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那一天

飘渺

“呜————”，随着一声嘹亮尖锐的汽笛声，列车喘着沉重的粗气停靠在山西晋南一个简陋的车站站台上。从绿皮列车的各个门口，涌下了一群穿着黄军装，或是蓝灰色中山服的北京知青。他们带着昨晚在列车行驶途中听到最高指示的兴奋，带着对前途未知的迷茫，带着一天一夜旅途的疲惫，好奇地打量起这个即将成为第二个家乡的地方。
永济县，这个原生态的穷乡僻壤，这个满目荒凉的黄土沟壑，和我们的命运有关系吗？
记得在出发前的学校礼堂里，永济县张营公社的乡干部在介绍会上，滔滔不绝地讲起永济的各种美好：那里是地处黄河岸边，农作物只有小麦和棉花，常年都吃细粮，穿新衣；中条山下有竹林，有茶园，有清澈的泉水；那里物产丰富，水果有苹果、梨、柿子、枣，西瓜长得又大又甜；胡萝卜有二尺多长，白菜都是胖娃娃似的，等等许多诱人的描述。
可是在我们的眼里，到处都是肮脏的街道，破旧低矮的土坯屋和破败的黄土墙，东倒西歪的简陋商店冷冷清清。只有远处像屏障一样黑黝黝的中条山非常醒目，充满着未知的神秘，压抑着我们不安躁动的心灵。
也许是昨天晚上最高统帅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永济县的干部群众敲锣打鼓地热情欢迎，簇拥我们来到了县城中心的露天剧场。舞台上，县有关领导用当地方言致欢迎词，然后由蒲剧团演员用当地碗碗腔，唱起了临时编排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第一次听到这种即高亢又婉转的戏曲曲调，觉得既怪异又新奇。
我们表情麻木忐忑不安，最关心的是即将要发配去哪个乡哪个村，无心留意那些热情的欢迎仪式，焦灼地等待命运最终揭晓。会议结束后，县安置办的干部有序地组织各个学校来的八百多名知青分别上了大卡车或是胶轮车，奔赴安置插队的各个公社村落。 大家互相协助，把行李装上车，然后挤进大卡车敞篷的车厢，离开了喧嚣的县城赵伊镇。
往北去的十几辆满载知青的解放牌大卡车依次驶出县城。车厢里全是稚气未消、充满好奇的十七八岁的孩子。其中一个带着鲜红毛线帽、面容姣好的女孩显得格外与众不同，还有几个穿着蒋校呢大衣，玩世不恭的帅哥更是引人注目。虽说这些人年纪不大，但是都经历了文革初期暴风骤雨的洗礼，境遇心态各有不同。不管大家在文革开始的三年里都经历了什么，从此都将在穷乡僻壤中命运多舜、同船共渡，谱写出各种不同版本刻骨铭心的故事。
汽车颠簸地走了几公里坑洼不平的砂石路，加足马力费劲地冲上一座几十米高的崖岸大坡，带着滚滚弥漫的烟尘，上到了真正的黄土大垣。沿途满目都是原始的沟沟壑壑，雄浑苍凉原始贫瘠，大家都说不出话，迎着腊月的寒风，各自都看得呆了。
前面有几辆汽车拐进岔道扬尘而去，带着新来的知青们去了该去的地方。我们的车继续行驶，一路向北。我不由得暗暗祈盼，希望卡车不要在这样的穷乡僻壤停下来。
汽车离开公路，拐了一个弯儿，继续向西北前行，满目还是荒凉静寂。在一个灰蒙蒙的村口，我们乘坐的这辆车还是停了下来，目的地冯营村到了。
在一条深深的黄土沟崖岸上，一片杂乱无章的黄土屋静悄悄的等待着我们的到来，充满柴草味的炊烟和伴着牛粪的味道气息涌入鼻孔，几只大黄牛安闲地晃着尾巴在路边啃着枯草，几只家犬在地里追逐嬉闹。村支书带着几十个人走出村口，手里摇晃着小标语旗出来迎接。
我与同学们都在呆呆地想，这里就是我们在人生中将要驻留的地方，会是一辈子吗？ 大家小心地翻下车厢，肩扛手提着行李默默走成一行进村。不远处进了大队部的院子等待分配发落。
聚集来的老乡们把我们围成一圈，惊奇地像看天外来客一样注视着我们。几个小孩子像发像现了新大陆一样哄了起来：“北京学生还带着鸡！”“就是，这两个鸡这么陀（大）”“怪不得鸡长这么陀，原来是吃面包长大滴。”我们哥几个好笑，鸡吃面包是因为火车上这一对澳洲黑没的吃，只好吃我们车上发的干粮面包。
一起来插队的广华牛哥比我们大一岁，看着他用铁丝编的的鸡笼子憨厚地笑，他太喜欢农村了，为插队落户专门花大价钱在北京郊区淘换来一对澳洲黑种鸡，准备在农村生儿育女发展养鸡事业。 同班同学杨树程懊恼地说：“可惜了我带的热带鱼啊，让列车员给要走了”。长印说：“人家是好意，怕你的热带鱼到山西水土不服，恐怕一天也养活不了。” 集体点名时，我们发现了奇迹，原本冯营村分配来的三十人变成了三十一人。一队有个女同学舍不得同窗之谊，一路把好同伴送到了村里，还是依依不舍，竟然跟大队书记申请，坚持要留下来，她连行李和随身物品都没有！吴柳兰，这个对我来说很陌生的名字，插队的第一天就印象深刻肃然起敬起来。
大院北面几排房子是大队部，右面有个供销社小卖部。南面两间简陋的房子是我们未来的食堂，对面有一口井，两个穿土染黑色棉衣的老人正在绞水。我和同班的几个同学不约而同地走过去，问：“大叔，这口井有多深？”两个人一个用辘轳绞水，一个人在井台后面吃力地拉着绳子，回答：“十八丈”。我以为有口音没有听清楚，不甘心地又问：“大叔，有那么深吗？是十八尺吧。”回答：“就是十八丈么。”
我们几个嘀咕：在北京郊区下乡，用扁担伸进井里，一晃悠就能提上水来。这里的井竟有十八丈深？一丈十尺，三尺一米，好家伙，这口井六十米深！看着老乡摇半天辘轳才绞上来浑浊不清的多半桶井水，难道我们以后也靠这种水来生存吗？
三队的政治队长胡允夫带着几个老乡，赶着牛车来接我们班的六个同学去东庄。出队部大院有一个大水坑，当地人叫“池泊”，十几米深的坑底只有浅浅一层浑浊的污水，是夏季村里街道流来的雨水汇集一起积存的，供全村人全年使用。几个妇女在坑里用脏兮兮的污水洗衣服，还有大黄牛、鸡群来池子边喝水。 去三队东庄的土路上坑坑洼洼、凹凸不平，牛车的木圈轱辘生硬地在车辙里颠簸，我们几个不由得从车上跳下来自己走。路过二队时，队长告诉我们，有六个女学生要在这里插队，做我们的邻居。也就是说，有六个单纯活泼的女孩子也要独立地在这里生存。 来到三队队部门口，我们简单商量了一下，自愿组合去老乡家住。广华和树程去了一个阴郁的老寡妇家，景仁和伯忠让一家忠厚的老两口迎接走了，我和长印来到北巷的房东家。女房东三十岁出头，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独自过日子，要上地里干活，要照顾孩子，要照顾失明瘫痪的公公，还要养一窝老母猪。房东的男人在灵石煤矿上班，一年也就请假回来一两次，所以需要有壮劳力绞水帮衬。女房东精明强干，热情开朗，院落收拾得干净利落，井井有条，尤其是不把我们当外人，看成是自己的孩子一样，以后没少在生活中照顾我们。
临时借给我们居住的西厢房里暖烘烘的，墙边有砖砌的炉火，简陋的条桌上有煤油灯，地下有个窄窄的条凳，土炕上是热的，灶膛里烧着棉杆。在寒冷的冬日，心里和身上涌入了一股暖流。
我和长印简单收拾完行李，来到街上与热情的老乡们打招呼，探索感受新的环境。找到那几个同学，一同去队部食堂吃饭。 晚上，没有电的村庄里面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打开临来前在东安市场买的小手电，一道明晃晃光柱划破夜空，在清冷的街上格外耀眼。被二队一家门口的红色灯笼吸引，听到里面有热闹的锣鼓敲打声和唱戏声，冒失地挤进门去看热闹。原来那个人家正在举办婚礼，家主喜气洋洋，一定要我们几个不速来客坐到炕头上喝喜酒。盛情难却，入乡随俗，开始了人生第一次抽烟喝酒，难为情的是没有准备礼物也没有礼物可奉送。
深夜回到家里，望着没有烟筒的砖砌炉灶发愁，这要是睡着了中了煤气怎么办？生命比寒冷要紧，干练的长印几下子就捅灭炉火，宁可挨冻也不想一氧化碳中毒。 两天后的清晨，漆黑寒冷的夜空天还没有透亮，生产队长胡羊羔敲响了我们的窗户，喊：“长印、笑岚，别睡了，赶快起来上工了。”我们从睡梦中惊醒，迷迷糊糊地意识到了人生从此开始转变。 拿着队长给我们发的粗粝带着树皮的新铁锨，跟着上工的队伍陆陆续续走在队伍的后面，不知谁喊了一句：“嘿，我就不知道来到这里还要上工干活！”
从此，插队知青的人生命运在这个节点开始改变，谁也没有想到，作弄人似地，有人在一两年后参军、分配、上学离开了，更多的人在这里生活了六年，还有的人在这里生活了七八年，一些在当地分配了工作的人，还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几年。
永济这片淳厚的黄土地，真正成为了他们的第二故乡。山西插队的知青们，他们把最美好的青春留在了这里，把人生最大的贡献奉献送给了晋南人民，他们活的很精彩。

1968年12月21日，53年前的那年那月那一天，深深地铭记在插队知青们的心底，历经磨难度过艰辛岁月的我们不会忘记。