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口窑系在青瓷文化中理应确立的历史地位与传承弘扬的现实意义（上）

田少波

陶、瓷器的制造与使用历史，就是一部简明的中国文明进步发展史。

　　在人类文明还没有发明使用文字记载人类活动与思想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就已经在陶器上描绘出人类的生产生活场景，半坡出土的人面鱼纹碗，很生动的描绘出公元前3000-5000年原始人类的生活场景。

　　陶、瓷器在参与人类的社会活动中，主要是体现其实用价值。真正描绘和记录人类思想与追求、并且在瓷器上有大量体现的，当属宋瓷。

　　宋朝开启了制瓷的巅峰时代。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分布地域广、器型式样多，除了钧窑以窑变釉色突出以外，其余五大名窑，虽然器型多样各异，囊括了日用器、礼器、佛器、文玩等器具，但在釉色上，都隶属于单色瓷，不约而同体现了共同的普世审美与精神追求：素与雅。

这种摒弃彩陶、追求素雅的现象，引发的是一种正本清源的政治理想，一种至高至纯的精神追求。

先来看看色彩的区别：

（一）“夷彩汉素”现象

将色彩大量体现在瓷器釉面上，始于唐代。自五胡乱华（为维护民族团结，我们现在称之为“五胡入华”）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建立北魏。北马南饮灭了南朝后，建立了隋唐。瓷器呈现“北彩（唐三彩）南青（越窑秘色瓷）”。（隋唐是杨李的家天下，但这杨李姓氏，并无中原直系血缘关系，也就是说：隋唐开国皇帝的祖宗，姓氏是自封的。｛参见《魏书》、《北史》、《南书》｝）。这种“北彩南青”或者说“北彩南素”现象，后来的女真族建立的大清王朝审美观与之有着惊人的相似。

传统的“北白南青”（定窑为白，越窑为青）定义，此处不展开讨论。

　　简单一点说，就是：有文化底蕴、美学传承和哲学思想体系的中原文化喜欢素雅，连文字都没有的也没史记的游牧民族喜欢彩妆。

这一点很有现实指导意义，必须严肃的提出来。这些年到处“宣扬国学与文化传承”，千万不要混淆概念。学之不精，行则不伦不类。

　　坚持素雅的美学哲学传承，体现在宋瓷上，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处州青瓷。就现存的宋代古窑址数量、存世古器物数量而言，处州青瓷（史料通常称之为“处瓷”或“处州瓷”）中重要的一系—龙泉青瓷，占据了宋代各大窑系大部以上的型制和产量。庆元三年（1197）至1958年，隶属于庆元县辖制、现归龙泉市辖制的大窑、小梅窑、金村窑、溪口窑等窑址都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瓷碎片。但就产量和器形的多样性而言，同属于“处瓷”重要支脉的庆元县竹口窑系青瓷首屈一指的。在浙南的龙泉市、庆元县辖区内，现存的三百多座古窑址中，竹口窑系占了大部分，尤其是元明两代，竹口窑系的器具类型和产量之多，基本代表了处州青瓷制瓷规模和技术水平。据《处州府志》记载：大明崇祯十四年七月至十月，在日本长崎岛上岸的处瓷七万余件；西班牙海运装船七万余件…

这些数量没包括通过陆路运往中东国家、本国内销的。竹口青瓷的产量和规模可见一斑。

仔细考证、解读竹口窑系中的青瓷，你会发现以下这几个很有趣又独具特色的现象，这些特点和特征，形成了该窑系在龙泉青瓷系列、乃至全国瓷业烧造中鲜明的特点，有趣又独立。

（二）文化传承与意识行为反叛

　　先看看这种元代的高脚杯。

这种高脚杯既不实用，也不美观。既不符合历代“天方地圆”“四平八稳”（圈足或方足、三足）的传统习惯、哲学、美学思想，也不适合居家实用。但这种器形却在元代竹口各窑址里大量发现，佐证了它当时产量非常之大。同一年代考古层里又看不见其他传统杯型器具，说明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这样？

　　这得从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立的元朝说起。元代统治者发现南方生产的瓷器非常不适合游牧民族使用，元代严格的“匠籍制度），造就了全国主要窑系开始生产一种便于携带和搬家的瓷器。

高脚杯应运而生。

这种把长底小的高脚杯，用绳子一系，往马背上一甩，搬家时特别方便；北方草原沙土多，用它装马奶酒牛奶时，将高脚杯往沙土里一拧一按，不易倾倒。高脚杯很自然的成为马背上民族日用宝物（也叫马上杯），这种头大脚轻的杯子非常不适合汉民族居家使用，也不适合汉民族斯文喝酒品茶的习俗。竹口镇辖区内30几座同一文化层窑址里却又没有发现其他式样杯子，当从这个现象来看，作者估计当局是严令各大窑场不允许生产高脚杯以外的杯具的！这是一种覆灭式的文化强权和占领，这符合当局的行为特征：他们迷信弯刀暴力。

在元朝统治的98年历史中，华夏民族怀古复旧的思潮，从未停止过。元代中后期，竹口烧窑制瓷的先人们，创造性的开始烧造一种仿青铜器的杯具：爵杯。

　　与其说这是一种精美绝伦的酒杯，不如说这是一种对文明遗产的怀旧与传承，一种对文化大同的期盼与创新，一种反对强权压迫的意识觉醒与行为反叛。

　　竹口后窑陈窑址里发现的这种爵杯，是处州青瓷窑系里颇具特色的仿青铜器烧造的爵杯！这种瓷质爵杯，不但精美绝伦，还是带有明显的怀古抚今、借物喻志、寓含反抗精神的创新型器物。在青瓷文化里，属于独特的、地标式的器形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