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历史的足迹，追寻我们逝去的青春一一纪念"七一届"中学生毕业五十周年

程志方

　　今年，是我们＂七一届＂中学生毕业五十周年纪念日。时间过的真快，转眼间，我们已离开校园五十年了，如今我们已不再年轻，步入夕阳的我们，更加怀念那一去不复返的快乐童年和难忘的学生时代。

在毕业五十周年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想写点东西纪念一下自己，但又不知从何处下笔，有些话题比较敏感也不易表述，一时难以落笔。茫然之中开启了记忆的闸门，在脑海的深处努力地寻找着那久远的往事，按事件发生时间的顺序整理后拼凑了这篇文章，就当做给我们自己的人生写个小结吧，只所以叫小结，那是因为总结我们这一代人的整个人生经历，不是我们的责任，还是留给我们的后人们去做吧。

＂七一届＂的我们出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与共和国一起成长。我们没有经历过军阀混战、战火纷飞的年代，也没有经历过像我们父辈那样背井离乡＂闯关东＂的痛苦磨难，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百废待兴，却又充满希望的新国家，我们在无忧无虑的生活中，度过了欢乐的少儿时代。

然而，“三年自然灾害＂[注]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记，历时三年的＂自然灾害＂，让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初次尝到了忍饥挨饿的滋味儿，也让我们过早地体验到了生活的艰辛与无奈。吃米糠、挖野菜，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会精打细算的母亲们，也没能改变我们饿肚子的现实，儿时唯一的记忆就是"饿得慌"，能吃饱肚子则是最大的奢望。

　　上个世纪的 六十年代初，我们手拉着手迈入了校园的大门，成为了一名小学生。我们从课本上知道了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知道了我们的新中国是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的国旗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我们沐浴着党的阳光，从小就立志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长大后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那时，我们小学课程不多，作业负担也不重，放学后我们可以高高兴兴地尽情地玩耍，享受着快乐的童年时光。那时最令人羡慕的莫过于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让鲜艳的红领巾飘荡在我们的胸前，若能有个杠杠带、哪怕是一道杠，那也绝对是件值得骄傲和炫耀的事，＂红领巾＂曾唤起了我们少年时的光荣感和使命感。

然而，在1966年春夏之交，伴随着＂五一六＂通知[注]而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文革＂的爆发打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计划，老师们也没有心思给我们上课了，他们积极投入到了＂文革＂当中，我们也开始＂放鸭子＂了。“文革＂初，＂老三届”与大专院校的在校生成为了参与＂文革＂的主要群体，他们开始参与对＂封、资、修＂的大批判、＂破四旧＂、″大串联"等运动。当年，我们作为"文革"初期的旁观者，目睹了那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后来，随着＂文革＂的深入，工矿企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几乎全民都卷入到了这场史无前列的"文革"当中，因派别冲突而引起的流血事件时有发生。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我们这些小学生的高年级，也被动地介入到＂文革＂当中，帮老师抄写大字报、贴标语、散发传单，拎一桶石灰水，用排笔在外墙上或者马路上写"打倒XXX"、"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一ⅩⅩⅩ"……的标语口号。从捣毁＂三家村＂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注]到打倒＂宋、马、顾、喻、徐＂[注]，六六年到六八年就这么混过去了。

　　直到1968年底，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注]的伟大号召，“老三届”便纷纷响应，打起行囊带着革命的激情，奔向了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文革＂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此拉开序幕，直到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要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止，共历时十年。当时全国究竟有多少知青参与了＂上山下乡＂运动，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查到一个准确的数字，有的资料说是1700万，有的资料说是近2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作用，可能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验证，才能给出正确的评价。

＂老三届＂离校后，学校恢复了它的职能，这一年，我们重返课堂(史称″复课闹革命")[注]，回归到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中学时代，这时，才感觉到童年的快乐突然没了，我们再也不能尽情地玩耍了。

　　我们入校的同时，＂军宣队＂和＂工宣队＂也进驻了学校，加強了对学校的管理，年级按部队连、排、班的形式进行编制。1968年全国各地"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先后召开，市、区成立＂红代会＂，每个中学成立＂红卫兵团＂。从这时开始，加入＂红卫兵＂组织要本人申请，经排委会讨论、班主任同意后报学校红卫兵团审批，只有那些在政治活动中表现积极，学习好守纪律的同学才能加入。＂红卫兵＂组织已不再是以前那种派别意义上的组织，而是在校＂革委会＂领导下的学生组织。

文化课也从这时正式开始，文化课的开办让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我们从课本上知道了什么是＂电阻＂，什么是＂电流＂，什么是＂离心力＂，知道了水的分子式怎么写，在"校办工厂"，我们还亲眼见证了将铁放到硫酸里加热，经过化学反应后生成硫酸亚铁的全部过程……。说句心里话，真的很感谢那时的老师们在那种环境下，还尽心尽力地教我们学习文化知识。

根据毛主席＂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的指示(史称＂五七指示)[注]，学校组织我们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每年都要抽岀一定的时间进行学工、学农、军训，还要参加一些政治活动。每当有重大新闻发表时，如："九大"、"十大"的召开、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不管是什么时间只要听到消息，同学们三五成群主动跑到学校的教室里，写标语口号、更换黑板报，忙的不亦乐乎，充分体现了那个年代的学生关心国家大事的政治热情。

　　六九年春，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们，打起背包在"工宣队"和老师的带领下，第一次到盘锦参加为期一个多月的劳动煅炼(也叫支农或学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时的口号是＂坚决打好辽宁农业翻身仗＂、＂大干、苦干三十天，坚决不插六月秧＂、＂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进医院＂……。我们这些孩子每三、五个人为一组，分散在农民家里住宿，与农民一起下田干农活，在农村劳动的艰辛经历，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面朝黄土背朝天＂，也让我们尝到了“粒粒皆辛苦”的滋味儿。然而，更大的收获则是让我们体验到了农民劳动的辛苦与生活的艰辛，真正的感受到了当一个农民确实不易。同时，也让我们第一次体验到了，敞开肚子吃盘锦大米饭那种满满的幸福感。这样的"支农"一直到1971年毕业共进行了三次，两次在盘锦一次在东陵白塔堡。

学校还组织我们去当时的一一二厂(现在的沈飞)"学工"，在老师付的指导下干一些简单的飞机零部件，我们亲眼目睹了工人师付，把一个个另部件组装成了一架架飞机的过程，从那时起，工人阶级的伟大形象就在我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党的"九大"后，全国各地陆续恢复了共青团组织，学校成立团委，各个连(年级)成立了团支部。1970年5月4日这一天，我与付云杰、杨建保、韩广义等三十几位同学，有幸成为了"文革″期间恢复团组织后的首批共青团员，当我站在松陵文化宫的大舞台上面对团旗宣誓时，我心潮澎湃、激动万分，因为，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是一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了，而且我还与方卫红、王云峰二位同学一起成为了我们三连团支部的委员（团支部书记是由老师中的共青团员担任）。这时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并存，各方面表现比较突出的＂红卫兵＂才有资格加入团组织

　　1971年12月，我们中学毕业了（虽然没有初中毕业证）。我们毕业分配的原则是“四个面向”，部分同学留城部分同学下乡。留城的同学有的分配到了国营工厂、有的进了大集体企业、有的进了当时大家所称的＂三小一道＂，还有的当了＂抗大＂小学的教师或医院的医护人员，也有少数的同学分配到了政府机关工作，从此，大家各奔东西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还有部分同学随父辈支援"三线"建设去了，他们把青春年华留在了大山里，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祖国航空航天事业的新篇章。

　　做为＂知青＂插队的同学们，在农村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自己挣工分换口粮，一干就是几年，他们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他们把青春献给了广阔天地，把青春华章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如今，"知青"这两个字不只是字面上的含意，它是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历史阶段中赋予的一种"资格"。那时，我们工作再苦再累没有怨言，生活清贫也没有抱怨，主要是因为有坚定的理想与信念和对领袖的忠诚在支撑着我们，我们也希望年轻的一代人，能够理解我们在那个年代里对理想的追求和对信念的坚守。

更幸运的是，有少数同学毕业时被直接推荐保送上了大学，成为了一名＂工农兵大学生＂[注]，从此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我有一位十六中的同学，七一年毕业时以学校"红卫兵"团副团长、皇姑区"红代会"委员的特殊身份，被直接保送到＂大连外国语学院＂上学，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做翻译工作，曾任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等秘书、我国驻英国的大使、驻挪威的大使、朝鲜半岛事务特使等职，是我们国家为数不多的女外交官之一，现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她老公是湖北天门人，与她同龄同届，后毕业于＂北外＂，分配到外交部工作，曾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国大使、外交部党委书记、常务副部长，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现任十三届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十三届人大新闻发言人之一。他们这两位＂寒门贵子＂成为了我们＂七一届＂学生当中的骄骄者和时代的幸运儿。在我们＂七一届＂同学当中还有许多人，毕业后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做了重大贡献，有的从政、从军，有的当了企业的领导，有的成了民营企业家，有的成为了作家、画家、诗人……。但绝大多数的同学则是在社会的底层，坚守着自己的工作岗位，为了生计而奋力拼搏着。

一九七一年毕业合影

　　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是坎坷的，我们经历了太多的艰辛与磨难，"改开"初期，在＂打破铁饭碗、砸碎大锅饭＂＂减员增效＂的年代里，许多同学又经历了企业破产、倒闭、因工厂被变卖而被迫下岗和买断工龄等悲惨结局，这时，那种＂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优越感，完全被＂生不逢时＂的怨言所替代。中国的工人阶级为国家的改革开放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七一届＂的我们，是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见证者，是"文革"的经历者，也是各行各业的实干者和奉献者，也是"改革开放"年代里的牺牲者和后来的受益者，他们牺牲的个人利益，是改革开放所付出成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他们的付出，"改革开放"不可能一帆风顺。

逝去的是时间，留下的是回忆。如今，＂七一届＂的同学们都已经过了花甲之年，奔七十而去。回首往事，我们曾在那火红的年代里激情燃烧过、拼搏奋斗过，也曾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迷茫失落过，也曾怀疑过自己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并对在那种体制下的那份坚守有过疑虑，但我们没有背叛自己在青春时期的选择，艰辛的磨难使我们坚强起来，我们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家庭，我们问心无愧。

如今，我们＂七一届＂毕业已五十年了，在我们毕业五十周年之际，我想对我的同学们说，如今我们都已步入夕阳，青春的年华早已做为记忆收藏，我们现在过的每一天，都是我们余生中最年轻的一天，所以我们要倍加珍惜。我们现在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和健壮的体魄，一是不给儿女添麻烦，二是可以在夕阳的路上走得更远，如果身体充许又有时间的话，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填补一下青春时期留下的空白。

愿＂七一届＂的同学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毕业三十周年合影

毕业四十周年合影

毕业五十周年合影

20211222

注释(全部来自百度):

①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撰的《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记载，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1950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且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1960年，灾情继续扩大，北方持续爆发特大旱灾。进入1961年后，大旱蔓延黄河、淮河和整个长江流域，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的小麦比上一年最低水平又减产50％。这就是史称的"三年自然灾害"。

②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③ 这里的"三家村"是 "文革"其间专用语（因1966年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因之前在《前线》开辟《三家村札记》而得名)，邓拓，曾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北京市文教书记等等职务；吴晗，明史专家，民盟中央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北京市统战部部长。

④"宋、马、顾、喻、徐″

宋任穷 1960年起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沈阳军区第一政委。

马呜方 1960年起任东北局第三书记。是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

顾卓新 建国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计委主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委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

喻屏 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东北局候补书记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部长。

徐少甫 1961年起任辽宁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

⑤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 广大知识青年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掀起了到农村去的新高潮。

⑥1967年10月14日，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⑦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五·七"指示也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办学的方针。

⑧1966年文革开始就取消了全国高考，直到1970年大学才重新开始招生，从工农兵中选拔的学生称为“工农兵大学生”，这种推荐制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次大尝试。那些政治品德优秀、思想好、身体健康，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被推荐保送到大专院校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