治战士的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父亲投入到了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参与到了中国近代以来最为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伟大事业。

 在父亲去世57周年百年诞辰的日子里，多想知道父亲短暂的一生是怎样走过来的；多想了解父辈们是怎样英勇杀敌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多想将父辈们那激情燃烧的岁月用笔写下来留给后人。那一定会是一部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壮丽史诗啊！但是很惭愧，我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资格去写我们的父辈，因为你根本不了解父辈那一代人在党的领导下所激发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和魂魄胆略啊。记得在开国大典的前夜里，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参加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上，在毛泽东主席宣读的碑文中，领袖以国家的名义将那些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远地写进“人民英雄纪念碑”里，我们的父亲就在那里！为此，我们因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无比的自豪和荣耀！

参军不久的父亲。

活泼浪漫的父亲。

　　对于父亲参加革命工作后的经历，以及参加历次主要战斗的详情知之甚少，这也是笔者写纪念父亲文章中遇到的最大难处。这里仅参考父亲的自传及履历书中的文字记载，并以表格的形式展现父亲自1939年至1951年参加和从事革命工作的基本情况和简要回顾。

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后排右二：父亲

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前排：父亲

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后排左一：父亲

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右一：父亲

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前排左一：父亲

部队集会，看镜头者是父亲。

　　1952年，父亲所在部队完成了抗美援朝阶段性作战任务后返回祖国，在淄博的张店、周村区域进行了战后休整及兵员补充工作，同时部队也在抓紧时间进行训练和武器装备的充实工作，随时准备再战。

　　1954年，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国防建设要务，为进一步固守“京津门户”，构筑蓬莱、长岛至老铁山岛链屏蔽防线，严防死守牢牢卡住渤海湾海上通道咽喉，坚决将入侵之敌歼灭在岛屿防线之外的部署要求。中央军委命令：由26军78师和原长山水警区合并，组建海军内长山要塞区。命令下达后部队立即前往，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开赴长山列岛。那时父亲在砣矶岛（老四团）任政治委员。从那时起，父亲就与海岛结下了不解之缘，就在海岛上牢牢地扎下了根。首批进驻海岛的部队条件十分艰苦，完全靠肩扛手提白手起家，营房、营区需要建设，训练场地、阵地需要建设，没有码头缺少船只，军需物资供应不足，千头万绪、困难重重；白天黑夜、任务繁重。当时驻岛部队提出的口号是；建设海岛、保卫海岛！以岛为家、以苦为荣！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就是这样凭借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敢打硬拼的精神，战天斗地、建设营区、固守阵地、扎根海岛、建设家园，铸就海上钢铁长城，为海岛的后期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被后人誉为“海岛建设拓荒者”的称号。

前排图中：陈希平团长，前排右一：曹元泽政委。

左三为父亲。

彳亍中的父亲。

1956年10月，欢送要塞区司令员齐安聚学习合影留念。后排右三：父亲

　　一九五七年因工作需要，父亲调学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政治学院学习两年。

一九五九年父亲毕业后任内长山要塞区政治部干部处长。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四日（大年初二）父亲因积劳成疾不幸以身殉职，享年43周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毕业证书。

由罗荣桓元帅签署的毕业证。

学员时的父亲。

父亲使用过的笔记本。

父亲的手书。

这是参加革命工作的父亲兄弟四人，二大爷在家务农。

左一为父亲。

　　3．在父亲去世后的日子

在父亲去世的那些日子里我仍然记忆犹新。父亲的遗体暂时安放在军人俱乐部西侧的平房里。父亲身着海军校官礼服安静躺在铺有白单的床上，枕边象征性摆放着父亲的几枚勋章，室内摆满了由各部队、各单位和生前好友送来的花圈，室内显得格外庄严肃穆。第二天上午，部队官兵、长岛县政府及各方人员、亲朋好友们冒着大雪列队有序地瞻仰着父亲仪容，向父亲做最后的道别。大姨父张正德大姨边齐民、开国少将陈忠梅司令员及要塞区首长也前来看望父亲。让我终生难忘的是给父亲送殡的那一幕。组织上决定将父亲的遗体安葬在蓬莱庙山革命烈士陵园。送殡的那一天一大早，要塞区机关除了留守作战值班人员外，全部出动乘船乘车前往蓬莱庙山为父亲送行。船靠蓬莱港，下船后在通往庙山的路上陆续有驻蓬莱部队人员加入，连人带车蜿蜒数里地的队伍缓缓前行着。父亲的墓穴是蓬莱守备区某工兵连几天里，边爆破、边挖掘按时完成的。庙山是由火山岩浆冷却后形成的山体，石材坚硬难以开凿，要在短时间里挖掘出一个宽2.5米、长3.5米、深2.5米的墓穴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谢谢当年那些冒严寒施工的工兵连的官兵）。记得在墓穴的底部先是摆放着两个长条凳子，再将父亲的棺椁担在长条凳子上，最后再用花岗岩石条一根根将墓口封好。接着是要塞区首长持锹为父亲墓地盖土，以示对战友的最后送别；再由母亲率我们子女为父亲墓地盖土，以示对亲人的入土为安。安葬仪式结束后，空中顿时飘起了鹅毛大雪，不一会父亲的墓地就被厚厚的雪花覆盖住了，远远望去漫天雪花一片茫茫白。亲爱的父亲永别了！

灵堂里摆满了花圈。

父亲安静地躺在那里。

姨夫张正德、大姨边齐民，及要塞区首长前来看望父亲。

自1964年起，父亲就安息在这里。目睹了烈士陵园近六十年来所发生的变化。

　　从那时起，每年清明节母亲都会带我们来给父亲扫墓，直至2003年为父亲扫墓整整四十年的母亲，于4月29日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母亲去世后，通过多方面的努力，终将母亲的骨灰与父亲的墓碑合葬于烈士陵园中，分别了40年的父母重逢了，终究又走到了一起，圆了母亲临终前唯一愿望。从那时起，我们深深理解了母亲大爱无疆的执着，传承了母亲的做法，清明时节必定到此看望父母并献上一束鲜花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母亲与同父异母的大哥前来来扫墓。

母亲带我们来扫墓。

扫墓期间，母亲分别与各家合影。

孙辈们在爷爷(姥爷)墓碑前。

洪波弟陪姨夫卢虎、表姐夫龙建中前来看望父亲。

为父亲扫墓整四十年的母亲走了，母亲的孝道在我们身上传承着。这是在纪念父亲去世五十周年的情景。

　　在这里我们要由衷感谢姐姐、姐夫，他们不光每年清明节与我们一同去给父母扫墓，还把我们聚在一起，体味一家人的同胞情。在阴历十月一等民间节点里，还代我们前去墓地看望父母！想到这里，感激之情无言表达。

　　在父亲留下的遗物中我看到了，那些记载着他光辉战斗历程的勋章、纪念章。其中最为醒目的是，荣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这些勋章是以彰显和纪念其本人在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中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所付出的努力、做出的贡献。

三枚勋章，分别代表不同时期的战斗经历。

父亲部分奖章、纪念章。

　　二、记忆中的父亲

一九六四年年二月十四日（大年初二）一大早，父亲起床后，坐在床边弯腰穿鞋系鞋带时，突然喊了一声“晕”，就依靠在了正在整理床铺妈妈怀里，当时脸色发紫不醒人事昏迷了过去。那时的通信手段、医疗条件落后，再加上是大过年休息时间，等医生来到家里抢救时，父亲已经没有生命体症了，父亲就这样匆匆地离开了我们。那年我还不到九周岁，在不知不觉的日子里，渐渐感觉到家里的生活轨迹随即发生着变化，妈妈拉扯着我们四个孩子仍然继续生活着，一夜之间我们这些孩子好像都懂事了。

中小学时期，母亲和我们在一起。

陆续当兵了，母亲和我们在一起。

各自成家了，母亲和我们在一起。

是母亲将我们紧紧地拢在了一起。

　　岁月荏苒，弹指挥间。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57年了，在纪念父亲百年诞辰的日子里，我试着打开了那尘封已久的记忆大门，追忆着父亲和我们在一起那快乐的、不起眼的，但又十分珍贵的往事。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位眉清目秀、白净俊朗的男人，总是会给人们留下一种文人、学者的印象，父亲身材中等匀称，待人和蔼可亲，写的一手好字。记得有一次去青岛看望姨家二老时，在于他们交谈期间大姨父张正德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你们兄弟几个，哪一个也没有你们的爸爸长的英俊好看”。是啊，记忆中和照片上的父亲已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想想那时父亲的话不多，甚至就连父亲说话的音调语气我都记不清了。可是父亲只要和他的战友们在一起的时候，说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意犹未尽的样子。是啊，那都是些从战斗中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过命战友啊，能没有话说嘛！父亲很有亲和力，可以说平易近人做到了极致。他不仅与领导、首长们的工作及日常关系处理的恰倒好处，与干部、战士，工人、家属交往也是很随和的，没有丝毫的架子。2000年，我作为山东省委下派的三讲巡视组成员，在青岛海洋大学巡视期间，正遇父亲的老战友老部下王青天叔叔去看望大姨父张正德，得知我是曹元泽的儿子时尤显亲热，说起话来总有一种意欲未尽的感觉，其中他说到：当年我们这些当参谋、干事的就愿意与你父亲交往，只要见到他我们就会主动与他打招呼，比起其他首长你父亲更有亲和力。记得母亲曾经跟我们说过，在砣矶岛的那几年里父亲每到周末都要去大灶帮厨，这已是他的生活习惯了。父亲在生活方面要求不高，类似自己身穿的衣物破损了都会亲自动手缝补，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到过父亲缝补过的衬衣、袖口和袜子等，这些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一直在我们身上继承着。父亲吃饭方面也不讲究，特别是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生活困难时期，经常是粗茶淡饭野菜蘸面酱，把供应父亲的细粮大都让给我们孩子吃了，在父母的精心照料下，就是在六十年代初期国家最困难时期，人们的温饱经历着严峻考验的时候，我们姐弟四人却没受到一点的委屈。

1954年前，父亲着老式解放服装。

1955年，父亲着海军制服。

1960年后，父亲着陆军制服。

　　记得母亲跟我讲过，我小的时候父亲在外学习，我因想念父亲竟然不吃不喝，整天闹着要见父亲。当时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股劲，真是不可思议啊。实在没有办法了，母亲只好带着我们去北京看望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的父亲。

　　记得，有一次父亲出差回到家里，带回了一台当时很时髦的“新时代”牌电子管收音机，这样家里就和别人家一样有收音机了，平时安静的气息开始显得有生机了，父亲每天早上坚持收听新闻，我也经常收听中央广播电台播送的专题节目“小喇叭现在开始广播了”等少儿节目了。那时我感觉收音机太神奇了，播音员说话那么好听，要比长岛方言好听多了。为此，我时常趴在收音机旁，一句一句跟着播音员学说普通话，可是总也说不好。这时我就在瞎捉摸，是不是广播电台里有一种特殊的设备，无论谁播音只要经过这个设备，就会发出标准的普通话声音？总之，收音机让我开阔了眼界，为学习普通话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掌握了一些小小的说话的技巧（要不长大后怎能会在要塞宣传队做报幕、朗诵和演话剧啊）。

1962年父亲带回来的收音机。

　　清楚记得今生今世父亲唯一打我的那一次。那是一九六0年吧，当时我在上要塞区机关的幼儿园，幼儿园位于离机关10里地远的连城一个大四合院里。有一天早上准备吃早餐时，小朋友们在餐厅坐好后。过了一阵子，早餐一直没有上来，小朋友们就坐不住了，就开始喧闹起来，有敲打小盘子的，有敲打小碗的，敲得满餐厅叮当作响（好像我就在敲打的行列里）。这时，有一位老师走过来大声训斥说是谁在调皮敲打盘子碗，谁不想吃饭就出去。当时我就以为老师在说我，紧接着我就站了起来离开了餐厅回到了宿舍，趴在床上想了一会，接着就产生了回家的念头。周末和周一的时候孩子们来去都是马车接送，我悄悄跑出了幼儿园的大门，沿着马车行走的这条线路独自行走了10余里地回到了家门口。当时不敢进家，就在外面一根电线杆的拉紧上游荡着玩，这时被去食堂打午饭的妈妈发现了，就带我回了家。吃完午饭后不久，幼儿园的老师们就匆匆忙忙找到家门了，发现我在家里也就都松了口气，就将事情的经过跟我父母说了一遍。待老师们离去后，父亲就开始训斥我了，我也不停地为自己辩解，当时父亲觉得我不但不认错反而还顶嘴，就气不打一出来抄起一根枝条就向我打来，我随即一闪就跑了出来，父亲在后面追赶着打我（打着了没有，我也记不得了），接着我就跑到了外面去了，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从那以后我再没去幼儿园，转过年来我就上小学了。当时如果知道这是父亲一生唯一的一次打我，我为什么要跑呢？就让父亲痛痛快快打我一顿该多好啊。现在想想能挨自己父亲的一顿打是多么幸福、多么奢侈的一件事啊！

父母美好的婚姻，只有短暂的11年时光（1953—1964年）。

缺少父爱的孩子，绝不缺少自强不息！

　　还记得，父亲带我们一起抓蚂蚱。那是秋天的时节，我在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只要有时间就会带着我们去野外抓蚂蚱。抓蚂蚱必须要机灵，发现目标时必须做到稳、准、狠，出手要快，成功率才高。父亲不光教我们怎样抓蚂蚱，还教我们怎样把抓到的蚂蚱串到一根毛毛草的茎秆上，每次出去都能带几串蚂蚱回来。带回来这还不算完，还教我们如何处理、加工、食用蚂蚱。先将蚂蚱头摘掉，去除内脏、翅膀后，洗净控干撒点盐，在油锅里煎黄后即可食用，油煎蚂蚱那特殊的焦香味道一生我都不会忘记。现在想想，父亲能如此熟练掌握食用这些昆虫类的技能，肯定与战争年代行军打仗缺粮少吃分不开的，本能地形成了就地取材的自我生存能力，捕捉蚂蚱充饥是必不可少的。待将来我有了孙子辈的时候，我一定会带着他们到野外去抓蚂蚱。

　　父亲身为要塞区干部处处长，军人子弟小学和幼儿园都隶属于干部处管辖。父亲一贯严于律己从不搞特殊表现在方方面面。按规定上学都有统一年龄要求，不够条件一律不得入学。那时我大弟不够上学年龄，又执意要上学，没办法只好将大弟送回莱芜农村姥娘家上的小学，直至父亲去世时才由部队派车将大弟接了回来。再是小时候我是一位很调皮的孩子，有一次翻父亲的衣兜时发现了十元钱，觉得好玩就随手拿走了，在学校显摆时被老师发现了，就把我手中的钱没收后交给了父亲，为此我的家长（父亲）和我在全校受到了通报批评。再是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由于年终考试不及格，成为了一名留级生。发生在小学里的这些事情，如果父亲稍加运作一下，大弟不会回农村老家去上小学，我也不会被通报批评、也不会留级的。可是父亲就是这样的，严于律己、遵守规矩从自身做起。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期间，只要没有特殊工作任务，父亲都能前往幼儿园和军人子弟小学看望老师和孩子们，有时还能与他们一同合影欢庆节日。父亲从来不搞特殊，在农村老家里我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大哥，除了每个月给他们寄钱外，从未以职权为大哥安排当兵、找工作，直至父亲去世时大哥仍在家中务农。

1961年的六一儿童节，父亲与子弟小学的老师孩子们合影留念。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孩子们也已退休了。

　　父亲常有一句口头禅“活着就干、死了就算”。父亲身体极度不好，组织上多次安排去青岛疗养院疗养休息，父亲总是以工作忙而推辞，实在推辞不了时就去疗养院象征性住几天就跑了回来。曾听母亲说过，父亲的病根就是在战争年代行军打仗、南征北战时落下的，体力很是虚弱。从家里到父亲的办公室也就三四百米的距离，正常人可以一口气跑到，可是我的父亲一路上需要休息三、四次才能走到。就是这样还是要继续坚持工作。他简直是在拼命啊！ 在父亲离开我们很长的时间里，当年知道父亲的一些长者们，说起父亲来都还是赞不绝口，很是怀念！

这是父亲唯一一张着海军校官礼服的照片。

这是1963年7月，留下的最后一张全家福！

父母的最后一张合影。

　　在纪念父亲百年的日子里，我再一次感受到了父亲的人生价值和活着的意义。父亲以自己短暂的人生践行了“活着就干，死了就算”的诺言。父亲的一生，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有的只是为党、为军队脚踏实地的工作、默默无闻的奉献。父亲的一生犹如璀璨的流星，在满满长夜里划破天空，瞬间消失在了那茫茫的苍穹里。父亲的一生是与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及保家卫国、巩固海防的伟大事业紧密相连的，父亲和千百万革命先辈们一样永远融进了祖国的壮丽山河。

百年诞辰念怀父亲，孩儿们肃然起敬！

亲爱的父亲我们永远怀念您！

愿父母的在天之灵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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