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往事

清泉

童年，在人生中就像一株庄稼是发芽生根的时节，有的经受了风霜雨雪，有的在充满阳光的温室中成长，而对于出生在旧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经历磨难在所难免。

一九四七年的冬天，我出生在江苏盐城大丰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这里当时是国共拉锯地区，政治动荡，老百姓生活十分艰苦。我的祖籍在南通海门，清朝末年，那里曾遭遇前所未有的江坍灾害，沿江许多土地被坍入江底，祖父家也只有很少的一点土地。因为海门离上海很近，父亲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去过上海闯荡，在工地上打过杂工，扎过钢筯。但由于没有人能依靠，打了工也根本拿不到钱。后来听说海门有许多人家去了苏北大丰安家落户，那里是当年张謇开发的滩涂地，地很便宜，海门许多家里地少又有一点余钱的，就去那里购买土地落户。此时的父亲已经没有了父母，在大伯父家寄养度日，大伯父为了让父亲有个出路，托人在大丰找个田多的人家，帮助打工维持自己的生活。就这样父亲一个人来到了大丰。

　　我的父亲  

       我母亲家是属于海门人中有一点余钱的，外祖父兄弟三个来大丰落户，分别置有土地。外祖父买了近百亩地，以自己耕种为主，忙时请人帮忙。我父亲经人介绍到我母亲家帮工。因为外祖母在我母亲七八岁的时候就病故了，外祖父为母亲找了个后妈。在过去，后妈只要有了自己亲生子女，对前妻的子女就不那么亲了。我父亲去的时候已二十多岁了，人很能干，长得也挺帅气，又肯吃苦，被外公看中。一九三一年，外公就把女儿许配给了我父亲。由于后妈的影响，女儿出嫁时外公也没有舍得把自己家的好地给一块我父母种，而是花很少的钱另外买了一块薄地，在那块地上盖了两间用芦苇笆盖的房子供女儿结婚住。这种地基本上不长什么庄稼，田中心白花花一片，连草都不生，只有沟边上还能长一点庄稼。父母亲就在这样的土地上耕作，每年的收益微薄，开始还能勉强度日，后来子女多了，生活越来越艰难。

我的二哥

      我父母亲先后生了八个孩子，大姐在十六岁时就给了海门一家人家当儿媳，后来生孩子难产，母子都没能活下来。大哥在十四岁的时候，因得了白喉病而夭折。我小姐姐生下来以后自家无力抚养，就给了人家领养。父亲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苏北"七战七捷"的时候经常去支前，后来党组织经常给他任务，所以常在外面奔波。家里只有母亲一边种地，一边带着三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苦。一九四九年的春天，母亲又怀孕六七个月，不久要临产，正值春荒，家里已经没有多少粮食维持生计。这个时候家境比较好的舅舅被人敲了竹杠，把家里的钱都拿去赎人。父母亲想来想去没有办法，最后决定母亲带着二姐和我去海门投奔大婶家。大丰离海门三四百里路，没钱坐车，父亲托了一个家住射阳合德的海门老乡，用手推独轮车，推着母亲和我、二姐，步行去海门。一路走，一路要着饭充饥，晚上找个避风的地方露宿。那时二姐才十一岁，经常走走就走不动了，母亲就自己下来走，让她坐到独轮车上。我当时还小没有记忆，是后来二姐给我讲述的，独轮车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那种惨景，谁见了都心碎。就这样走了五六天时间，终于来到海门大婶的家中。

我的二姐

        在旧中国，由于战乱、疾病，人的寿命很短。我祖父叫俞文德，生有四个子女，二伯父在十八岁的时候，被孙传芳的部队抓了壮丁，一直杳无音信。姑母一生没有子女，父亲在家是老小。在父亲十几岁的时候，祖父母都病故了。父亲一直跟着大伯父、大伯母生活。后来大伯父也早早离开人世，大伯母带着一个比父亲只小四岁的儿子与父亲相依为命。因此父亲对大伯母有很深的感情，人说长嫂为母，家里遇到困难了，自然会想到大伯母。大伯母家当时在现在海门三厂镇的位置。其实那个时候还是农村，张謇在南通开办了大生纱厂一厂和二厂，因为张謇是海门人，为了给家乡做点实事，就在那里办了一个大生三厂，由此这个地方后来逐渐成了三厂镇。本以为到了海门就好了，可是大伯母家的日子也过得很艰难，我们去的时候她唯一的儿子去了扬州做工。此时又值青黄不接，我们一下去了三口人，她也无法养活我们。母亲很难过，又不想让老人家为难，但人已经来了，怎么办呢？母亲决定拉下面子去要饭度日。就这样，母亲拖着快生育的身子，天天出去要饭。二姐带着我在家陪大伯母。母亲出去了，我就泪汪汪的和二姐一起站在门口等着母亲的回来，盼着能给自己带回点好吃的，但常常失望，有时要回的是糠之类的东西，根本不能直接食用，就放在菜里煮着吃。

我和弟弟、二姐、小姐

       不久，母亲生育了，生的是一个女孩，但因为母亲从怀着她就没有好的营养，而且一路奔波，生下来的妹妹又瘦又小，又没有奶水喂养，不到一个月就夭折了。母亲十分伤心，为了能养活她，几百里奔波，结果还是白费心血。过了不久，长江以北都已解放了，父亲请人来带我们回去。就这样，母亲又带着我们一路奔波回到了大丰。

解放了，家里的境况有了改观。土改的时候我们家除了原来的地，又分得十几亩好地，二哥二姐都已十几岁了，能帮着种种地。但起初因为父亲在家乡当着乡长，刚解放乡里的事情特别多，父亲成天在外面奔波，身上揣着个印章，给乡亲们办事。父亲没有上过学，在工作中学得几个字，但后来涉及到文字的事情越来越多，他感到力不从心，就向上级提出不当乡长的请求，上级也体量他，答应了。这样父亲在家的时间多了，几个人在地里劳作，生活也渐渐好起来了。舅舅看着妹妹过得苦，跟母亲讲，你得送一个孩子出去上学，培养一个出来，将来才有盼头。并答应他帮着出学费，自己家里凑一点伙食费。就这样二哥在他十三岁的时候去了离家二十多里地的新丰上学。二哥在外省吃俭用，学习很努力，初中毕业时成绩优秀，被保送上了盐城师范。

一九五一年，母亲又生了弟弟，但自此以后，母亲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常常夜里咳嗽不止，身体十分虚弱，算命先生说弟弟属兔，母亲属狗，属象犯冲，而且门口有一条沟，不吉利。其实现在回过来看，母亲因为生的孩子太多，生活条件又差，又没有营养调理，身体受到了严重伤害。听算命先生的，家里筹了点钱，把家里的房子搬了个地方，由门对小沟改为后座小沟。后来也请郞中为母亲看病吃药，但当时刚解放不久，医疗条件还很差，母亲的病一直没有从根本上改观。父亲有一门做菜的好手艺，办起酒菜来像模像样，色香味型俱佳，四邻八乡家中有喜事都请他去当厨师，我因此沾了许多光。他经常把我带在身边，办酒席装盘子多下来的菜，偷偷往我嘴里塞上几口，因此，我就天天盼着有人家来请父亲去办酒席，这样我就可以解馋了。

一九五四年，我到了开学的年龄，这时村里已经有了小学，名叫锦龙小学。我记得父亲带着我去学校报名，还没有名字，父亲给老师介绍了我们家的姓名排行，又介绍了我的乳名，老师就给我起了个后来一直沿用的名字。在学校我挺努力，写的一手好字，我的写字本常常让老师拿去当范本，同学们都很羡慕。写毛笔字也像模像样。但后来有点沾沾自喜，成绩掉了下来。老师到我家里来家访，对我的触动很大，到了四年级的时候成绩就又好了起来。

新中国的建立，家乡有了新的生机，我们这些渐渐长大了的孩子，童年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多彩。春天风大，适合放风筝，我就用芦苇和芦花扎成风筝放到天上。夏天和玩伴们下到大河摸鱼，学游泳，不用大人教就成了水上跤龙。树上的知了叫了，用芦杆粘上面精去粘知了，粘到了把知了的翅膀剪了，放到自家的小树上，满树的知了叫起来可好听了。秋天沟里的芦苇上爬满了比蝗虫还要大的柴了，和伙伴们一起抓到放到地上斗着玩耍。冬天玩的东西最多，抖空竹，踢毽子，河上结厚了冰的时候，就和小伙伴们用板凳放在冰面上做滑冰游戏。有时会敲一块冰下来，用烧烫的暖炉盖子把冰融化成冰轱辘，中间穿个洞用铁丝推着跑，玩得满头大汗。过年了，小伙伴们要么去镇上看电影，要么约好了打铜板，跳白果，玩得有滋有味。

母亲的病越来越严重，在我幼小的心里成了一块沉甸甸的心病，走到哪里一想到母亲的病，就嘴里念念有词。特别是挑羊草的时候，一边挑着羊草，一边为母亲祈祷。有时候会情不自禁地跪在地上为母亲祷告。但是，我的祈祷没有能让母亲的病好起来。一九五九年的七月，就在我初小毕业考试的前一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有乡亲告诉我母亲去世的消息。我的心里无比的悲伤，母亲操劳一生，吃了多少的苦，而今生活刚刚有了好转，尤其是千辛万苦培养出来的二哥师范毕业了，下一个月就能拿到薪水来孝敬她了，而就在这个时候，母亲却永远的离开了我们，那年她才四十八岁。那几天父亲流了许多的眼泪，在他的心里有多少愧疚，后来他一直不在我们兄弟面前提起母亲的过去，尤其是那次让我们娘仨去海门，这些情况还是后来二姐跟我讲的。我们家有个习惯，正月十五要给已故的亲人上坟，每次到母亲坟上去上坟，父亲都不让我们弟兄陪着，总是他一个人去，回来时我们看到他眼睛红红的，那是他借上坟向母亲倾诉自己的心声，他觉得这一生对母亲有太多的遗憾，我们也为他感到心酸。

二哥开始在学校任教，二姐在母亲去世前二年就出嫁了。母亲去世以后，家里只有十二岁的我和八岁的弟弟陪着父亲。父亲带着我们两个未成年的男孩过日子也很艰辛。我因为大弟弟四岁，所以懂事也早。我一边上学，一边为家里做些事。衣服坏了，我会学着自己补，衣服鞋子脏了都自己洗。端午节我学着包粽子，过年了我学着包圆子。夏天，我会去河边钓螃蟹，那时我们家乡河蟹特别的多，一个夏天能钓许多螃蟹，父亲每天早早起来，把螃蟹用草绳扎成一串一串拿到集市去卖，虽说不值什么钱，但也能补贴家用。冬天我会学着去逮黄鼠狼，那时没有野生动物保护，供销社官方收购，一张好的黄鼠狼皮能卖五六块钱，在那时可以买许多东西。学业也越来越好，小学毕业考初中，我是班上为数不多考取裕华初中的人。在我的心里，努力学习和艰苦奋斗是我报答父母的唯一选择。

作者在井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